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1949－1999)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二）
中国文学(1949－1999)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二） 大字 中字 小字 来源：网络| 作者：[美]金介甫 著 查明建 译| 2008-7-29 11:17:00| 背景： 黄 褐 红 绿 蓝 青 灰 白戏剧与诗歌
中国的戏剧，由于受到官方审查以及电视和其他娱乐节目的冲击——总而言之，深受观众锐减之苦，尽管出现了以高行健为代表的先锋派剧作家——长期处在自我声称的危机之中。1980年代的一些有影响和有争议的剧作，收入在两部英译选集中：颜海平编的《戏剧与社会：中国当代戏剧选集》（Theater and Society: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和余晓玲（Shiao-ling Yu，音译）编的《文革后的中国戏剧》(Chinese Drama After the Culture Revolution)。这两种文集译文都很好，所收入的也均为公认的主要作品。遗憾的是，两种文集大部分选目重复，都收入了高行健借鉴《等待戈多》创作出来的《车站》（Bus Stop）（余选本还收有高的《绝对信号》），王培公的《我们》(WM)(他的作品当时被禁了)，魏明伦的“荒诞戏曲”《潘金莲》（Pan Jinlian）。颜编的选本收入了郑义为吴天明的著名电影《老井》编的电影剧本。颜和余的选本还收入了其他戏剧作品，这些戏剧曾对中国观众产生影响，但似乎不大可能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
高行健的新剧作收在文集《中国的流亡写作》（Chinese Writing in Exile）中；《山上的树》收入了其他先锋剧作的摘译和沙叶新有名的话剧《马克思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Marx)。中国的戏剧从那时起走向了通俗化、音乐化和与外国合作的道路。令人感兴趣的试验话剧，1990年代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创作，尽管一般大众知之甚少，且并不总能得到上演。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陈小媚(Chen Xiaomei)在《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中，对1980年代的话剧和观众反应作了深刻的回顾。这部著作强调了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即某种积极的影响（对爱德华?萨义德的一种修正）。
在中国迅速商业化的社会中，诗歌是不兴盛的，与在我们的社会情况差不多。但是现在在文学史确立了地位的“朦胧”诗人——官方历史中还没有，因为很多人，如北岛、江河、杨炼等人都在流亡——一直在寻求新的意象，寻找新的译者来翻译他们敏感变化的声音。在西方流亡的诗人似乎并没有像小说家那样停止了创作——顾城除外。他在1993年自杀，骇人听闻地杀害了妻子，结束了自己的事业和生命。幸运的是，并不是很多朦胧诗的翻译都是重复劳动。后毛泽东时代的诗人（“新生代”）已加入到朦胧诗人行列，他们认为北岛过时了。几个新诗人的诗作已收在《北京/纽约》（Beijing/New York）、《红色杜鹃花：中国文革以来诗歌选集》（The Red Azalea: 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国当代诗歌选集》(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里。
普及版译本中，有一本《红土地上的女人》(Women of the Red Plai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Poetry)。这部文集鱼龙混杂，既收有新出现的优秀诗人作品，又选入了毛泽东时代平庸诗人的蹩脚作品。《红色杜鹃花：中国文革以来诗歌选集》对学者来说是部编选精当的文集，因为它收入的后毛泽东时代诗人的人数最多，范围最广，不仅收有北岛之后的优秀诗人作品，也收有毛泽东去世后重获创作生命的老诗人。诗人兼编辑家爱德华?莫兰（Edward Morin）提供了诗人最详尽的诗人生平创作背景资料，并且为入选的优秀诗人配有一二首中文诗作。另外，李欧梵为此书写了精彩的导读。这些英文译文，甚至包括上文提到的多多的诗歌，因诗句时常缠绕不清，似乎有些乏味。唐纳德?芬科尔（Donald Finkel）在《破碎的镜子：中国民主运动诗歌选》（A Splintered Mirror :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Democracy Movement）里翻译的同样诗篇，也同样乏味。但芬科尔的译文不止是“意译”，有时还添加些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芬科尔一定是通过合作者才搞清楚中文意思的）。但其他文集的译文都很准确。《来自暴风雨：中国新诗》（Out of the Howling Storm: the New Chinese Poetry）以同样的方式，收入了很多中国新诗。其中很多是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翻译的，译文引人入胜而优雅。《译丛》和很多小出版社重新翻译了很多朦胧诗，包括杨炼、江河、多多、芒克的诗歌。《来自暴风雨》这部译诗集独特的地方，是收入了朦胧诗派之后新出现的7位新诗人的诗作。在《今日中国》期刊上，巴恩斯通、约翰?巴科姆（John Balcomb）和其他译者关注的仍是著名的朦胧诗人，但所译的诗歌一般都未曾有过英译。
杜博妮翻译的北岛诗歌，做到了理想中的既优雅又准确。孔慧怡等人翻译的《山上的树》、《舒婷诗选》（Selected Poems of Shu Ting），由森?格尔顿（Sen Golden）和朱志瑜负责、集体翻译的《顾城诗选》（Selected Poems of Gu Cheng），也做到了优雅而准确。《顾城诗选》收入的诗歌既有代表性，又很广泛，包括了顾城的三部诗集，并且对他个人情况以及他的蒙太奇式语言提供了相当多的信息。顾城的语言好像是孩童还没有学会说话时的语言。陈顺研（Mabel Lee）编辑出版的《面具与鳄鱼：中国当代诗人杨炼及其诗歌》（Masks and Crocodile : A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 and His Poetry / Lian Yang）收入了一些杨炼自称的神秘短诗，并附有一篇解说性的批评导言。Brian Holton翻译了杨炼诗集《无人称》（Non-Person Singular）中的一些诗作。以上两种诗集都采取了英汉对照的形式。由奚密(Michelle Yeh)编辑和翻译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是一部精当的文集，编辑、装帧和翻译都非常雅致。该诗集将中国朦胧诗人和后朦胧诗时代的诗人与他们20年代的前辈以及台湾诗人作了比较。
台湾和香港的中文小说
冷战导致汉学家和美籍华人很长时间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看成是似乎相互竞争的文学，尽管双方在社会、自由和文学趣味都有很大不同——事实上，大陆和台湾直到80年代才可以读到对方作家的作品。
由中国流亡者带来在美国学术界中激发出的竞争能量，产生了丰硕的关于台湾文学方面的作品。刘绍铭编的台湾短篇小说集（同中国大陆一样，短篇小说在台湾也是主要小说类型）《香火相传：台湾小说选集》（The Unbroken Chain: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保持了其此前编选文集的风格，选材精良、翻译精湛而引人瞩目。齐邦媛、王秋桂编的《玉米田之死》（Death in a Cornfield），延续了这个传统，收入台湾以及移民到北美的台湾著名作家新近创作的短篇小说，再现了其精微和繁丽。
早些时候，夏志清在其权威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及其对台湾作家文学潮流的批评，以及与刘绍铭合编的《20世纪中文小说》（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中，提出了台湾高雅文学计划。颇受好评的台湾文学英译文集也有台湾本身出版的，如多卷本的《当代中国文学：台湾（1949-1974）》（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1949-1974），其中收入的大部分是1949年迁徙到台湾的大陆作家的作品。《雏声》、《青梅》和《中国笔会》（一种台北出版的期刊）也刊登了令人感兴趣的译作。《淡江评论》刊登比较文学文章。
刘绍铭和台湾的文学史家如叶石涛等，近年来也探讨了1895-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台湾文学创作（其中有的是用日文创作的）。有几部译作将收在文集中出版，或出版单行本，如吴浊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The Fig Tree）。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大陆文学之前，台湾文学是西方批评的关注点。由傅静宜（Jeannette Faurot）编的《台湾小说》（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文本。台湾最优秀的小说家在美国出版单卷本文集，比大陆作家要早。白先勇生在大陆，在台湾受教育，并对台湾抱有认同感，但长期在美国自我流亡。他是用中文创作的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集《台北人》(英文书名为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以高超的技巧，深入刻画了来台大陆人的不适应心理，而赢得了文学声誉。葛浩文翻译的《淹死了一只老猫及其它故事》（The Drowning of an Old Cat and Other Stories），译出了黄春明小说的精髓。陈映真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大师，有的人把他比喻成台湾的鲁迅。卢西安?米勒（Lucien Miller）翻译的小说集《在家流亡》（Exiles at Home）很好地再现了陈映真的文学成就。台湾通俗文学的魅力从张系国的《棋王》（Chess King）可以看出。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拥有透视力的男孩被媒体和暴得大名的艺术家疯狂剥削的故事。故事中有关于可能性理论及自由意志的演讲，因为科幻小说是黄的专长。王祯和闹剧式的《玫瑰玫瑰，我爱你》（Rose, Rose, I Love You），甚至更贴合我们的后现代幽默感以及跨文化误解和调和的后现代爱情。故事的背景是花莲的全体妓女想尽办法取悦第一批乘船到来的美国大兵客人。另一个背景，是一群台籍男子急切地想在政治、商业界和“国际关系”方面”“把事情做对”。这部小说既是对中西文化杂合的冷嘲，同时也是对大陆-台湾人杂婚的热讽。
台湾的诗歌也有英文选集出版，但对西方的一般读者来说，其影响几近于无。Agela C.Y. Jung Palandri 和Robert J.Bertholf翻译的《台湾现代诗歌选集》（Modern Verse from Taiwan），收有20位诗人的诗歌，其中绝大多数是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译文优美。15年之后，又出版了《千曲之岛：台湾现代诗选》（The Isle Full of Noises: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该诗集由张错（Dominic Cheung）编辑，收入了更多诗人的诗作，包括更年轻的诗人，译文读起来也非常流畅。最新、最完善的诗集是奚密编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新近的中国大陆和台湾诗人作品都有收入，但偏重于后者。还出版了单人或双人诗歌英译选集，如《禁忌的游戏与录影诗》（Forbidden Games & Video Poems），译自台湾诗人杨牧和罗青的诗歌。（罗青到台湾时，还在襁褓之中。）这部诗集，如书名所示，有些后现代主题。商禽是位年纪更长的文学编辑，（他对大陆确实还有印象。1940年代他被抓了六七次壮丁。）写超现实主义散文诗表现超越人、鬼、兽的樊篱。《冷藏的火把：商禽散文诗选》（The Frozen Torch: Selected Prose Poems / Shang Ch'in）是本不起眼的薄薄的英汉对照诗选。张明晖（Julia C. Lin）的《当代中国诗歌论集》（Essay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全面论述了战后台湾著名诗人，包括郑愁予和余光中。其中大部分是男诗人，与大陆有渊源关系。除了诗歌译文，该书还有细读分析，对台湾诗人与五四思潮的联系作了文学史考察。张明晖在书中坦率地指陈了当代中国诗歌的不足，是名副其实的批评。
