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辩证——反对朱立元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阅读（以文学阅读为关注重点，但并不局限于此）中一个非常常见的命题。其背后即接受美学中所谓“阐释的有效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整个接受美学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朱立元在《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章，第一、第二节）中，对此进行了一番有意义的梳理：
伽达默尔认为，作品的意义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它存在于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读者对本文意义的理解不是复制(再现)性的，而是生产(创造)性的，意义的获得是一个在读者理解中不断形成的无限过程。
但是，赫什指责伽达默尔的“相对主义”倾向，“很清楚，把本文看成无限过程的语言和解释的一个独立自主的片断，实际上否认了本文具有任何确定的意义，因为一个确定的统一体，是它所是的东西，而不是他物，但一系列消耗不尽的可能性则根本不是任何具体事物的实体化”。同时，通过对本文原来的“意义”(meaning)与本文对读者和作者自己的“意味”(Significance)这两个概念的探讨，赫什，企图“《为作者辩护》”（《解释的有效性》，第一章）。
但是，朱立元评价说，赫什用“作者原意”作为检验阐释有效性标准的做法仍然有问题，因为:(l)“作者的原来意义”是很难确定的，作者的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实现之间总是存在着不一致甚至矛盾之处，新批评派理论家威姆塞特和比尔兹列早已证明了这种作者与作品之间的“意向(图)谬误”。作品语言符号所表示的意思不等于作者的原来意义。因此，赫什把作者原来意义等同于本文的意义首先就站不住。(2)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有“偏离效应”，不直接与词典意义吻合，所以，作品的意义也不一定等同于语符直接表达的意义，作品真正表达的常是“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境外之境”。(3)文学本文具有召唤结构，具有意义的不确定性与空白，具有在阅读中由读者阐发的巨大可能性，就此而言，本文原来的意义也不是可以轻易确定的。(4)作者创作本文处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与精神气候中，本文在不同时期中又处于由不同文化背景和精神气候构成的阅读环境中。同一本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必然呈现不完全相同的意义。后代的读者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不可能完全恢复、还原作品产生时的意义，因此，作品的原来意义实际上也是难以确定的。
面对这个问题，朱立元自己采用的是一种迂回战术：
批评阐释的有效性如何确立呢?还有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呢?我认为，从认识论角度，判断阐释是否有
效、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作品的客观意义，就像判断认识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有真理性要看社会实践一样，应当看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作品的效果就是作品价值在读者阅读中的实现，就是作品在读者身上所产生的影响，对读者审美视界所作的改变。作品的效果不仅可以检验、衡量作品的价值，而且也可以作为衡量文学批评阐释的有效性的客观标准。在这一点上，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的尺度和标准，同阐释的有效性的尺度和标准是一致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想先探讨另一个问题，即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然后再回到作品有效性的客观标准问题。（P.395）
他对“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这时评价作品应用什么标准呢?我认为，应从一定时代的代表着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精神文化思潮中汲取和提炼出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尺度和标准。（P.397）
尽管他认为自己“提出的这个价值尺度太宽泛了”（P.398），他的最终结论是：
现在，可以回到批评阐释的有效性问题上来了。阐释已经包含着价值评判。阐释是否有效，是否符合作品实际，想从寻找“作品本来意义”或“作者意义”来解决是困难的，惟一的办法也是从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精神文化思潮中去提取价值标准和尺度来予以衡量，合则有效，不合则无效，部分合就部分有效。当然，解释是否真正有效，最终还得靠作品所逐渐显示的社会效果来检验和证实（或证伪)。（P.400）
愚以为，朱立元的主张仍然是有问题的：
1.关于“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精神文化思潮”这个提法。何以知道那就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精神文化思潮”？——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新生事物（思想）的价值，常常是很久以后才为我们所明白的！更为关键的，如此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2.关于“提取”这个提法。“提取”，即有所采纳，有所抛弃，那么，作为批评者自我努力的结果，必然是一种以“自觉”为特征的发现，必然打下自我的的烙印——即海德格尔所谓“前理解”或伽达默尔意义上的“偏见”。
