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的“孝”与西方的“爱”
中国的\"孝\"与西方的\"爱\"《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选载之八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译文］
有子说：“做人孝敬父母，尊重兄长，就很少会冒犯上面的权威。不冒犯上面的权威的人，则从来没有叛乱的。所以君子要培植其本性。有了这种本性才会有正当的秩序。孝敬父母，尊重兄长，难道不是仁爱行为的根本吗？”
［评论：“孝”与“爱”。］
中国自周代以来，可谓是以孝立国。有子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以孝立国中“私德”和公共秩序合一的政治哲学。在初民时代，“私德”与公共秩序的合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当时人们聚族而居，其政治共同体常常就是一个扩大的家族集团或几个家族的联盟，说白了就是一个家。而人又是经验的动物。他们理解政治秩序、寻求把自己和别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就必须从自己亲身经验过的私人感情开始。
不过，父母兄弟之间的感情并非唯一的私人感情。恋人之间的感情，也是一种非常牢固的私人感情，也可以用来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我曾考述古希腊的同性恋和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把同性恋中的“男同志”算入“民主之父”，也正是此意。请看我专文的论述。（薛涌：2006, 1; 2006, 2.）下面不妨引用过去写的一篇小文，《孔子的孝与柏拉图的爱》，作为本章之评论：
简单地说来，中国自古是个“纵式社会”，人分上下，位有高低。政治、社会层面是如此，心理、感情层面也不例外。人与人之间，一般都是纵式的关系。横向、平等的人际关系不能说没有;但这种关系，不论是从政治上、社会上、还是文化上，都不受鼓励。西方的社会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个“横式社会”，人与人是平等的。因此人生在世，必须学会和人平等相处。这当然不是说西方没有等级。相反，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西方社会的等级似乎还更森严。如欧洲的中世纪等等。但是，你仔细分析就会察觉，人家那里的许多纵式的等级结构，还是以横式的文化价值为根基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缔造了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大帝，他不是自称皇帝，而是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或公民的头领。这个词后来演化为prince，也就是王或王子的意思。有人甚至认为这个字和现在的president即总统还有语源上的关系。可见，人家称王、当皇帝，最初也是从作公民开始的。奥古斯都并不仅要这个名字，行为上也以公民作为包装。他征服世界后，用从外面(特别是奇富的埃及)掠夺的财富大兴土木，吹嘘自己把罗马从一个砖砌成的城市变成了大理石的城市。但是，当他建设奥古斯都公共广场时，因为不能说服个别土地所有人（即我们所谓的“钉子户”）卖出所需的地来，竟宁愿把广场的一角修成不对称形。这比起我们现在的拆迁还是文明多了。其实后来等级森严的欧洲封建时代，也有所谓圆桌骑士，即大家不分高低，平时议事，围着圆桌而作，以示平等。
有人也许会说，这样比不公道。中国传统的社会才更平等。比如科举，谁都可以考，谁考过了就有当官的资格，不看身份。其实，这不过是国家把确立身份的权力从社会那里抢到自己手中而已。在科举中，通过什么考试就有什么身份。这从纳税到当官的资格上都能体现出来。只是这个等级不能由社会来规定，而是要由国家来规定。不象欧洲，社会规定人的身份的权威特别大，国家的权威反而小。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看似比中国等级森严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比中国更为平等。
且以日本为例。都说日本是个等级社会，或中根千枝所谓的“纵式结构”。但看看日本的草根社会，许多平等的因素在中国传统中是很难找到的。比如从中世开始的所谓“一揆”，就是地方的武士或农民为了同一目标的结盟。“一揆”的意思大致是“同心”、“一致”。在这样的组织中，成员非常平等，盟约签署时有严格的格式：中间画一个大圆圈，大家围绕圆圈签字。看这样的文书，你根本不知道谁是首领。后来江户的幕府政权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但“一揆”在农村还是根深蒂固，最后成为老百姓“闹事”（即所谓“群体事件”）的主要形式。比如一个村子冒死越级投诉，即“越诉”，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上访”，在当时属于违法的。更不用说这种“越诉”常常伴有暴力行为。村民知道官府要惩罚，就在诉状上按“一揆”的文书样式，大家围着大圆圈签字。官府于是找不出头领，也只有法不制众了。甚至在江户时代前的中世末期，村里公共集会和讲演乃至携带武器的权利就很发达了。农村的这种平等精神和组织结构，在明治时期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至今仍然被视为是日本民主的草根资源。二战后日本占了个便宜，因为美军占领，白拣了个民主。但是，看看现在的世界，被美军占过的地方有几个能发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看来，日本还是有“一揆”这样的本土资源，使民主制度顺理成章地确立。