蒋介石的去世，并没有对台湾的文学创作自由产生迅即的影响，只是陈映真获得了释放。台湾从一开始就比大陆自由。如果是去参加聂华苓及其丈夫保罗?安格尔（Paul Angel）举办的位于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划一学期，很多作家都可以获得出境护照（参见《一个中国女人在爱荷华：张香华诗集》（A Chinese Woman in Iowa: Poems by Chang Shiang-hua）——一部比较关注社会的诗集，以及杨牧的《禁忌的游戏与录影诗》中的诗组诗《从台湾到爱荷华》）。台湾无论在文学还是非文学场合，确实也有持不同政见者，但就个人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而收获甚微。张香华的丈夫、报人柏杨画了一张漫画，就遭受了9年的牢狱之灾（起诉书原本申求判处其死刑）。他在牢中写诗，后又写起短篇小说来，部分结集为《告别》（A Farewell），描写像他那样移民到台湾的大陆人的幻灭。1979年12月高雄事件后，台湾原居民作家和乡土作家，无论他们是否参与了引发这次事件的高雄人权集会，均遭围捕，判长期监禁。但大陆的开放微妙地反衬了蒋家王朝戒严的不合理。1980年代，成千上万当年来台的蒋的追随者访问大陆后回到岛内，并没有遭到拘捕，人们不再那么心存恐惧了。就像中国大陆一样，解冻伊始，作家走在商人的前面；最大突破是，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但在此之前的10多年，台湾文学作品就已在大陆出版发行。终于，大陆作家的作品也如潮水般涌向台湾（这是台湾大陆人的一个目标）。
1960年代后期，台湾“本土主义者”已经运用台湾方言、创作了反民族主义的、乡土的和普罗的台湾小说，以此勾画出一个左翼的、分离的道路。与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他们也热衷描写原生态生活和暴露社会黑暗。代表性人物是黄春明、杨青矗（他的小说选集，中英版本都可看到）、王拓、王祯和、嘉文（Jiawen, 音译）。陈映真虽表同情，但他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他的《在家流亡》英译小说选中有一篇值得注意的小说，批评美国的跨国公司及其对台湾“民间”的影响。）本土主义者斥责非本土主义者，称他们是胆怯于美国和日本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张诵圣的《现代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抵抗》（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也将两者联系起来。本土主义者很自信地预言了台湾原居民的政治解放以及文学禁锢的结束。不过到那时，以描写穷苦渔民和农民为内容的台湾乡土文学已过时了。
那是自然的事情，因为台湾人的思想已在三边消费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全副的活力、颓废、通俗文化和庸俗中被固定了。从大陆来的台湾人，他们在台湾出生的孩子（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认为“台湾人”与“大陆人”的社会冲突已没有意义。他们创作出自己的消费主义、后现代（批评家陈长房所称的“生活方式”）的小说。台湾有热切的本土主义作家，大陆有热切的新现实主义 作家，但如今都已不为人关注了。在台湾，乡土文学的反对派，即台湾的美籍华裔后现代作家，如同中国大陆的寻根派、新潮和颓废作家一样，引起人们的更大兴趣。
在台湾，世界主义替代了本土主义，这确乎为文学之公正。李昂的《杀夫》（The Butcher’s Wife）是篇迷人的女性主义中篇小说，描写了妻子的受辱以及令人窒息的乡村社会。白先勇的《孽子》（Crystal Boys）是部感人的小说，讲述的是年轻的同性恋者与父亲的冲突，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含义，甚至有传统的文学意蕴（张诵圣认为源自《红楼梦》）。这两部精彩的小说为夏志清、刘绍铭、葛浩文、李欧梵一直念叨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中文小说，台湾的更好。（葛浩文对这两部小说的精彩翻译，也起了重要作用。）唯一一部论述李昂的研究专著是德文写的，著者是Sylvia Dell 和Sabine Burkard。台湾的短篇小说也引人入胜，富有创意，至于其英译，读者只好去找1991年《译丛》的台湾文学专号合刊。朱天文和张大春的代表性小说，也收入到《众声喧哗》（Running Wild: New Chinese Writers）和《哥伦比亚现代文学文集》（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Literature）中。
台湾现代主义的实验事实上并不是对美国、日本（或者贝克特小说）的简单移植，这一点可以从王文兴《背海的人》（Backed Against the Sea）的英译本看出来，该译本由耿德华翻译，译文备受称赞。王文兴像乔伊斯生造英语词汇一样，也生造了汉语词汇。《家变》（Family Catastrophe）是王文兴借鉴乔伊斯的手法，像五四文学那样，对儿女孝道给予了精彩的思想抨击。该小说由苏珊?多琳（Susan Dolling）翻译。张诵圣的论著《现代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抵抗》从比较文学和历史角度，不仅对台湾现代主义提出了令人启迪的观点，而且在王文兴、白先勇小说分析方面，也有突破性的进展。她的著作，充分而又灵活地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可以看成是一种台湾文学史，除非人们想更多地了解乡土文学1945年前的渊源，以及1970年后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大胆尝试。
孔慧怡编辑并翻译的《当代女作家》（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是一部杰出的文集，在不长的篇幅内，收入了风格多样的台湾和香港女作家的作品——所有作品都尖锐地刻画了不会令人羡慕的女性生活方式。从当保姆到做秘书，她们的生活方式差不多都属亚文化方式。西西的《我城：香港故事》（My City: A Hong Kong Story）和《浮城志异》（Marvels of a Floating City）有多方面的力量。后一部小说的特色是，以超现实主义意象描写了回归前的香港，运用多媒体的方式，小说中插入雷纳?马格利特 (Rene Magritte)的绘画，并配有相关文字。由安?卡佛（Ann Carver）和张诵圣编的《雨后春笋：当代台湾女作家小说集》（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 Contemporary Stories by Women Writers of Taiwan），译文精湛，也同样是一部影响较大的女作家作品选。这些小说与张诵圣著的《现代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抵抗》相得益彰。但是，卡佛与张编的这部文集所收入的大多数大陆作家作品，在艺术手法以及社会观和政治观方面都很保守。
既然最优秀的台湾文学，像大陆文学一样，经常避免直接的政治抨击，肇始于夏志清的哥伦比亚/台湾大学学派，支持大陆—台湾文学共同体的展望，其中，由于英文选集《哥伦比亚当代中国文学文集》、《众声喧哗》、《玉米田之死》的出版，台湾文学的价值——如果不说台湾文学作品的话——更具有活力。奚密编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将这种中国文学观推展到诗歌。
《译丛》和《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分工不同，前者专事翻译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及早期中国文学作品，后者专事批评。先前著名的《山上的树》（Trees on the Mountain）和《现代中国小说世界》(World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编选了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由葛浩文编的《分崩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内外》（Worlds Apart and Inside Out），是一次以文学共同体为主题的研讨会的论文集，其意图，正如书名所示，突出了台湾和大陆文学的差异。
学术、批评和理论
新时期文学批评著作的出版自然落后于期刊。在文学批评方面，除了很多新老文学和文化研究刊物外，还有《中国当代文学》（即将改为《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新创刊的《当代华语文学期刊》（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澳洲中国问题月刊》(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现改名为《中国月刊》（The China Journal）、《亚洲学刊》(Asia Major)、《中国文学：散文、文章与评论》(Chines
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东西方文学》（Literature East and West）、《亚非研究》（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中国资讯》(China Information)以及《位置》(Positions)。社会科学杂志，如《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当代中国》(Modern China)和《20世纪中国》(Twentieth Century China)也刊登大陆和台湾新近文学作品。
目前的学术界已经开始了新的文学宏大历史叙事。1990年代最初的进步，是以“五四文学”为参照，重新思考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因为“五四文学”启迪了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并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与1949－1976年代毛泽东时代文学相比，更接近“五四文学”。萧凤霞的著作《犁沟》研究的重点是左翼作家，勾勒了从五四到毛泽东时代，再到后毛泽东时代文学的发展路线。而由艾伦?魏德默（Ellen Widmer）和王德威编辑的研讨会论文集《20世纪中国的小说与电影》（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写作是个异数，偏离了文学轨道。该论文集有大量对新小说（以及新电影）的精彩评论。奚密的《中国现代诗歌：1917年后的理论与实践》（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受到批评界好评。她独自一人在书中探讨了类似的问题。
中国作家是如何描写农民的？萧凤霞的《犁沟》探讨的这个独特主题，费梅慈（Yi-tsi Mei Feuerwerker）在其《意识形态、权力、文本》（Ideology, Power, Text）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部著作还前所未有地论述了“农民”讽刺作家高晓声以及一些后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作家。费还通过农民形象的刻画，分析中国作家如何看待自己。金介甫在《中国的正义与小说：当代中国的法制与文学》（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 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中，将1980年代中国的法制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缩影，而不是仅看成是通俗小说的一种形式。他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文本与法律文本在结构和语体上有类似之处，并且以侦探小说情节为例，比较了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类型建构。比较文学已经全面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将中国文学，包括其最新的文学，也纳入研究视野。张英进编的论文集《多元中心世界中的中国：中国比较文学论集》（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 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就是例证。
