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原创非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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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謝晉導演辭世與公墓變為旅遊資源
其一
每天都要經過龍華殯儀館，因它坐落于繁華鬧市的緣故罷，從來就不因它的屬性而有所介懷，即便有時晚上十一點多路過，也同樣心態平靜得很。
10月27日，我卻沒有一如既往地平靜。
昨天，也就是10月26日，是謝晉導演在人間停留的最後一天，他的靈柩安放在龍華殯儀館的大廳，偌大的廳裏四圍都是白色的花籃，正中謝導正安詳地和大家一一告別。謝導照片上的笑容在那一刻永遠地停留了，不會因笑得時間太久而僵硬。……第二天早晨，我乘車經過殯儀館門口的時候，腦海中突然閃現了這樣一個問題：生與死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距離？
其實，那距離或如度日如年般漫長，或如轉瞬即逝般短暫，一切都取決於你活著時候體現的人生價值，也即真正活著的那段時間。或許有人活100歲，可他真正活著的時間是20年、10年甚至更短；或許有人活10歲，可他真正活著的時間是100年，甚至百世流芳。於是乎，“活了多久”與“活著多久”雖是一字之差，卻有了截然不同的意義。就像臧克家說的那樣：“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謝導安詳的笑臉還在學校櫥窗裏懸掛著，因為“謝晉影視學院”的關係，在我們學校櫥窗中展示著他的作品，他的英容笑貌。雖然他的軀體已在10月26日下午火化了，但電影事業將繼續下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啊！
其二
萬人追悼的場面雖然隆重而莊嚴，但後來者紛至遝來墓地的憑弔更令人覺得神聖、感動。
余秋雨先生曾經在新加坡探幽索秘過這樣一個墓地：在那裏，埋葬著數萬名日本皇軍的骨灰，他們作為侵略者來到南洋，來到新加坡，戰敗後，他們永遠地留在了異地他鄉；在那裏，埋葬著300多名日本妓女，她們因國內經濟蕭條而顛沛流離到這裏屈辱謀\生，她們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詳查的資料，只能告訴世人，她們皈依了佛門；在那裏，埋葬著一位孤獨的文人——二葉亭四迷，一員日本現實主義文學的大將因病而永遠地留在這裏，他俯瞰著戰敗者同胞們，俯瞰著在他死後許多年發生的血雨腥風。然而，無論是軍人、女人還是文人，他們的墓一律坐東朝西，而不是面朝自己北方的故鄉。或許，因為西方乃極樂世界罷，他們或許最終多數信奉佛教罷，也或許是一個美好祝願罷，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他們都安靜地面向西方，安靜地接受佛祖的點化。於是，這個墓地相對於熱鬧的日本遊人而言，顯得更加寧靜，更加祥和。
正是這種寧靜，是許多公墓所特有的。法國的拉雪茲神父公墓，有巴爾扎克，有歐仁•鮑狄埃，有蕭邦，有莫里哀，有拉封丹……所有遊人的駐足停留都沒有破壞這裏的寧靜，反而使墓地變得更加神聖。而托爾斯泰墳墓“逼人的樸素”更讓人肅然起敬，茨威格稱它“世間最美的墳墓”一點也不為過。
死亡，本是令人恐懼的東西，但在這裏，卻絲毫找不到它的蹤影，絲毫影響不了遊人來此瞻仰的熱情。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坐落于徐匯區南丹路上的徐光啟墓。
每星期六我都會乘車經過這裏，記得第一次路過這裏時，看到許多人在一個公園裏早鍛煉，於是便想當然地以為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公園。第二次經過，猛然發現了兩旁站滿石人、石馬的甬道，盡頭是一個白色的大十字架，這才想起，光啟公園就在這裏吧……第三次經過的時候，我發現了馬路邊上的碑牌上赫然刻著“科學先賢”四個醒目的草書字體，，這才真正確定了這樣一個事實：這裏就是徐光啟先生的墓地。在這裏，其實還葬著一位外國傳教士。“徐家匯”就因為“徐光啟”而得名，天主教堂、育嬰堂、徐匯中學、市四中學、南洋模範、藏書樓等等一切歷史建築都在這個現代繁華的喧囂鬧市中變得格外安靜，只有光啟先生的墓地，每天早晨迎來一大批鍛煉的人。沒有人因為這是墓地而感到恐懼而不敢前來。這裏儼然成了附近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於是，“徐光啟”這個大名被永遠地銘刻下來了。
其三
徐光啟墓是如此，那麼其他公墓呢？
今年“十一”黃金周期間，許多人都來到公墓遊玩，包括奉賢海灣寢園、青浦福壽園。這些公墓成為旅遊資源，雖說明人們漸漸在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心理，但同樣也讓我們產生了這樣的憂慮：這裏還能保持公墓的神聖與寧靜嗎？
雖說“蟬噪林俞靜，鳥鳴山更幽”，但事實上是如何，我們誰也說不清！因為旅遊者的素養決定了這裏未來的命運\，墓地本應是肅穆的，也應是肅穆的。活著的人前來瞻仰，那是死去者活著的價值證明；死去的人擁有活著的價值，因為他們生前的功業。
活著，就要更好地活著；死了，是為了永遠地活著。於是，生與死之間的距離，也便是那段好好活著的歲月以及因此而永遠地活著！ 生与死的距离就在呼吸之间。
有的人活着生不如死。
有的人死了却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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