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心观的逻辑起点
美国中国学在70年代发生一次大的转向。年轻一辈历史学家对他们的老师费正清提出挑战，质疑“冲击-反应”模式解释中国历史的有效性，转向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历史变迁的逻辑——后来柯文把这种取向称为“中国中心观”。在这辈历史学家中，孔飞力、魏斐德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二位先生各自在70年代写就的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中国中心观”取向的代表著作。现就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讨论这种新的研究取向是如何兴起的。孔飞力重新检讨近代的起点问题，区分开王朝的衰落和传统文明的衰落。近代应当是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离开了它的老路，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发生根本性变革。由此，检验在“冲击-反应”视角下，被视为中国近代起点的鸦片战争，考察它是否带来了这样深刻的变化。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传统中国长期稳定性赖以维系的因素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鸦片战争是否破坏了这些因素，并带来根本性变化。
作为社会史家，孔飞力从社会的层面中寻找中国长期稳定性的原因。他的讨论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性和地方社会联系性的因素有关联。“依照这种观点，行政的过程和朝代的承续既不根源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下层结构，也不长久地作用于下层结构。政权的兴起和衰落、国家事务中上层各派系的冲突，只不过是稳定深渊的表层波浪。”（p.3）这个假定解决中国政治制度长期稳定性的问题，也产生另一问题：什么力量促成地方社会连续性？孔飞力认为名流（elite）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正是名流，凭借他们历久不衰的社会影响、他们的正统学术的传统以及他们的管理公务的伦理观念，才使得传统政权有可能以近似于从前的形态重新建立起来。 ”（p.3）
既然，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深刻的社会制度根源。鸦片战争如果是中国近代的起点，它就应该给以士绅为核心的地方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由此改变中国历史的行进方向。孔飞力认为，鸦片贸易所酝酿的麻烦只是19世纪以来诸多问题中的一个。这些问题还包括：显著的人口增长、物价暴涨、经济竞争加剧、白莲教叛乱等。从白莲教开始的骚乱在19世纪中叶的多次大叛乱中达到高潮。士绅积极投入镇压叛乱，王朝因之延续下来。这一事实显示了士绅持续不变的能量和内聚力，也说明传统政权立足的基础仍然是稳固的。（pp.5-8）孔飞力做出结论：旧秩序衰落的开始时期不会早於1864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p.8）孔飞力顺着这个逻辑推论到：“如果我们考虑到旧秩序的生存能力至少延续到了1864年，并把那种生存能力主要归因于命令使国家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那种没有衰减的力量，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假定，随后的衰落是名流自身的某些致命的弊病所造成的。”（p.8）
这些弊病是什么，它们来自哪里？孔飞力把它们放在地方军事化下来理解。其观点约略如下：19世纪以来的混乱，使得地方安全程度降低，农村村社采取措施，靠修建围墙和兴办团练以保护自己。19世纪前几十年在边界地区最先出现的军事化过程，到19世纪50年代扩展到了江河流域，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军事行动，最终产生了军事组织的新形式。并最终改变了社会组织。（pp.9-10）
按：“冲击-反应”与中国中心观不应仅从外因-内因的角度理解，从鸦片战争到地方军事化，还是空间转变的过程。历史研究从政治领域转向社会领域，是战后史学的一个重大转变。前一种史学趋势可以称为“兰克式史学”，认为历史就是政治史、国际关系史。在这个趋势中，鸦片战争与朝廷、国际关系的紧密关系，使它在19世纪的诸多事件中凸现出来。但兰克式观念在战后受到了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挑战。布罗代尔把史学叙述的重心移向了社会结构，政治事件变成社会结构上面昙花一现的尘埃。历史学家的目光移向了政治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地方组织模式的变化自然进入了新一代中国史家的视野范围内。 http://safeshadow.spaces.live.com/Blog/cns!658291E5618FD0F!168.entry 中国不是中心哪里是？ 醉乡常客版主找出不是首发的了。 中国 万邦中心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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