在更广阔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这个观点为后毛泽东时代文学在总结中国现代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杜博妮和雷金庆的《20世纪中国文学》涵括了从晚清到1989年的各个时代的文学类型，并且将四分之一的篇幅用于叙述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几乎没有涉及台湾文学）。如果说维尔特?依德玛（Wilt Idema）和罗德?哈弗特（Lloyd Haft）的《中国文学指南》（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是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将“生命的历史”转换到一个60分钟的钟表面上展示出来，那么，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作品在“人类生活”方面所占的空间是从11点59分到12点。但是，依德玛和哈弗特确实是从古典文学开始叙述的，对文类的发展，提出了很多令人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对社会学以及“高雅”和“低俗”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杜博妮/雷金庆、依德马、哈弗特的著作都是按时代顺序编写，首先精炼地介绍时代政治社会背景，然后全面分析文类、作品和作家。两部著作填补了中国文学艺术鲜为人知的内容，对作品的情节又有精要的概述，研究精深，不带偏见，因此很可信。因此，这两部著作对教学有极大裨益。两部著作都没打算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更新或修订的作用。显然，夏氏精彩的论述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最接近夏氏文学史与批评相结合方法的，是李欧梵为《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撰写的精彩章节（晚清和民国时期）以及其后佛克马(Douwe Fokkema)和白之（Cyril Birch）撰写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章节。但这部著作3卷中，毕竟只有诸多学者撰写的4章，并且只叙述到1981年，尽管战后台湾文学也包括进来了。
最近出版了一大批著作，它们在自己的批评框架内，主题更集中，探索性更强，更具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色彩，它们尤其关注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通过特定的主题，将之与过去的文学联系起来，不仅仅只与五四文学相联系，而且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晚清文学联系起来。张英进在其《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的构型》(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Configurations of Space, Time, and Gender)中，以论著副标题规划的目标，考察北京和上海在早期和晚期现代地区中的重要性。王德威将“被压抑的现代性”以及世纪末的征候本身作为1980年代和晚清相联系的主题线索。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中发现，从王国维到李泽厚以及余华、残雪等试验作家——然而，他还包括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毛主义美学的冲动——存在着一种对美学和存在超然（在中文里就是“崇高”）的普遍诉求。吕彤邻在《厌恶妇女症、文化虚无主义与对抗的政治：中国当代试验小说》(Misogyny, 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 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 一书中指出，1980年代与过去（她指的是帝国时代）的联系是厌恶妇女症。格里高利?李在《抒情诗人、喇叭手、困扰的作家》中，以中国在西方和白人霸权下的后殖民主义、中国自己未完成的多元文化议程为参照系，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赵毅衡在《不安的叙述者》(The Uneasy Narrator)中，追溯了中国小说中叙述者声音的权威感。该书议论的范围是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不过他承诺将续写。
随着海外后殖民理论的盛行，空间视角显然并没有完全让位于历史视角。因为台湾在1895－1945年间是真正的殖民地，并且可以说在冷战期间——如果其后不是的话——依赖美国，台湾的批评家很热衷运用后殖民理论，尽管他们的影响在英语批评界还比较微弱。中国大陆也声称先前是“半殖民地”。笔者以及其他学者因此也开始小心翼翼地从后殖民症状角度来审视它的文化或思想状态。先前提及的格里高利?李和周蕾的英文著作都论述了这些主题。
另外，对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分析大多都是学术专著：耿德华的《改写中文》(Rewriting Chinese)以渊博的学识考察了整个 20世纪语言的变化，对当代大陆和台湾尤为关注；埃里?哈吉纳（Elly Hagenaar）的《意识流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由间接引语》(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发现，中国作家，如张洁、王蒙等，运用了这种技巧，但是一般不涉及潜意识；刘易斯?S.鲁宾逊（Lewis Stewart Robinson）的专著《双刃剑：基督教于20世纪中国小说》(Double Edged Sword: Christianity and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论述了五四基督教主题和台湾文学；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的《当代中国散文研究》(Inside a Service Trad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rose)，深入研究了刘宾雁接受的苏联作家的影响，其中还有对王蒙、高晓声、蒋子龙的作品相当不客气的批评，认为他们的作品是文学形式的政策建议书。最近还有一个研究热点，就是对“旧体”通俗小说的研究。这是另一个正在形成的研究方法，即通过传奇和武侠故事将19世纪末与20世纪末联系起来。
东亚研究不仅在大学里遭到边缘化，而且遭到了美国学术界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意识形态方面攻击。东亚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和跨文化方法出现普遍的衰微，但由于明显是跨学科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北美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盛行，而部分减缓了衰微的趋势。中国研究，也像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偶尔遇到的挑战，就是需要借取理论本身的思想能量——这种能量主要在哲学领域——将之运用于文学而又不使其变成衍生物或业余爱好，或者以修辞掩盖实质内容。上文提到的王德威、张英进、赵毅衡、张诵圣、吕彤邻、王斑、陈小媚以及其他人的专著——其中一些人认为他们深受批评家李陀富有创见的观点的影响——已经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好几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工作亦是如此。刘康和唐小兵编辑的会议论文集《现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话语》（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正如李欧梵在结语中所巧妙暗示的，“自我神化”其项目，认为是率先将高深理论运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由温迪?拉森（Wendy Larson）和安?韦德尔—韦德尔斯伯格（Anne Wedell-Wedellsborg）编辑的中国流亡学者和欧洲汉学家论文集《里里外外》(Inside Out)，也强调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地位问题。
张旭东渊博而不乏晦涩的专著《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将先锋文学作品、电影以及中国自己的批评和文化批评方法作为研究的对象。王晶的《高雅文化热》(High Culture Fever)以更为开阔的视野，考察了1980年代的中国整个思想风貌，包括文学流派。她的著作是对林培瑞、夏竹丽、梁恒、萧凤霞等人在80年代初的同类研究的杰出突破。王晶和作家兼电影制作人查建英（在她的《中国流行音乐》（China Pop）中）也讲述了90年代中国文学的商业化现象。这类小说有几种出了英译本。除了王朔的小说，还有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Beijinger in New York)——是中国式的西方主义（按上文提到的第二种含义理解）奠基作之一，讲述的是一对纯朴的中国夫妇移民到纽约后所经历的美国梦，揭示了美国梦的全部资本主义罪恶。
女性主义批评又怎样呢？中国女作家的重要性应该比以上更明显。一些人认为，台湾的女作家比男作家重要。翻译家没有忽视女作家，这本身就是对女性主义经典目标的一种修正。除了以上已经提及的翻译文集外，还有《半边天》(Half of the Sky)，《玫瑰色的晚餐》(The Rose-Colored Dinner)，陈若曦的《老人》(The Old Man)（这部短篇小说集讲述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回忆在毛主义时代的中国和美国的个人经历），朱虹选编的大陆作家文集《中国当代女作家之女性小说》(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 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熊猫丛书出版的《当代中国女作家》第二、三卷，徐凌志韫（Vivian Hsu）编的《本是同根生》(Born of the Same Roots)（这部小说集中有关于女人的故事，都写得不错，但并不全是女作家所写的）。尽管它的主要题材是关于战前时代，但收入了陈若曦和於梨华的短篇小说。
显然，由于编辑文集《中国当代女作家之女性小说》这个计划构想于多年前，因此，这部文集中所收入的作品（虽然朱虹翻译得非常好）好像是用老套的感伤模式来赞美中年女作家对当代女性思潮的抵抗——尽管其中宗濮的一篇描写女人软弱无助的小说很有锋芒。其中还有陆星儿的两篇小说，描写堕胎以及女人按个人需要建立社会关系的困难。陆星儿作品也出版有一本熊猫版英译本《呵，青鸟》(Oh, Blue Bird)。熊猫版的多位作家合集虽让人感到好奇，但内容平淡。《半边天》、《玫瑰色的晚餐》、《雨后春笋》以及孔慧怡编的多种文集，是上乘的文学选本，很有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艾米?多琳（Amy Dooling）和克丽斯蒂娜?托格逊（Kristina Torgeson）编文集《现代中国的女性书写》(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这是本非常好的文集，继承了夏志清的使命，填补了中国文学因过去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观念造成的空白。这本书本身就是重要的女性主义宣言。它的范围只到30年代为止，其续编将重点放在40年代，我们希望这个项目范围能一直延伸到现在。实际上，似乎现在对90年代的作家译介得不够，马汉茂提醒我们，方方、池莉、张欣、陈染、林白在中国大陆依然是重要作家。
大陆作品的文集确实强调了妇女的广泛社会问题，但能打动美国读者的，可能是关于中国及其旧家庭体系的独特作品。尽管由离婚、寡居体现出来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妇女的健康问题总是备受关注，但职业妇女在工作和浪漫的世界里重新界定自我的“现代”问题，以及这方面的优秀作品，则并不总是为人关注。另一方面，出版了英译小说集《蛇枕头花及江南故事》（Snake’s Pillow and Other Stories），这本小说集深刻而细微地描写了乡村妇女的屈辱。作者是与王安忆同辈的著名作家竹林，她因创作了第一部描写知识青年农村生活（其中也包含宗教主题）的悲剧小说而成名。理查德?金的译文很好地再现了竹林对小说艺术持之以恒的追求。
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已超出了狭隘的社会学范畴。吊诡的是，杜迈克编辑的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当代女作家批评论集》（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Critical Appraisals）中，没有一篇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写的，尽管所有的文章都“倾向妇女”并且完全有能力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写。这首先就为周蕾公开宣称的女性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的政治》(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留下了探讨的空间。塔尼?巴罗（Tani Barlow）编辑的《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展示了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广泛研究范围，并从五四运动角度指出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作品中的妇女问题。吕彤邻编辑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性别与性》(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对艾蓓、王安忆、蒋子丹、残雪以及男性作家刘恒、莫言的作品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上文提到的她的专著《厌恶妇女症、文化虚无主义与对抗的政治：中国当代试验小说》主要是对男性作家的深刻解读（但也有一章对残雪作了有力论述）。她对80年代后期大陆作家的男性化和男性中心化倾向的揭示（正如雷金庆以及其他学者指出的），是否意味着新潮一代作家确实有厌恶妇女的倾向——以此表达对毛泽东时代取消性别的意识形态的不满——仍有争议。
