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拉菲莫维奇是苏联俄罗斯著名作家。原姓波波夫，1863年1月7日生于顿河州下库尔莫雅尔斯克镇一哥萨克军人家庭。在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学习时，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887年同列宁的哥哥相识，因起草反对沙皇的宣言被开除学籍，并遭逮捕和流放。1890年刑满获释，在顿河地区从事新闻工作。1902年迁居莫斯科，同年与高尔基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绥拉菲莫维奇在流放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01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1902年，在莫斯科参加“星期三”文学社，不久成了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的经常撰稿人。1905年革命时，写了《送葬曲》、《街上的尸体》、《炸弹》等许多特写和短篇小说，及时反映了革命工人的英勇斗争和普通劳动者的觉醒，控诉沙皇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俄国公使报》记者，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沙文主义狂热以及它们对人民的大屠杀进行猛烈抨击。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绥拉菲莫维奇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一边。1918年加入共产党。国内战争期间，一直担任《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通过实地采访，写了大量的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歌颂工农红军的英雄主义，揭露反革命白军的凶恶残暴。
20和30年代，绥拉菲莫维奇曾先后主持莫斯科市苏维埃的宣传鼓动部和苏联人民教育部的文学处，领导过《创作》和《十月》等大型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创作方面，先后发表长篇小说《铁流》（1924）、《集体农庄的土地》（1933～1938）以及短篇小说《加尔卡》(1928)等。其中《铁流》被公认为早期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1943年他获得斯大林奖金。
绥拉菲莫维奇于1949年1月19日在莫斯科逝世。他是中国读者最喜爱的苏联作家之一。他的名著《铁流》早在1931年就由曹靖华译成中文出版，鲁迅在译本的序言中曾称赞它是“鲜艳的铁一般的鲜花”。
1988年1月19日 由台湾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
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一行14人，1988年1月19日由西安抵达北京。
这个探亲团共有25人，其中大部分人是国民党退伍老兵。团长是台湾著名作家、工党领导人之一王拓。探亲团在大陆汇集后，先赴陕西拜谒黄帝陵，然后赴北京卢沟桥举行向台湾海峡两岸抗日死难同胞致敬典礼，探望在北京的大陆台湾同胞团体。集体活动结束后，探亲团人员分散回故乡探亲。
台湾返乡探亲团的团旗上写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争传客从台湾来”的诗句，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1917年1月19日
波斯王去世其子继承王位
1907年1月19日黄昏太阳刚刚落下， 德黑兰殿后宫所有的大门都关闭了，正式表明54岁的沙阿-穆扎费尔-阿德丁去世。波斯人民尚未得到通知。
这位开通的领袖大大推进了他父亲开始实行的自由化政策，如设立议会，编制宪法和计划为女性居民开设学校等。他的王位由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阿里继承。 197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有近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开始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上山下乡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
影响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运动目的
一种解释是: 中共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等对手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毛泽东政府对场运动的解释是: 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受害者进行任何赔偿。
评价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迫害。据说是林彪等人所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邓小平曾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1967年1月19日
越战美军周伤亡数字达到最高点
1967年1月19日， 南越创两项纪录。五角大楼并不为其中任何一项感到自豪。这周美军伤亡为数是越战中最高的，死144人、伤1044人。
在战斗中6人失踪。 这一伤亡总数是美国更深地卷入越南战事的明显证据。他们也指出了游击战的神秘性和狡诈性。多数人是在他们出去巡逻时遇地雷和陷阱而伤亡的。 1993年1月19日
日本皇太子订婚
1993年1月19日， 经日本皇家会议批准，日本皇太子德仁与小和田雅子小姐正式订婚，婚礼初步定于6月3日举行。
33岁的皇太子选中的意中人29岁的小和田雅子，是外务省事务次官小和田恒的长女，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因多年在国外学习和生活，英语、法语和德语都很好，后考入外务省成为职业外交官。
皇太子定婚的消息成了日本的头号新闻，不少人欣喜若狂，并认为由此引起的“波及效应”将使萧条的日本经济加速复苏。 1996年1月19日
俄政府军解决基兹利亚尔人质事件
1996年1月19日， 俄政府军彻底解决基兹利亚尔人质事件。
1996年1月9日凌晨，以拉杜耶夫为首的车臣恐怖分子将达吉斯坦共和国基兹利亚尔市两所医院千余名医务人员和病人劫为人质，要求俄联邦军立即撤离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当天上午，叶利钦总统召开紧急会议，责成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巴尔苏联夫负责协调和领导对付恐怖分子的行动。
10日，经过谈判，恐怖分子释放了大部分人质，但仍挟持165名人质。 11日，恐怖分子在撤回车臣途中受阻，滞留在达吉斯坦五一镇， 又扣押了100多名警察和居民，使人质总数近300人。15日， 恐怖分子拒绝俄政府的最后通牒并开始处死人质，俄军开始对五一镇发起攻击。次日车臣恐怖分子在土耳其的黑海港口城市特拉布宗劫持了一艘驶往俄罗斯的客轮，将242名乘客和船员扣为人质。 同时恐怖分子又将发电厂29名技师扣为人质。
18日，俄军结束在五一镇解救人质的战斗，82名人质获救，153名恐怖分子被歼，28名被俘。 19日，劫持客轮的恐怖分子向土耳其政府投降，释放了全部人质。24日，恐怖分子又释放了46名人质，但仍扣留部分人质要求与俄交换战俘 1996年1月19日
科学家揭开黑猩猩不能说话之谜
黑猩猩是与人类最相似的高等动物，研究表明，一些黑猩猩经过训练不但可掌握某些技术、手语，而且还能动用电脑键盘学习词汇，其能力甚至超过两岁儿童。然而研究人员无法训练它们用人类的语言大声讲话，这是为什么呢？
1996年1月， 美国科学家发现，黑猩猩被呵痒时也会笑，在笑的同时还呼吸，听上去就像链锯开动的声音，而人类在讲话或笑时呼吸是暂时停止的，这是因为人能够很好地控制与发声有关的各部分隔膜和肌肉。科学家认为，能否讲话的关键在于神经系统对气流的控制，人类能讲话就是突破了这方面的限制，而黑猩猩却无此能力，这就揭开了黑猩猩不能讲话之谜。 http://news.tom.com/uimg/2006/9/19/yingnana/nana416_11404.jpg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 1946年1月19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国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国代表组成。1946年4月29日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向法庭提出起诉书。5月3日法庭开庭宣读起诉书，对先后被逮捕的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起诉。起诉书以无数铁的事实和罪证，控诉日本法西斯在“大东亚共荣圈”等幌子下对中国、东南亚各国人民所实行的极其残暴的统治。法庭起草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长达1200余页，对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在东南亚的罪行进行了控诉。