3.所谓“标准”——阐释的有效性的标准——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我们拿来校验自己之于作品的阐释是否适当的依据（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它是客观的），或根据其进行阐释的尺度和参照（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它是面向未来的和指导性的）。而朱式标准，这从“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精神文化思潮中去提取”而获得的“价值标准和尺度”，既然其真正有效与否，只有在“最终”，靠了作品所逐渐显示的社会效果来检验来证实或证伪方见分晓，那么，朱式标准首先就是个纯“马后炮”式的标准！甚至，也许朱式标准根本就算不得个标准，难道其他无数个性化解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一样有待于被“证实（或证伪）”？！“标准”的概念便如此被偷换！
最后的结论：
1.2.中两个提法，引出的答案一概是相对主义的；而“相对主义”，正是朱先生所试图澄清的；
赫什的观点，我承认朱先生的批评是合理的，但合理的原因也许正来源于靶子的明确；
朱先生的观点是辩证的，也比赫什聪明，因为他把标准放到了无限的历史或远非当前的未来中去检验——评判一切的最后标准，是时间，难道不是吗？——因此，他的标准也是不可操作的。 当然，对于如此的理解，认为有一个哲学认识的传统。也就是现象学传统。
这种传统，认为本质的认识是通过本质的直观获得的。这是主体的本质。但通过主体间性返回到生活世界。
由是，朱先生虽然有解释学的传统，但更根本是现象学的。尽管这两者存在着差异。
用胡塞尔的话说，超验的可能。 作者已经死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文本意义的阐释者，意义存在与读者和文本的相互交互之中。朱先生是否定了作者的权威，但是，将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精神文化思潮作为本文意义的标准答案，那实际上和将作者的内心想法作为本文意义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两者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区别。这种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精神文化思潮也只是权力者的一个虚构，权力所有者就和文本作者一样，拥有一个解释文本的合法身份。仍然虚构了一个公认的价值和事务的意义，然后将其套到文本身上。
故而，我和楼主同样持有这种相对主义的态度，但这种相对主义会让人有一种无所归依的感觉，最终不知走向何处？ 最终不知走向何处？
也许还有想有所依归的人，他们遁入儒佛了，回归文本了，或者一切都弥漫在文化中了。电视频道多了，我们却不知道看哪个台了；种种都在呈现，而自我却不见了，而且讽刺的竟然还是不见于无数的“自我”丛生之所在。
——而自我又是什么？自我是身体，自我是“里比多”骚动的场域，自我是感觉。神的彼岸在退却，现世的主体在崛起。
想想刘小枫的话吧：
概要地讲，作为现代性的审美性的实质包含三项基本诉求:一、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二、艺术代替传统的宗教形式，以至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和伦理，赋予艺术以解救的宗教功能;三、游戏式的人生心态，即对世界的所谓审美态度(用贝尔的说法，“及时行乐”意识)。（《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P307）
深刻得让你沮丧！
李欧梵感叹着“未完成的现代性”，而最终构思的完成又是什么呢？“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modern?什么是现代的?其实就是一种时间的绞合，是一种瞬息即逝的、捉摸不定的短暂的时间，一种过渡的时间。”（同名书，P118）
瞬间在对抗着时间！
其实，何必绕那么多的弯子？
于是，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Robert Herrick）；“我们要谈女人了”（林语堂）；
于是，问这种问题的人，今天一般都已经被当作老派——因为今天的流行方式已经不是去追寻，而是去描述了；
于是，我们都算是不合适宜的理想主义者了——尽管我很想热情地拿起你的手，并竭力要把你问这个问题的心境当作某种慰安。
（附言：我的帖子情绪化了点，几乎与学术这个概念不相容，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的确对您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是心存悲哀。） 朱的这个关于“应从一定时代的代表着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精神文化思潮中汲取和提炼出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尺度和标准”，表面上援引了Gadamer作为论证资源，事实上却恰好是与Gadamer本人的解释学背道而驰的。解释学强调的是对他者的开放，与"一定时代的"、“绝大多数利益”何干？
朱是大量垃圾教材、译著的生产者，大陆目前活跃的所谓“文艺学”研究者大体都是如此。
当然，从刘小枫历来以“历史主义”等名目批判Gadamer的言论看，刘对后者，乃至整个Hegel-Heidegger-Gadamer传统的理解也是肤浅而不入流的。所谓不归杨则归墨，刘体现的就是这么个态度：要么就是彻底倒向“东妮娅”啦，“薇罗尼卡“啦，"托马斯和特雷莎"，“肉身偶在”啦，"爱的碎片"啦之类的滥清主义（sentimentalism），要么就是卡尔巴特、卡尔施密特之类的绝对主义立场。用尼采的话说，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瓦格纳。这么多年以来，他对艺术作品（基什么洛夫斯基、丁方等等）的趣味一直是二流的、俗丽的。完全符合于他本人作品煽动起来的阅读格调。 完全拥护chaque兄的观点。说到刘小枫，碰巧V不久前和人聊天也谈及，不揣谫陋附骥于此，请教诸贤：
与网友闲聊刘小枫
尽量不要用“国朝学界”的说法，此类的刘小枫腔调既有对当政者的反讽（讥为与清政府无异的封建专制政权）又有置身事外高高在上狂妄骄傲，隐隐折射出一种不健康的精神气质，有的刘派人士觉察不到这一点，竟然当作一个高明的创造肆意滥用，V和至少一个V的朋友见了这个说法就反胃，想呕吐。要表达同样的意思，还有无数的词语可以选择，比如“汉语学人”、“汉语学界”、“国内学界”、“大陆学界”、“中国知识界”。