李陀和李欧梵征引毛泽东时代，尤其是1985年后出现的新语言，将此看成是大陆文学创作的主要革新之处。耿德华的《改写中文》、刘禾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 在这方面的研究最富有成果（刘禾探讨的范围是20世纪初），但是对新近的大陆小说——以及台湾小说（方言方面）——语言的文本研究，则寥寥无几。
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评潮流的影响下，英语界和汉语界的批评语言在过去的20年已经发生了变化。刘禾所探讨的语词复杂的跨语言往返旅程，已经发展到往返－再返回的阶段。用中文写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里面有很多明显是从西方借用来的新词汇，这些新词汇本身也是从西方其他语言中借用来的。这些术语，因在中国附加了独特含义而强化，而中国作家写英语批评时，实际上从中文里生造了英文新词汇，因此，这些术语获得了新的生命。人们期待中文对现代批评语言有所贡献已经很久了，但问题是，生造出的无法认识的虚假同源词导致了意义的“滑动”。
比如说“subjectivity” (主体性)这个词。这是一个古老的英语词汇，其意思与目前批评界使用的含义没有太大的差异——实际上，就此意义来说，这个词，除了哲学家，人们几乎已废弃不用了。然而，后现代批评家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那里借用并发挥了“主体位置”的概念。但是，用英文写作的中国文化批评（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中国学者所写）中的“subjectivity”这个词，可能很好地反映了刘再复、李泽厚以及他们背后的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刘、李读过他们的著作——的用法。“subjectivity”这个英文单词就其通常含义而言，可能与中文中的“主观”相吻合。于是乎，有位学者在其英文著作中解释说：周作人1918年就已经写出了“（我所指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是一个以主体为中心的人的哲学（a subject-centered human philosophy）。”
“Sublime”(崇高)是很多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著作中常用的一个词，它似乎既不是通常的英文词汇，也不是康德或蔡元培的用法。受李泽厚和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崇高”成了新近大陆中文中的一个新词。另外两个例子是“truth-value”（真理价值）和“meaning-system”（意义系统）。正如刘禾及其他学者所注意到的，“现代”包含了跨语际实践的整个时空。最近的一些关于中国知识界提倡的“现代主义”的研究，很明显是指他们对“现代”的渴望，在英语里对应的意思是“the modern”或“modernity”。在中国，“现代主义”（modernism）与“现代性”（modernity）经常通用，但是在英文中运用时应该是有分别的。那么，在一个中文文本中，“后现代”(postmodern)可能是什么意思？或者，阿都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与中文将其理解为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引用“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这个概念（据推断，这个概念来自布迪厄的著作）是否负载了某种特殊的情感成分？在台湾，这些词的含义更接近标准英语中的含义。在这个身份政治的年代，所有这些，都因政治、种族、族裔冲突和竞争的潜在意蕴而变得复杂起来。
所有这些将使中国文学带向何方？还很不确定。对大陆1996－97年的大量印象来自王朔、王蒙、莫言和其他作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为同胞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到局促不安。他们大惑不解：在海外，还没有一部像张艺谋电影那样有名的中国小说抗鼎之作，也没有像张洁《沉重的翅膀》的德译本那样，令人不可思议地销售了5万本，而没有一本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可以获得哪怕比这个数字小的销售量。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曾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其中表达了一个普遍的担心：翻译质量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地位，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声誉以及中文写作的特质。这之后，人们对国外是否认同特别关注，并且越来越看重。《分崩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内外》一书也强调了类似的问题。
在西方，中国文学能卖得动的，不是诗歌，而是民国时期具有中国“地方色彩”的长篇历史传奇小说。这可能不会实际影响中文的小说创作，但肯定会影响翻译选择及出版。另外，西方读者对中国长篇小说的期待，受到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出现的很多畅销回忆录及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的影响。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从一开始就提高了暴力的赌注。自从她的这本书出版后，很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前右派人士，就请人将他们家族的悲剧翻译成英文，寻找出版商，有时候英译本比中文原著出版得还要早。同时流行的，还有谭恩美（Amy Tan）和包柏漪（Bette Bao Lord）式的以革命动乱为背景的家世小说。其中，张戎的《野天鹅》(Wild Swans)是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这些都先于最近美国人喜爱的以弗兰克?麦克库特(Frank McCourt)的《安吉拉的骨灰》（Angela’s Ashes）为代表的忏悔式回忆录。与此同时，理论家如弗兰克?伦特理夏(Frank Lentricchia)等也迅速地出版了他们自己的自传。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欧?肯扎布洛（Oe Kenzaburo）将马波、郑义标举为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因为他们创作了回忆录式的作品《血色黄昏》（Blood Red Sunset）(一部真正令人感动的回忆录)和《红色纪念碑》（Scarlet Memorial）(一部讲述文革期间自相残杀的报告文学式作品)。
无论中国文学强调元历史模式或伪历史模式，还是仅仅只让我们留下混乱模糊的印象，很清楚，历史本身依然在中国文化世界中保持着竞争。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前面，按王德威的话说，是一种世纪末颓废与华丽的过渡性文学，它受制于文化政治、自由和身份政治。无论它会是怎样，已有很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本可供英语读者鉴赏了，而更多的译作则即将面世。
本文译自齐邦媛、王德威编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学评述》（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 , Bloomin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的附录“A Bibliographic Survey of Publica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from 1949-1999”。译文有删节。
原文为“new literature”, 意为“新文学”，实际上指的是1970年代末开始的文学。为了避免与20世纪上半期的新文学概念相混淆，这里还是译为“新时期文学”。
指齐邦媛、王德威编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学评述》。——译者注，下同。
即自由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社会改革获得与男性的平等。
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越南的迈来进行大屠杀。所有的村民，不分男女老少，全被美军杀害，整个村子被杀光、烧光。
霍拉休·艾尔格是一个实现了“美国梦”，也鼓吹“美国梦”的作家。
指反思文学。
本篇文章来源于 中国汉语言文学网|www.hanwenxue.com 原文链接：http://www.hanwenxue.com/txt.asp?id=67739 中国文学(1949－1999)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一） 大字 中字 小字 来源：网络| 作者：[美]金介甫 著 查明建 译| 2008-7-29 11:17:00| 背景： 黄 褐 红 绿 蓝 青 灰 白
1978－1981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出现了解冻。中国新时期文学 曾预示、表现、甚至引发了中国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的深刻变革。
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台湾的文学也兴旺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上一代人的正统意识形态。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随着戒严的逐渐放松，台湾的文学和电影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赢得声誉，这与台湾岛的面积及其通常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完全不对称。台湾海峡之间的隔阂也随之开始打破；大陆和台湾出现的中国经济和文化奇迹，全球为之侧目。文学评论家除了构想从新加坡到纽约、爱荷华的华文圈（整体意义上的“文化中国”）外，还开始构想以北京、台北、香港（“大中华”）为代表的华语文学大“共同体”。
随着新千年的临近，文学成就日益增多，但文学气候发生了变化。1989年之后，大陆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出现了普遍的衰退。一些观察家预言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将兴起，但中国本土电影，包括香港电影，已气息奄奄。 除英文外，翻译成法文、德文的作品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中国先锋文学的英译文集都没有包括90年代的作品，只有80年代的，使得中国文学的先锋看起来有点像历史的陈迹。大陆很少有作家能自诩几十年来都一直在从事文学事业。在台湾，很多老作家十年前就放弃了文学转而热衷于选举政治。那些原以为台湾在这种文学共同体创建中能起到对等甚或领头作用的批评家看到，台湾作家实际是在领头破坏这个工程。
90年代，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是中国文化的变革（从/在各个方面都）震惊了世界——曾几何时，经济关系常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利刃。中国新时期文学可能曾预示甚至表现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的深刻变革，但有时候，它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在大陆，文学甚至落后于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这或许证明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到底是真正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经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是他们的对手，有时候是他们的冤家。无论它是什么，中国文学，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华文圈里，都没有像80年代前期那样重要了。这有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即使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没有出现反映其社会经济变革的宏大文学；正如台湾没有描写犯罪的小说，而香港则根本没有后殖民小说。