法庭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审讯历时两年零5个月，开庭818次，最后对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本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被判处绞刑。 1929年1月19日，戊戌变法主要领导人之一梁启超在北京逝世，享年56岁。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其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等。这是梁启超54岁时留影（资料照片）。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９日，戊戌变法主要领导人之一梁启超在北京逝世，享年５６岁。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其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等。 1903年1月19日——法国宣布举办第一届环法自行车赛。
举世闻名的环法自行车赛1903年起源于两家报社--《机动车报》和《自行车报》（l'Auto 和 le Vélo）的竞争。当时《机动车报》的编辑亨利·德斯格朗吉（Henri Desgrange）决定要组织一项“世界上最重要的自行车比赛！”于是在1903年的7月1日第一届环法自行车赛诞生了。共有60名参加了这次比赛，最终毛瑞斯·盖利（Maurice Garin）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环法赛的总冠军。盖利是在第六赛段开始领先的，经过2397公里的鏖战他第一个到达了设在巴黎市内的王子公园的终点。他的成绩比第二名的选手博希尔（Pothier）要快3小时。
从1947年简·罗比克（Jean Robic）的获胜到1959年巴哈蒙特斯（Bahamontes）的夺冠，环法赛的影响不断扩大。环法赛的冠军如1948年的基诺·巴特利（Gino Bartali），在1949年和1951年两次夺冠的冯斯托·科比（Fausto Coppi），法国选手卢森·罗伯特（Louison Bobet）在战后这些年里经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卢森·罗伯特至今仍为众人称道的是他在1953年的比赛中爬坡赛中得精彩表现。
在这期间最闪亮的明星莫过于雅克·恩奎蒂尔（Jacques Anquetil）埃迪·墨克斯（Eddy Merckx），伯纳德·黑诺特（Bernard Hinault）三人了。
法国人雅克·恩奎蒂尔在1961年到1964年四次获得环法赛冠军，成为这一时期最早显露霸主之势的车手。他在博利多尔（Poulidor）顽强的精神至今仍然铭刻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比利时的埃迪·墨克斯是继恩奎蒂尔之后的又一名超级明星。他曾经五次获得环法赛桂冠，其中1969年到1972年他更是一口气拿下四届环法冠军。这位比利时车手即使没有在环法自行车赛历史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但是他仍然得到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墨克斯王朝结束之后横空出世的便是法国选手伯纳德·黑诺特。他1978年在环法赛中取得了第一个环法冠军之后，又夺得过四次该项大赛的冠军。
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蝉联环法冠军之后，黑诺特又在1981年，1982年合1985年三次称霸环法。在80年代前期和中期他的主要对手是曾获1982年和1983年环法冠军劳伦特·费格农（Laurent Fignon）还有美国选手格雷格·莱蒙德（Greg Lemond）。
这三名运动员一直并肩站在这一项目的最前面，共同分享着胜利和荣誉。最精彩的胜利应该属1989年格雷格·莱蒙德的胜利了。那一次他只领先他的对手劳伦特·费格农8秒钟的时间。
格雷格·莱蒙德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运动员们的赛车有了新的设计，目的是要提高速度。
没有人能比迈格尔·安杜兰（Miguel Indurain）更能证明自行车运动的不断发展了。这位西班牙选手在环法赛历史上创造了连续五次夺冠的纪录，把夺冠纪录的极限又向前推动了一步。随后出现的里斯（Riis），乌尔里奇（Ullrich）和潘塔尼（Pantani）的出现把环法自行车赛推向了无极限。与此同时许多成绩也因为违禁药物的出现而蒙上阴影。到了1998年历史悠久的环法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1999年，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的胜利，使这一著名赛事有焕发新的光芒。
环法自行车赛为多日赛，即进行多天的比赛，一般是每年7月初开始，7月底结束，每天进行一个赛段，共进行21个赛段，中间有一天或两天休息，总赛程为3200公里左右。
赛段中按比赛形式分个人计时赛和大组赛，按比赛道路分平地赛段和山地赛段，海拔最高可达2200米。起点每年不同，大多在北方的城市，有时也在邻近的国家，围绕法国一圈后，到达终点巴黎。
总成绩领先的车手穿黄色领骑衫，总积分领先者穿绿色领骑衫，爬坡成绩最佳者穿圆点衫，25岁以下成绩最好的车手穿白色领骑衫。奖金共设1亿法郎，其中个人总成绩冠军获得奖金最多，可获得15万法郎。环法赛是世界影响最广、规模最大，比赛水平最高的自行车比赛。环意大利赛和环西班牙赛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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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法自行车赛（英语：Tour of France，法语：Tour de France）是公路自行车运动界中的年度大赛，也可说是目前最受重视的的自行车公路赛，累计总长度超过3000公里。从1903年起开始，除被两次世界大战中止外，每年夏季七月均会举办。紧接在在环西班牙赛与环意大利赛之后，成为夏季自行车赛 的高潮而结束。属于分段计时赛，路线经由法国与邻近的国家，如西班牙等，冠军为各段时间累计最少者。
有22个职业车队参加比赛，他们获得UCI的ProTour执照的车队和收到ASO外卡的车队。每个车队有9名车手参加比赛。冠军有赛段冠军和总冠军，有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并设有总成绩排名(按比赛时间计算)，积分排名、年轻车手排名等。
总成绩领先的车手穿黄色领骑衫，总积分领先者穿绿色领骑衫，爬坡成绩最佳者穿红白斑点衫，25岁以下成绩最好的车手穿白色领骑衫。奖金共设1亿法郎，其中个人总成绩冠军获得奖金最多，可获得15万法郎。环法赛是世界影响最广、规模最大，比赛水平最高的自行车比赛。环意大利赛和环西班牙赛次之。
从1903年开始，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比赛不得不中段以外，环法大赛已经迎来了自己的第94个生日。除了1996年的冠军、丹麦人里斯（Riis）因承认服用兴奋剂被剥夺了冠军的资格以外，每一届环法大赛也同样为我们贡献出一位最终的冠军车手，这这份名单之中，7次冠军得主阿姆斯特朗无疑是一位奇迹般的人物。
以下是自1903年至今环法大赛的冠军得主：
年度 车手总冠军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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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康塔多 西班牙
2006空缺
2005 阿姆斯特朗 美国
2004 阿姆斯特朗 美国
2003 阿姆斯特朗 美国
2002 阿姆斯特朗 美国
2001 阿姆斯特朗 美国
2000 阿姆斯特朗 美国
1999 阿姆斯特朗 美国
1998 潘塔尼 意大利
1997 乌尔里希 德国
1996空缺
1995 安杜兰 西班牙
1994 安杜兰 西班牙
1993 安杜兰 西班牙
1992 安杜兰 西班牙
1991 安杜兰 西班牙
1990 勒蒙德 美国
1989 勒蒙德 美国
1988 德尔加多 西班牙
1987 罗切 以色列
1986 勒蒙德 美国
1985 希瑙尔 法国
1984 菲农 法国
1983 菲农 法国
1982 希瑙尔 法国
1981 希瑙尔 法国
1980 佐特麦尔克 荷兰
1979 希瑙尔 法国
1978 希瑙尔 法国
1977 瑟夫内 法国
1976 范伊姆佩 比利时
1975 瑟夫内 法国
1974 莫克斯 比利时
1973 奥克纳 西班牙
1972 莫克斯 比利时
1971 莫克斯 比利时
1970 莫克斯 比利时
1969 莫克斯 比利时
1968 扬森 荷兰
1967 平吉奥 法国
1966 艾玛尔 法国
1965 吉蒙蒂 意大利
1964 安奎蒂 法国
1963 安奎蒂 法国
1962 安奎蒂 法国
1961 安奎蒂 法国
1960 内恩西尼 意大利
1959 巴哈蒙蒂斯 西班牙
