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帝传奇
一直都和社会的节拍不合，做事慢一步。木乃伊3这部大片都已经过去很久了，才拿出来看。国人一直是对秦始皇抱着一种排斥的态度的，因为他是暴君的代表。不过我认为秦始皇是伟大的，以为是他第一次实际意义上统一了华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货币。为后世统一的九州奠定了基础。尽管他的手段有一些血腥、残暴。一将成名万骨枯，在冷兵器时代要建功立业总是会踩着尸体前进。
龙帝传奇看得我心里很不舒服，在每一个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年代两个西方所谓冒险家，其实十足的强盗——如果有人有疑义，看一看西方博物馆里东方文明的藏物吧！有几件是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的呢？——尽然可以和我们足以为傲的秦军最高元首叫嚣！不知道是对我们文明的不屑还是对那段侵略史的怀念！
西方是从来不希望看到一个强盛的东方文明的，他们也一直不认为东方文明足以和西方文明抗衡的。在和西方的抗衡中，我们吃了很多亏，目前的经济、文化侵略就是明证，更有一些认贼作父、不知荣辱为何的人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7-10/28/content_107636409.htm
秦始皇是一个暴君吗？陈胜是一个好领导吗？刘邦是一个地痞吗？项羽是一个绅士吗？李斯是一个小人吗？焚书坑儒被历史误解了吗？沙丘之谋究竟发生了什么？巨鹿之战项羽靠什么以弱胜强？……大秦十五年，每一年都惊心动魄、风起云涌！透过作者潇水笔下随性散淡的文字，穿越2200多年的时空，遥望那段尘封已久的隐秘历史。
事功精神与大兴土木
可是为什么秦始皇非得“强力疾作”，搞那么多大项目呢？少搞一些项目，不就缓解了人们的焦苦和怨恨，退一步而海阔天空了吗？唉，没办法，秦人非得搞这些项目！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这也是出于一种无奈。
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有很多难言之隐和巨大挑战：秦王朝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六国之民并不服气，而且他们习惯了长期分裂的历史事实，对统一的好处还很朦胧，对新的社会体系犹疑不定。分裂的历史惯性是如此强大，以致有人刻下“秦始皇死而地分”的回复从前的口号。这就要求新政权必须有所作为，以树立在民众中的权威。统一王朝首要做的就是有所造就，修长城、造陵墓、击匈奴，树立政府的成功伟大形象，刹住历史的分裂惯性，巩固新王朝的命数。这就像新中国在1949年统一以后，在国际上被敌视，很多国家尚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当时需要大炼钢铁，搞原子弹，给外边人看看，“赶英超美”，获得国际承认。
秦始皇修的陵墓，不单单是为了个人享受，也是如史书上所说的“非壮丽无以壮威”，是为了给六国之民一种震慑和信心，以便接受“壮威”新的政府，领着他们在统一的路子上坚持地走下去。我们不能单纯说秦始皇修陵墓宫殿、兴建作，纯是为了满足个人贪图享乐的私欲。“残贼天下，以奉个人之欲，荒淫暴虐”，这样简单地把问题归结到个人品行上，是不公正的，也是浅薄的。
秦人强力疾作，大搞项目，除了为了树立政府权威，也跟秦人传统的“事功精神”有关。
秦国历来是个务实干的雄心勃勃的国家。他们最初是偏于西陲的蕞尔小邦，却变法图强，志在天下，以赏功原则作为激励官吏与民众的手段。在历代秦政府的强力引导下，执著进取的“事功精神”漾溢于庙堂之上，播散于乡邑之间。所谓“事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事立功”，必有所为的意思。对事功目标的执著追求，使秦国全社会能量高度迸发，聚焦出极大的社会效率，终于通过长期竞争战败了六国。到了秦王朝建立以后，秦人的“事功精神”没有泯灭。但是没有什么仗可打了，那就搞大兴修建和对外扩张吧。于是就大兴造作和军事行动，终于要干的事情太多，失去了控制，到了帝国和民众所无法承受的地步，乃至帝国迅速崩溃。
事功精神与秦王朝的兴亡，可谓成也由之，败也由之。
我们说，秦始皇热衷“事功”没有错，这总比啥都不干整天泡妞强吧。但秦始皇违背了“量力而行”这条基本规律。在一个久经战乱才建立起来的王朝初年，本应该休息养民，他却大兴事功，真是求死有道啊。
吏治清明的背面
李自成曾在对明朝开战的檄文中这样控诉：“皇上并不太坏，但总是被蒙蔽着。臣下全部结党营私，绝少有公正忠诚的。百姓的脂膏都被这群黑帮化的官僚榨干了，财货都进入这帮官僚集团的私人腰包。”
