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舆论史》
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新闻史邓金明
这不仅是新闻学专业的必读书，也是任何对中国舆论文化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欲从文化史角度了解中国古现代的新闻、舆论，我认为本书和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以及阿英先生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是三本最值一读的书。相较之下，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更是学者著作，少了那么一点文人气。
没错，《中国新闻舆论史》是教材，但没有一点教材样。观中国近现代文人撰的教材，是一种风格的享受。比如胡适的《中国白话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等等，虽是教材，却自有作者精气神存焉，大可见学识、见裁断、见意气、见风范、见脾性。这是近现代学者文人角色合一时所独有的。当代教材呢，固然有观点的标新、材料的详备，却无文气的灌注、个性的独异；风格的流失，宛如水土的流失一般，失掉了想重聚，自然是万难的。
《中国新闻舆论史》是一部胆气之作。它的副题是“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其立意与用心可见一斑。我们今天谈“新闻舆论”，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没胆气敢提它的天职。而林先生呢，上来就说，“泛泛谈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把新闻自由看作民主的真正基石。……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中国新闻史”。这本书原本用英文写就，林语堂写的时候还在上海，据余英时先生的一篇文章介绍，这是林“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在美国发表的第二本书，但与幽默、闲适的人生情调毫无关系，而毋宁是一部相当严肃的学院式的作品。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这当然和他当时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有密切的关系。正如他在此书的导论中所说的，他所关心的是中国史上清议与权威之间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则是民主在中国的发展的一大关键之所在。”强调新闻自由、反对舆论专制，自然是常论，但与一般带有党派倾向、意识形态立场的新闻史书的偏狭相比，林著从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大处着眼，姿态和立意自然要高的多。这也是为什么余英时先生声称，本书对于中国当前流行的“公共空间”问题的探讨，“仍有可借鉴之处”。实际上，这也是本书受到忌讳的原因。据宁树藩先生统计，1949年以后，只有两篇专文探讨过林语堂的这本著作，“我国新闻史学界读过本著的，也甚寥寥”。
当然，如若全然“金刚怒吼”，那也贴不上“林语堂”的三字标签了。书中有不少涉笔成趣的地方。比如，谈阅读民国那些政治化、党派化的杂志，作者写道：“给人的感觉就像听到有人在行将沉没的、一片混乱的轮船上呼喊，而我这种沉湎于幽默、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人，时常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在茫茫黑夜里吹着口哨的人。”还有那些可怕的新闻检查官，正如马克思抱怨“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书报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一样，林语堂也断言“审查官永远是世上最荒唐的职业”，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宽宏大度地、有点幽默地把它归于职业的而非个人的原因”，因为检查官“被置于这样的窘境：要么，像手持剪刀在大街上逛来逛去以改良女士服装款式的广州警察一样，对自己并不在行的作品乱改一气；要么，对自己不懂的作品不作任何删改，从此不再以此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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