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今天刚看到此文，转贴过来，原文刊载于上礼拜的南方周末副刊。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关于林国荣先生的《解读柏克》一文
多年以前，在下就曾关注过当今学界日益走红的青年才俊林国荣先生，一是曾见他在网上表示对国内学术界的不屑，指摘“有太多的人不思学术，不求知识，每天都四处寻找机会，博取名声”云云，读来颇令人动容。二是他的文章大多立意恢宏，引人注目。虽然平庸如我辈读后往往一头雾水，不知道是该景仰还是该请教，但其才情、学养跟年龄构成的反差着实抢眼，可谓难得一遇的才子。
这些日子因个人兴趣的需要，时常翻检一些西方文献，恰好见到美国学者斯蒂芬·莱恩泽尔发表在《政治理论》杂志上的一篇论文，题为“施特劳斯笔下的三个柏克：《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柏克问题”（Steven J. Lenzner,“ Strauss’s Three Burkes, The Problem of Edmund Burkein Natural Rightand History”, Political Theory，vol.19,No.3, August 1991,pp.364-390.可在www.jstor.org阅读和下载）一路读下去，越读越觉得似曾相识——好像汉语学界也有人大谈过“三个柏克”呢！
回忆过往的阅读经验，便想到了林君的《解读柏克——以〈自然正当与历史〉第六章为例》（《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此文可在很多网站上搜得）一文。于是乎赶紧寻出，殊不料不读则已，读罢瞠目。
可以铁板钉钉地说，林国荣君的这篇文章，除了“引言”、“结语”和几条相应的注释而外，其主体内容，即从第二节和第三节，通篇是抄袭而来,甚至连原作者的一些见解精深的注释，林君也没有放过。记得当初读此文时，不才深为文中注释所展露的好学深思、见闻广博折服。现在想来，真是有点替自己叫屈。
公道点说，林国荣君此文，不比那些径直剽窃汉语文献的烂货。面对原文作者在古典政治哲学上的精湛学养，他得花些理解的功夫，然后再字斟句酌地翻译过来。这确实属于比较费力的技术活。
现今的大学校园，就像市井中的小偷们练活儿一样，不时可以听到有人私下议谈“剽窃的水平”。据说高明者一是要做到不抄则已，抄就抄高水平的文字，这在晋级评奖中才好使；二是要抄得巧妙，这样才不易被人识破。
以此观之，林国荣君的这件抄袭之作，当属上上品无疑。他当年有如此作为时，大概想到的就是这些朴素的道理。借用语言转换筑起的掩体，去剽窃洋人大作，既可为自己的蹿红助力，“走光”的风险也要小一些。可是有些内因和外因，好像对他都不太有利。
怨只怨现今的网络发展太快，使国人能更方便地看到国外学者的成果；怨只怨林君的脑子虽然够精明，似乎仍欠一分火候——像Political Theory这样大名鼎鼎的学刊，他居然也敢下手。
以往虽然不太认同林国荣君的治学路数，对其才情与学问，在下还是心存三分敬意的，有时甚至敦请自己眼前的学子，当以他林家兄弟为楷模，在阅读经典文本上多下点力气。未曾想，一个整日里张口柏拉图、闭口色诺芬的人，何以能把“崇高”与“荣誉”这些基本的古典美德忘得一干二净。
更为匪夷所思的是，林国荣君在自己大肆抄袭之时，居然还在文中放胆指责一位学界前辈译作的注释系“抄袭”。相比于“人是一种双足无毛的动物”这个柏拉图的定义，在下更喜欢“人是一种会脸红的动物”，可是联想到林君曾经（大约是在写《解读柏克》一文后不久）鄙夷学界“四处寻找机会，博取名声”，不免也有点更相信柏拉图而不信自己了。
林国荣君这一桩剽窃案，关系到当代政治思想大哲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1－973）。对于施氐营造的神妙高远的境界，在下才疏学浅，属于上不了台面的人，不得已只好谨尊圣人言，对他“敬鬼神而远之”。但这里还是有必要说几句题外话
施特劳斯之学的要旨，在于吸取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教训，讲究真理的“隐秘写作”，是从不屑于与俗人道的。记得他跟另一位同样立意高远的政治哲人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4）曾称卡尔·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作者，大批柏拉图为“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有关柏拉图的言论全是“垃圾”，携手力阻芝加哥大学延聘波普。当年闻听此事，虽觉得他们有失古典学者的胸襟气度，却也有同情和理解在。盖施氏一路的学者，毕竟在价值上有坚韧的执守，确信政治哲学若一味与流俗的现代性话语同步，打扮得太朴素平实、太讨人喜欢，便有欺世之嫌，甚至“有毒”。这种立场，大概是每一个真心追求“终极价值”的人，都有切身体认的，而这种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就像人要大小便一样，是任谁也挡不住的。