1958 高尔 卢森堡
1957 安奎蒂 法国
1956 沃尔克维尔 法国
1955 博比 法国
1954 博比 法国
1953 博比 法国
1952 考比 意大利
1951 科布莱特 瑞士
1950 库布勒 瑞士
1949 考比 意大利
1948 巴塔里 意大利
1947 罗比 法国
1939 马斯 比利时
1938 巴塔里 意大利
1937 拉佩比 法国
1936 马斯 比利时
1935 马斯 比利时
1934 马格尼 法国
1933 斯佩彻 法国
1932 莱杜克 法国
1931 马格尼 法国
1930 莱杜克 法国
1929 德瓦勒 比利时
1928 弗兰茨 卢森堡
1927 弗兰茨 卢森堡
1926 布瑟 比利时
1925 波特奇亚 意大利
1924 波特奇亚 意大利
1923 佩里希尔 法国
1922 兰伯特 比利时
1921 塞尔 比利时
1920 塞斯 比利时
1919 兰伯特 比利时
1914 塞斯 比利时
1913 塞斯 比利时
1912 德福雷耶 比利时
1911 加里格 法国
1910 拉皮泽 法国
1909 法贝尔 卢森堡
1908 布莱顿 法国
1907 布莱顿 法国
1906 波蒂埃 法国
1905 特鲁塞里尔 法国
1904 考内 法国
1903 加林 法国 1966年——英迪拉·甘地就任印度总理，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d/Indira2.jpg
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印地语：इन्दिरा प्रियदर्शिनी गान्धी，1917年11月19日－1984年10月31日），分别担任两届印度总理，在最后任期期间遇刺身亡。英迪拉·甘地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女儿，是印度近代最为著名及存有争论的政治人物之一。她一方面为印度在冷战时期的发展作出了不少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亦因政治管理上的方针而令其政绩上蒙上阴影。
评论：领导印度的十六年间的政治方针相当硬朗、立场坚定，故后人亦称其为“印度铁娘子”。
Re:金豆      留住记忆“01月19日”
1806年——英国军队占领好望角。好望角（葡萄牙语：Cabo da Boa Esperan鏰;南非语：Kaap die Goeie Hoop;英语:Cape of Good Hope）在非洲南非的西南端，北距开普敦48公里左右，西濒大西洋，北连开普敦半岛，在苏伊士运河未开通之前，是欧洲通往亚洲的海上必经之地，至于特大油轮无法进入苏伊士运河，仍需以此道航行。
1486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率探险队从里斯本出发，寻找一条通往“黄金之国”，当船队驶至大西洋和印度洋会合处的水域时，顿时海面上狂风大作，惊涛骇浪，几乎整个船队遭到覆没。最后巨浪把船队推到一个未知名岬角上，这支舰队幸免于难。迪亚斯将此地名命为“风暴角”。1497年11月，另一位探险家达·伽马率领舰队沿着好望角成功的驶入印度洋，满载黄金、丝绸回到葡萄牙。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将“风暴角”改为“好望角”，从此好望角成为欧洲人进入印度洋的海岸指路标。好望角海域几乎终年大风大浪，常常有“杀人浪”出现，海浪前部犹如悬崖峭壁，背部如缓缓的山坡，浪高近二十米，遇难海船难以计数，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航海地段。1500年，“好望角之父”迪亚斯再度行经好望角，碰到灾难，葬身于此。
好望角一直普遍被认为是非洲大陆最西南端，但事实上并非是最南端，厄加勒斯角才是非洲最南端。是南非的旅游胜地。 金兀术1130年1月19日兵陷临安。
1129年，金军南犯，在江淮之间的和州、庐州、滁州等地都遭到当地山水寨中民兵的袭击，而南宋政府的军队则无法堵住金军的主力。
1129年10月（南宋建炎三年九月），金兀术的军队分两路渡过长江，连破建康等重要城镇，直逼杭州。宋高宗从杭州出逃，经越州转明州、定州，转乘船南逃，避难于台州、温州之间的沿海各地。金兀术的军队紧追不舍，先后攻破了明州。杭州、越州。
1130年1月19日（南宋建炎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金军攻陷杭州（临安）。金兀术的骑兵不习惯于舟船，更不识水性，无法继续再追袭宋高宗。同时，金军在浙水沿岸，又被严州的乡兵击败于桐庐县的牛山下。所以金兀术诡称“搜山检海”已毕，在杭州等地大肆掳掠一番后北返。 1974年1月19日西沙海战
自1974年1月15日以来，南越西贡当属悍然出动海空军人侵中国西沙群岛中的永乐群岛。又出动军舰撞坏中国渔轮；派遣武装部队强占甘泉岛和金银岛。犹为严重的是1月19日西贡军队公然向中国的深航岛发动武装进攻，并派遣军舰和飞机向该岛进行野蛮的炮击和轰炸，打死打伤中国渔民、民兵多人。西贡军舰还故意朝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舰艇首先开炮袭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此向西贡当局重申了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外长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指出的立场，指出：“为了维护我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自卫行动。”1月20日，我国舰艇部队和渔民、民兵进行了英勇的自卫还击，给来犯之敌应有的惩罚。
评论 此战不仅仅维持了国家的主权，收复了失地，而且为我国海军迈向“蓝水海洋”，跨出了举足轻重的第一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2007年1月19日——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新片《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全国上映。
吕克·贝松
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
《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剧情介绍：
亚瑟、赛琳娜、倍塔枚许穿过七大洲，他们来到了禁忌城奈克罗鲍利，这里由恶魔玛塔扎德统治的城市。为了找到珠宝，他们必须进入恶魔的宫殿，但是，恶魔千方百计不让亚瑟一行人达到目的。亚瑟他们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时间很紧迫，还有一到两天，就将不再有花园，不再有房子，也不再有迷你墨人了……恶瑟是否能及时找到他外公呢？他是否能赢得赛琳娜的心呢？他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迷你墨王国是否能成功呢？最重要的，他们是否最终挫败了达维多的阴谋，使得外婆的美丽房子没有落入他人之手呢？
地下最深处，迷你墨王国正在等待着……英雄的出现。
亚瑟的祖父四年前就失踪了。他唯一留下的就是一本写满故事的笔记本，从中可以了解到非洲的部落，包括迷你墨王国，他们是不足一英寸高的微型小人。
但是迷你墨王国似乎不是真实的——他们真的存在吗？
就在亚瑟决定出发去寻找之际，他得到一个奇怪的秘密指示，先坐上一艘自己曾经幻想过的飞机弹射器里面，在三天时间之内，他必须找到降落在迷你墨王国的地点，找回被盗的财宝，与外敌入侵的蚊子作战——骑马战士打败一个邪恶的巫师，赢得一个完全自由而独立的公主的芳心——然后又悄然回到自己的家中。
这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将一直孤军奋战，有的时候小英雄往往能成就大事业……
幕后/花絮·导演吕克·贝松宣称“一生只拍10部电影”，而根据他自己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亚瑟》是他的第10部电影。
·此前法国法新社就发了消息，称《亚瑟和迷你墨王国》将是吕克·贝松站在摄像机后的最后一部作品。这一点无疑为影片的宣传做了一个最好的前阵噱头。但是在吕克·贝松邀请全世界媒体的看片采...
评论：电影大师的又一力作 1913年1月19日——中国历史学家周一良出生（2001年逝世）。
生平简介
中国历史学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1944～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194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1952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30、40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此外，他在40年代就留意于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博士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在欧美佛教史学界颇受重视。还探讨了《牟子理惑论》的著作时代，提出独到之见，研究并讲授佛典翻译文学。敦煌研究方面，参加了关于变文俗讲的讨论，考订了若干写本文献和敦煌文学作品中词语，并曾协助《敦煌变文集》的编校工作。又研究敦煌写本书仪，撰写关于书仪的分类、源流及其对日本的影响等论文。
