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犹作天涯想——毛泽东为何喜读《枯树赋》
据说，晚年的毛泽东特别爱好读庾信的《枯树赋》，口诵手批，不能自己。当他目力衰减，很难亲自阅读的时候，不得己就请秘书朗颂。而每当读到《枯树赋》，同时还喜欢吟诵“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空愁怅”。毛泽东酷爱读书。在一生的不同阶段，他读不同的书，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从未离手。至于说到晚年特别爱好读《枯树赋》，我深为讶异。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枯树赋》流露更多的，是一种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感叹。毛泽东常持的是“人定胜天”雄志，何以会喜爱读这首仿佛萎靡的小赋呢？
这就不能不说到庾信。庾信（513—581）是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诗人，同时也是一位经历坎坷的政治家。说他是重要诗人，是因为他一生的诗赋创作，“集六朝之大成，启盛唐之先鞭”，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梁朝很重文学，昭明太子萧统更是嗜好如命。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 十五岁入为东宫，和与他经历、才学俱相仿佛的徐陵，同为抄撰学士。“既有盛才，文并绮艳”，“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 因此号为“徐庾体”。徐陵后来编了著名的《玉台新咏》，而庾信则以“乡关之思”的诗赋，独迈当世。
说他是一位经历坎坷的政治家，是因为他一生周旋于官场，历任梁、魏、周，而入于隋。在梁，他二十岁左右就为湘东王国侍郎，后又升为尚书庋支郎中，三十岁经历侯景之乱，梁元帝既位后，被命为御史中丞，不久，又迁为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加散骑侍郎。梁承圣三年（554），41岁的庾信奉命出使北朝的魏国，结果正逢西魏以大军十万攻陷梁朝都城江陵，他被羁留在了西魏的长安。西魏被北周灭后，他做过北周的弘农郡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宗中大夫等，进爵义城县侯。581年杨坚刚刚立国，闻庾信卒，隋文帝深悼之，“赠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 是新朝不遗之文士。
庾信的创作，以554年入北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作品，和梁朝绮丽奢魔之风一致，是所谓“宫体”。那时先后为皇帝的萧衍、萧纲、萧绎父子，都爱好写艳体诗，一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群臣附合，被后世批评为“轻浮侈靡之辞”（唐杜确），更被史家指“亡国之音”。
亡国的惨痛并不因在北朝做了高官而有减轻。身在北国的庾信，经常思念南乡，所以“乡关之思”就成了他后期创作的主题，并且取得了很高成就。尤以《哀江南赋》为划时代的杰作，在赋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相对于三千三百多言的《哀江南赋》，《枯树赋》是一篇小赋。这篇小赋以枯树为兴咏，感事伤时，广征博引，写得极为绸缪。据说，北朝的高官大吏，对南来的庾信，初时不甚推服，《枯树赋》一出，众皆失色，从此对他钦仰有加。
案：以树而兴咏，自来有之，并且有些篇章，亦很有名。建安七子中，孔融、王粲做过《柳赋》，王粲做过《槐树赋》，应瑒做过《杨柳赋》， 都是赋中精品。魏文帝曹丕也做过《柳赋》、《槐赋》。在《柳赋》序中，他说：“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其赋中曰：“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迈，忽亹亹以遄征。”年二七即十四，过十五载，知此赋曹丕二十九岁作也。二十九岁所作的这首赋，看到手植的柳树，从“围寸而高尺”，长成“连拱而九成”，便叹咏“日月之逝迈”。与他在《典论•论文》中所称：“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都是感叹人生易逝、天不假人以永生。
唐卢照邻作《病梨树赋》，序中说：“同托根於膏壤，俱禀气於太和，而修短不均，荣枯殊质。岂赋命之理，得之自然；将资生之化，有所偏及？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则是慨叹人生之无常，同根而 “荣枯殊质”的不平。
严格的说，庾信的这首《枯树赋》，与在他之前曹丕的《柳赋》、在他之后唐卢照邻的《病梨树赋》，取材、兴咏，并无多大不同。但毛泽东为什么独对《枯树赋》情有独钟呢？以我私见，却在于《枯树赋》中的一兴一咏。