但是秦王朝的情况则有不同。秦王朝的各级官吏都战战兢兢，奉公办事，被各类考核指标约束着，没有贪官污吏横行的场面。从侧面来看，秦朝的吏治还是好的。譬如，刘邦押送劳改犯去骊山，中间跑了几个，他自知官法严厉，无可通融，只得自我了断，主动逃职，可见当时没有私人请托，找找上级通融通融，送礼免罪的路子。
按道理，皇帝对于自己的官僚团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秦始皇对自己的团队格外严格，出土的秦律规定，官吏受贿一文钱，就刺字去修城墙。挪用公府里的公款，以盗窃罪论处。甚至你使用公家的马驮运自己的行李（公车私用），就要被处以流放的刑罚。官吏徇私枉法、隐瞒曲报、不执行中央政策、不务正业、借权势干坏事，都要被处以含撤职、流放在内的各种刑罚。《史记》上就清晰记载了秦始皇曾专门下令把一批审判刑事案件时候徇私枉法、判决不公的官员，发配去修长城。这大约也是古来绝无仅有的事情。
看得出来，在秦王朝做官，实在是不容易。官不好当，是一个社会政治成熟的标志。如果一个社会，做官是件非常舒坦和没风险的事，那其实不是个好社会。秦王朝就是凭着这个一丝不苟的法家政府，获得了战胜六国的伟业，并且在随后的短短十五年中，完成了长城、驰道、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宏伟工程。
在这样的严苛要求下，我们有理由认为，秦王朝的吏治颇好，从地方征收汇向中央的财富，官吏们应该是不敢从中截取，或者巧立名目额外盘剥的。秦政府从民间掠取的财富，直达中央的高端。这些财富除了被最高统治者个人消费外，大量是投向了开疆辟土的战争和帝国扩张，而在长的时空历史视角来看，秦帝国一统天下、大兴事功是一件大好事。他敛了钱毕竟是干了事了，相比之下，明朝从老百姓搜刮来的大笔财富，是塞进了各大小贪官如刘瑾之徒的私人腰包。明政府军的兵员和粮饷却根本不够。明朝偌大的政府的对外功业，还不如老秦区区三千万人的帝国。
但是，太“廉明”了也不好，秦皇帝刚刚尝试皇权专制没有经验，过多地对官吏团队苛察严求，使得这些官员在压力下无利可求，最后使得他们与专制中央之间发生离心力。在后来天下大乱的时候，秦朝设在各郡县的官吏，往往成为反秦的主力和首倡者——比如刘邦和他的同僚萧何、曹参等人，乃至刘邦所供职的县的县令，都是如此。所以后代的皇帝学乖了，在人民大众和官吏层之间，他们只惹一个群体。
后代的皇帝儒法并用，在用法家这套苛察考核以驾驭官吏的同时，也讲“仁义道德”，那就是对官吏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许他们呈现一种“大面积低度腐败”，只求他们有忠心和遵守所谓官场体系下的道德，业绩与廉洁守法和能力反在其次，于是官吏层就和皇帝绑在一起了。
背黑锅的“暴君”
作为皇帝，所谓残暴，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滥杀人。但是秦始皇时代的法令并不残苛（是秦二世修改法律才变酷的），他也不曾滥刑民众，更不曾以杀人取乐。虽然后人口口声声说秦始皇残暴，却说不出秦始皇哪怕曾滥杀的一个大臣的名字。他始终信用王绾、李斯、冯去疾、尉僚、冯劫、王翦、王贲、蒙恬、蒙毅、李信一干重臣，终无变移（这帮人不论文武，从个人能力来讲，每个都是独步一时的命世之才）。
相比之下，秦昭王曾杀名将白起、名相范雎，刘邦曾杀功臣，例如杀韩信之全家，把彭越切成肉泥，汉景帝杀周亚夫、诛晁错，汉武帝杀李陵家小，朱元璋杀蓝玉、胡惟庸、徐达等大功臣，不论这些诛杀是否有一定道理，但都是让人痛心的“圣德之累”，而秦始皇除了在年轻的时候杀过吕不韦以外，并没有再杀过大臣。如果视秦始皇为残暴，则其他上述知名的大牌皇帝们，就更残暴了。
如果非要用贬义词来描述秦始皇的话，我觉得用“急躁、专独”也就够了。“急躁”是指他急于事功，大兴项目，搞得民不聊生，转徙流亡；“专独”是指他焚诗书、坑术士，不许人们凭着书本议论提意见，同时“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大臣们成了摆设。
董仲舒在《汉书·食货志》中曾发言说：秦朝的劳役，是“三十倍于古”，田租“二十倍于古”，我在前文中曾引用了他的这组数据，读罢感觉老秦对人民的骚扰侵夺，令人不寒而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但是，董仲舒的这组数据，以及他得出该数据的算法和依据，其实大有问题。
按《汉书·食货志》原文：“当时汉武帝与外边的四夷过招，代价极大，内部又大兴功业，役费并兴，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着他瞎忙，种地的根本事业反都顾不上了）。”于是，董仲舒上书劝告汉武帝——在上书中，董仲舒说出了秦的那组可怕的数字。