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个领域的著述有《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和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50、60年代撰写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文章多篇，对发展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有深入探讨。80年代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周一良曾多次到亚洲、非洲、欧洲国家及美国讲学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60年代周一良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四卷本《世界通史》（负责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该书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1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汇集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所发表过的大部分论文。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于2001年10月23日逝世。周一良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在八宝山举行。
学术研究
▲魏晋南北朝史
魏晋南北朝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不知何故，老一辈学者中除周一良先生外，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一良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史学史的思考。他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魏收之史学》。该文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1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然而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北朝史、研究史学史不可不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的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南朝史书”等等。
周先生在1999年撰写的简短的《学术自述》中，对一生的学术研究做了扼要的总结。其中对自己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创获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在另一篇文章《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中，他回忆当年听邓之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时说：“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在文章后半部，他又再次说到史学史研究：“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 大家都知道，周先生学问渊博，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但是他在总结学术生涯时却总是提到史学史研究。在1995年出版的《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他把上面提到的所有史学史论文都收录了进来。这些都说明他对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若要回顾周一良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对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上的贡献就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几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介绍、评判。但是，刘氏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地以魏晋南北朝为主。与之相比，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关注显然已经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了。他晚年的史学史文章标题多有“魏晋南北朝”诸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图是力争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文中，他提出这一段史学发展有若干特点。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采纷呈。”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第五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他所注意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着眼。这使得他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的不同，甚至也与他自己年轻时写《魏收之史学》时不一样了，在境界上显然是更高了。
▲诸葛亮
诸葛亮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伟大的政治家。在他二十七、八岁时，刘备三顾茅庐去找他。然后，他就作了非常有名的《隆中对》。《隆中对》把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作了很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北方怎么样，南方怎么样，然后西方怎么样。跟刘备建议取荆州，取巴蜀，然后三分天下，跟曹操、孙吴抗争，这是很不简单的。当时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全国的局势作出这样细致深入的分析，而且最后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基本上按照诸葛亮所预见的情况发展下去，形成所谓三国鼎立的局面，从这点上讲，我觉得诸葛亮一个年青的知识分子、一个年青的政治家能做到这样英明的预见，最后形成三国这种政治局面是很了不起的。这是从政治上讲。
另外一方面，他到四川、云南执行民族政策。“七擒孟获”事是裴松之《三国志》注里边的，而陈寿《三国志》中并没有把这事记录下来。但是既然有这种传说，就说明有这种可能，也反映当时诸葛亮对待南中少数民族情况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可以说是以心服人，不是以力服人，是以德服人。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跟少数民族搞好团结，长期和平共处下去，最后达到融合。他在四川立足，云南成为他很重要的后方，直到今天云南少数民族还对他非常崇拜，非常敬爱，这不是偶然的。虽然“七擒孟获”是个故事，正史里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传说，反映一定的事实，特别是从千百年来西南少数民族对诸葛亮崇拜的情况，可以想象到他在民族政策方面的伟大见解跟实践结果的情况。
另外从军事方面来讲，陈寿说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好像他不大能够打仗。蜀汉在战争方面不是太成功，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诸葛亮一个人，恐怕跟它的地理情况，跟他手下的人才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但是有一点应该看到，就是他几次出祁山北伐，实际上我看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他这样攻并不是真正一定想要打到长安，打到洛阳，但是出兵这种姿态，这种举动，就使得北方对他另眼看待，对他不放轻举妄动，这样就保住了西南四川云南一带地方，所以把诸葛亮北伐看作一种战略，利用这个办法来维护住这个政权的立足点，维护他的地位，这样看也许更适合些。
