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不治”对现代医患关系的启示
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提出了医有“六不治”的观点，原文是这样的：“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无独有偶，在范晔《后汉书·郭玉传》中，亦有“四不治”的说法。由于太医丞郭玉治贵人疗效不佳，汉和帝于是召之诘问，郭玉说：“医之为言意也……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二者都在说明有些病人医生是很难治疗的。其实，中医经典著作《内经》早就有相似的论述。《内经·五脏别论》说：“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素问·汤液醪醴论》亦云：“夫病之始生也，极微极精，必先入结于皮肤。今良工皆称曰：病成，名曰逆，则针石不能治，良药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病为本”即病人为本，“工为标”即医生为标，“标本相得”是说病人与医生要密切配合。
以上古人对医家与病患关系的论述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首先，应当承认医生与病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各有各的利益，亦各有各的立场，因此“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意思是说，对于人们来说，最担心的是得疾病；而对于医生来说，最担心的是没有合适的治病方法，可见病人与医生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但是，如果病人单单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势必给医生的治疗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从而影响医生治疗的实施。尤其是那些权高位重的人，对医生动辄恐吓，使医生不能很好用心按计划治疗；即使普通人，也可能由于对医生不信任，不遵守医嘱，不按禁忌调养，使治病效果大打折扣。
进入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医患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我们看到一方面由于极少数医生为了赚取更多利益不讲医生职业道德收受病人红包，用各种手段骗取病人钱财，但另一方面，病人打着维护自己权益的幌子，诈取钱财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
我们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六不治”和《内经》中提到的“标本相得”的医患观是很值得我们今人借鉴的。一方面，由于医患关系处于严重不对等的地位，因此必须严格医疗管理制度，加强对医生道德品质的教育，防止医生利用职业之便获取过高报酬；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医生头上的现象，这使医生只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敢运用新技术，不敢有新思想，最终反过来影响医生创新才能的发挥，从而影响疾病的治疗，这就是“六不治”对我们现代医患关系的启示。(黄作阵 北京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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