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中篇小说排行榜》——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原创首发）
最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旧书，《中国当代中篇小说排行榜》上卷，实在是破，封皮都已经没有了，被糊上了牛皮纸，书名也以手写毛笔字书于牛皮纸上，就是这样一本市图书馆的藏书，但其磨损程度却昭示着受欢迎程度。书中节选文章都是当代作家的中篇小说，如赵树理、王蒙等一些老前辈的作品。赵树理的作品选的是《锻炼锻炼》，讲的是农村文革时期发生的故事。主线是农村新干部通过智谋整风生产队里的懒惰妇女，从而使新干部得到了“锻炼”。“锻炼锻炼”本是老主任对新干部的口头禅，意思是新干部能力不够，凡事都要经“锻炼”，但以“和稀泥”方式解决矛盾的老主任，却没有料到三位新干部在老主任出差期间，把矛盾解决的更漂亮。
除了故事本身吸引人外，这篇小说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一是赵树理的行文用语通俗易懂，估计让农民看也能完全看懂，能达到这一高度是需要功力的，小说并不是华丽词藻用的多，就受欢迎的。我倒觉得恰好相反，贴近生活语言才是小说的生命力，也更能纪录当时的语境，还有史料价值，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纵使是长篇大论，也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恐怕这将是当今盛行的玄幻小说的命运了。
让人感觉有意思的第二点是，描写的文革期间的农村情景，如挣工分、大字报、整风等，这些对现在年轻人来说，比较陌生的事情在文中展现出来，身临其境。更难能可贵的是，并没有像有些作品一味批判文革那样描述文革事件如何不好，本文反而给人一种美好的愿景，读来心情舒畅，更能理解文革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说以快板大字报开篇，是新干部杨小四写给懒惰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的，批评了她们干活捡便宜，故意逃避劳动的事，从而激发了矛盾，故事跌宕中展开。文中还提到新干部高秀兰写给老主任的大字报，也是快板式的，老主任以大度的心态接受了意见。这些描述照实让读者看到了大字报。
第三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作者的思想和立场或者政治理念、生活态度，诸如此类的词，在小说中的体现。小说读来是一种轻松愉快地感觉，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激情，与现代有些小说的浮躁、骄淫完全不同，赵树理笔下的生活是美好的，无论写的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人和人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正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是积极向上的。虽然说时代不同了，但人的精神面貌要是走向颓废，那也不能妄言时代进步吧。看看现在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能够扎根农村，描述农村的恐怕不多了吧。
后记：
来读书园地这么久了，头一次码这么多文字，让各位见笑了，有感而发，请多指教吧。 从网上找到些关于《锻炼锻炼》的评论，是我的认识有多了些，摘录如下：（以下为转贴）
认识了赵树理的艺术追求，才可以进一步把握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创作意义及其悲剧性的命运。总的来说，赵树理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成就不及以前，这一点，同样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孙犁有过很好的论述。他说赵树理在50年代初进北京后的情况：“这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遭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活泼的力量。”“青春活泼”的丧失意味着民间精神的失落。由于赵树理自觉而本色地代表了农民的立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下，为了有别于知识分子视角下的新文学叙事立场，他的创作受到了高度的推崇，一度被誉为“赵树理方向”。但随着战争的胜利，新的国家意志构成了新的时代共名，对农民也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农民的本来立场及其文化形态并不总是与时代共名相一致的。这时候，本色的赵树理不能不陷入创作困境。描写土改时期农民故事的《邪不压正》已经与别的土改题材的作品在宣传政策文件上显出了差异；《三里湾》虽然是第一部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但故事情节发展很勉强，远不及后来的《山乡巨变》和《创业史》那样理直气壮地宣传国家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连歌颂新婚姻法的《登记》，也不能象当年的《小二黑结婚》那样深刻地展示民间文化状态和揭露农村基层的坏人坏事。