诸葛亮给人的形象，现在一般都是从小说，戏剧方面传达过来的。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点应该考虑，就是诸葛亮是一个讲究法治的人。本传上讲他“循名责实”就是法家的态度，他“严刑峻法”，有功必赏，有过必罚，非常严格，老百姓都很怕他，但是同时也很敬爱他，我觉得这是诸葛亮的一个方面。是不是还有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就是他曾经讲过两句很有名的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什么叫“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呢?我体会这是道家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一种思想，一种“淡泊”、“宁静”的想法。所以诸葛亮这个人应该说他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在安邦治国方面，是采取“严刑峻法”的办法。另外，他在为人方面有道家的一面。他的治家、人生观我觉得恐怕应该同时注意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特怔。可惜诸葛亮的著作今天留下来的不多，有些是假的，不可靠的。我想，如果他要作诗，写文章的话，恐怕很可能会更多的流露一些道家的思想，而不是商鞅，韩非的那种想法。所以今后研究诸葛亮，我觉得还可以从这方面多下些功夫，研究研究他的心态，研究研究他的思想深处是不是有几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讲严刑峻法的人。当然现在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诸葛亮就是羽扇纶中的那种形象，这当然是从小说、戏剧里边来的，这说明小说戏剧对于宣传历史人物，对于进行历史教育还是很有用的。
往事略集
▲周一良与洪业
在周一良念书期间，洪业《引得说》等一系列著作出版，不仅在燕大讲授“初级历史方法”、“高级历史方法”、“远东史”等课，而且继续在北平引得编纂处主持编纂引得。应该说，洪业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研究方法的讲授和训练以及指导毕业论文等来实现的，他把西方一些近代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介绍给学生，帮助他们建立综合科学的研究基础。“初级历史方法”主要讲授“写论文如何搜集资料和作卡片，论文格式上如何安排脚注和参考书等。”对于已经“考据学初入门”的周一良已经影响不大。但“高级历史方法”应该说是对周一良进行了严格的西方史学基础训练。这门科主要是通过实践练习的方法辅导学生写文章。首先他讲授理论与方法论，目的是“灌注历史感”，比如研究历史要注意五个W，即何人、何时、何事、何地、如何。根据侯仁之的回忆文章，我们还可以知道洪业还有如下三个要求：一、言必有据，引证的资料要详注出处，引证的重要来源必须是原始资料；二、详尽的收集资料，并分析鉴别出其内在关系，然后合乎逻辑的组织，按照科学论文的格式进行写作；三是要“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未言”。理论讲授完毕洪业就对学生进行训练，要求学生按照史料来源的难易程度、史料鉴别的难易程度先写自己的家世、有争议的人物如曹操、史料分散的人物如钱大昕等（洪十分推崇钱）的传记。布置学生去查阅资料，再一节课进行课堂交流，洪业还从工具书的利用、史料的鉴别等方面来启发学生。无形当中就促使学生自己动手收集资料、研究资料、进行考证、撰写论文。洪业有的时候也身体力行的带领学生去找资料，如王钟翰在念洪业的课时就去“翻垃圾”，从在厂寺市肆收集回来的破烂书籍纸片中找寻史料。王锺翰认为洪业对乾嘉学派的作法和西方的比较归纳计量都有深入体会。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尽量穷尽史料，然后比较考证发现问题，再写成文章。洪业还开设有“远东史”，是用英文讲授的，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设计面比较广，从清初耶稣会来华活动到英国政局的变化都贯穿在内，不啻是“中英关系史”。这门课对于周一良来讲印象最深的是洪业的讲演风采。
洪业编撰引得，实际上就是尽量对传统的史料典籍进行科学化的整理，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让研究者尽量在史料问题上少走弯路。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周的研究。周一良学习“史学方法”课的时候，在洪业的指导下开始进行专题研究，1934年3月写有一篇研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文章，后来被作为洪业主持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言予以刊行。在这篇文章里面周一良比较系统的运用五W的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科学化研究，而且详细进行了原始资料的引注，对于“几十年无人注意”的问题进行文献研究，“论其得失”。第一节先从写作时间和人的角度考证了“世系表由作之动机”，阐述其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第二节“论其体例与取材”，从资料的来源“私家之谱”来说明该书对原始史料的利用情况。第三节到第五节分别“考其内容”，举例说明其主要的缺点，如最大的谬误是“其述受姓所自，及牵附宗祖也”，指出“人名脱漏”和重复记载的问题，这方面运用了史料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第六节从“如何”的角度评价该书的正面作用，“徵人物”、“省列传”、“存旧谱”、“考字谥”等优点。文章后面注解23条，也都详细按照格式注了出处。
应该说，洪业对周一良入门指导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洪业选题并指导的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洪曾指导侯仁之本科论文，要求文章“务实为要”。虽然周的这篇论文除了选题以外，洪“实际上一切放手”，但应该说文章也贯穿了洪业爱国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写完这篇文章后两年即1937年，就爆发了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可见洪业的史家卓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至今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做的工作。这篇文章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可以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一下洪对周的影响。卷首是“《大日本史》解题”，介绍了要研究的这本书的内容、作者、版本和年代，显然从五W方面对这个书进行简洁科学的概括。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研究这个书的四个原因，“为救亡图存计”、“砥砺学术”、再者该书“瞻详精赅”、受“中国影响最甚”。实际上可以看出洪周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文献研究，力图为现实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后来周毕业后曾力求去驻日使馆工作，大概与这种“务实”的目的不无关系。第二部分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从“经始者”、“史馆及编馆次第”、“撰人”、“取材”、“编撰稽误之原因”等方面考查该书的编撰过程。尤其是对“取材”的分析，可谓是对其穷尽史料的高度评价。这种“取材”和洪授课所讲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以外， “土人传说及故老传说”也用来“济文献实物之穷”。第四部分从“史观”、“体裁”、“义例”、“考订”、“文字”等方面进行史学批评，是比较全面和丰富的。比如说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日本的风俗文化角度对“尊神道排佛教”评论其史观，在体裁方面称赞其注，体现言比有据、保存史料、“志表自注明《纲目》”的特点，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中分析的基本相同。在对“求是”“存疑”的阐述前有些文字也可以说明周一良对于史料鉴别的认识，求是就是“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治考证者必先尚怀疑，不知为不知，适所以为知也”。在结语部分，概括的指出这本书对于日本史学、学术思想、维新变法等的历史影响。末了，有两句话意味深长。“历史之学其意义仍在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叙而已”。第二句是对当时的日本利用“复古思想”为对外扩张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社会舆论行为的批评，指出“考证精确之客观史文”才能达到“明大义明分”的最终目的。文章的参考资料收录有专著20部，文章26篇，不仅一一注明出处和版本，也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应该说，此时的周一良已经对于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近代西方治史方法都渐明其三昧，开始进入独立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周一良与邓之诚