“全球化观念”在西方依然盛行，但西方将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范围之外的游离成分看成是边缘的推进力，这无论是与大陆，还是与台湾的民族主义精神都相背离。这种倾向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表现，就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而不是扩大的全球叙事。把20世纪末中国“独特的”文学纳入到一个世纪来的中国文学的宏大叙事中，这肯定是早已期待的事情。目前从事这种研究最有名的，是从大陆和台湾移居到美国的年轻一代学者，如王德威、赵毅衡、刘禾、张英进。1960年代北美的汉学研究方兴未艾的时候，他们还没来美国。先前学术界将1917－1949年中国“新文化”思潮和“五四”文学纳入或归属为始于晚清的潮流，现在年轻一代学者吸取了这种方法。本杰明?I.史华慈（Benjamin I. Schawartz）和他的学生张浩，以及对北美学者影响甚巨的捷克学者J.普实克(Jaroslav Pr??ek)和米丽娜(Milena Dolezelov-Velingerov)，分别在思想史和文学研究方面开创了这种研究方法。李欧梵跨越了不同流派和学科之间的樊篱；史华慈的学生林毓生一反定论，将胡适、鲁迅和陈独秀看成是游移于晚清帝国心态的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全面论述现代中国文学的批评著作。在一流批评家用英文撰写的批评著述中，此论著风格独具，作品是好、是坏还是平庸，评骘不留情面，真正重构了中国文学经典，因而深获批评界的推重。正是夏志清在现代文学左翼的正统叙述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强有力的叙述方式，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为处在一系列变革中的文学现象。其论著未及讨论的，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夏氏门徒王德威更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他在《世界末的华丽：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1849-1911）》（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中，将“晚清”的概念从19世纪末上推至19世纪中叶。
如果把新近的中国文学创作看成是历史（和周期性循环）的延续，这要比将其作为前瞻性的（本质上是“推测性的”）和空间上的扩展，在当下更易于理解。正如王德威指出的，世纪末比喻本身是恰当的。正值一个新的“华人的世纪”呼之欲出的时候，正是常带有怀旧色彩的旧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崩溃感，以及对其新的质疑，将华人世界中的不同成分聚合起来，甚至像一个新的“华人的世纪”出现在地平线上。给人感觉，新的事物已经萌芽并且即将结果，但它们是什么则未见端倪。这是个颓废与经济辉煌并存的年代，一个性与暴力在生活和文学中泛滥的年代，一个担心经济奇迹会破灭，或再次毁于战争、内战或革命的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陈平原、严家炎、袁良骏有力地影响了我们对于清代及其后的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但我们依然期待在理解20世纪末文学方面有新的突破。也许在我们自身的文学批评研究方面，也有些微的焦虑和世纪末的成分。我们渴望理论上的新突破，但感到我们的“最新锐的”（cutting edge）的学术词汇、概念以及反概念多而无当。时值人们对经济发展毫无保留地欢庆的时候，学术界的“区域研究”和人文科学被割裂而衰微。我们难免担心文化研究会让我们错失理解中国和我们自身的机会。
1993年，以评论新书而帮助大学图书馆购买藏书为宗旨的美国图书馆协会刊物《选择》（Choice）发表了本文的初稿。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述评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英译本以及为数依然很少的英文批评著作。这个题目限定了这篇文章是要研究英语世界接受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情况，而不是研究甚至也不是评述这些作品本身。附带说一下，这篇文章评述的重点是小说。但大量有影响的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著述，包括华裔学者撰写的著述，都是用英文发表的。本书 收入的文章就是如此。尽管抒情诗是1970年代末油印印刷品和非官方出版物中最受亲睐的体裁，但在中国大陆，如同其他现代和商业社会一样（包括在台湾），诗歌以及戏剧的作用及其读者数量极大地减少了。1993年出现的停滞，使我们得以远观中国新时期文学，而1999年就更是如此了。
解冻
因为中国过去过于封闭，并且还以为找到了解决旧社会问题的新途径，因此，“已为陈迹的”、毛泽东时代的文学深为北美和欧洲的中国研究者重视——甚至在文革时期也是如此——让人惊奇。但并非所有学者都如此，权威批评家，如夏志清、刘绍铭，以及那些对凡不是用古汉语写作的一切现代文学依然抱轻蔑态度的汉学家，就是例外。然而，除了白之（Cyril Birch）、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等人，西方学者并非严肃对待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他们常常只是将此作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社会学文献来阅读。蔡梅曦（Meishi Tsai）编辑的注释本文献目录《当代中国长篇和短篇小说（1949－1974）》（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1949-1974），根据他们所讨论的中国社会的范围，将毛泽东时代的作品（其中有的已译成英文）编入索引。这类小说确实留存了某种历史意蕴。许芥昱(Kai yu Hsu)和丁望(Ting Wang)编的长达976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对毛泽东时代的诗歌和小说，包括可与现在的写作相与比较对照的先前解冻文学，作了最好的概述。杜博妮编的《中国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 1949-1979)着重分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学的民间化和大众化的根源。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老一辈共产主义者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圣经。杜博妮编、著的《讲话》集注本及研究著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s”），透彻阐述了毛泽东的列宁主义文学观和文学功利观。
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后，1978年，邓小平掌权。第一批公开出版的颠覆毛泽东时代价值观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体裁是短篇小说，描写那些在文革（按照官方的说法，文革结束于1976年，但这并不确切）中遭受残酷迫害而幸存下来的人。“伤痕文学”是描写好人和坏人的老套小说，只是简单地颠覆了毛泽东时代的价值观，将所有社会罪恶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但是，议论极左现象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行为，并且伤痕文学的悲剧基调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大堤的第一个裂口，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就随之奔涌而出了。这些青年作家一个赛一个地想表现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同见解。英译本短篇小说集《受伤者》（The Wounded），收入了卢新华1978年发表的《伤痕》（The Wound）——这类题材小说因此而得名，以及这个题材的始作俑者——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Class Counselor)。这些作品在今天主要只有历史意义。
到1979年为止，真正引起西方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关注的，是《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一种由官方主办、在北京发行的中国文学翻译月刊)、《澳洲中国问题月刊》(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以及W.桢纳（W.J.F.Jenner）的谈话和他的会议论文。但作出突出贡献的，是香港出版家李义(Li Yi，音译)和文学专栏作家毕华(Bi Hua，音译)。他们编辑的中文月刊《七十年代》（不久更名为《九十年代》）搜求并发表地方刊物上刊登的中国最大胆、最令人激动的暴露文学。李义和毕华指出，中国新时期文学已远远走过了肤浅地揭示“伤痕”的阶段。以李义的名义在美国编辑出版的英译本，收入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短篇小说，引起了国际关注。他的努力只是让西方人再次留下这个印象，即中国新时期文学关心社会批评远甚于文学价值。这本书的书名是《新现实主义》（The New Realism），这是他对在某些人看来最具社会冒险性阶段的中国小说的命名。中国批评家后来都采用了“反思文学”这个名称。
新现实主义与美国学术界
北美大学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中国“新现实主义文学”作了积极回应。“新现实主义文学”出版了译文经过润饰的英文文集，大学生和一般读者都能读到。Mason Wang编辑的《中国当代文学面面观》(Perspectiv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萧凤霞（Helen Siu）和兹尔达?斯特恩（Zelda Stern）编辑的《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声音》(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特别关注重复苏的老一辈作家（老作家巴金因出版《随想录》（Random Thoughts）而获得文学新生）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红卫兵出身的年轻一代作家。梁丽芳（Laifong Leung）的《旭日》（Morning Sun）手抄本记录了与后者深入的对话。林培瑞（Perry Link）选编了3本小说选：《倔犟的草》(Stubborn Weeds)、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兽之间》（People or Monsters?）和《玫瑰与荆棘》（Roses and Thorns）。林培瑞为这些英文选集写的序言以及《民间中国》（Unofficial China） 中，根据其个人的阅读、采访和读者调查，也提供了关于中国文学阅读的很有启发性的社会学报告。他的研究现在收入在最新增订的著作《文学的利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体制》（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耿德华(Edward Gunn)编选的《20世纪中国戏剧》(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Drama) 收入了解冻初期一些引起轰动的戏剧，Constantine Tung编的会议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戏剧》（Dram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对那些戏剧以及毛夫人文革年代的政治化戏剧作了深刻的评析。