然而，这位施老师在大学里一向安守寂寞，潜心于研读和传授经典文本，矢志于检讨和针砭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不管他的观点对也罢错也罢，他在学院里恪守本分的治学态度，却是每个学术中人都当致以一份敬意的。按不才的理解，在现今的大学里，进了政治哲学这个行当的人，面对那些起早贪黑引车贩浆的劳苦民众，固不敢再唱什么“安贫乐道”的高调，但无论信的是哪一路“主义”，与红尘名利的缘分都是很小的。所成大者，或可为世人留一点备用的智慧；所成小者，至少能落个自淫自乐的私生活。这一行带来的好处，大抵只能如此了。
林国荣君是颇为推崇施氏学问的，但他的这种剽窃行为，完全背离了古典学者的处世品德。本该平淡而真诚的学术人生，却被他用作欺世盗名的手段，为此不惜踏入抄袭剽窃的邪门歪道。莫非他自恃才高八斗，狂妄到认为别人的美文也该属于自己不成？不错，他那种时常凌空蹈虚、莫测高深的言论，确实迷倒了一大批人。甚至被他指为“抄袭”的何兆武老先生，看过这篇抄袭之作后，也让他唬得直发愣，在答辩文中谦卑地——真可怜他老人家了——自称“报废了的一代”，而把晚他两辈不止的林国荣尊为“柏克专家”（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关于柏克 《法国革命论》——我的一点意见和答复”）。看来，对于不知就里的人来说，抄书确实是能抄成专家的。
唠叨了这许多，读者诸君劳神费力走眼至此，却仍看不到不才举出几条林国荣君剽窃的实例，来把他这桩罪案坐实。各位也许不禁要问，这位仁兄到底抄了些什么？
唉，真是对不住各位了。他抄来的内容，怕是不论哪家报纸刊物，也容不得在下全部罗列一番。不过，为了尽举证人无以推辞的义务，这里姑且还是抄一段他偷来的文字和人家的原文，权当餐前的一小杯开胃酒。各位若是果真想品尝那一道剽窃大餐，不妨自己去把两篇文章找来，亲自对照一番。到那个时候，各位想必就会晓得，不才为何非要这么“做人不厚道”了——
一、美国学者斯蒂芬·莱恩泽尔的原文：
Although Leo Strauss’ critique of Edmund Burke's political theory in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is not the most famous ever written (it suffices to mention Paine's Rights of Man), it is doubtless the most challenging. Inpart, this is so because Strauss, unlike most other critics, focusesh is attacknoton Burke's \"conservatism\" buton the grounds of that conservatism. To paraphrase Strauss himself on Alex and reKojeve, he seems to hold that Burke is right politically for the wrong reasons. If Strauss is to be taken athis word, Burke's principles ultimately were more harmful to the ends he sought politically than were the theories he opposed. “Whereas Burke's ‘conservatism’ is in full agreement with classical thought, his interpretation of his ‘conservatism’ prepared an approach to human affairs which is even more foreign to classical thought than was the very ‘radicalism’ of the the oris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318-19). My argument is that Strauss is not to be simply taken a this word,because in his essay on Burke (in the chapter entitled “The Crisis of Modern Natural Right”), there is no tone Burke but three.