周一良称邓之诚是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引进门的师傅。”1932年周一良补听了邓之诚讲授的《中国通史》，以后陆续听了各断代史，对魏晋南北朝史特别感兴趣。由于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无从觅得，很难了解邓之诚的讲课内容，不过我们可以从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和其他一些人的回忆中窥见一些邓之诚的讲授内容、讲授重点、治学方法以及传授的入门之道。
在《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邓之诚讨论了他编著通史的一些体例。第一、邓之诚推崇纪事本末体，然后在时间纲目的基础下在对民族变迁、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生计等分类的进行阐述，这样可以保持通史的连续性和便与使用，记录的也都是“非一人之事、琐碎之事”。第二史料取材的次序是正史、政书、杂史、最后再参考其他书，反映出他十分重视原始资料，对于史料的重要程度和真实程度有明确的判别。第三在文字方面，他崇尚“史贵真贵简”，用比较精炼和准确的语言来讲清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邓之诚。也对于自己的读书治学的方法也有涉及，归纳起来就是：“多读原书”、论断“不欲轻下断语”、“比较综合” 读史可以发现“事理”和“因果”、“读史修史贵有识”。
邓之诚曾对谭其骧说自己搞的是“明朝人的学问”，曾要求王钟翰他多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个的“明朝人的学问”实际上就是特指“顾炎武”的方法。顾炎武治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搜落史料，印证实物”，用直接史料来订文史。这也充分表明邓之诚“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
周一良在回忆中提到邓之诚讲课中还常常讲一些小典故，引起大家的兴趣，启发大家思考。邓之诚早年曾动手编有《南北朝风俗志》，所以在讲授断代的“魏晋南北朝史”十分生动。邓之诚的《骨董琐记》、《骨董续记》都已经出版，这些书充分表现出他对史籍的熟悉，对充分利用乙部考证史实这种方法的娴熟。邓之诚还在课上向大家介绍史籍，引导大家系统专门的读书，把他总结的 “书贵细读、尤贵甚思” 的读书方法和极其严谨的治学的态度都传授给了学生。
在邓之诚的影响和指导下，1934年周一良撰写了《魏收之史学》，初步运用所学的方法和史料进行了第一次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方面专题的研究。《魏收之史学》，主要从几个方面证明其不是史学界普遍认为的是一部“秽史”。全文分六个方面，第一节从魏收的为人来说明魏收不是史所传的为人有问题，一些所谓的问题实际上和当时的经济背景、政治背景相吻合，证明其“原其本心，实无其他”。第二节是讨论今本《魏书》，证明在修改、传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删节和亡佚，有些部分非本人所写。第三节讨论了《魏书》的取材，通过大量的文献比较研究断定魏书大半取自于国史和其他史著。第四节考订了该书的体例和书法，通过正统论和体例不一证明该书不是魏收一人所著。第五节从该书记载的事实和论断判断，该书大半取自国史，魏收相对还是比较“持平近是”。最后结语对魏收的《魏书》进行了公允的评价。
从史学方法来说，周一良充分运用了邓之诚的“比较综合”的方法发现问题，从典章制度角度解释问题，注重生计对于历史事件发展的影响。对于历史典籍这一原始资料进行真伪鉴别，这也是这篇文章在周一良史学研究生涯上具有重要意义所在。在邓之诚的影响下，周一良还写有两篇文章，即1935年陆续写成的《北魏镇戍制度考》、《北魏镇戍制度续考》，它们是他不多见的与历史地理相关的文章。这里面也贯穿邓之诚的一些研究方法，对于典章制度的深层次发掘，不仅阐明这一制度的具体安排，还从实际运作的层面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开始从史料、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研究上升到对实际发生历史的研究，这应该是研究思路上的一个突破。可见邓之诚在课堂和课下的教学谈话对周史学观的形成和成熟产生的比较大的影响。对照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全编》和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我们也可以看出分条目考订史料，重视多种材料互相参正，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连编写方式也是札记形式，可见这位“引进门的的师傅”的巨大影响。
▲周一良与陈寅恪
陈寅恪应该说是近现代中国的杰出史学家，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对于周一良在史学研究的影响是既巨大又深远的，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仅在周一良求学其间所产生的引导作用就足以表现出陈卓越的史学研究才能。如果硬要归纳，陈寅恪的治学态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成为周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周一良曾经回忆那段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从惊叹到佩服，从广泛收集陈的著作到“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对于陈重视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深刻探究和其史学才能尤为推重。总起来说，吴怀祺总结的周一良史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法、统计的方法、考订源流等等的方法中，前四种都可以说是或多或少从陈那里学来的。陈对周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是讲课、著作、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
周第一次听陈寅恪的课是1935年秋天，在清华三院，陈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听的是陈对羯族和石氏来源的考证，感到“闻所未闻”，“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还保存了1935年陈在清华讲授“晋至唐史”的第一节课时学生卞僧慧的笔记记录（以下简称卞记）。在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也保存了陈1947到1948年在清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讲述“羯族”的授课内容（以下简称万记）。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陈的治学内容和方法对周的震撼力。
从陈的著作方面来说，对周的影响还很不清楚，根据汪荣祖的统计，在清华从1926到1937年间，陈写有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是佛教文史和中古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周讲“在听课同时我又搜求陈先生发表的论文来阅读，有些篇读后不甚了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这写文章在某中意义上成为周学习的范文，给周研究中古文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也是周向陈学习的一个途径，1936年夏周第一次私下请教陈，但由于陈家和周家是世交，周又“富而好学”，给陈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周开始给陈写信来请教问题。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可以有一证可以证明这一时期陈周之间的感情。1942年在周出国学习其间，陈寅恪在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文章开端充满感情的写到：“今则举浸稽天，莫知所界。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足以证明周陈之间已经确立了言传身教式的师徒关系。