有些评论家后来认为，西方吹捧中国新时期文学者，注重的是其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优点而不是艺术的优点，这无意中低估了它的价值。作为回应，杜迈克（Michael Duke）在他编选的《当代中国文学》（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中，列出了一批不同寻常的作品，其中有的作品涉及了原来没有的宗教和个人的主题。杜迈克还写了其第一部，也是10年来唯一的一部专论后毛泽东时代文学的英文专著《繁荣与竞争：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学》（Blooming and Contending :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其目的也是为了揭示中国文学的价值。即便如此，他还是忍不住要强调他重点论述的作家刘宾雁、白桦的政治勇气。金介甫编辑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文学与社会（1978－1981）》（After Ma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1978-1981），特点是专章论述类型小说（浪漫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不同政见与艺术之间的冲突、官方和民间文学的社会地位（《民间中国》对80年代非官方文学的影响意义作了很好的探究）。《事实与虚构之间》（Between Facts and Fiction）是雷金庆（Kam Louie）的论文集，他评论的关注点通常是新时期小说的社会性和文献性。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呈现越来越丰富、创作活力越来越强的趋势，但林培瑞、杜迈克、萧凤霞以及他们的同行们着重的是回顾。从未有一种文学能像新时期文学那样，带头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论争。至于林培瑞强调的政治与艺术的平衡问题从未得到解决。
白杰明(Geremie Barmé)和著名的调查记者、研究者贾佩琳（Linda Jaivin）编辑了一部《新鬼旧梦录》（New Ghosts, Old Dreams），记录了中国“垮掉的”一代的声音。“垮掉的”一代是中国贪求的一代。这一代人深深的恐惧感由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畅销书年轻作家王朔表达了出来。王朔小说的魅力在于其嬉皮士式的调侃和以及情节上的扑朔迷离，他存在主义式的犯罪悬疑小说《玩的就是心跳》（Playing for Trills）体现了这两方面的努力。这部小说可以与艾尔默?雷欧纳德(Elmore Leonard)的小说相比较，但前者是一种无毒性的、隐晦的流氓文化，小说中辍学的年轻人言语粗鄙，但行为上则未必如此。
《新鬼旧梦录》抽样调查了中国摇滚反文化。这是本好书，可以配合欧维尔?斯格尔（Orville Schell）的《迪斯科与民主》（Disco and Democrocy）、其随后出版的《宁静天堂的大门》(Gate of Heavenly Peace)以及林培瑞1992年出版的《北京夜话》(Evening Chats in Beijing)相阅读。这些书广泛探讨了90年代转折时期中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希望与担心的矛盾心理。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的《像刀子一样》(Like a Knife)集中探讨了中国通俗音乐工业，对官方操纵下形成的特殊的通俗文化形式，提出了重要见解。
抒情诗较少担当社会责任。“朦胧诗”派最重要的诗人是北岛。杜迈克编选的《当代中国文学》收有他的诗歌，新方向出版社编选的3卷文选《八月的梦游者》（The August Sleepwalker）、《波动》(Waves)、《旧雪》(Old Snow)（这是本英汉对照选本，收入了1989年后北岛创作的诗歌）。以上北岛诗歌均由杜博妮翻译，译文非常地道。后毛泽东时代的文集中，北岛是不可或缺的诗人。大卫?亨顿（David Hinton）翻译了2卷他较新的诗歌集《距离的形式》（Forms of Distance）、《零度以上的风景》(Landscape Over Zero)。宋祺和闵福德（John Minford）以英汉对照的形式编辑出版的《山上的树》(Trees on the Mountain)，主要收入的是1980年代大陆和台湾探索诗人的诗歌。此书附有很好的解说，是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和散文非常令人深思的导读。葛里格利?李（Gregory Lee）和约翰?加利（John Cayley）以细腻的语言翻译了多多的诗集《从死亡的方向看》（Looking Out from Death）中高亢而又有点超现实主义的诗歌。马吉尔?梵?克雷沃的《散裂的语言》（Language Scattered）中收有更多译文，并有评析。刘洪彬的诗歌让人联想起北岛的诗歌。刘的诗歌也出版了一种英汉对照的小型选集《铁环》（An Iron Circle）。
正如郑树森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文学与社会（1978－1981）》中所说，对西方人来说，这类诗歌比意象诗更难懂，但它的美学对中国来说很新颖，因此被指责为“晦涩”——“工农兵”看不懂。事与愿违，朦胧诗越是规避对时事的评论，越是被公开地指责为孤芳自赏。中国的诗人们陷入了两难处境，正如夏竹丽（Judith Shapiro）、梁恒在《冷风热风》（Cold Winds, Warm Winds）中指出的，政府组织知名老诗人如艾青等写文章批评它们（艾青本人甚受好评的《诗选》(Selected Poems)由欧阳桢编、译）。
中国作家获得名声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成熟”——如果可以这样来概括年轻作家的创造性的话。性，这最后的禁忌，也在1986年突破了。市场迫使那些领着薪水但“没有作品的作家”变得寂寂无名并且显得荒唐可笑，而那些作品畅销的作家则声名鹊起。中国小说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引起了外国人的兴趣。长篇小说，因符合美国和欧洲读者的口味，变得时髦起来，主要普及本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这些小说的英译本。大学里有用英文讲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课程，一些大学出版社还出版普及本出版社不出版的作品。1990年代，夏威夷大学开始出版装帧精美的“现代中国小说”丛书。这套丛书，由美国最优秀也是最多产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编辑，再现了大陆、台湾以及1949年前作家创作的丰富和繁丽。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从事翻译中国文学时间更长，编辑了声誉卓越的翻译季刊《译丛》（Renditions），以及由孔慧怡（Eva Hung）、T.L.Tsim编辑的简装本翻译系列丛书（在美国是由波士顿的Cheng & Tsui 公司经销）。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开始出版台湾小说的翻译与研究丛书。1989年后，正如文学作品出版在大陆锐减一样，美国媒体和学生对中国的兴趣也大幅度减退，但西方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势头。
然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并没有停止作品的外译，仍按自己的计划出版译本。外文局（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闻名）和熊猫袖珍丛书（《中国文学》上译作的单行本系列），除清污时期外，一直采取改革路线，因此，新近创作的作品得以迅速的翻译，且书价便宜（整个80年代，它们既不征求作者同意，也不付版税）。外文出版社最早出版的译文集是《1978－1978年获奖短篇小说》（Prize-winning Stories from China,1978-1979）、《1980－1981年获奖短篇小说》（Prize-wining Stories from China,1980-1981）和《当代七位女作家》（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后来又出版了声誉很好的文集《1949－1989年中国短篇小说》（Best Chinese Stories,1949-1989）、2卷本《王蒙选集》(Selected Works of Wang Meng) 以及《时机并未成熟：中国当代作家及其小说》(The Time Is Not Yet Ripe: Contemporary China's Best Writers and Their Stories)——这是一个精选文集，译文选自《中国文学》，有的作了删节，令人看不懂，但入选作品的作者，都配有国内批评家撰写的非常翔实的介绍。
熊猫丛书为一些作家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最成功的是古华。他的小说《芙蓉镇》(A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 和《浮屠岭及其他》(Pagoda Ridge and Other Stories)有很强的故事性、历史感，以及浓重的地方色彩和道德情感，引起了读者对中国革命悲剧的关注。熊猫丛书还使另外一些优秀中年作家在海外成名，如高晓声（《退婚》）、茹志鹃（《百合花及其他》）、陆文夫（《梦的世界》），他们以对社会现象细致入微的刻画和讽刺而著名。英国也出版了一本类似的文集，书名叫《美食家及其他中国当代小说》（The Gourmet and Other Stories of Modern China）。这个译本读起来更顺畅，似乎是未经授权而对无版权的熊猫译文的润色）。谌容的《人到中年》（At Middle Age）是这个时期重要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说出了，在年轻一代的喧哗中，那些明显工作过度的中年干部感到是多么被忽视了。别的作家，可能包括邓友梅（《鼻烟壶及其他短篇小说小说》（），他因政治原因而获得北京的提拔。让那些赞赏“高潮”现代主义文学价值的教授感到惊奇的是，常常是这些直刺社会痼疾，间或带有感伤情调的作品，一直受到大学生的亲睐。90年代出版的陈源斌“中国司法小说”英文选集《秋菊打官司》（The Story of Qiuju）具有特殊的社会意蕴。里面收有同名小说，该小说因张艺谋改编为电影而在西方广为人知。
北京官方的译本，实际上是由委员会制定的，他们既不想得罪外国读者，也不想得罪党的领导，因此“去掉”余数，得到一个最小公分母。对高晓声和陆文夫来说，甚至对更传统的邓友梅和汪曾祺来说，其优点和嘲讽锋芒，都被压抑、磨削，直到几乎看不出。尽管困难重重，熊猫丛书还是翻译了一些年轻作家的小说，设法吸引美国读者，其中包括冯骥才的《神鞭》（The Miraculous Pigtail）、铁凝的《麦秸垛》(Haystacks)和张承志的《黑骏马》(The Black Steed)。苏姗?维尔?陈（Susan Will Chen）选编的文集《菊花》（Chrysanthemums）里有更精湛的冯骥才作品英译。这部文集非常出色，并且大部分选目都是新的。这部文集用幽默、戏剧性的语言演绎了文革的悲剧。在冯骥才编的文革小说之前，张欣欣和桑烨编的《北京人》很有名，受《北京人》启发，冯骥才编了《一百个人的十年》（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90年代初，熊猫丛书想“赶时髦”，选择翻译了“新潮”作家的作品，但译文质量低劣，有的糟糕之极。也许是由于出版部门心急，负责翻译出版的官员无法跟上文学创作上的复杂变化，也许是有意删削所有文本（最令人厌恶的是删削郑义和刘恒的作品——它们被改编成了电影）以配合影视剧本的长度和情节上的简洁。好几部熊猫版译本都是马马虎虎的意译，而不是文学翻译。幸亏葛浩文重译了《黑雪》（Black Snow）。刘恒的这部小说描写了后毛泽东社会的诱惑以及对少年犯的遗弃。葛浩文的译文挽救了刘恒这位青年作家在海外的声誉。葛浩文翻译的贾平凹的《浮躁》（Turbulence）（令人奇怪的是，这部小说获得了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但也许不必奇怪，因为中国官员参与了评选）凸现了这部小说很强的情节线索和地方色彩（让人想起古华），比熊猫版译文有趣多了。熊猫版篇目是从贾平凹文集《天狗》中选的，选目一般，尽管译者能力很强。贾平凹1993年引起轰动的色情（因此遭禁）小说《废都》还没有英译本问世。
旧金山的中国书刊公司与熊猫丛书合作，在美国出版译作，或者请母语为英语的人润色先前熊猫版的译文，出版了质量上乘的译作。两位上海年轻女作家程乃姗和更有才气的王安忆（《流逝》）的作品都因此有了英译本。在《钢琴调音师》（The Piano Tuner）和《蓝屋》(The Blue House)（列入“熊猫丛书”）中，程乃姗缅怀了上海上层阶级——即商业界精英人士——昔日的风光。他们不得不将财产捐献给共产党。她的主要作品《银行家》（The Banker）也是写这个阶层人士的故事，实际上小说主人公是以她祖父为原型。程乃姗对名牌、学校很留意，因为这是老派富有阶层与暴发户相区别的标志。她对这些细节别具慧眼，其细微可与1930年代的茅盾相比，尽管茅盾确实对30年代很熟悉，并且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暴发户。
海外接受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进展，是普及本出版商终于真心实意地严肃对待中国文学。他们付版税，举办书展。一些中国作家因而得以在美国成名，尽管名气没有在欧洲那么大。普及本商业上率先取得成功的（不是很大的成功），是名义上纪实实则虚构的小说——张欣欣和桑烨以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方式写的口述体小说《北京人》（Chinese Lives）（熊猫版译名为Chinese Profile，译得比较粗糙。这两个译本都是节译，两者有些章节没有重复）。中文原著非常贴切地抓住了1980年代初中国人对新时代的矛盾心态，那时似乎每个人都在寻找发迹的机会。然而，潘神（Pantheon）出版社出版的译本删去了很多张和桑非常精彩的文学虚构内容（实际上，原著与虚构小说很接近），结果成了给那些“想了解中国”的人看的内容上大同小异的生活故事，译文常带有“轻浮”的口气。很有才气的张欣欣（现在在美国）的不少有名小说，除了那本薄薄的装帧粗糙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The Dreams of Our Generation）外，别的还没有翻译成英文。她的主要作品翻译成法文的有《疯狂的君子兰》(Une Folie d’orchidées) 和《在同一地平线上》(Sur la même linge d’horizon)。前者是一篇受尤奈斯库《犀牛》影响的荒诞色彩短篇小说，描写中国人对物欲的迷狂；后者是从女性角度描写当代中国婚姻中性别角色的冲突。