比刘小枫高明的学者有的是，比如陈尚君、翟振明、陆兴华、贺卫方、赵汀阳、朱大可等，刘其实就是一个用各种知识、语言武装起来的文青，甚至女文青，或者用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政治学、古典学等名义兜售宗教狂想的神棍，什么都沾点边，什么都不通。
文青、神棍散发出来的热情、神秘、妖冶虽然经不起任何逻辑的历史的考验，但对处于信仰空场、饥渴状态上的年轻人/文艺人士/思维混乱者/宗教感强烈者有致命的诱惑力，而此种情调一旦陷入，就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回路，从而导致越来越强烈的阅读快感、幸福感、依赖感、信任感、崇拜感，刘一不小心就成了领袖——和李-洪-志没什么本质区别的领袖，故而中共官方素来很警惕刘的一举一动，不时给他各种小鞋穿。
刘氏表面上是高高大大的汉子，可精神气质非常女性化，文字柔弱、犹豫、温情、缠绵、细腻，生性多疑、隐晦曲折，不快言快语，喜欢让人去猜测，比较起来，甘阳的胡说八道无疑就非常爽快刚健。哈哈，这两个人非常般配，一个是I，一个是O，一个是强气攻、一个是天然受，和明星作家韩寒、郭敬明的倾城绝恋有点类似。
学术从根本上来说有两个进路，或者对具体问题更深入详细的挖掘、考辩，或者从整体上更新某门学科的概念、视野，创立自己的理论范式，但对刘来说，做踏实的细部研探枯燥、琐碎，无法炫耀其阔大富赡的知识，也不符合大师的气派，所以一直兔子般在不同学科里浮泛地跳跃，而学理上完全开宗立派，他又没有这样的思想力度、强度和创造性，只好不停地趁热贩卖各种半生不熟的学问，以数量上的庞大壮观取胜。
不过刘非常勤奋，是学界公认的劳模，不得不佩服，可能与宗教体验带来的狂热、忘我有关，宗教成就了一些人智慧，同时也毁灭一些人智慧，帕斯卡、牛顿都是典型的例证。
哈哈，据说可以敬畏的东西无数，比如头顶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上帝、佛陀、大地、君王、师尊、长辈、他人等等等，不过直到现在，V对前述这些都没什么敬畏，真正敬畏只有两类——亲人和市场（股市）。
一般拒绝和宗教人士讨论神学问题，因为我们连一个共同认可的前提预设都没有，结果不过是自说自话。
因为有大师在前而“保守”、不做什么创造性工作实际上不过是对自己无能的回护和辩解，要是没有康德、尼采、海德格尔、慧能、张载、王阳明等的创造性工作，我们是不是现在依然只能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庄子、孔子、韩非子？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创造性的理论回应、解答各个时代涌现的具体问题/困难，或者因我们当下的处境、问题不断重新激活、打磨传统的知识，以给古老学问注入的创造性理解/阐释/视野来观察、处理当前的具体博弈场景，不然既往的大师们只是满身铜绿铁锈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尸骸，除了可以观赏、发思古之幽情到底有什么价值？
创造性的工作不是人人都可以做，读读陆兴华的博客就知道它需要怎么的思维力度、强度，读读翟振明就明白需要怎么的逻辑清晰感，读读赵汀阳就明白需要怎样的思想活跃性，读读朱大可就明白需要怎样的修辞技能。刘是个温吞、犹疑、褊狭之人，根本无法做到某类型的彻底性与纯粹性，也就注定了心智处在一种中庸的状态，如何能真的成为大师？
逻辑不清那就只能做文青或者神棍啊，文青神棍身上的热烈、温情、犹疑、神秘、妖艳虽然散发着迷人的光彩、眩人心魂，可惜已经不怎么适合我们这个逻辑化、理性化构建的世界，选择它实质上不过是选择了精神上的撕裂与伤害。不过话说回来，自我撕裂、自我折磨、自我囚禁、自我怨恨也可以神奇地令人迷恋、陷溺，并从中体验到虚妄的幸福感，自我施暴的快感，受虐狂一样的喜悦，它的发生机制，V已经观察、研究了很久。
V学理上批评人一般只管是非，不管后果、利害、善恶、美丑，比如说接受进化论就意味着人道毁灭，地球明天爆炸，只要它正确，绝不向上帝创世论妥协。
恕V眼拙，看不出刘究竟对学界有什么贡献，他一部部没有逻辑、罔顾事实，靠贩卖知识、私密布道、渲泄情绪拼凑成的学术著作？他组织出版的100余本质量可疑的“经典与解释”？是贡献还是劣迹整体来讲还说不定呢，起码在V认同的某个圈内早已经成了让人讥笑的靶标。
Dasha所言甚是，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这样的粗率鲁莽态度在V看来比彻底饥饿、彻底无知都要坏，都要危险，饥饿不会要人的命，但吃到嘴里的毒草、毒蘑菇马上会把人撂倒在地。V现在读书，首先看到的是里面的毒药、危险、陷阱，而不是什么营养、幸福、救赎，必须要小心翼翼一一绕过陷阱、消灭危险、拔除毒草才敢继续前进，再从里面找出点有益身心健康的东西。而刘氏的书呢，因为习惯性夹带私货就特别危险，有无数的人已经不知不觉中了招中了毒，却仍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找到了通衢大道、希望光明，它实在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
引进的书籍译校编质量低劣，哈哈，当然是人人皆知的秘密。其实人读书如果以教化为鹄的，哪里需要100本200本乌七八糟的书籍，如果选择精当，质量优异，10本书可能都绰绰有余，而这10本书还可能有一半是中国人已经写成的书，另一半里的绝大多数早已翻译出版，问题只在于你能不能选对书，并踏踏实实、认认真真阅读，领受前贤的教诲，其他所有要阅读的书，不过是印证书或者作进一步深化、强化，巩固效果之用。至于要扩展知识、学术研究、休闲娱乐、学习工作技能等，对书的需要才是多多益善，当然，这也以书籍的质量过关为前提，做不到的话还不如打成纸浆或者干脆送焚化炉。
霍布斯和霍布森分不清半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你能说出一些别人想不到写不来的真知灼见，陆兴华有些缺点更明显，比如连篇累牍的错别字，比如西化极厉害甚至读不通的句法，比如思绪散乱、芜杂晦涩，比如经常会重复以前的话题和说法，但这并不妨碍他几年内在网络上写下的文字里所包含的创造性大大高于刘小枫几十年的创造性。
女性化文风不算什么批评，而是事实描述，而且，V个人有时候还非常喜欢此类阴柔缠绵的调调，甚至自己都尝试写一些。闲聊嘛，怎能欠缺有趣的话题、八卦，像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却喜欢写一些柔弱温情的文字本身就有一些反常性、趣味性，因为按照习惯性的想法，高大威猛者一般说话写作都比较有阳刚之气。