再者就是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等。这要先介绍一下背景。1936年秋，周为了学习陈的学问，毅然放弃燕京大学硕士，到陈指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当时在史语所具体负责，他是近代有名的史学家，他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他1928年发表的《史语所之旨趣》一文中所描述的一样，要求直接研究史料，不断扩展研究的史料，还有不断扩展研究的工具。直接体现在史语所里，他也主张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就是“直接史料订文史”，在的管理上推行自由研究，也就是给研究者研究条件，充分发掘研究能力，直接在史料上下功夫。在这个其间，周一良分配到的任务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未指定题目或限期要求成果。周用这一年的时间“仔细点读了八书二史，并采用笨办法，遇人名即查本传，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检百官志，同时对照《通鉴》的记载，参考清代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在史语所其间还开始留心史料上出现的特殊词语，有志于清儒郝懿行的《晋宋书故》未竟之业。结果就是“水到渠成”，写了三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写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时和陈写信讨论过溪族的问题，陈也经常给其回信，思想十分活跃，由于文革等的原因，这写通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文章来讨论陈对周的影响和启发。
1946年，哈佛毕业的周一良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清华等名校，主攻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对他赞赏有加。然而几年后，周一良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他吟诗给干校劳动的妻子“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还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这一突变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其妻也备感内外受敌；陈寅恪则在文集再版时删掉回忆周一良的文字。周一良本人却浑然不觉。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出身大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把“文革”看作是改造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直到30年后，周一良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可惜时光不再。中华书局曾经出版了一本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文集》，被他戏称为“我的前半生”，因为收的都是他解放以前的论文。他承认，解放以后他写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不足以言研究也。”他把那段“红与黑”的心路历程记载下来，并把那张“无耻之尤”的信纸压在玻璃板下。每每约见晚辈，不讲学术，却谈人生。20世纪末，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梁效事件
那时的周一良，把“文革”炼狱看作是改造自己难得的机会，以至于到了“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的地步。在一张劳动归来的合影中，周一良穿着鼓囊囊的棉衣，斜挎军绿书包，白毛巾随意扎在脖子上。这与他素来西装革履，系着苏格兰格子图案的围巾的形象，大相径庭。
及至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还以为这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然后骑着自行车悠然回家。他不无自得地说：“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了。”
后来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一良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这位把改造当做人生目标的知识分子，直到30年后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了周一良。他又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世家私塾的古文教育又派上了用场。曾和他一同批判胡适的田庆余，也是用胡适的研究方法做出了成绩。
周一良墓
周一良墓位于北京西静园北区七列九排，墓显得特朴实，汉白玉的墓碑，汉白玉的墓身，墓前栽有一棵小树。唯一不同的是碑上的字已经刻好，但还没有上漆。碑的正文写到：“泰山情侣周一良邓懿之墓”，碑的左上镌刻的是出生时间：“生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一九一四年四月十七日”，碑的右下镌刻的是去世时间：“故于二OO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二OOO年二月二十三日”，碑的背面刻有先生后人的名字。就在墓身上，发现周先生自己撰写的墓志，似乎也是一幅挽联：“自古文史本不殊途，同学同事同衾同穴，相依为命数十载，悲欢难忘；对外汉语虽非显学，教师教生教书教人，鞠躬尽瘁多少国，桃李芬芳。惜萝厂先行，未能携手进蓝旗营新居也！郊叟志。”
学者著述
主要专著：《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中日文化关系史论集》、《世界通史》（与吴于廑主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日文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中外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唐代密宗》等；主要论文：《乞活考》、《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中国的梵文研究》、《敦煌写本书仪考》等。
著作有：《毕竟是书生》、《钻石婚杂忆》。
《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 邓懿 周一良译、（美）约翰·惠特尼·霍尔
《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周一良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译、（日）新井白石著
《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 2007年1月19日
“IBM论坛2007”在北京嘉里中心酒店举行，主题为“成就创新之道”。
IBM大中华地区董事长周伟焜在论坛上演讲
1月19日，今天以“成就创新之道”为主题的IBM2007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近千位企业界领袖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在中国顺利融入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将创新的理念落到实处，从而在企业的业务实践中成就创新。
IBM大中华地区董事长周伟焜与IBM全球市场和战略高级副总裁 J. Bruce Harreld、IBM中国首席技术总裁叶天正博士及相关业务部门的主管和咨询专家与来宾就“创新之道”的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分享了IBM作为创新伙伴帮助企业实现创新突破的成功经验和真知灼见。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为民和星巴克咖啡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翁以登博士也应邀出席了此次业界盛会，并从社会和企业的角度介绍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企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企业应如何借助创新来实现业务的持续、稳定增长。
在总结创新之道时，周伟焜将企业创新的制胜要诀归纳为五点：清晰明确的方向、坚定的领导力、培养人才和技能、创新型企业文化、选择最佳创新合作伙伴。他同时谈到，技术发明是天才瞬间的灵感闪现，而业务创新则是用智慧设定远大目标，群策群力，与员工共举创新大计。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CEO面临崭新的创新课题