相比之下，中国这两千多年，皇权不断扩张，官僚机构的手越伸越长，民间的草根组织无从发展。我研究中日历史是就深有感触：研究中国史，比如清朝，中央档案汗牛充栋，说明上面的官僚机构复杂，必须靠文件才能运转。但到了县以下，几乎什么档案文书都没有，说明那里没有什么像样的组织结构，根本不用文献。再看江户的日本，幕府的“中央”文献也许赶不上我们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东西气派；但村文书异常丰富，甚至农民的小本经营也有详细的帐本。这说明人家一个小小的村子，机构复杂，非得有文件不能运转。要知道，政治架构是必须有等级才能运转的，连最民主的社会也是如此。但社会关系可以以平等的概念来规定。我们这里的资源，都被吸进政治架构，即从村子里被吸到中央的衙门中，最后导致草根社会败落，社会被政治化。或者说，政治的等级，塑造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活。我们的心理现实和感情生活也就被等级化了。
孝和爱最大的不同也就在这里。孝是描述和强调一种纵式人间的关系。爱是描述和强调一种横式的人间关系。中国人重孝，西方人重爱，这从从孔子和柏拉图就开始了。这多少是适应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需要。这也是我后面要讨论的问题。
一个被孝所规定的纵式社会，并非没有横向的爱欲。只是这种爱欲被压抑了，乃至有许多心理畸形。一旦纵式社会的基本秩序动摇、失范，爱欲就会奔涌而出，形成爱的文化。
我们不妨谈谈2005年10月去世的百岁老人巴金。巴金的力量，当然和他晚年“讲真话”的人格有关。但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还是年轻时候写的《家》、《春》、《秋》这几本小说奠定的。这几本小说，翻成英文会平淡无奇，看不出好在哪里；却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为什么？因为这些小说写的是爱与孝的冲突，以及爱如何被孝所压抑、如何对孝进行一场无望的反抗。再往深说，这并不仅仅是言情而已，而体现了中国人对建立一个以横向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渴望。这正是五四的精神。
这也不奇怪，五四时代的《家》、《春》、《秋》，在文革后期对年轻人格外有感召力。上个世纪70年代上初中时，听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子说，她晚上偷着看巴金，通宵不睡，枕头都被她哭得湿个透。文革结束后解禁，我还记得全家人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排队，买的就是《家》、《春》、《秋》这样的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有个“反动”的“手抄本”，叫《第二次握手》。等后来公开出版之后一看，觉得实在荒唐：这么一本幼稚的言情小说，怎么会有政治意味？其实，说其“反动”并不是冤枉。言情鼓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忠诚。在那个夫妻都要互相揭发的时代，这种横向的忠诚岂能让政治权威容忍？这也难怪，从50年代初的《红豆》，到80年代初的《爱情是不能忘记的》等等，言情小说一直都被一些人所侧目，觉得其中表达的东西不太安分。
如今的中国，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好象已经开放得不得了了。人们似乎不需要巴金了。那些更幼稚的言情小说，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了。当你想怎么爱就怎么爱的时候，表现爱被纵式权威压制的书当然也就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了。然而，在一个还没有建立横向的人际秩序的社会、在感情世界被纵式权威宰割了几千年的文化中，人们真会一夜之间学会享受横向的感情生活吗？
应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爱欲迸发的时代。我们的感情世界，有着30年前想也不敢想的自由空间。许多人正在利用这样的自由，建立横向的人际感情纽带。但是，更有许多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自由，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去爱。还有许多人，根本不想去爱。看看媒体上铺天盖地的美人，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小蜜、小姐、三陪，我们会感到这是一个有欲有性而没有爱的时代。欲或性，变成了消费，通过买卖、权力，参与双方马上进入了不平等的、也就是纵式的关系。即使现在的所谓“一夜情”，看上去是建立在横式关系的基础上，但实质上，这种“一夜情”强调的也是如何解脱对这样的关系的责任，而不是对之始终不渝的忠诚。民主社会的感情结构，是对平等关系的责任，而不是对之不负责任。一句话，我们似乎已经丧失了我们时代的《家》、《春》、《秋》。我们守着这样的自由空间，却发展不出我们的“伴侣文化”。