戴厚英的《石墙》（Stones of the Wall）是西方最早的以普及本形式翻译出版的中国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的原名是《人啊，人》（Ah,Humannity），译者是弗朗西丝?伍德（Frances Wood）译文虽时有松散，但流利顺畅。这是后毛泽东时代较早的现代主义小说，描写了因离婚和政治出卖而导致的生活破碎，叙述上有多种声音交杂，并有弗洛伊德式的梦幻。一些人认为这部小说是技巧上的突破，而另一些人则抨击其感伤格调。戴在中国很受欢迎，1980年代后期，她创作了好几部当代历史小说，本应像古华作品那样能吸引西方读者的，但是，普及本出版社忽视了她。（1996年，她在寓所中被谋杀，其创作生涯悲剧地结束了。）卡罗琳?普因（Carolyn Pruyn）在其论著《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Human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对《人啊，人》的艺术风格和意识形态作了分析。
张洁是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的《邂逅中国作家》（Encounters with Chinese Writers）中的主要人物。她的早期短篇小说译成英文的有《爱是不能忘记的》(Love Must Not Be Forgotten)。她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Heavy Wings）也拓展了过去处于主流的社会现实主义和社会批评。（该小说在英国还有一个节译本，翻译得也很好，译名为Leaden Wings）。这部小说以1980年代工厂为背景，描写了保守势力与开明改革者的斗争，因此成为后毛泽东时代改革小说的代表。张的声音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声音，尽管按美国的标准，这最多只是贝蒂?弗丽丹（Betty Friedan）式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 她的短篇小说收入在选集《只要无事发生，任何事都不会发生》（As Long as Nothing Happens, Nothing Will）里，以精妙和尖酸的笔触讽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单调、平庸和蝇营狗苟。
更年轻一代作家王安忆在《流逝》里，描写了城市红卫兵一代的生存方式和思想的变化。她后来的小说《小鲍庄》（Baotown）、《小城之恋》(Love in a Small Town)、《荒山之恋》(Love on a Barren Mountain)和《锦绣谷之恋》(Brocade Valley)以细腻的抒情，隐秘心理状态的精微描摹，以及连贯一致的叙述风格，而吸引了专业翻译家玛沙?艾维丽(Martha Avery)、孔慧怡和杜博妮。80年代中期，后三部中篇小说是中国最早触及性题材的作品。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以女性的视角而著称，尽管她并不是女性主义者。但在《锦绣谷之恋》中，女主人公在有了婚外恋后而意识觉醒，对自我形象予以肯定。这在中国是个突破。
张贤亮的创作在性爱、试验和自我升华方面更引人注目。他将毛主义浩浩荡荡寓言般的场面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病理学个案，与自己20年监狱和劳改农场的政治犯的生活经历交织为一体。他的短篇小说集《含羞草及其他》(Mimosa and Other Stories) 运用了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Half a Man Is Woman）中，尝试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进一步将监禁以及监禁导致的性无能作为中国人生活的象征；最后，在《习惯死亡》(Getting Used to Dying)中，运用了与世界普遍的现代主义有所不同的手法。这种手法明显是从福克纳和昆德拉那里借鉴来的。该作品由玛沙?艾维丽翻译、编辑。张贤亮的这些主要作品表明，中国新时期小说完全与其他国家一样，复杂并“属于我们时代的”。最近，张贤亮创作了《我的菩提树》(又名《烦恼就是智慧》)(Grass Soup)。这是部独特的作品，其中插入了饥荒年代简单记下的监狱日记，还有大段大段的沉思，文体形式传统（采取中国古代史书中作批注的形式），在心理方面又很现代。作者说，他的看守们既折磨他，又喜欢他。他承认，他后来对他们心存感激。
关于可怕的监狱和劳改农场的故事，还有王若望的《饥饿三部曲》（Hunger Trilogy）和杨绛的《干校六记》（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干校六记》还有一种译本，译得也很好，书名更英国化：A Cadre School Life: Six Chapters）。这两部作品都比较低调，虽是纪实作品，但文学意味很浓。
一部公开讲述监狱生活的中篇小说收入在《红藤绿地母》（Red Ivy, Green Earth Mother）一书中。这是北京尚未出名、“有点像王安忆”的作家艾蓓的四篇小说的合集。艾蓓小说的情节是现代主义的，但目标明确，希望是一本“好读的书”。她作品中的叙述者都是女性，以第一人称讲述女人的性要求、强奸、监狱中的同性恋以及她们丈夫乱伦式的恋母心理障碍。《红藤绿地母》检视了当代社会中弥漫的谎言，创造了一个以十足的“西方式”女性主义方式（1980年代中国称之为“自私的女性主义”）解决中国古老的性别问题的个案。
王蒙是中国最著名、最有才气的作家之一，高深莫测而又从善如流，是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一场提倡创作自由但最终成了迫害预演的运动——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在随后处罚流放新疆期间，精心学习维吾尔语言（阿尔泰语系中的小语种，集中分布在中国西北）。他80年代初的作品与朦胧诗一道，为现代主义在中国重新获得了立足之地。这些作品收在林培瑞编的文集以及王蒙作品选集《蝴蝶及其他》（The Butterfly and Other Stories）中。《布礼》（Bolshevik Salute）是他另一部80年代初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苦难经历。也许是因王蒙的官职，在他离职之前，北京翻译出版了王蒙后来创作的主要作品。这些《作品选》（Selected Works）与《蝴蝶》选本很少重复，还全文收入了他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The Movable Parts）。这部小说是对20世纪“中国性”的社会和文化沉思。虽然王蒙一些年来去过西方，他的作品也在西方出版，但他作品普及版译本在美国的出版，却是在他再次成为轰动事件的焦点人物之后。那时，他创作了一部让人捧腹大笑的讽刺小说《坚硬的稀粥》（The Stubborn Porridge and Other Stories）。这部小说以一个大家庭成员围绕着早餐发生的故事，讽刺了“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几代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生活方式。1991年（此时，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正处于危急关头），这部作品招致帮闲文人的批评，王蒙因此控告官方批评家对他的诽谤。（法院没有受理他的诉状，而他也毫发无伤地免遭了灾祸。）这部由朱虹编辑、翻译得非常好的选集，主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洞见了王蒙不断的语言试验以及他为取得幽默讽刺效果而巧妙运用的先锋派技巧。
不同时代人眼中的文化与历史
从王蒙的选集可以看出，短篇小说依然是90年代中国主要的体裁，这种体裁有时会让西方普及本出版商看中。《中国西部》（The Chinese Western）编辑了西藏和新疆（也就是王蒙曾被发放的地方）题材的作品，但它并不会使中国小说得分。格里高里?李在《抒情诗人、喇叭手、困扰的作家》（Troubadours, Trumpeters, Troubled Makers）中指出，中国作家通常以古典的“东方主义”风格来处理他们的“西部”题材。在《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小说》期刊专号)、珍妮?戴（Jenne Tai）编辑的《春笋》（Spring Bamboo）（一部编得非常好的文集）以及杜迈克编的选集《当代中国小说大观》（World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可以读到80年代中期中国更独特、深刻的短篇小说。这些文集，以及Long Xu编的《新近中国小说（1987－1988）》（Recent Fiction from China,1987-1988），收入的都是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些青年作家受到了从卡夫卡到中国原始文化的多方面影响。戴和杜最早注意到，中国短篇小说无疑已经超越了1979－1980年期间的创作阶段。很多青年作家被中国读者视为“寻根派”——追寻中国神秘文化主题，以回应以王蒙、刘索拉、残雪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尽管寻根派作家自己也受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卡夫卡和福克纳的影响。
译丛出版者在翻译出版寻根派文学方面贡献突出，出版了《魂兮归来及其他》（Homecoming? and Other Stories），其中包括韩少功的怪味存在主义和“民族寓言”小说，译文语言明晰洗练。莫言在将自然世界怪异化方面有出众的才能，他通过不断闪现的暴力和怪异来映衬超现实的美丽。他的这种创作手法，读者可以在《爆炸及其他》（Explosions and Other Stories）中领略到。音乐家作家刘索拉的《蓝天绿海及其他》（Blue Sky Green Sea and Other Stories），运用了看起来很西方化的、内省的，甚至自我中心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揭下社会虚伪的面具。尽管她不断提到西方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她针砭的社会还是很中国化的——一在这个社会中，摇滚文化代表了年轻人理想中的博学、“高深”的哲学。年轻人是浪漫的——既富有责任感又自我毁灭——而老年人则意气消沉。张佩瑶是刘索拉作品的译者，从她译文的文学性以及她的译本序言之类的文字看来，她似乎对刘索拉作品的主题领悟很深。刘索拉作品的另一个英译本，是夏威夷大学出版的小说《浑沌加哩》（Chaos and All That），译者是理查德?金（Richard King），译文精湛。
译丛丛书还出版了流亡作家遇罗锦令人伤感的文革悲剧《一个冬天的童话》（A Chinese Winter’s Tale）以及刘心武的小说选集《黑墙》(Black Walls and Other Stories)。刘心武开创了“伤痕文学”。刘的短篇小说不够精致（还有两篇是报告文学），但揭示了平庸粗鲁、对滋生的欲望无节制的冲动，以及异同寻常的人和事。刘尝试描写中国城市生活，无论是一场酿成国际事件的真实的足球赛骚乱，还是导致公交车司机丢了工作的一次口角，他将一切放大。他想象出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将房间涂成黑色，以此说明不合常规会使“大众” 怎样的不安。
寻根派作家很少有单独的英译文集普及本出版。郑万隆讲述发生在中国黑龙江边境有点荒诞的死亡故事《异乡异闻》（Strange Tale from Strange Lands），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平装本。译文比较粗糙，但很忠实。雷金庆（Kam Louie）作的序言不够透彻，大意是说，郑写的故事是关于诸如中国男人气概、文化异化和种族冲突等隐晦的主题。除了熊猫版英译文集外，海外翻译了其他寻根派代表性作家的作品，是用别的语言译的。有些读者在阿城的《三王》（Three Kings）（收入了其主要作品《棋王》）中，发现了一种关于中国性的新颖而有诗意的观点。杜博妮翻译的这三篇中篇小说很有艺术性，并且她还说了些有趣的事（比如，阿城不会下棋）。法译选集《诱惑》(Séduction)，收入了韩少功的一些短篇小说。汪曾祺是更年长的作家，有人说他是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他的作品有法译本《岁寒三友》(Les Trois Amis de I’hiver)。