中国自加入WTO五年以来，正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体系与潮流，国民经济取得了年均GDP 9%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周伟焜在论坛中谈到，在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的今天，中国经济的成长正面临着新的飞跃：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展望未来十年，全球化也将使国际竞争日趋加剧；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如何才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市场领先者？中国企业如何能够健康良性地融入全球经济，成为高价值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伟焜指出：创新将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全球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中国将通过创新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在思考创新的战略时，中国企业需要更加广阔的创新视野，并综合考虑未来发展。
IBM发布的《2006年中国CEO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CEO们正面临着五大创新课题：在不同创新途径中，产品/服务创新依然是中国企业的首选；产品与服务创新辅之以适当的业务模式和高效的运营体系，可以为企业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实现业务与技术的融合可以激发创新；使创新超越边界与整个生态系统展开协作，已经成为企业成功的先决条件；此外，培养创新的人才队伍和企业文化，也将成为中国企业成就创新之道的重要途径。
创新之道
2006年初，IBM提出了创新可以在六个层面实现。过去的一年中，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业务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与文化创新、政策与社会创新这六大创新路径为企业指明了创新的方向，被业界广为认可。那么企业该如何开始创新？针对中国企业在创新实践方面的种种困惑，本届论坛上，周伟焜首次从CEO和CIO的二个角度阐释了创新之道。
IBM认为，在推动创新的过程中，CEO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创新应始于公司的管理层。而在制定创新战略时，CEO应首先确定企业的竞争优势，结合自身的资源和业务特点，选定其中一个或几个创新层面来进行创新；其次，应设计企业创新路线图，列出创新重点，并明确创新所需要的内外部资源；再次，CEO应当领导并推动创新步伐，同时定期跟踪和评测创新成果；同时，企业应拓展协作边界，整合内、外部协作力量。
与此同时，在创新的征途中，为了更好地支持CEO的创新战略，CIO的角色和职能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在业务模式创新、内外部协作创新和激发业务与技术整合三个层面上，CIO都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CIO必须坐在技术与业务结合的驾驶席上，象运作企业一样运作IT组织，鼓励协作，为企业创建实时响应、灵活的基础架构，实现公司业务与IT技术的融合，从而将IT部门转变为真正的创新部门。CIO可以在这三方面协助CEO的创新战略：
将IT部门转变成为创新部门 – CIO应当象运作企业一样运作IT组织， 将IT机构的技术主导文化改变为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主导文化，重新定义 IT 流程以配合业务需求，打造创新的 IT 业务模式，从而成为赢得客户信任的业务合作伙伴；
创建实时响应、灵活的基础架构 – CIO可以借助SOA和虚拟化技术手段，创建安全坚韧、协同开放、面向创新的基础架构平台，从而满足CEO的创新需求，为CEO的创新策略提供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降低风险并提高业务的灵活性；
鼓励协作并选择最佳协作创新伙伴 – CIO应协助CEO创造适合的环境，鼓励员工、客户和潜在合作伙伴分享思想，消除对合作的文化性抗力；可以将各个知识渊博的团队组合起来，鼓励员工视野开阔，超越公司边界，真正实现开放式的、无国界的创新；还可与其它企业领袖合作，使协作成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CIO应奖励从协作努力带来的创新思想，从而使创新成为企业文化中的重要组件。
携手创新伙伴 成就创新之道
作为IBM全球整合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IBM中国公司肩负双重使命。一方面，IBM中国公司是IBM全球创新和全球服务的重要支撑点，可以借助自身在华设立的众多世界顶尖的研发机构和全球服务执行中心为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输送创新动力；另一方面，IBM中国公司在IBM迈向全球整合企业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IBM可以将全球资源优势与中国客户的特定需求结合在一起，帮助中国企业创新并转型。
展望未来，周伟焜表示：“作为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创新伙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协助客户成就创新之道。IBM正在向全球整合企业转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将能够充分借助全球的资源、网络将中国企业与客户带入全球经济产业链中，并且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先进的技术全力支持那些勇于变革与创新的中国企业，使他们成为未来世界经济舞台的领舞者。”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论坛上进行了题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专题演讲。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为民、星巴克咖啡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翁以登博士分别做了“管理与技术融合带来的突破”、“25年持续创新的典范”的主题发言，从协作创新和超越边界实现创新的角度，印证了IBM一系列成就创新之道的成功实践。IBM全球市场和战略高级副总裁 J. Bruce Harreld在其题为“创新与全球整合企业”的演讲中，深入介绍了IBM公司正在进行中的向全球整合企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IBM将能够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协助社会和企业成就多层面的创新之道。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分论坛中，IDC中国区副总经理暨业务发展总监万宁与IBM的业务咨询顾问和行业专家分别从“无国界的企业创新”以及“IT架构融入企业创新”两方面进一步诠释了中国企业应如何开拓创新视野，实践创新。相关议题包括：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通过业务与技术的融合使IT商业价值得以倍增、如何透过IT创新支持业务创新、企业风险管理等。
此次论坛是IBM公司连续六年成功举办的业界盛会。这也是IBM连续四年在IBM论坛与客户探讨关于“创新”的话题。本次论坛的与会嘉宾纷纷表示，IBM去年提出的“六个层面创新”已从方法论落实到实践阶段。中国企业应当把握后WTO时代的机遇，将IT创新与业务创新紧密结合，选择创新伙伴并与之协作，共同成就创新之道。
点评：在竞争日渐激烈的今天，创新已经成为决策者们注目的焦点，人人都在谈论创新，人人都想尝试创新。 1983年——苹果公司推出Lisa电脑，为全球第一台采用图形用户界面的个人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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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推出了Apple Lisa电脑，其名称来自乔布斯爱女丽萨·妮可(Lisa Nicole)。值得注意的是，Apple Lisa是全球首款使用了图形用户界面的消费者电脑。当时微软推出的MS-DOS操作系统仍在使用命令行等操作方式。Apple Lisa所安装操作系统已具备大量当今网民所熟悉的功能：窗口、文件系统、复制和粘贴、图标、文件夹和鼠标等待。而微软推出其首款鼠标的时间为1987年。
评论：不断的创新是苹果成长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