许多人现在还认为，这些现象，是西方的影响所致。不错，西方有《xxx》，有发达的色情文化。但是，人家的伴侣文化更强，在社会上是绝对的主宰。从父母和孩子，到丈夫和妻子，或者情人之间，人际最主要的纽带还是爱。从历史上看，“伴侣文化”或者“配偶文化”的生成，和西方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一阶级日益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都密切相关。奥丝汀描写爱情的小说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诞生并风行的，构成当代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或者文化心理积淀。在当今的美国，即使最自由的新英格兰地区，比起现在的中国来还要“老派”得多，除了几个大都市的中心外几乎谈不上“夜生活”，你也很难看到那么多性消费。人家的爱欲，是在横向的社会关系中表达的。大家对用权力和金钱建立纵式的感情和欲望的关系非常鄙弃。所以相对而言，仅仅基于肉欲的关系在人家的社会里还是非常边缘，很难象在目前的中国这样喧宾夺主。
概而言之，“孝”是建立在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之上的行为规范，也是“仁”的具体体现。但是，“孝”表达的不仅仅是感情，而且还有权威，有孩子对父母近乎无条件的服从。儒家正是通过这种建立在基本的人情之上的权威，来寻求建立公众秩序的途径。我们经常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场，说西方社会没有“孝”，乃至其家庭关系不如我们这样牢固。这里含有极大的误会。要知道，“孝”不是爱的唯一表达方式。没有“孝”，两代人的亲情也未必就会减弱。你到美国看看就明白，人家的墓地，经常设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甚至市中心。活人死人在空间上比我们近得多。一到各种节日，墓碑前堆满了鲜花。在看公园湖畔的座椅，许多是孩子为纪念父母捐赠的。我曾还记得一个椅子背上献给父母的题词：“感谢你们让我们拥有这个美丽的世界。你们的孩子们。”没有亲密的家庭关系，这些遍布于生活空间中的标记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经常感到美国家庭的亲密甚至超出了中国。不过，人家确实很少用“孝”来描述孩子对父母的关系。人家用的词汇是“爱”。这种感情，在现实中并非没有权威关系的背景。毕竟是父母养孩子，对孩子有指导的责任。但是，人家的父母在处理和孩子的关系时，尽量淡化这种权威，哪怕是自己付钱让孩子上大学，也要尽可能尊重孩子的意志和选择。比如我的女儿的教父教母，自己的独生女儿哈佛本科毕业，又在牛津读完中世纪研究的硕士，目前正面临着重大人生选择。我问他们：“你们希望她干什么职业？”他们从来都说：“干她喜欢的事情。”但拒绝说出自己的具体期望，不仅当着孩子不说，背后和朋友也不说，生怕影响孩子的自主选择。父母对孩子的关系，由此成为超越权力等世俗纽带的无条件的爱。这样长大的孩子，对你的回报也许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孝”，但也是一种同样触及你心灵的爱。
“孝”表达了一种优美的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深刻的价值。但是，我们早已进入了一个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现代社会。如何处理横向的人际关系，如何保持这种横向关系之中的信赖和责任，则是我们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 什么是“孝”？产生它的人性及社会历史根源是什么？它的演变及其原因和结果？它的价值与局限、视野与遮蔽？它在东方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它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及其途径？对照“爱”的文化展开批判性分析？诸此问题，对于当前与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文化、政治、法治与社会建设，实有深究的必要。至于落实到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层面的推论，则是后一步的工作。要对楼主的分析展开纵深的评论，非点滴笔墨可以做到。期待楼主更深入的研究。 意犹未尽，还想说几句。孝与爱、血缘与地缘、特权与平等、统治与自治、选择与支配、团体与个人、人治与法治等等之间，存在贯穿式的脉络关系。 保存了，待有时间仔细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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