篇首兴：“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这一兴，可以看作是本赋的序，写作本赋的因由。
篇尾咏：“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一咏，可以看作是本赋的论，借桓温之语以结论。
何以这一兴一咏惹动毛泽东无限遐思呢？这又不能不从桓温说起。
历史上，桓温是以“贼臣”闻名的。《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向冷子兴说起他的人物论：“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把桓温同历史上那些个有名的大恶之人，并列为一。说桓温是“贼臣”，是因为他曾谋篡晋祚。史书说他“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 有什么事实根据呢？
据说，温桓总领天下兵马之后，常怀不臣之心。有一次他路过王敦的墓地，连呼两声：“可心的人啊，可心的人！” 为什么把王敦呼为“可心人”便是怀了不臣之心呢？因为王敦本来就是一个不臣之臣，想谋司马氏的天下。
又据说：他曾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这两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史臣们认为，这两句话，足以说明桓温是想做遗臭万年的事的。
这还可以说是“心迹”，有没有“实迹”呢？有。第一件事，就是废了司马奕的皇帝（371年），而立了琅邪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对皇帝擅作兴废，不是不臣是什么？
第二件事，简文帝临死的时候，手诏在姑熟（苏州）的桓温，有托孤之请，“一日一夜，频有四诏”。但桓温不赴都。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简文帝的诏书，应当是把皇位禅让于他，至少，也得让他象周公那样做代理皇帝（居摄），托孤的事，他是不干的。他对他的弟弟桓冲愤恨地说：“你看，皇帝的诏书，居然让我做武侯诸葛亮和王导的事！” 孝武帝继位以后，非常惧怕这位桓大司马，给不赴先帝之丧、不就新帝登基之礼的桓温写信说：“先皇跟我说了，对待大司马，要象对待先皇一样。您不必一定要来，上一份奏表就和亲来一样。”“大司马是国家柱石，先帝把家国托付给您，关照我，国家的所有大事，必须要先听了您的意见，才能施行。”在这些好话都说尽的情况下，桓温才勉强到了帝都，参加简文帝的葬礼。在葬礼上，新皇孝武帝还忙不叠地说：“您老人家勋德尊重，师保朕躬，并且还有风患，不用行礼了。”因此，桓温就一副完全不把帝家看在眼里的派头，所有的文武大臣，见了他“咸战慑失色”。据说，盛传他一入都，就要杀谢安和王坦之。最后，谢、王二人得免，但桓温到底还是杀了几个大臣才罢休。
第三件事，是说桓温从帝都返回姑熟不久，就因未得帝位忧闷不乐，卧病在床。临死的时候，几次暗示朝廷要给他加九赐，也就是仿照曹操的做法。但朝中大臣暗中探刺他的病情，拖延加九赐的诏令，等到他死了，才下了诏书。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是非常相信桓温有不臣之心的。上述所列的罪证，似乎把桓温铁钉在“逆臣”册上了。尤其因为他死后，他的儿子桓玄后来果真自立为帝，人们就更容易把他和曹操、司马懿联系起来，因为他们之间“何其相似乃尔”！
中国的历史记载，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有两条铁定的标准：一、必须遵守君臣之义，否则，就是“逆臣”，为历史不耻；第二，成者为王，败者为贼。但事实上，这两条看起来铁定的标准，是有内在矛盾的。因为，如果按照第一条标准，那么就应该永远没有朝代更替的问题了，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如果承认朝代更替的合理性，那叛君的就不是“逆臣”。更代的君主，要获得合法性，其实无不是按照第二个标准来衡量的。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成了既成事实了，胜利了，所以合法了，曹操和司马懿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追封为“武帝”和“宣帝”而无疑义了。那么，桓温的儿子桓玄，效法前两朝的故事，又有何不可呢？不可，是因为他败了，以败后的事实而追论，他成无父无君的乱臣贼子了，连同他的父亲一起，都成逆臣传中的人物了。
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笔”，开创了中国文化中“结论在前，证据在后”的恶例。是大善之人，就有无数可以证其为善的事例；是大恶之人，就有无数证其为恶的事例。这是有深远的传统的。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是早在春秋之时，有头脑的人就开始怀疑这种“天下之恶皆归之”的陋习了。西汉淮南王刘安，则更进一步说：“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我个人觉得，对桓温的历史评价，就难免“千岁之积毁”之嫌。