情感放纵没有过错，过错可能在于情感放纵的场合、情境，比如说，我们写诗、写散文都需要酣畅淋漓地抒发、渲泄情绪和意气，而写学术文章则尽量要去除私人化的态度、情感、偏向，以公允客观为第一要义，如果发生错位，把诗歌、散文写得坚硬枯燥就不大妥当，同理，在论述性的作品中夹带大量私己性的态度、情绪，甚至一些神秘的宗教体验，当然要被斥为垃圾之作，因为它们极大干扰、误导读者正确的认知和判断。
或者根本就是公众对刘小枫的身份定位有误差，刘一点都不是什么理性谨严的学者、思想研究者，而是一个情感充沛、思绪飘逸、温柔善感的牧师、诗人和散文家，和马丁·路德、海子、顾城以及余光中、余秋雨同属一伙，他们写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论证主张、阐释学理，而是以富有情感性、煽动性、想象性的文字挑动、感染人的心灵，给人欲仙欲死的阅读快感？当然，如果事实是如此，刘小枫文章里到处充斥着逻辑、事实错误就算不上致命的缺陷，而成了轻灵飞动的诗性。诗，自然可以罔顾事实、理性的枯燥、坚硬、无情。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刘小枫教授的一本本诗集以诗的标准——被创造性示范作品、作者（比如《陶渊明集》、《李太白集》、《东坡词》、波德莱尔、兰波、里尔克等）所定义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一点都算不上合格、优秀，词汇不精炼、意象不繁复、情感不激烈、想象不奇异、余韵不悠远，V是个挑剔的诗歌读者，读谢灵运、辛弃疾、徐志摩、维吉尔、莎士比亚、惠特曼都经常牢骚满腹，恨不得烧书、骂人、杀人，更不用说刘教授冗长乏味的一本本诗集。
说到这里，V觉得为了不引入由定义、认知错误所导致的思维混乱，我们应该把刘小枫从学者、教授的队伍里剔除，合情合理合逻辑地称之为刘诗人、刘牧师、刘散文家，它才算名副其实、名至实归、名正言顺，总之，就是圣人孔子所说的“正名”。
嗯，以诗人的严苛标准来定义、描述刘小枫的身份依然不够精准，因为虽然刘诗人的文章、著作充斥着似是而非的飞动诗性，但如上所述，刘的写诗水准只是诗歌爱好者，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诗人，更准确的定位也许是刘牧师、刘散文家。
显然，刘牧师、刘散文家的称谓非常容易得到论证和认可：刘氏的著作，有几本不是在宣扬上帝救世的真理，在孤苦无告的血泪、悲惨、肮脏世界里呼唤爱、善良、正义、救赎、完满，和牧师的言辞一模一样；刘氏的著作，一直以来都以语言精美流畅著称，又学识宏富，洋溢着温情、缠绵、细腻、神秘的情调，水准与散文大家余秋雨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刘拥有的读者数量也极其广博，同样是流行偶像。
凡是叙事地被生成的东西，都是故事、虚构，一定可以被叙事地解构、摧毁，历史、哲学、宗教，甚至政治、经济理论，莫不如此。耶稣、佛陀、易学、禅宗、理学，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其实全都是虚构和故事，充满着错乱的幻觉与迷信的妄想，是比小说更神奇的小说，比笑话更幽默的笑话，更何况刘小枫教授这种不入流的拼贴凑合之作，批评他的缘故倒不是由于虚构，而是因为虚构得没逻辑、没趣味、没创造性。
自己从小死了娘所以显得特痛苦、特不幸、特黑暗、特悲苦无告，其实是真的死了娘还是自己瞎了眼认不得亲娘就无从具体得知，于是凭点自己的小聪明再认个有奶的娘，却也不管这个干娘到底会不会是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外婆，只知道数典忘祖，一副奴颜婢膝，见了洋奶娘洋神仙纳头便拜，摇尾乞怜。又或者根本就是自己不好好做人，见邻家富翁脸上长了个疮，在他势利的眼里倒成了溃烂之处，艳如桃花，便要硬生生在医院里做手术也给自己脸上剜个疤，好表明自己跟上了流行趋势、国际潮流，趋同倒是趋同，可惜脑子里一点正常人是什么模样的概念都没有。
受虐狂（masochism）、奴隶道德，自己立不得一个主见，堂堂正正做人行事，非要被上帝或者什么大神大仙，限止、奴役、圈养、囚禁、施虐、折磨才觉得安稳、舒服，不然不明白自己是谁的狗谁的奴隶、自己该做什么有什么职责、自己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而且还天真地可笑地认为所有人和他们一样都是奴才、受虐狂，要主人、施虐狂、更高者束缚、限定、规训、呵斥、蹂躏、践踏才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活着、生活的意义和乐趣，也一定要在共同被羁縻被奴役被践踏的命运中才能寻找到同伴之爱、兄弟姐妹的情意。懦弱、无能、矫情，把自己的命运、希望和幸福交付给明天、末日，交付给他人画就的或者自己错乱想象的虚无缥缈的幻觉，依赖着、期待着别人虚幻的从不兑现的救度，只要说的好听，从不管是真是假，只要可以获得心理上、想象中的慰藉，从不管到底有没有物质、肉体的现实性。因自己愚蠢、脆弱而不断犯错误，同时又不断推诿个人责任，让乌有的想象物去承重，为自己辩解和开脱，自设陷阱，自我折磨、自我怨恨同时又很享受自我改过、自我忏悔、自我更新的戏剧性趣味，以从中获得道德、精神、灵魂提升的幻想与错觉。
V是读书无几、不学无术的城市流氓无产者，哪里谈得上学养，之所以敢于站出来批评刘小枫之流，是因为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犯的错误太低级，瞒不过骗不过任何稍微有点常识、有点理性的思考者。刘说到底不过是想象奔放、情感泛滥的文艺青年，从《拯救与逍遥》里引述的文献就可以看出，比如屈原、陶渊明、《红楼梦》、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卡夫卡等，以对个别文学作品的考察、辨析代替对整体社会文化的研判，给出的结论却有不容置疑的现实普遍性，俨然在对中西印三种文化把脉诊病，我们能指望这样的大夫、巫师说出什么高明的见解？
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在于理论预设，认为什么都能置于一个擂台比武赛出上中下，强行把完全异质的、归属于不同独立系统的文化纳在一个平面评判，割裂上下文，既匮乏辨析具体语境的历史感也没有界定各自有效边界的逻辑感。作为立论根本的方法论上都有严重错误，在具体内容上再努力再花哨也逃不过卤莽灭裂、胡言乱语之讥。
简单来说，刘深层的心理痼疾不过的文明势利眼、文化自卑症，此类人格处在16-17世纪的欧洲一定会狂赞华夏诗礼之盛，力贬基督教之野蛮愚蠢，如果世界上现在只有日本和印度两个国家、两种文明，而他身属印度，必然的选择是夸奖日本而污蔑印度。面对文明冲突、竞赛，为了释放自己的恐慌、焦虑、屈辱，满足自我矮化、自我丑化以迂曲地自我拔高、自我夸耀的畸变心理，他总会找到不是理由的各种理由。治疗这种疾病，最有效的灵丹妙药不是高深莫测的基督、佛陀、安拉、孔孟之道，而是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大高于同侪的人均GDP，因为最重要最基本的文化实力是经济以及政治、军事。
