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跖篇”是一篇“辨弊”的作品，其中心在于“行”上。
全篇的探讨以“一行两论”展开。“一行”是孔子劝说盗跖的整个过程，“两论”分别是子张与满苟得、无足与知和的两组对话。
先说一说“一行”。盗跖篇一上来就以“孔子责柳下季以名，劝盗跖以利，然而遭遇了前者的无奈和后者的抢白”的故事指出了“得道之分者，执名利而行”的弊端。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应该认为“孔子和盗跖是以个人身份出场的”，这两个人物是“盗跖篇”的作者精心设定的，为什么这样设定呢？两位人物的身份极端对立，通过这种极端化的对立，才有可能使“分道者”在理论上、做法上所存在的弊端清晰地展现出来。也就是说，在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妨把孔子和盗跖的形象模糊化、抽象化，从而把他们分别看做“分道者”与“全道者”的代表。这样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分道者”是“偏得于道而不自知，强行逆道而取其辱”的。
子张与满苟得的对话，有三个内容：
1、“行”的指导原则——子张的主张是“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满苟得的回答是“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义真”与“信真”，一字之差显出了以名利为原则的“行”其实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毕竟客观的“义真”和主观的“信真”是有差别的。
2、“行”对个人的评价作用——子张的主张，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标准，“行之善恶”可以分贵贱；满苟得的认为从结果去衡量容易造成“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的情况。
3、“行”对社会的规范作用——子张认为“行”是区别“疏戚，贵贱，长幼。五纪六位”的社会准则；满苟得指出，以名利为原则的“行”“不顺于理，不监于道”，所以不论是求名的行为，还是求利的行为“变其情、易其性则异矣；乃至于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则一也。”
无足与知和的对话是从“行”的结果方面来探讨，“名利之行”对于人的影响的，也有三个方面：
1、无足认为，“兴名就利”是人的本性，能使人地位尊贵，能使人达到“生安体乐意之道”的目的。知和的回答先从目的上与之探讨，指出以无足的认识其实是无法达到“生安体乐意之道”的目的的，是“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此回答颇与孟子“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类似。）
2、无足进一步凸显“富贵逼人”的价值并且这种追求是“人之性也”的主张。知和的主张是，名利不是向外主动求得的，而是从不害自性开始的。
3、无足以其偏见质疑知和的做法。知和正面阐述“富”给人带来六种困扰，“名利之行”不能令人有福。
此篇“一行”既可看作是“二论”的引子，也可看作是“二轮”的例子，应该作回环的阐释。在“二论”中，“子张—无足”与“满苟得—知和”的组合，可以分别作为“分道者”与“全道者”的态度来看待。 体道人物谱
“让王”篇是《庄子》中比较独特的一篇文字。这一篇文字列举了许多人的事迹，似乎显得很杂乱。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人物，就会发现他们都具有两个相同的地方，第一个是他们都是庄子之前的历史人物，第二个这些的行为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庄子的思想。也就是说，这些历史人物就是庄子思想中的“古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让王篇”中的这些人物都是历史上实有的，而且在他们的言行虽然有传说的成分，但可以说基本属实，而且所表现出来的人物风貌也大多和史书中所记载的内容相符，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一篇是《庄子》一书的作者，根据庄子的思想，搜集了“古之人”的事迹，并以此为据，阐发自己的思想。这样一来，“让王”篇就成为了一张“体道人物谱”。
理解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们不妨把人物的事迹从略，提取出其中议论的语句，就可以看到庄子思想中“重身轻名”“重生轻利”“避难全生”“安贫乐道”等思想的轨迹了。
