激进的性别政治写作 ——《性别麻烦》译后记 by 宋素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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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性别政治写作
——《性别麻烦》译后记
宋素凤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2005年春夏之交接到徐冬的电话，表明上海三联书店将出版一套性别研究的重要学术译作，询问我是否愿意接下《性别麻烦》的翻译工作。当时我不无犹豫，因为自忖时间有限，而且《性别麻烦》从理论和文字上来说都属艰深之作，需要投入相当的精力，我没有把握能在有限的时间交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成果。但稍作思量我最后还是接下了这个翻译的工作，我之所以不惴浅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考虑到妇女与性别研究在国内的发展问题。
过去几年我教授妇女与性别研究方面的课程一直遇到中文教材有限的问题。研究生的课可以要求学生阅读英文材料，但很难对本科生作同样的要求。妇女与性别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不仅专业点少，各方面包括中文书籍的资源也不多，学科的发展相对需要克服比较多的困难。这个领域亟需更多的人投入对一些重要理论书籍的译介。译介的工作需要顾及专业和外文两方面的能力，并不是所有的翻译都能尽如理想。如徐冬所说，学术著作的译介工作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找不到合适的学者来译，符合条件的学者多忙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腾不出时间。而如果只是交与一般意义上的译者，有时候又因为专业知识上的不对口，可能会因为对理论的了解不够而发生译文上的错误。
朱迪·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出版18年，可以说是她影响最巨、最被广泛援引的著作。《性别麻烦》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对作为女性主义基础的妇女主体的一致性、对女性主义普遍存在的异性恋假设、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提出质疑，开拓了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思考和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而巴特勒结合她对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性重读以及福柯对主体、话语与权力的洞见提出性别操演与性别戏仿等概念，更是带动了酷儿理论的发展。《性别麻烦》被誉为开创酷儿理论的奠基之作，而此书的中文译本却迟迟未见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不论从教学上或是从学科建设来说，我自己也一直期待国内能够尽快出版一系列性别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而巴特勒的《性别麻烦》怎么说都要排在译介的首选书目之一；所以当上海三联书店邀请我担任此书的翻译，对从事妇女与性别研究的我来说似乎也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没有什么推脱的理由。
在着手《性别麻烦》翻译后，间或接到一些直接、间接的探询，希望知道此书的翻译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我了解一些妇女与性别研究领域的教师和研究者对《性别麻烦》的中文译本是有所期待的，但一来我只能在教学和其他工作之余进行翻译，二来我认为学术著作的译介影响比较大，因为一本翻译书籍出来以后，是会有许多的研究以此为基础的，因此不敢掉以轻心。《性别麻烦》所涉及的理论领域甚广，包括女性主义、哲学、精神分析、人类学、语言学甚至细胞生物学。为求严谨，我在2006年至2007年间于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一年访学期间，借图书资源之便，费了一番功夫与时间对《性别麻烦》一书里所援引的一些理论或小说文本进行原典的查阅，希望能对巴特勒的论述有比较准确的把握。这些阅读不仅对此书的翻译有重要的帮助，我自己也受益良多。
除了理论涉及甚广，朱迪·巴特勒的文字风格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巴特勒也知道自己的文字的艰涩与文法上的“出格”为一些论者所诟病，她在1999年二版的序言里提出自辩，说明文字的艰涩在她对身份与性别的“规范文法”的质疑和挑战上，如何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并且也带有某种政治姿态。她认为文法规范本身是性别规范的一个征候，也是性别规范获得自然化的场域。因此对文法的违犯、制造读者阅读的麻烦，从某个层次来说是从根本的认识论上，挑战建立在整齐的二元结构、主语与谓语的一致性以及明确的单一意义性之上的性别文法规范。当然，这样的文字操作是在颠覆规范的愿景与丧失语言表达的“可理解性”的夹缝间走着钢索，而所谓的政治姿态也不能完全从主体的自由选择来理解，因为正如巴特勒对“大写的我”的悬置所显示的一样，这个“大写的我”是不可能外在于这个文法结构的，既不是先于、也不超越这个文法结构，而只能在这个文法结构里寻求意义增衍与能指、所指重新调度的可能性。
姑不论巴特勒是否有点自圆其说的意味，但她提出的说法是与《性别麻烦》的思考和策略一致的。可惜中文翻译无法如巴特勒的行文那样，从文体、语法上“体现”这层政治姿态。如果在译文上求文体、语法上贴近原来的文本，那么在概念和论述的表达上就无法尽量做到清晰；当然，“清晰”在《性别麻烦》的语境是属“错误命名”，如巴特勒提醒我们注意的，不要忘记表面“清晰”的观点，背后暗渡的总是某些利益维护的考量和伎俩。这个提醒立意甚好，但对像这样的理论著作的译介，观点、论述的清晰表达还是为首要考虑，因此在忠于巴特勒的文字以及思考的原则下，译文适度地将巴特勒有时候显得一发不可收拾的长句、复杂并列的关系从句以断句和次序重整的方式表达，以求读者不至于看了中文跟看外文一样，如堕五里云雾。当然，这是我翻译意图达到的理想，不敢说达到目标有多少，只能做到尽量趋近。
《性别麻烦》一书写成的文化社会语境或与当代中国有所差异，但它提出的诸多洞见仍对中文语境下的读者具有激进的思考价值。而《性别麻烦》的写作动机和目的，对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寻求平衡的妇女与性别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极具启发性。如巴特勒所自述的，《性别麻烦》是结合她对她所投身的社会运动与学术领域上的思考而写就的一本著作，她提出的质疑来自个人以及与她同样遭遇过性别规范的暴力，体会到什么叫“被排除的”、“不可能的”生命的人的经验，她的论述有具体明确的针对性，指向文化社会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从理论的翻译/番易来看，《性别麻烦》一书所提出的一些概念的传播与接受，也有许多有趣而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说，性别操演与性别戏仿已是性别研究领域里广受引用的概念，但据我的观察，国内对“操演”(performativity)的引用更偏向了“表演”（performance）的意涵，似乎性别身份多了几分“自由意志抉择”的味道，这其实是与巴特勒对主体的论述有一些矛盾的。此外，由巴特勒与其他学者所带动发展的酷儿理论的“酷儿”（queer）一词，在中文的语境下多了几分“酷异”、“潇洒”、“嘉年华”的味道，少了几分英文词语所同时承载的同志压迫记忆。此处限于篇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暂且放下，留待日后专文探讨。
此书译稿历时两年多才完成，为求完善，除了通校以外，我对著作的主体部分就做了三次的中英文校对和改稿。我要谢谢徐冬向我发出翻译邀请，我们在一些想法上是很一致的，认为学术著作的翻译求快不是第一，严谨才是要务，她也因此承受了出版延后的压力。我也要谢谢上海三联书店对出版性别研究系列译著的支持。我感谢中山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以及性别教育论坛主任艾晓明教授与其他老师、同学等工作伙伴们，在拓展妇女与性别研究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志同道合、彼此支持。我也要感谢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Freeman Fellow基金提供给我一年访学的奖学金，让我对专业领域有进一步研修的机会，也对我的翻译工作有莫大的助益。最后，我也要感谢在翻译过程中所有曾经提供过协助的朋友，同时希望这本译著能对国内妇女与性别研究的拓展有所助益。妇女与性别研究在国内尚待更多的译介与研究投入，期待未来与有志一同的朋友们彼此切磋，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共尽一己绵薄之力。
2008年5月于广州 终于弄到个原版，还不知道以后怎么赚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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