庄周、屈原、陶渊明、禅宗、曹雪芹、鲁迅因为没找到基督此类幻觉式的恩典、拯救，就成了冷漠的石头，就没有健康的生命感觉，就必然要低劣、沉沦、堕落，所以没有什么信仰的中国人一定要慌乱、焦虑、自卑，此类分析让人不禁想起弗洛伊德笔下栩栩如生的令人同情的嫉妒阴茎的小女孩，哎呀呀、呜呜呜，没有男孩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小鸡鸡可怎么办，要怎么活，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与价值？或者也就是，一个男人为自己没有高耸的乳房而自卑、焦虑，一只梨子为自己没有苹果味而自卑、焦虑，于是慌乱地饥不择食地为自己寻觅上帝、dildo、义乳、苹果酱，好像只有这样，生命才会快乐、完满、幸福。
一个论证者、学术研究者，连自己最基本的前提假设“上帝存在”都不予辨析，就匆忙披挂教义上阵，当作万能灵药来党同伐异，究竟是在对谁说话呢？对自己、教内的兄弟还是异教徒、无神论者？须知，既然以中文写作，在中国市场发售书，必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读者。立论如此粗暴、草率、简陋，好像根本没通过大脑，只知道扯虎皮当大旗地拉来荷尔德林、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舍斯托夫、艾略特、维特根斯坦有什么用呢？难道不知道诗人哲学家都是些职业性的胡说八道者，再疯癫的话他们都大言不惭地毫无羞耻地说过？
一个中国人，一个学人，只因为识得一点洋文，就被完全异化、洗脑，对华夏文化的理解没有丝毫中国感、中国味，恍如一个初踏中土的洋鬼子，想想陈寅恪、钱锺书、徐梵澄，甚至想想辜鸿铭、宇文所安，这岂不是一种个人的羞耻？
装可怜，假扮受难者、哀痛者、孤苦无告者，一厢情愿地把所有其他人也想象成原罪者、欠缺者、受难者、哀痛者、孤苦无告者，都要期待基督的恩宠与救渡。谁给了你权利去替别人思考？谁给了你资格去自认识见高人一等？以美妙的情怀高尚的道德姿态胁迫，以廉价的温情、生命感觉、上帝之爱作为甜蜜的诱饵，实际上从来都是各种诈骗者的常规伎俩，只给出空洞的轻易的许诺却终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兑现，我们已经无数次上当受骗，我们已没有必要要继续上当受骗。用眼泪竞赛、画饼竞赛、引语竞赛替代铁面无私的事实依据、逻辑分析，谁给出了如此做学术的豁免与自由？
没有《圣经》、基督此类荒诞的叙事就很可怕？基督之前的古希腊人、罗马人怎么活？中国、印度几千年来怎么活？在基督降临之后所有异教徒、不信教者怎么活？他们就一定更荒淫、更悲痛、更水深火热？就成了冷漠的石头？一点都没有历史感和现实感。除了读几本文学、哲学、宗教作品，究竟有没有考察过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化形态，有没有一种遍历观察的研究精神？作为学术研究，能不能承受同行的检验，有没有尊重过吸收过几百年来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除了貌似博学地炫耀一些新鲜的文哲宗名词，实质不过是闭目塞听的野蛮与无知，以这样的知识结构、心智质量如何敢去信口雌黄，如何敢去坦然接受“哲人”“大师”的谀词而不愧疚？
优秀、清晰、令人信服的论证，只需要准确的事实观察与谨严的逻辑思考，如果做不到这些，仅靠错乱引述割裂了原作者语境的言说来装饰门面、恐吓读者——我如此渊博如此有文化，我读过的你们都没读过，所以你们要相信我，崇拜我，除了骗骗初出茅庐的小孩，不过昭示了自己知识良知的欠缺，不过出卖了自己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本相，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的污泥，无自知之明却以此沾沾自喜。圣言、名言、名著，戳穿了真相不过是象征资本，是唬人的名气、门第、身份，在兵戎相见的论证文本里基本是银样镴枪头，顶不上什么用，可笑的是竟然常常有人把它们当作杀伤性武器耀武扬威。何况现在是知识开化的年代，作者要当心，你读过的文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政治学家别人非常可能也读过，而且读得更认真，它不再是皇家、祭司、文士的的禁脔，别人只是没这么轻狂、别人只是潜在水里、别人只是不想说话。因此自己公开说的每句话都要小心，到处都潜藏着无数隐身的驳难者，不要目中无人、不要气充志骄、不要好像自己真理在握。
神棍是什么？神棍就是那些在不适宜的场合也喋喋不休自己宗教体验、宗教狂想、宗教迷幻的人，逢人说项斯，逢人布道、逢机会布道，刘表面上是思想者、哲学工作者，实际上在《拯救与逍遥》等书中早已是立场观点固化的牧师而已，不再批判性检验自己的思考原点、论证前提——《圣经》就是真理、基督就是真理，至此不再有任何退让、讨论的余地。以这样的预设、蒙上这样的眼罩，去裁判一切、妄言一切，又算什么合格的哲学研究者呢？它的逻辑结果就是做一个牧师、一个布道者、一个宣讲团成员，海量兜售、批发现成的宗教观念、意识形态、传统/社群信仰，其最大目的不是如何生产高质量的思想产品，而是以各种方式促销、癌变式病毒式传播既有的观念商品。可是即使是思想营销，在现代社会也要讲究场合、方式的合法合理性，用什么去证成在貌似的散文里、哲学里，在高校课堂上讲授灌输神秘的宗教体验、曼妙的宗教梦幻的合理合法性？想方设法偷偷摸摸夹带私货，在蜂蜜里掺上毒药，在毒药里掺上蜂蜜。技艺倒是高超，学术的良知、做人的坦率真诚又在何处？频频使用类似的伎俩来传教，当然是令人厌烦的神棍。值得恭贺的是，刘氏发扬光大的神棍事业现在看来有了年轻的继任者，皈依上帝的王怡就是。