二、林国荣“作品”：
在《自然正当与历史》（按，即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林君下文所注“NRH”，是此书英文书名首字母的缩写）这本选材挑剔的书里，施特劳斯用了半个章节的篇幅重新检拾了柏克的政治理论，提出了评判。这个评判不是最有名的(在此，至少可以提到潘恩的《人权论》)，但无疑是最富挑战性的。之所以这么说，部分理由是：和众多其他批评者相比，施特劳斯并没有盯住所谓柏克的“保守主义”不放，而是悄悄地把眼光放在了柏克保守主义的基础和理据之上。用科热夫的话来说就是，施特劳斯差不多是认为：柏克之政治上的正确乃是出于错误的原因。(按，林君这里也许看走了眼。从上面原文的意思看，这话并非科热夫所说，而是作者模仿施氏本人评论科热夫的语气来评论施氏)。在章六，施特劳斯写道:“柏克的‘保守主义’和古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但他对这一‘保守主义’的阐释却为这样一种对待人类事物的方式埋下了伏笔，这种方式比法国革命理论家们的‘极端情结’更远地游离于古典思想之外。”(NRH,pp.318-9)若对这段话单纯做字面理解，则施特劳斯似倾向于认为：最终来说，柏克的原则危害了他自己所寻求的政治的目标，这种危害较之他所反对的理论还要为甚。其实这看法于柏克、于施特劳斯都是不公平的，仅仅单纯和粗浅的字面理解是不成立的。在章六 （此章的标题是 “现代自然权利的危机”）论述柏克的部分，施特劳斯所呈现的柏克形象是多重交错的，就笔者分辨，至少有三种。
这两段文字中，上面是美国作者原文的第一段；下面则是林文的简短“引言”之后的第一段，自此以下，林国荣君便铆足了劲，把人家的文章一段不拉地抄了个底朝天，甚至连一些精彩的注释也没放过。鉴于这种局面，再多列出几段他剽窃的文字，无端耽误各位的功夫，就真有点儿做人不厚道了。
不过，这里给出一个他剽窃的大体数量，也许不算多余。在林君这篇连同注释共二万二千多字的长文里，“抄译”的内容大约占到一万七字左右。
其次，也许还应对林国荣君的剽窃特点略做点评。就像对照这两段文字给人的印象一样，林君此后的全部翻译也并不十分严谨，偶有一些错讹。大概是为了让行文风格显得更像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所写，他在“抄译”的过程中不时做些巧妙的变通，偶尔还对原文的语句顺序有所调整，但若以达意的标准衡量，大体还算及格；此外，林君对原文也有少许删削，甚至夹杂进他本人借题发挥的只言片语，如上文中的“其实这看法于柏克、于施特劳斯都是不公平的”等等，但其数量微乎其微。
在林国荣君的作品中，《解读柏克》可以说是难得地思路清晰、文意通畅的一篇，而且少见地包含着许多注释（林君的很多学术文章，是几乎见不到注释的），如今在下才明白，这“思路”和“文意”，包括其中的注释，原来都是十足的赃物。过去还读过他的一些文不对题、东拉西扯的宏文，现在心里也不由得犯嘀咕，那是出自眼界的宏阔高远，思想的潇洒从容，还是月黑风高中的仓惶？
日前又找来林国荣君另一篇疑似抄袭的文章《培根的“所罗门宫演讲”》（载 《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此文也没有任何注释），随便拿前面三段（共有两千多字）做了一个检索，发现果然又是剽窃。但与《解读柏克》一文时隔四年，他的水平也大有改进，三段文字分别抄自两本英文书，而且变得更像“编译”而不像“翻译”了（被林君用来抄袭的两本书及具体页码是：William Smedley, The Mystery of Francis Bacon , pp.5-7. Joyce Lee Malcolm, ed., The Struggle for Sovereignt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racts, vol.1 ,pp.xix-xx）。
平心而论，林君解读这类学术文献的能力，在同龄人中，是大可以用“超群”来形容的。既有此才华，他本不必干这种的勾当，只要心斋自守，踏踏实实做学问，假以时日，成大器当不在话下。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不才确实为这事而替他感到惋惜。
