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观察》
观察周刊，储安平主编，创刊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1946，9，1）。第一卷第一期
第二页广告：电器制造厂、中纺公司第一印染厂、鹰球牌经济炉。
开篇：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抗战初胜，乱世之下，筹办刊物之艰：言路狭窄，敏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漲，印刷成本，难于负担。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
观察办刊的目标：
一、谈论国事的政论性刊物。“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说感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我们对于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和煽动。”
二、致力于一般青年思想、品性、修养的进步。
观察同人办刊坚持的四个原则：
一、民主 “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
二、自由 “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没有自由的人民事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奴役的社会。”
三、进步 “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
四、理性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理性。”“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 观察同人办刊坚持的四个原则：
一、民主 “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
二、自由 “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没有自由的人民事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奴役的社会。”
三、进步 “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
四、理性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理性。”“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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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侯看过这本杂志，繁体竖排！
办刊宗旨何错之有？何错之有？？ **** Hidden Message ***** 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纸、杂志、和通信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中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样经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份了，献策献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已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方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执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是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
今兹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于此义。若以为今日这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于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于消减，万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于不忠国家绝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英国言，邱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以求邱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抵，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日之邱吉尔亦无罪也，再观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入杜威华莱士于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现在则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拉下来，于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家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地想想，你们过去所做所为，对于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于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做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为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吗？请问今日之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为设建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施行吗？我们一直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建议，请政府给无饭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住，这不是又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之而一一一见之于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三卷十三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并誉为极有建设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八月矣，政府果会采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富国利民的事，则又何惧乎民间舆论之抨击；假如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谛一些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之困难而言，固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益方法，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实讲一句，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而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之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如挺起胸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作者：储安平 原载 《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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