什么是文青？文青意指一切思考基点被文本叙事、被自己的空想和幻觉、被审美喜悦和道德温情扭曲、架空、置换了真实的身体感受性、历史感/现实感以及思维逻辑性的人，他们被眼花缭乱的能指符号诱引、欺骗，整天飘在云里雾里梦里，没有常识，不能或者不愿睁开自己的眼睛观察既往的正在发生的事实。此种人集中聚集在文学、哲学、宗教爱好者/从业者里，因为在这些领域，虚构、编造便是主业和职责所在。在电视媒体时代，文青们会喜好电视剧、明星娱乐更甚于新闻、纪录片、社会调查。文青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乃至生活方式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文艺、虚构，缘于文艺/虚构更美丽、更温情、更富有诗意，不像现实一般粗糙、坚硬和无情。文青不是从生活中提炼观点以再观察再思考生活、文艺，而是从文艺中提炼观点以再观察再思考生活、文艺，结果，生活被扭曲，文艺则变得更富魅惑。沉溺于文艺/虚构，中了文艺/虚构的xxx，投靠情绪，执念于审美愉悦道德温情大于高于强于真实的生存/事实，颠倒真善美递进的价值序列。他们只观赏最偏激从而也最令人心潮澎湃的虚构文本，而后就开始臆想式杜撰漂亮迷人的言辞、发出高尚感人的道德吁请，却从不肯俯身研究周围的事例、了解社会统计的具体结果，他们憎恨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因为历史与现实常常僵硬、冷酷、残忍、肮脏，不符合美学理想、道德幻景与情感冲动。文青不是学科的概念，也不是年龄的概念，而是精神类型学的概念，刘小枫尽管早已不年轻，却从没有同20岁上下的文青时代断奶，他是此一精神症候的典型患者，稍微读一点其人写就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比如《拯救与逍遥》全书到处征引庄子、屈原、陶渊明、曹雪芹、鲁迅、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舍斯托夫、艾略特此类诗人与诗哲，可现实型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自然科学家的名字几乎从不提起、谈到，其本相不就是活在狂想、幻思和梦境里，只从文艺中提炼立场、观点、思想观察裁判现实/生存的文艺青年？
——未完，暂无续——
原始链接：http://www.douban.com/note/15941628/ 【xxx】为何成了【xxx】？
说起朱立元，V早年差点投考他的研究生，思想缘由追溯起来可能和姜丰大妈有点关系，她老人家就是朱立元的研究生，不过慢慢发现美学没什么花头，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和朱最密切的关系是听过王文英（朱的妻子）的一节现代文学课，基本全是陈词滥调。 我不希望问题转向分析刘小枫的人品或“学品”。因为我在回答最终不知走向何处？
一来，学术逻辑上说，是无法通过驳斥刘小枫的宗教狂热而达成对这个问题的认知的。
二来，甚至反过来倒可以说他的出现是积极的，不论他是如何地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或“自虐”，他至少算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面向，哪怕是鄙视地称其为“神棍”式样的一极。如果越过许多程序性说辞和过程，我们可以谓其隐约间有某种意欲将“宗教意识”输入现代人内心的企图。
况且，在我这里的引用中，主要是因为刘小枫和李欧梵的共性在于对感觉——稍纵即逝的感觉——有着一致的强调；而这种东西，取向也许多元，但特质却游离不远：sentimentalism肯定，也必然是其中的组成分子。
不管是披着学术的面纱还是直言不讳，或者是两者交融的，身体、情色、性（sex或gender），还要包括影像研究，这些当代文论研究的关键词，在此刻如此磅礴地喷涌，难道都是刘小枫的驱动？昨天外语区的一个转帖，就是个趁手的例子：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php?tid=4661333而转帖者（原作者）也许根本不读刘小枫！ 当然是我们草民拥护哲人王才对！
虽然cicero兄有言在先，“不希望问题转向分析”特定人物的学品/人品，但哲人王兄雄文在前，我还是忍不住要引伸一下：
1）哲人王兄非常透彻地分析了这个特定学术人物的若干特质，包括a)阴柔，b)受虐狂特征，c)祭司式的势利气和知识讹诈，d)过度的宗教宣传欲（简称神棍），e)文学滥情主义（简称文青）。
2）这些分析当然本身是基于文本、学理的，但尤其是生存论的和类-精神分析的。换言之，分析的目标并未停留在某一个作品群或某一簇话语的符号学/修辞学肌理、也并非着力于澄清其观念史语境，而是雄辩地提出了以下问题：在这组作品、这簇话语里，欲望与客体、真理与时间、主体与世界、语言与实在这些对极，究竟是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中？是什么样的力场（force field），是这些对极之间的什么样的扭结受力情景，才产生出了如我们读到的那样一种扭曲变形的写作空间？
3）这种生存论的的分析方法，事实上是西方理论传统中的一个固有技术。我们顺手一举，就可以列出康德对优美与崇高的区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尼采对怨恨/歉疚心性的分析（以及舍勒在略微逊色的论怨恨专著中对尼采主题的反拨）、齐美尔对媚态的分析、弗洛伊德（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对赌徒的研究、海德格尔对作为此在基本情态的“厌（Langeweile）”的分析、萨特对窥视狂的研究、阿伦特对平庸之恶与极端之恶的辨析等等。哲人王兄上述雄文是来自这个伟大传统的一个最新产品。
这些分析看似千差万别，但我们也许可以勉强总结出以下共同特点：
a) 它们都驻足于一个（首先是与神学维度相对的）生存维度；
b) 分析针对的并非任何特定的生命/生理/心理状态、或某种具体的历史/政治场景，而是以某一基本生存样态为对象。这里的“基本”，意味着该样态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所具有的定向性(Orientierung)，理解它是理解我们自身的前提；
c) 分析的框架是关系的（relational），而不是实质的（substantial）；相应地，分析的结果通常也并不能给人具体、实质的伦理或政治指引（我们应该怎么办，要向何处去），而是试图通过阐明特定力场的作用机制而使人获得启示——乃至获得解放。
4）除了上述列出的abc等特征外，不少出色的生存论分析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分析的结果很容易发现对象的“多重性”。比如有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日本人九鬼周造（受上述齐美尔和海德格尔的启发）的杰作《粹的构造》，其中他把日本俗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审美样态"粹"又分为看似相互矛盾的“媚态”、“傲骨”和“超然舍弃”三个基本成分，而事实上“媚态”本身又是“吸引”和“拒斥”二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对极其复杂的多重性实施理论化（theorisation）的能力，可能也是生存论分析的魅力来源之一。