另外，以庄子思想的博大，这些人物还不足以使庄子思想得到充分的展开。很可能《庄子》的创作者曾经尝试过，通过这些“古之人”来完成自己思想体系的建设，但最后发现所能够用来进行演说的实例远远不足。这才不得不转换创作思路，从而由“实录”走上了“虚实”结合的创作之路——寓言。 三言五例看“寓言”
“寓言篇”是解读《庄子》的一把钥匙，其主要内容分为两块：一块是做三种“言”的说明，一块是举可五个示例。
“寓言篇”一上来，就明确了三种“言”，“寓言”、“重言”、“卮言”，这不单单是在说《庄子》的语言特点，其实还包含着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以及表达技巧方面的内容。在庄子的行文中“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句话是分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来分别阐释的。但这种分开了来的解释给人一种误导，即这三种“言”之间不想联系，但实际的理解上这三种“言”应该是融为一体的，为了更好理解我们不妨用加括号的方式来表示一下：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卮言”是“和天倪”的，“寓言”、“重言”也是“和天倪”的。怎么“和”呢？这要从它们各自的作用谈起（然后再做统一的融合）。
“寓言十九”这一点似乎好理解，《庄子》中的言说大多都是以“寓言”的形式出现，这是事实，但庄子为什采取“寓言”的形式呢？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例证不足，庄子提倡的“古之真人”是庄子理想的中人物，是庄子的一种创见，所以在历史上其实没有人能符合庄子的要求，所以不能进行正面的直接表述。另一个原因是“曲说大于直说，形象大于思维”。不直接表述那么采取的表达方式只能转向抽象或虚拟，抽象的表达形成论理，一论理自然要有“是非”，这和庄子的“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的思想相矛盾，所以只好用“虚拟（寓言）”的形式来表达了。不过这样也带来了好处，即“以寓言为广”（天下篇），寓言的形式不直接立论，就避免了其他学派的直接批评，而且从人的理解过程来看，寓言的理解颇费心力，更容易使读者专心于对“意”的理解，这要比其他直接的抽象表达更具有形象性、更容易理解、更具有暗示性。
“重言十七”按庄子的解释是“已言”的重说，但为什么重说呢？这个“重”字是“尊重”，是“重要”，还是“重复”呢？这一点要参看一下“天下篇”中的“以重言为真”了，既然“重言”的目的是“为真”，上面的三种解释中只选择“重复”了，从人的心理感受上讲，重复是一种力量（修辞上称为“反复”），它具有鼓动读者情感，加深认识的作用。单一的言论不容易使人马上接受，而反复的言说则容易使人习以为常，正如“曾参杀人”“谎言重复千遍”的情形。庄子的“以重言为真”也采取了这种策略。然而作为加强语义的方法，重复也有弊端，即容易使人因熟悉而厌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变化是必须的，这就是“曼衍”、“以不同形相禅”。“曼衍”而不离天道自然就是“卮言”了。
“卮言日出”因为“日出”所以常出常新，今日不同往日，明日不同今日，这是一种变化的常态，但因为是“卮言”所以能够“和天倪”，什么是“卮言”？“卮”为酒器，既然为酒器，自然中空，而中空就意味着“有容”，所以“卮言”就是“有容之言”，“有容之言”意在言中，意亦在言外。庄子怕后人执迷于“言”，因此作了“言无言”的解释，其中的矛盾之处，本不可言说，既然已说了就不要执迷于所见之言，须向“卮”处寻觅。
总的来说，在“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句话中，言是统一的，“寓”是形式、“重”是方法、“卮”是性质、“日出”是变化形态，所有这些都是要“以天倪和之”的。
“寓言篇”除了论述三言之外，还列举了五个示例。分别是“庄子谓惠子”、“曾子再仕”、“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众罔两问于景”、“阳子居南之沛”。五个例子各不相同，其相同处，皆为寓言、重言（限于本篇的作用，这方面体现得少一些）和卮言。如果我们再细分一下还可以看到一些内容，这五则寓言，分别包含论、评、谓、辩、问五种形式，而这些正是思辨的重要手段，而且从五次发言的主体来看，“庄子谓惠子”是实人之言，“曾子再仕”是史人之言，“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是虚人之言，“众罔两问于景”是拟人之言，“阳子居南之沛”是求道者之言。而这些言说，可以说是《庄子》中的主要寓言样式。 并行辨弊看外物
《外物篇》是一篇辨弊的作品。
人的生存离不开外界的事物，人的欲望又往往由外界的事物所激发，然而欲望只是人的主观的、片面的一厢情愿，而客观的情况却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不可必”。
