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革命结束革命-《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美]西达·斯考切波 著， 何俊志 王学东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3月版
近五百年来的各国历史，基本上就是它们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这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海洋型国家的转变完成得比较顺利，而三个大陆型国家法、俄、中，则都是在经过长期痛苦、代价高昂的流血革命之后，才最终脱胎换骨，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重新组织。
从长远来看，现代化是各国无法避免的命运，而且它一旦开始，就是不可逆转的过程。这种压力迫使各国都“趋同进化”——犹如哺乳动物海豚为适应海洋环境，也不得不像鱼类一样进化出流线型的身体。大陆型的法俄中三国，传统上却都是有国家无社会，社会本身无法顺利主导这一转型，结果在压力积聚之下，社会重组往往以革命的突变式剧烈冲突来实现。
法俄中的三次革命，由于其震撼性的规模，都在爆发之后就引发了世人巨大的争议，并成为其他国家革命的原型——这也就是革命的输出。而在那段极端的激流年代里，时势也创造出无数英雄，在历史舞台上的上场令人眼花缭乱，他们的传奇也是一代代人的话题。因此历来讨论这三大革命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要高屋建瓴地把握这三大革命的脉络，殊非易事，但本书的作者办到了——这也无怪此书当年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轰动。
斯考切波避免了冗长的历史追溯，只比较讨论两大要点：即革命的原因和后果。从根本上说，社会革命都是对危机的反应。在法俄中三次革命前，这些国家都深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政府已经无力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使其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严峻的挑战及质疑。在这个时刻，全社会都认识到必须作出某些变革，但此刻政府却已处于一种极危险而尴尬的境地：拒绝变革不可能使局势好转，而接受改革的结果，则往往是“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历史无数次证明，一个坏政府开始改革的时候，是其最危险的时刻。
一般而言，人们总倾向于认为革命的成功是革命者推动的结果，但事实上，它可能更大程度上是旧有的政治秩序崩溃的结果。革命者只不过把成果“在大街上顺手捡起来”罢了。由于革命本身针对的是一个无法有效行使职能的政府，其后果是革命中重生的新国家组织往往比被推翻的制度更强固而集权。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弑父”行为，然而却总要重新塑造起一个更为强大的父亲形象。这几次革命都经历了“不成功的反革命”阶段，即遭受国内外敌对势力围攻破坏的时期，但其结果却常常是反而巩固了新政权。
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变迁，本身就要求打破各种传统秩序，在这第一阶段，往往是建设跟不上破坏，如中国的民国时期，每一代人都惟恐破坏得不够，以至最终演变为“破四旧”，要把传统完全破坏之后再进行建设。这种激进主义的结果是导致在向现代化的演进道路中，未蒙其利，却先受其害。然而这样一种“革命性破坏”的思想之所以为全社会所接受，乃因深重的社会危机使人们完全丧失了对传统的信心，以及政治秩序崩溃后人们对解决现有问题的急切心理。
阿伦特曾说，尽管美国革命造就的后果要好于法国革命，但成为现代革命原型却是后者。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作为一个大陆性的农业国家，法国远比美国的情形更为代表性。的确，法俄中三次革命都带来了剧烈的长期社会震荡，而新的天堂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至少法俄在革命政权巩固后，都没有声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平等化倾向。然而，更深的意义在于：国家的整个转型已经完成重生，现代化在政治上的首要特征——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神授，而是来自本来属于人民的世俗的认可——已深入人心，社会和政治组织的重组也已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本国“结束革命的革命”，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在此后的现代化时期内不再出现，也不可能再次摧毁社会，而是经由一系列“没有改革者的改革”逐渐导致的变革。幸运的是，我们正目睹中国走在这条正确的轨道上。
载2007年10月《名牌》杂志 非常好的简介，很期待看到这本书了。网上有电子版吗？如果没有就去买一本回来读读，受益一定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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