萧凤霞编辑的文集《犁沟》（Furrows）在一个宏大的社会脉络中，详细考察了从五四到新潮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描写农民的。这部文集不仅收有小说，还收有作家关于题材选择和创作手法方面的创作谈。这类创作谈在中国自成一种文学题材，从文学“使命”的文化假定，到公开地与评论家和文学官僚唱反调，无所不有。马汉茂（Helmut Martin）与金介甫编辑的《当代中国作家自画像》（Modern Chinese Writers: Self-Portrayals），厚厚一卷，收录了大陆、台湾作家的此类文章，以及香港的通俗小说。
寻根作家浪漫、史诗般的作品使得中国长篇小说在创造性和深刻性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肯定超过了过去巴金、茅盾、老舍写的大多数作品。在启人心智的《红高粱》（Red Sorghum）中，莫言向国人奉献了一部将中国历史神话与宏大的背景相映衬的小说。瑰丽的象征、大胆的虚构、独具匠心地用现代主义手法镶嵌次要情节的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场合，使莫言神奇的家族传奇成为今天英语世界最好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在一篇让人联想起《蝇王》的故事中，中国孩童在日本迈来式的大屠杀（Mylai-style massacre） 中成了孤儿，他们进行了一场人与狗的战争，这些狗啃食他们父母在野地上的尸体——是狗而不是孩子们，回复了原始的“人类”暴力。莫言另一部梦魇式的史诗作品是《天堂蒜苔之歌》（Garlic Ballads），描写了政府官员的野蛮。
中国顶级电影导演张艺谋根据《红高粱》和苏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Raise the Red Lantern）改编的电影，先于小说在西方露面。这两部电影的视觉冲击力和戏剧化暴力场面，让评论家自然想知道，原著是否比不上电影。这两部小说由于分别得益于葛浩文和杜迈克的精湛翻译，因此消除了这些疑虑。苏童的文集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书名，但这部小说并不是已翻译出版的三部中篇小说中最强的。但第三部《罂粟之家》（Opium Family）的译文再现了原著的艺术复杂性。苏童的史诗般作品《米》（Rice），描写了主人公迷恋暴力复仇和堕落，是一个反面的霍拉休?艾尔格 式的故事。这部小说仍由葛浩文翻译，译文依然是很精彩，令读者着迷。
若不是《银城》（Silver City），李锐只是被当作有才气的讽刺作家而著名。这部小说以一个家族史为历史框架，也是描写暴力。它具有电影场面视觉效果，里面既有一些莫言风格的古代迷信之怪异，又有五四作家沈从文式的抒情色彩。这部小说也在发出独特的“中国”声音方面赢得了声誉。毫无疑问，李锐是个讲故事能手，很有技巧。他没有沿用苏童的怪异情节或者莫言的骇人听闻般夸张的英雄主义，而是通过描写杀戮和折磨来编织报应之网。也许，贾平凹以及寻根作家群体，可以看成是编造新的历史传奇的能工巧匠。
不久前，杜迈克提醒西方注意，新的中国现代主义、思想解放、以及对外开放在80年代初遭到挫折，中国文学家并非完全不像半个世纪前的胡适等人那样呼吁通过渐进的政治方式改造中国文化，他们对类似的文化主张逐渐抱有浓厚的兴趣。（王晶的《高雅文化热：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美学和意识形态》（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全面探讨了这个时期的思想史。此书也由此得名）。不仅是寻根的一代，也包括中年作家，开始广泛地探讨历史和文化主题，有时是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性行为是典型的文化标识，但这些作家不像青年作家，其作品中的性行为没有弗洛伊德、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意蕴。冯骥才的《三寸金莲》（The Three-Inch Golden Lotus）运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以及哲学和历史的寓意手法，以中国过去对女人小脚的迷恋为题材，编造了一个关于中国文明的故事（缠脚的故事）。古华在《贞女》（Virgin Widows）中，放弃了他的政治性长篇小说，而讲述了一个历史循环的故事。老作家白桦以《远方有个女儿国》（The Remote Country of Women）来寓意中国的道德观。这个故事讲述的是跨文化（汉族与土著民族）的伤心故事。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中国西南的一个母系社会村落，那里没有性禁忌。故事中穿插了文革中中国汉文化遭扭曲的叙述。应该说，《远方有个女儿国》是在探究真正部落风俗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这是对文革更富想象力成分的小说之一。尽管这是一位男性写的，但也许可以看成是中国的女性主义小说。
残雪的某些作品在描写骇人听闻的堕落和暴力方面，比起苏童的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Roland Janssen和Jian Zhang以流畅的译笔翻译了她的《天堂对话》（Dialogues in Paradise）和《苍老的浮云》(Old Floating Cloud)，译本保留了原著中的那些令人不快的内容。然而，残雪为人所知的，是她超现实小说中先锋派式的玄思。这些玄思与中国当代生活的关系并不明显。
1980年代后期先锋派作品选集
1980年代后期，李陀和其他的批评家、编者宣称——同时也促成了——一批新的短篇小说作家的诞生。在英语世界，他们经常被称为“先锋派”（the Avant-garde），很有点像是说他们是后毛泽东时代首屈一指的作家。他们现在都已成了经典作家，主要归功于李陀。这些作家包括格非、马原、余华、叶兆言以及孙甘露。上文提到的苏童和莫言因他们更具实验性的创作常常也被归入其列。还要加上残雪，无论是她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创作，都比男作家的作品更具试验性，也 “更难读”，并且创作此类作品比他们还要早一点。她的作品无论是在知性还是社会性方面，都不太符合先锋的概念，因为她的创作与被社会认可的那些男作家的“严格意义上的先锋”有距离。
到目前为止，新潮小说确实是一个潮流，而不是批评家的臆想。吊诡的是，新潮小说好像既有意逆反于自我意识的高潮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卡夫卡、福克纳、意识流以及为试验而试验的残雪），又逆反于寻根派。新潮小说的叙事并不总是依循逻辑法则和常识，但里面有很多故事事件，不乏地方色彩成分，还有虚构的历史。在苏童、李锐、格非，特别是刘恒的笔下，新潮小说甚至有新写实主义趋向，带有各种各样的自然主义的、嘲讽的、象征的、浪漫的和喜剧的意味。另一方面，余华和马原的作品，既有内容荒诞无稽的魅力，又有怪异叙述人称的情节趣味。余华是目前唯一出版了英译个人文集的作家——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翻译了他的《往事与刑罚》（The Past and the Punishment），译得很好——在他的作品里，叙述者对他叙述的内容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漠；在马原那里，叙述者有意向读者表白自己是个撒谎的叙述者。他们将后现代主义引入中国，但没有像日本和台湾的新写作那样，屈从于媚俗。有了这些成就，中国文学现在在主题和创作风格上得以全面的展示。吊诡的是，尽管很多小说都隐约表现了作家在道德上对文革的疏离，但还没有一部小说能深入那个事件而揭示其全部的复杂性。老作家如刘宾雁等，批评年轻作家不直接反映和批评“社会”，但对这些新潮作家来说，毛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之于他们，就像是古老的历史。他们尽可随心所欲地虚构，或者彻底忽视这场革命。
新潮文学为学院文集的编辑提供了绝好的材料，也成了英语国家的中国和亚洲文学课堂上理想的教学内容，但新潮文学并没有像对短篇小说那样，对长篇小说也起到促动作用。这类小说有“情节”，但常常故意对有争议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事件熟视无睹，特别喜欢耽溺于个人、（伪造的）历史、（蒲松龄式的）荒诞不经和奇特的效果。赵毅衡称这类先锋小说为“元小说”；明显的历史题材就这样撇清了与不久前发生的历史现实的干系，因此很多作品似乎也是元历史的（metahistorical）。无论如何，新出版的英译文集“与中国拉开距离”，而不是减少华裔批评家通常的感叹：西方对中国文学更兴趣的是社会内容而不是其“艺术”技巧。不仅如此，尽管大多数经典先锋派作家仍生活在中国，英译文集收选的作品比较广泛，有80年代的作品选，也有流亡作家的作品。事实上，读者现在可以在已出版的好几种文集中，挑选翻译得最好的优秀作品。以社会内容为文集编辑目的的日子，已过去了。
王晶编的《中国先锋小说》(China’s Avant-Garde Fiction)为新潮小说翻译树立了很好的学院派标准。王晶只将7个先锋派作家作为重点，揭示了格非、苏童 、余华、马原的不同侧面，对他们的发展过程作了深刻的揭示。大体说来，他们的想象是一座高潮现代主义的迷宫，投射出无因果关系的关于时间和世界的迷人幻象。“新小说”的“现象学”叙事也非常明显。“中国特色”好像就是热衷于元叙述游戏、玩弄虚假的历史，热衷于描写和叙述的象征方程，热衷于对异己世界意识的探讨以及时间怪诞循环的情节。
英译中国文学文集中规模最大的，是刘绍铭和葛浩文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文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这部文集是对刘绍铭等人合编的优秀文集《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集（1919－1949）》（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可惜现在已经绝版)的大幅度修订，更换了先前文集的一半以上内容，增加了诗歌和散文。从大中华的视野，将各种体裁的选择范围扩展到1949年后，译文精彩绝妙。选材很内行，既包括有社会异议的“乡土”小说，又有台湾更新潮、更先锋的作品，还包括好几篇“古典作品”以及大陆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作品；大陆文学方面，偏重于较年轻一代作家以及实验作品，而不是1980年代前期的新现实主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部收有87位作家作品的文集，居然没有收入一篇毛泽东时代的大陆小说。尽管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创作军事美学压倒了社会趣味因此不选入，但它们的独特性以及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依然有历史意义。这部文集有毫不掩饰的倾向性。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是选1949－1976年的作品，但选入的几乎全是台湾和香港文学作品。因此之故，不便将此文集作为那些敏感学生的指定读物。杜博妮和雷金庆撰写的新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提出，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发展路线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然出现了。哥伦比亚文集对散文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King-fai Tam 也编了一部完整的“散文”，或者称小品文文集《自己的园地》（A Garden of One’s Own）。时间范围是1919－1949年，但是Tam正在准备编一部续编，将时间范围扩大到现在，并且选入了台湾散文。
格里高里?李编的《汉语写作与流亡》（Chinese Writing and Exile），收入了论述中国流亡作品（特别是诗歌）的论文，以及李欧梵颇受好评的论述中国民族和地区身份的论文。1949年前出生的聂华苓和於梨华，依然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在台湾——她们的文学兴趣得以养成的地方——出版优秀的中文小说，并已在开拓“谭恩美式的”主题——自我流放的中国人的焦虑。聂的《桑青与桃红》（Mulberry and Peach）讲述的是一个女人1949年离开中国时面临的精神分裂（化为桑青和桃红两个人物，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心理）。后来她发现自己为躲避警察藏在一个封闭的xxx上（象征她选择的避难所——台湾），最终，她从美国移民归化局逃了出来。 这部小说采取的复调手法吻合了她的精神分裂症?。高信生编的《中国海外作品的本土性：当代女作家评论》（Nativism Overseas :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对聂、於、陈若曦及其他在台湾颇富盛名的自我流亡作家作了很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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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这样密密麻麻洋洋洒洒的帖子，谁看了不晕，简直就是一个“明版书”，可能大家都要求你了，能把“中心思想”着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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