1958年农村“大跃进”运动，由于指导思想违背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各级领导盲目地夸大农业产量，以迎合好大喜功的国家意志，结果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生死攸关的严重破坏。彭德怀元帅从农村收集的民歌有这样的歌词：“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分配的混乱和对农民的绝望。但是，当时真实的生活是不允许被反映被揭露的，相反，文艺界一方面积极提倡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19的创作方法，另一方面也相应发起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运动，真实描写现实生活的创作非但不可能发表，而且还会给作家带来祸害，所以，当时许多歌颂“大跃进”的文学创作和所谓“民歌”，不能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性的描写。
但赵树理就在这时候发表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理解这篇作品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些背景。赵树理作为一个自觉的农民的代言人，他目睹了“大跃进”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不可能没有反应。1959年，他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一文，委婉地提出了自己对农村工作的看法。文章交给当时的中共党刊《红旗》杂志，但尚未发表就发生了中共“庐山会议”错误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赵树理的这篇文章被杂志转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作“右倾思想”的代表进行批判。1962年政治形势略为宽松的瞬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举行“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赵树理在会上发言，他很激动地讲到农村的一些情况后，说：“6 0年简直是天聋地哑”。这句话当时看来非常尖锐，也表达出这位中国农民的忠实儿子极为悲怆的心理。《锻炼锻炼》写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期间，与农民血肉相连的赵树理不会不敏锐地发现中国农村正处于这“天聋地哑”的前期。当时的文艺界刚刚经过“反右运动”，表面上一片莺歌燕舞，暗地里却一片心惊胆战，赵树理不可能也不会被允许写出农村真实情况。所以《锻炼锻炼》也利用了当时一般文学创作惯用的歪曲生活真实的方法，曲折地反映出作家的民间立场。
这篇小说的题目就很奇怪，谁需要“锻炼锻炼”？原来农业社副主任杨小四是个青年人，老主任王聚海认为他还年轻，还需要“锻炼”，但在一次强迫农民出工劳动的“当家”过程中，杨小四表现出非凡的工作能力，所以，老主任受到了批评。从赵树理当时谈的创作体会，似乎也是这样的创作动机。但是，当我们仔细读这个文本，就会发现它所描写的真实生活场赴的意义，大于作家所申明的主观意图。他是怎样来描写杨小四的“锻炼”过程的呢？小说着重写了两个落后的“农业社员”，一个外号叫“小腿疼”，一个叫“吃不饱”，这两个外号似乎暗示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下和生活待遇的低下。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土地交了公，劳动也成了集体性的劳动，每天由领导安排具体劳动任务，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积极性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不参加劳动的人就会受到严厉批评。小说就从杨副主任如何整治这两个落后农民写起。第一个冲突高潮是杨副主任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开批判这两个社员，于是引起了“小腿疼”大闹社办公室，但终于被干部利用法律和政权的力量所制服。小说是这么描写的：
小腿疼一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伸开两条胳膊去扑杨小四。……杨小四料定是大字报引起来的事，就向小腿疼说：“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罚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请得到法院！”……小腿疼一听说要罚款要坐牢，手就软下来，不过嘴还不软。她说：“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问问你，政府规定过叫你骂人没有？”“我什么时候骂过你？”“白纸黑字贴在墙上你还昧得了？”王聚海说：“这老嫂！人家提你的名来没有？”小腿疼马上顶回来说：“只要不提名就该骂是不是？”要可以骂我就天天骂哩！“杨小四说：”问题不在提名不提名，要说清楚的是骂你来没有？我写的有哪一句不实，就算我骂你！你举出来！我写的是有个缺点，那就是不该没有提你们的名字。我本来提着的，主任建议叫我删去了，你要嫌我写得不全，我给你把名字加上去好了！“”你还嫌骂得不痛快呀？加吧！你又是副主任，你又会写，还有我这不识字的老百姓活哩？“支书王镇海站起来说：”老嫂你是说理不说理？要说理，等到辩论会上找个人把大字报一句一句唸给你听，你认为哪里写得不对许你驳他！不能这样满脑一把抓来派人家的不是！谁不叫你活了？“”你们官官相卫，我跟你们说什么理？我要骂！谁给我出大字报叫他死绝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个血盘儿，叫……"支书认真地说："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贴的！你实在要不说理要这样发疯，这么大个社也不是没有办法治你！"回头向大家说："来两个人把她送乡政府！"