哲人王兄的雄文也体现了这个特点。他所列出的阴柔、受虐狂特征、祭司式的势利气和知识讹诈、过度的宗教宣传欲、文学滥情主义等面相(profile/facets)，不仅是相互矛盾、彼此冲突的，而且每个面相内部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比如，为什么以"虔诚"为宗旨的祭司会反而势利不堪？）。我以为进一步的分析，是应该刻画出这些面相、这些生存样态之间彼此的依存和斗争关系。比如，"宗教宣传欲"是怎样既通过"阴柔"产生作用、又恰恰被同一种“阴柔”自我拆毁的（works through, and in spite of femininity）？由此演绎的心灵辩证法将是又一个理论奇观，当然也将是我们时代对上述哲学传统的最佳贡献。 第1步：确定个案对象（个人或现象），梳理其特征或特性；
第2步：探析该特征或该特征体系下潜伏的动力（系统）学机理，甚至进行更深入勾连、阐发。
这种套路是学问一般之规，我并不反对，也绝对不因此反对哲人王。只是，我记得问题是最终走向何处？，我以为这不仅是当下讨论的缘起，而且也是我更感兴趣的方面。因为这个问题的缘故，我“不希望问题转向”。 引用第9楼cicerocicero于2008-10-25 12:25发表的 :
第1步：确定个案对象（个人或现象），梳理其特征或特性；
第2步：探析该特征或该特征体系下潜伏的动力（系统）学机理，甚至进行更深入勾连、阐发。
这种套路是学问一般之规，我并不反对，也绝对不因此反对哲人王。只是，我记得问题是，我以为这不仅是当下讨论的缘起，而且也是我更感兴趣的方面。因为这个问题的缘故，我“不希望问题转向”。
cicero兄，论坛讨论，跑题是常态。套用您的题目，正所谓“公说公，婆说婆”是也。兄大可乐观其变（辩）。 哈哈，chaque兄又在拿V的ID打趣，其实比起声名远播的Rex、Leroi、K鰊ig，以及我们威震四方的Gossudar，哲人王不过是追随的——歆慕K鰊ig、Gossudar的风范，剽窃的——王小波的《哲人王与理想国》以及更重要的因由：超星论坛上原来有个拉风的ID是哲人王，反讽的——也许只有甘阳、刘小枫以及某群学术小青年之类的妄人现在还在做“哲人王”的美梦，自我解嘲的——V一不懂哲学，二更是沉沦下层、潦倒落魄，怎么配哲人王这样的令名，只是乞丐羡妒富翁的可怜心态。
个人更喜欢vivo这样的ID，只是生存、活着而已，如同K鰊ig到chaque的嬗变，Gossudar自称Dasha的谦卑，但是我们要被迫遵守游戏规则，被占用的ID就不能再注册，我们也要路径依赖，总不能整天ID换个不停，让人眼花缭乱分不清真假。 V抛出了自己泥石砖瓦，从而引出来chaque兄的精金美玉，这是至今写这个帖子最大的收获与馈赠了，之前也有一些评论，可它们在V看来不是陈腐就是错误，不值一论，至多成为持续言说的由头而已。按道理讲，chaque兄对蜀地刘氏的了解更为全面精深，怎么也轮不到V这种稍知皮毛的人来说话，可惜兄深居简出、深自晦藏，难得有兴趣对事对人对作品评论一番，V有时无奈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充当先锋廖化。
chaque兄的誉扬实在令人无地自容，V只是在论坛遇到人谈论刘氏，顺便胡说八道一通，怎能当得起赓续（它是刘小枫喜欢用的词汇，可惜总是写成别字，类似于把卷帙写成卷佚）康德、尼采、黑格尔、海德格尔、萨特等生存论分析的伟大传统，至多算是茶余饭后的一点无聊消遣，供诸友一笑。
兄提到的进一步的分析“这些面相、这些生存样态之间彼此的依存和斗争关系”是非常有趣的话题，想必已经有一些深入的见解，不妨在此透露一二。可惜V懒惰疏散、学力不逮，也暂时只能止于些许皮相肤浅的描述，而不能像chaque兄一样鞭辟入里地辨析其动力机制和依存关系。 cicero兄说“我不希望问题转向分析刘小枫的人品或‘学品’”，在V看来未免有些固执，常玩论坛的人都知道，纵然是主贴给整个thread定话题、基调，可帖子常常会走调、变换话题，如同一条”随流飘荡、任意东西“的溪流，而且有可能变调、新话题更有意思更能挑起网友谈论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固守以前的河道，不妨水来土掩、兵来将挡，随机应变地参与刷新更换过的讨论，它好比说，我们横竖是玩，就没有必要像鞍马、跳水般先划定一些必选动作来比赛，有什么招式，不论是八卦拳、形意拳，降龙十八掌、黯然销魂掌，小李飞刀、倚天屠龙剑，唐门暗器、苗寨巫毒，全部都可以演练一番，图的就是个花哨热闹。 而且，不论是什么话题，不论thread如何变调，如果能吸引chaque兄的热情参与，那必定是发帖者、参与者以及潜水旁观者天大的福气，这句话说起来结论简单，可实际上是V辛辛苦苦追踪了四、五年的观察结果。也不是V一个人如此想，某个论坛某些chaque兄的fans都呼唤了他好几年，也不见chaque兄公开露个面，真成了”鹤隐九天，龙潜大泽“，而令人感到荣幸的是，readfree就是这个九天、大泽。 简略回应下主帖话题：
1.朱立元的论调非常陈腐。文本的阐释大致来说有四个大系统：A）作者系统，B）作品系统，C）读者系统，D）社会-文化系统（阶级、性别、殖民、种族等）。朱的取向无疑更靠近于D，这种说法早已被中外文艺理论家阐释过无数遍，是了无新意的cliché。
2.以中国现实状况，以具体的文化博弈场景考量，朱的立场还有为虎作伥，隐隐约约替主权者、主流文化辩护的嫌疑，腔调非常类似于”三个代表“。
3.观点空洞且表述混乱。宽泛抽象他自己也觉察到，但进一步的阐释并没有补充任何具体的标准，就像cicero兄说及的不具有可操作性。其次，“绝大多数人利益”和“审美为中心”这样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和混淆，我们知道，康德早在《判断力批判》里就有“审美无功利”的论调，朱却要把不相关乃至矛盾的二者在一个定义里扭合，看上去非常葛藤，或者他想说审美快感的效用最大化，可为何美学家都写不美写不准文章呢？
4.在我来看，“阐释的有效性”本身就是个无聊的问题，不是为己之学而是为他之学，是中西目的论、超越论、在场形而上学的毒素遗留，它们总要找一个终极的、最高的、唯一的、确定的标准/规范/价值来皈依，来自我压抑进而压制与此不同的他者，是僵化专制的不健康倾向。 看来cicerocicero不是cicero，因此很不喜rhetoric。
“最终走向何处？”宇宙有界限吗？真理有终极吗？
传播与接受，恐怕这个帖子正好全面地体现了其特有的整个过程，记得上次cicerocicero兄的一个帖子结果也是如此。 看来dasha兄终真是在德语里尔克里出不来嘹
Cicero兄此句最终走向何处与Luther敬虔何以令神心满悦一般，演绎为 最终 以何 走向何处，觅寻启悟，而何处已不再是要点所在嘹 如果我们连我们在何处都不知道，谈何走向何处呢？ 呵呵，周末时间紧张，本来应该在哲人王兄的高论的基础上，做出更详尽的讨论和剖析的，但是现在看来时机确实还不够成熟。那就等有机会再详谈吧！