最后，或许有人要说，不考虑眼下中国学术界的道德和制度生态，仅仅指责一个人的剽窃行为，未免见小不见大，有些意气用事。信哉斯言！林君之放胆抄袭，必有某种制度上的激励因素，由此才有了剽窃成风、人皆乐于心照不宣的共犯心理。然而，证成制度安排所导致的“集体罪行”，并不能为个人的罪过开脱。每个人的罪都是人性的一次失败，憎厌之余，亦当投之以悲悯之情。但人性固有的弱点，却无法让个人免责，除非我们承认这是一个没有丝毫个人意志可言的奴隶制社会。不才并未看到林君有甘为腐败风气之奴隶的意思表示，因此，无论学术领域的制度环境多么恶劣，他理应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担当。
■延伸阅读
《君主之鉴》，林国荣著，上海三联，2005《罗马史随想》，林国荣著，上海三联，2005《帕纳萨斯山来信》，林国荣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希腊四论》，刘晨光、王恒、白龙、林国荣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编者注：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林国荣的简介中，还列了一种著作《林国荣社会-政治文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经检索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网站、中国国家图书馆，未发现有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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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1626 原文后面所附的林国荣的道歉信
编辑先生：
读者武仁先生来稿中所指出的情况全部属实，并无半字虚言，除了所谓“才俊”一谓我实在愧不敢当之外。我在此特向武仁先生以及一直关心并支持我的学术界的师长和同仁致以最真诚的道歉。
在此前提之下，请容我利用这次机会作一个附属性质的私人情况说明，这并非辩解，更非辩护，而只是一个力所能及的、非常有限的道歉。
2001-2005年，我个人一直在生存线上挣扎，原单位已将近一年未发薪水，后来的单位则只给予每月不足八百元的工资，生计无以为继，遂决定放弃学术道路。在此期间，我分别翻译了《解读伯克》和《战争起因古今考》两篇文章，这些翻译不为发表，只是因为“台海”局势而使我个人暂时对战争主题保有特殊兴趣；伯克一文涉及爱尔兰战争，后文则涉及一般性的战争。同时也围绕战争问题分别写了《为海战声辩》、《论世界帝国》以及《培根的“所罗门宫演讲”》三篇文章。因为只能在晚上很有限的时间内用朋友的电脑或者在网吧进行文字工作，导致无论是翻译还是写作都非常仓促，学术规范根本无从谈起，也没有可能进行基本的后期学术规范梳理工作，比如注释、校对等，甚至在译稿中往往以红体加注个人的随兴想法。随后便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外出打工谋生。
两篇翻译的发表存在根本性的操作失误。约稿之时，我尚在外打工，且无网络可用；遂托朋友把我存放在他电脑里的文件夹全部发给编辑，让编辑自己挑选合适的稿子。之后我便再无时间也无心思关注后续的事情，其中便包括文稿清样的校对。最终才导致以我的名义发表了两篇译文，而译文中却又时时出现我本人的夹注。我是在看到杂志或书稿出版后才发现此一巨大错误，遂与出版单位进行沟通，尝试进行更正说明。《战争起因古今考》一文的更正声明，经与出版单位上海六点文化公司的倪卫国、万骏先生协商，已于2006年8月至2007年8月间，正式发布于我所在单位的官方网站上，俟作品重版再作彻底更正；《解读伯克》一文的更正因为《战略与管理》杂志已于2004年停刊，便只好作罢。
我在同一时期所写的几篇文章都存在大量征引历史材料但缺少注释的问题。同时，读书笔记或者杂感性质文字的临时拼凑，也致使武仁先生所谓的我的学术文章甚至不能达到文意通顺的基本要求。我于近年才勉强摆脱堕入温饱线之下的恐怖窘局，但为起码的生存所迫，也只能从事一些评论、时论性质的小文章的写作，所谓的学术研究仍然因为缺乏起码的“闲暇”而完全断绝，距离以“注释”为基础的“精深研究”实是遥遥无期。
学术规范是绝对律令，全部罪错实由我个人所为并由我个人承担。
再次感谢武仁先生的善意告诫和教导，并向武仁先生、学术界的师长和同仁以及广大读者致以诚恳的道歉。
林国荣
200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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