这个文本很复杂，“大字报”、“大辩论”在整风时期是群众发扬民主的武器，利用它们向领导提意见，但在“反右运动”以后则变成了领导干部整治群众的工具，而且干部嘴里口口声声挂着“法院”、“乡政府”，他们对群众的蛮横态度就是仗了国家机器作为后台。辩论中干部们句句逼人，不断上纲上线，甚至把“毛主席”的大帽子也拿出来，逼得农民无话好说。农村干部即使水平低，即使是对待落后的群众，也不应该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只会用“罚款”、“坐牢”和“送乡政府”来欺侮人。更离奇的是小说的第二个冲突高潮：因为社员出工率低，查原因是一部分落后的群众（不止“小腿疼”和“吃不饱”两个）嫌工分太低，定额太高，还有就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只愿意拾“自由花”，不愿意为社里摘棉花。于是杨副主任又想出一个办法，他头一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宣布第二天集中拾自由花，等到第二天本来不愿出工的妇女都上工了，他突然宣布改为集体摘棉花，并批评那些受骗上当的妇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才出工的，所以不但必须强迫参加劳动而且还要写检讨。副主任杨小四这样布置社员的劳动：“谁也不准回村去！谁要是半路偷跑了，或者下午不来了，把大字报给她出到乡政府！”“太和，你和你的副队长把人带过村去，到村北路上再查点一下，一个也不准回去！”社员出工就这样变成了强制性的劳动。小说第三个冲突高潮又回到小腿疼等人身上，原来她们以为第二天是自由拾花，于是就自己单独去拾花，结果变成了“偷棉花”，当做犯罪接受群众的批斗。小说有下面一段描写：她（小腿疼）装做受委屈的样子说：“说什么？算我偷了花还不行？”有人问她：“怎么‘算’你偷了？你究竟偷了没有？”“偷了！偷也是副主任叫我偷的！”主席杨小四说：“哪个副主任叫你偷的？”“就是你！昨天晚上在大会上说叫大家拾花，过了一夜怎么就不算了？你是说话呀还是放屁哩？”她一骂出来，没有等小四答话，群众就有一半以上的人“哗”地一下站起来：“你要造反！”“叫你坦白呀叫你骂人？”三队长张太和说：“我提议：想坦白也不让她坦白了！干脆送法院！”大家一起喊：“赞成”。这段冲突的对话、气氛都写得相当逼真。在后来几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斗会是变相的刑场，它使每一个参加批斗会的群众都失去人性，成了盲从暴力的帮凶。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是干部们诱民入罪，然后利用群众的盲目性来整治落后的农民。可是，小腿疼等人究竟犯了什么罪？赵树理自己也说：“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了什么法。”可是，在小说里小腿疼不正是让村干部当作罪犯（是上圈套被当作罪犯）狠狠整治了一顿吗？这样写干部整治社员，公平吗？
这篇作品即使在今天读来，仍然真实得让人读了感到心酸，“天聋地哑”也就落实到实处。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抛弃了一切当时粉饰现实的虚伪写法，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干部就是这样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农民……艺术的真实，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尽管以赵树理的主观创作意图而言，还不至于达到这样的深度，他只是想反映农村现状是怎样的一幅图景而已，而且从当时可能表达的方式来说，他也只能站在杨小四的所谓新生力量的一边，但从赵树理的艺术画廊里看，这篇作品分明是与描写农村“基层干部混入了党内坏人”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连这点维护农民的立场都不能直接地表达出来。现实主义的方法冲破了作家的历史局限，只能在当时非常严峻的环境下，以它自己的方式达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
6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的理论愈演愈烈，赵树理再也不能写出真实反映农民心声的作品，他用琐碎的笔调写了几篇歌颂劳动者的报告文学后，不得不停止了小说创作。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残酷地迫害死了。 有需要阅读这篇小说的可以到以下地址：
http://reading.cersp.com/WeekReading/Classical/200706/3700.html 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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