“木与木相摩”这一段，从自然的现象解释人事的失和、失道皆在于心存利害。（有的版本这一段和上一段本就是合在一起的。）
“庄周家贫”与“任公子”两段，一说近，一论远，看似矛盾，其实不同。“粟”为日用之物，必然需要从切近处考虑，饱暖二字是最基本的生活要求，不可以以空言虚应。不切实用是处理具体事物的弊病之一。然而不能片面理解或夸切实的作用，所以用“任公子为大钩”来说人的追求应该远大。其中是否暗含经世致用之意？
“发冢”一段，形象且讽刺意味浓厚，不过不当看作是针对孔子的，而是针对一些儒者而言的。儒的名称应该是一类人的统称，而不是起始于孔子的。有些儒者，言伪而行丑，然而却不可说他们不是儒者。正因为这样，孔子才有“业可得进乎”的发问，说明孔子也想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从儒家的思想来说，只能有所非，有所誉，遂于其所非，如这本无法改变他们，而对于所誉，又难免偏而不全。所以老莱子用“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来点化孔子。（由此可知孔子之向道之心有别其他儒者。）
“宋元君夜半”一段为事，“仲尼曰”一段为评，重点在评上，“知有所用，神有所不及”是客观事实，“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是不自以为是解决态度，“与能言者处”是避祸求安的方法。这两段其实可以理解为老莱子用神龟的故事指导孔子悟道，而孔子的评，颇有举一反三的意味。
本篇最重要的是惠子与庄子关于“言无用”的对话，这个对话本身反映了惠子及世人的一个弊端——唯求有用，不知无用与有用之间的转化。
从“庄子曰：人有能游”到文章末尾，既可以看作是对前面所有文字的抽象概括，也可看作是独立论断，其中“得意忘言”一句，实为阅读《庄子》全书的原则。 循道处世有“则阳”
《则阳》篇是立人思想的具体体现，主要是明确如何用正确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世事的关系。
开篇提出“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是“立人”的处世方法。然后，从不同层面进行进一步阐释。
首先，圣人这样的做的原因不是出于处世的要求，而是出于本性的自然而然——圣人达绸缪，周进一体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其次，圣人怎样来处理自己与世间之物的关系的呢？那就是抱着“与时偕世而不替，所行之各而不恤”的态度去发现物的关键所在，做到“得其环中以随成，达到“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的效果。明确了前面的做法，就可以说知道了“处理自己与世间之物的关系”的方法了。但有了方法还是不够的，因为要想达到最终的目的，除了正确的方法之外，还要遵守一定原则才行。这尺度就是无区别去界限的“除日无变，无内无外”的通达观。
到此，圣人的处世的态度方法和原则已经介绍完了，后面开始具体介绍实际的依此而行的事例。戴晋人所体现的是对世事认识的整体性，蚁丘之邻人夫妻所体现的是对世事发展的预见性，“柏矩学于老聃”是要指出世之愚人荒唐行为的根源一是在态度上的草率，既卤莽灭裂第做事又使自己的本性受到伤害，一是将天下之人用外在标准力求达到统一，最终使自己的性命受到伤害。
通过蘧伯玉在是非问题上的的转变，指出轻易给出是非判断的局限性，因为“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都具有相对性的，人往往一方面认识不足，一方面却又总是轻易给出断言，这个缺点如果不被认识，人就不容易看到自身的局限性——这是从反面进行的论述指出正确行事的必要性。除了人自身的局限性之外，任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是有局限性的，对于一件事情（卫灵公）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解释，这样做就使得事实的真相更加混乱。
少知与大公调的对话，是正面地体现圣人思维的示例。主要是如何认识语言文字与“道”之间的对应关系。言可说理，但说理之言并不能真实地再现道，也不并是如实地反应具体的事物。言（名）与物（道）之间既然不能相等，那么可不可以不用言来接物呢？也不行因为“道”之中的一些内容是可以用言来表达的。只有认清了言（名）与物（道）之间的关系才能做到“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的境界。接下来的二人的争议，围绕道“或之莫”和“或使”两种情况，澄清这两种争论都是在没有认清“言、物、道”关系的前提下得出的错误认识，而最佳的方案则是：面对“道物之极”的情况，采取“非言非默，议有所极”的态度，实施“不言以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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