有学者论，这组数字，其实并不是秦的数字，而刚好正是汉武帝时代的数字。秦固然劳役、田租也高，但还没有达到这个天文数字水平（秦的劳役，据学者论，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达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强称其为秦制度，是其规谏汉武帝的一种手段。让汉武帝知道，秦按照这种制度去搞，终于把自己国家搞亡了。你快改悔吧！
于是，在中国后代大臣的口中和笔下，秦王朝和秦始皇，都成为罪恶的靶子，一有机会，随手就是一箭——“老秦曾经这么做啊，你快快改悔吧，不然你就是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了，要像他那样速亡了！”
为了起到教育当代君王作用和说理有力的效果，秦始皇必须被打扮成暴君，后人犯的错误，也往往安到他们头上。于是他和商纣王一样，也成了文章的大明星，大反派。
举个例子吧，《汉书·西域传》，这是正史了吧，其中说：“（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长乐宫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树。汉武帝行舟于池中，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明明是汉朝人自己的丑事，臣子们不敢说，却转安到一千年前的纣王身上去。
看来，纣王在沙丘的宫殿也许是有的，酒池肉林却多半是汉朝人投射给他的，是假的。
坑术士还是坑儒生？
当时有侯生、卢生两个骗子，是给秦始皇弄仙药的，但是弄不来，于是想到了逃跑。逃跑倒是并不打紧，但是两人临逃跑前还说了很多话，给秦始皇提了很多意见，诸如“贪于权势”（喜欢独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不肯授权给百官）、“上不闻过而日骄”（皇上听不进不同意见）什么的，并且传遍了咸阳。这就要严办了！于是秦始皇警觉起来，认为这个政治事件一定是代表了一批人。
秦始皇说：“我前一时间刚刚收缴了天下的书籍。但是侯生、卢生这帮人，弄不来仙药不算，临走还诽谤我。”秦始皇话里的逻辑很古怪，收缴书籍和弄仙药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很有关系。侯生、卢生的诽谤使秦始皇意识到：虽然前面收缴焚烧了民间书籍（目的是钳制舆论、禁止议论与诽谤朝政），但这个工作并不很成功，侯生、卢生还不是在这里诽谤吗？秦王朝最忌讳的就是诽谤皇帝和非议朝政了。
任何统治者凭着常识都会进一步意识到：侯生、卢生的诽谤朝政绝不会是个别现象，类似的诽谤者在天下一定还有。那该怎么办呢？天下那么大，不可能短时间内挨个排查，但咸阳就在脚下，如果排查出一些造谤分子，然后用重刑杀掉，就可以起到“以惩后”的作用，即震慑全天下的诽谤分子从此三缄其口，不敢再诽谤议论时政。所以杀的时候必须用极刑，而且杀得热热闹闹，用坑掉这种不常用的极端残忍的做法最合适不过了，可以起到触目惊人、以儆效尤的广告作用。
于是，他下令在咸阳的“文学方术士”（颂太平和炼丹药的人）里进行排查，查出了四百六十个“妖言以乱黔首”的人，坑掉了，算是给天下所有的政治异见分子打了广告。
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史记》上管它叫做“坑术士”。但后人出于对秦帝国的怨恨，或者借喻以说教当政者的需要，而把“坑术士”讹成了“坑儒生”。这是会误导人们对这个事件的性质的认识的。
当然，被坑者中间也会包括一些儒生，但他们被坑不是因为他们是儒生，而是因为他们的政见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所谓“议论不合者”。这些人被坑掉是因为跟政府不唱一个调子，而不是因为他们学儒家。
焚诗书、坑术士这两件事一前一后地紧随发生，之间大有联系，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造旧的分封制体系的意识形态，向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转型，倒不是和儒家过不去。而且，从史料上看，坑术士也好，坑儒也好——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坑意见不合者——并没有扩大化。
它替后代君王做了思想向皇权专制开始转变时难免要做的事情，虽然手段或许不如董仲舒建立一个从先秦儒家修正过来的新儒家，作为皇权时代主流思想以完成思想转变来的高明。但在那个来不及有董仲舒的时代，而在有先秦风骨的人又很多的情况下，也许这么做是客观上的被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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