至于cicerocicero网友关心的“当下讨论的缘起”，似乎是“自我是身体，自我是'里比多'骚动的场域，自我是感觉。神的彼岸在退却，现世的主体在崛起”，乃至“最终不知走向何处”的巨大发问。面对这类事关“自我、“神”、”“现代性”以及“最终”的考问，我自忖思维能力有限，常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的感受。然而在cicerocicero网友的主贴中灌水，临了却对主题没有任何贡献，似乎也说不过去，我想就含糊地谈以下几点吧：
1）所谓现代性问题，连同什么古今之争、人心之变等等话题，有一个很可以梳理的观念史渊源。今不如昔，世风浇漓之类的哀叹，以及相关的对“现代性”的意识，本身是古已有之、从来就层出不穷的东西。周作人说："我们读拉瓦尔（Lawall）的《药学四千年史》，其中说及世界现存的埃及古文书，有一卷是基督前二千二百五十年的写本，（照中国算来大约是舜王爷登基的初年！）里边大发牢骚，说人心变坏，不及古时候的好云云，可见此乃是古今中外共通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们眼中的”前现代“、古人，早先也都曾被人哀叹为浇漓的"现代"和今世的。
2）虽然如1）所说，这个讨论是老套的，从来就并不稀罕，但所谓历久弥新，每一代大都有杰出的参与者，用全新的问题意识和概念构架为讨论注入新的活力。举例来说，二战后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在较为传统的哲学领域，就既有Loewith、Koselleck等人对历史哲学的观念剖析，也有Blumenberg和Henrich等人基于一种更为成熟的主体性阐释，对前一种趋向做出的反驳；像前面一些网友感兴趣的“相对主义问题”，以及它与现代性意识的关系，也通过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Lyotard、Rorty、Boghossian等人的辨析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澄清。
我个人虽然并不热衷于这个特定的讨论议题，但不能不承认也从上述作家（无论各自立场如何）的论述中获益良多；因为有效的研究和论辩，能够以独到的概念构架、清晰的论证技术来丰富我们的思维能力乃至感知能力。当你读过，比如说，Henrich根据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做出的"作为自我保存的主体性"的论证之后，再阅读其他涉及“自我”、“主体”等概念的作品，你就发现自己对相关词汇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把握和感受力。相应地，也就更能鉴别出论辩能力远不及此的思维赝品和写作赝品。
3）所以，参加这个讨论——对其他任何讨论大概也一样——应该是个演练与提升的过程。它应该也像其他的不少活动一样，能够锻炼人的认知理解能力、理论辨析技术、语言表达水准等综合素质。凡是切实能提高我们这些能力、素质的作品和讨论，我们不妨称之为杰作，从中受益、效法；而与之相比，那些问题意识缺乏原创性、概念构架松散、论辩技术低劣、主要依靠煽动与诉诸幼稚情感来争取读者的作品，我们只好称其为赝品或情感宣泄，当然也就没法给予与杰作同等的对待了。
4）我注意到，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汉语工作者对上面所说的“现代性问题”感兴趣，其中不乏怀有热血、真情的思考爱好者和文学爱好者。不过西方有句老话："真情固可贵、文章未必通（c'est avec les beaux sentiments qu'on fait de la mauvaise littérature）"。缺乏足够的思维能力和论证技术，真情只能衍变成焦虑，思考大多也只剩下修辞，所以这些工作者的作品，大都像是瓶子里的苍蝇、迷宫中的老鼠嗡嗡飞团团转产生的轨迹。打开他们作品的任何一页，我们都会很容易注意到它缺乏问题意识，只剩下一团渴望表达的、模糊而真实的焦虑，所论多流于无病呻吟。所以前面我附和哲人王兄对这些作品做的生存论分析，其实不外是说，应该在这嗡嗡和团团之外，给苍蝇老鼠们放出条生路罢了。
5）此前发贴仓促，把“滥情主义（sentimentalism）”敲成“滥清”了，也许造成了读者的误解。所谓“滥情主义”，当然并不一定是指性伴侣关系混乱，同样也不一定是说沉湎于“感性”而不顾“超感性”。事实上我以为这个滥情主义，应该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史上的一种风格类型。一个作家，不论采取他采取何种文化/政治/社会立场，无论他是尚古还是趋时，是虔诚还是渎神，只要他在表达意见时具有4）中所说的“情感美好、文章不通”的特点，我们就都只能称他为“滥情（sentimental）”。所以说，滥情不一定是现代病，但却尤其频发于那些身处“现代”而深感人心不古的人群里头。法国愿意做回原始人的卢梭大师、中国办《学衡》杂志主张保守的吴宓教授，是这一型滥情者的著名例子。
滥情主义的特点，除了上述“概念架构松散，主要依靠煽动与诉诸幼稚情感来争取读者”之外，还有就是“均衡感”的显著缺失。没有均衡感，才会人为地制造“非杨即墨”、“不是绝对真理就是相对主义”、“除了超感性就只剩下感性”之类的古怪对立，才会有刘小枫、李欧梵等人浓烟滚滚的瓦格纳式汉语和弦旋律(endless melodies)。
我记得是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曾问自己：我该为什么而感谢古人？这个问题同样值得今天的滥情者们思忖。就像尼采早已指出的那样，各种被视为现代人独有的困境（比如前面我曾谈到的那些迷宫般的多重性）对于古人来说都根本并不陌生。而古代的伟人恰恰是把他们的均衡感、他们的恢宏大度（magnanimity）建立在这些足以让滥情者终生哭嚎的绝境之上。只有火才能延续火，也只有足够强健的（magnificent）灵魂（animus）才能让经典中的均衡感和恢宏重生。据说，最近文化基督徒们都往帕纳苏斯山朝圣去了，但他们的烟与火何干呢？他们的“超感性”又与帕纳苏斯的神性何干呢？
修改：
Gossudar兄在2008-10-26 20:58打分时指正说：
endless melodies，Dasha玩过几年Heavy Metal，比较了解一些音乐术语，endless melodies应该是说“无尽的旋律”（喋喋不休的旋律、曲调），和弦的英语是Chord
这个错误实在太搞笑了，不知当时脑子怎么走调了。再次感谢Gossudar兄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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