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财政政策：中国应当向美国学习什么？
新年伊始，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宣布在其经济刺激方案中，将包括31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规模约占其总方案的40%左右。对此，舆论普遍认为其初衷不过是为了讨好共和党议员，以利于总额高达7750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在国会中顺利通过，避免重蹈三个月前布什政府TARP救市计划一再被掣肘的覆辙。
毫无疑问，造成这种先入为主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上，人们认为减税通常是共和党的专利。例如，在1981年里根就任时公布的经济复兴四点计划中，减税便列为首要计划；而布什政府8年任期内也曾先后三次祭出减税法宝。与之相反，民主党的偏好往往是在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以劫富济贫的增税方式保持预算平衡。然而，世易时移，如今这一鸿沟早已日渐模糊。
事实上，近年来民主党对减税的态度已发生180度转向。2001年5月布什第一次减税时，遭到了国会中民主党议员的群起反对，最后仅以微弱优势通过；而到了2008年1月第三次减税时，却赢得了美国朝野的一片赞许。事实上，也正由于布什政府的这次减税，在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出现-0.2增长后，2008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奇迹般地回升至0.9%。
因此，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主要民主党候选人，如奥巴马和希拉里等，无一例外都给美国民众画出了减税馅饼。奥巴马曾多次表示，一旦他入主白宫，将立即为美国中产阶级减税，以此刺激经济。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此次奥巴马310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也算是向选民兑现其竞选时的承诺。
一般认为，奥巴马在民主党内走的是中间路线，而他本人的作风也不断趋于现实。在短短两个月内，我们看到，奥巴马版的救市方案从一个粗糙的、试图以所谓“绿色产业”计划就轻松创造500万就业岗位的乌托邦蓝图，发展到以扩大基础设施、实现互联网升级换代和新能源、循环经济并重的现实可行方案，再到把大规模减税囊括在内，表明奥巴马及其团队正不断依据实际情况，积极校准政策思路。
随着危机的不断加剧，货币政策无论是从手段还是实际效果上都已表现得力不从心，通过扩张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来应对下一阶段的危机，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从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角度看，财政政策具体采取何种形式为宜，是扩大政府支出、增加转移支付还是减税？一直存在争议。首先，对于减税和转移支付（如发放消费券）的好处，普通百姓和企业经营者看得见、摸得着，不存在浪费和滥用的嫌疑，但很多人（主要是政府和政府经济学家）担心这些钱最终会被储蓄起来，枉费他们的一片好意和苦心，倒不如让政府来代替他们花钱比较好。但是政府支出也并非不存在问题：一是不是自己的钱，大手大脚花起来不心疼，效率损失明显，此外，政府支出扩张的同时，也往往是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等犯罪率上升的时候；二是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将在资金和优势项目上对民间资本构成挤出效应；第三，基础设施工程所能实际提供的就业岗位及其可持续性也令人怀疑。因此，从理论演绎上看，各种财政工具都各有长短。
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答案似乎更为混乱。一份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指出，减税只有在净借债者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才最为有效，但该研究同时表明，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在具有较高边际储蓄倾向的国家（如德国）也往往低于英美。这一结论或许正是德国长期以来对于财政刺激政策敬而远之的重要原因。但大危机将改变一切不可能。2009年1月5日，德国宣布将实行总额高达500亿欧元的第二套财政刺激方案。即便同样依据二战以来的美国的经济数据，换一种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根据传统的凯恩斯模型，一般认为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在1-1.4左右，远远高于减税的乘数效应；但奥巴马新任命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最近的一份研究却清楚表明，减税可以通过改变资产价格的相对变化促进资本投资，其乘数效应高达3！
除美国之外，中国、欧盟、日本、印度、俄罗斯、韩国等也实行了规模不等的财政刺激方案，尽管各自特色和侧重点也不乏鲜明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倾向于实行多样化的财政政策，而非仅仅抱住减税或扩大政府支出中的一端不放。就连长期以来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大本营的IMF在这场危机中也一反常态，放弃了“紧缩平衡”财政政策，鼓励各国采取及时、有力、持久、多样化的财政政策。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4万亿元主要体现在政府公共投资项目上，当然也不乏通过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和提高出口退税等方式来减轻企业的税负，但总的看来，片面强调政府主导投资的思维依然未变，特别是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力度显然不够，仅仅是继续执行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等已有政策。而一些更为灵活的刺激政策，例如对低收入居民发放消费券，也仅有极少数地方政府在试行，表明模式化的凯恩斯经济学还在禁锢着众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头脑。退一万步说，即便减税和消费券最终只是替代了原有的货币消费，对于拉动就业和GDP增长效果并不显著，但从民生角度而言，对中国无数贫困家庭而言，也具有明显的福利改进。
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罗斯福总统在1932年一次重要演讲中的核心观点：“我们需要更为大胆、百折不挠的政策试验。如果一个办法失败了，立刻承认此路不通，然后迅速转向下一个办法。”或许正是因为罗斯福敢于不断试错，不断创新，因此，早在1936年凯恩斯《通论》问世前数年，美国就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实践中确立了以扩大政府支出弥补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新政”思路。历史或许将证明，在这次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任何墨守陈规的教条主义和抱残守缺的经验主义注定都将错失良机，付出沉重代价。
（作者为上海学者）
转自http://www.chinapressusa.com/comment/2009-01/08/content_181704.htm
转载理由：这是一篇财经方面的好文章，好在：一是文章不坐而论道，而是以新闻时评形式阐述理论；二是文章切中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时弊。不足之处在于：文章实际上说的是在应对危机方面，中国应当向历史上的美国学习什么，但标题容易给人产生向今天的美国学习什么。为此缺陷，但还是瑕不掩瑜，故此推荐。纯属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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