桓温是个大人物。关于这一点，是惯于以先入为主的观念作史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的。东晋偏安江左，大片故土在割据政权之手，而朝廷不思恢复。桓温认为“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因而“眷言悼之，不觉悲叹！”他怀澄清天下之志，二十多岁便不顾许多朝臣的反对，毅然提兵，万里间关，通过当年诸葛亮作八阵图的鱼腹浦，直捣成都，灭了李氏成汉，一举成名。其后，又屡屡主张北伐，平定各方诸侯之乱，是有大功于东晋司马氏的。但是，正如桓温自己感叹的：“夫人情昧安，难与图始；非常之事，众人所疑。”因为他的权势越来越大，上自君主，下至臣僚，对他的猜忌越来越深。朝廷甚至以他的少年同学殷浩坐镇荆州，予以牵制。所谓树大而招风，经常处于危殆之中，当然他是不能不予为之防的。他屡次疏辞进朝，无非因为第一，不能安于朝，第二，妨碍他提兵定天下之志的实现。而他在对政敌的打击方面，也毫不容情，甚至逼得殷浩自杀。当他最终进帝都作相的时候，他感到晋废帝司马奕对他是个大威胁，干脆就连司马奕也废掉，另立一个皇帝。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是多次有人有做过的：太甲、伊尹、霍光。可是，太甲们这样做就名垂青史，他桓温做了就身背恶声。天下的道理就是这样说不清。
从魏晋到六朝，自皇帝至公卿，普遍的爱好是文学，是清谈。在这一方面，桓温似乎也不输于任何人。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盛赞“桓温檄胡，观衅尤切，并壮笔也”，桓温的檄文不但对时局深察，而且写得极其壮观。我们现在看桓温传里的文章、奏折，仍能感觉到他的壮笔。比如，他疏辞为相，有“臣知舍此之艰危，敢背之而无怨，愿奋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实耻帝道皇居仄陋于东南，痛神华桑梓遂埋于戎狄。若凭宗庙之灵，则云彻席卷，呼吸荡清。”又：“且不有行者，谁捍牧圉？表里相济，实深实重。”在一千多年以后的清末戊戌变法中，矢志以血荐轩辕的谭嗣同有著名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就是套化桓温的这一名句。桓温与那些只知卖弄笔墨、坐而论道的清谈家不同，他的志向，是在挟兵马，平天下，不是做无益之文章、清谈，真正象孔夫子讲的，“行有余力、可以为文。”有一次冬天大雪，他要去打猎，穿了一身很单薄的衣服，刘真长（倓）一见问：“老贼你想干什么？”桓温马上答道：“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他的少年同学殷浩名重一时，在士大夫阶层深有影响，但桓温看不起他，认为他不足以成大事，调侃说“少时与渊源（殷浩字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彼辄取之，故当出我下。” 真有一种“高爽迈出”的大丈夫气慨！
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与东晋时期那些崇尚奢华的王公贵族亦不同，《晋书》列传上说 “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饮，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唐代的陆羽在《茶经》中提及桓温的这种节俭美德,亦是赞赏不已。
是这样一个人物，处处都露出与时不合、与人不合的独迈当世、孤傲不羁的气质，也就难免不容于当世。说实话，东晋的皇帝，几乎无一人可足称。桓温生活的那个年代，从穆帝、哀帝、废帝到简文，全是些提不起来的无能之辈。那些个对朝政深有影响的所谓名士们，也大都只能坐而论道而已。明洪亮吉在《历朝史案》中说：“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一人，益自况也”，“奏伎纵酒，赋诗不缀，江左名土风流之弊，一至于此，良可慨也。”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我个人觉得，桓温的缺点在于没有项羽那种“彼可取而代之”的气度，而不是他的异心多了。他所谓“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其实是极度矛盾的内心挣扎，是君臣之义这一礼教束缚下的哀叹。项羽在要取代秦始皇的时候，哪里会有这样的矛盾心理？
桓温久有北伐之志，而朝廷懦弱不许。他知道朝中有人阻挠，遂悍然不顾，“拜表即行”，在他丧母不久，从江陵出发，乘淮泗入黄河，提兵北指。当他路过金城的时候，见到昔年做琅邪太守时所植的柳树，已然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壮士大志，总是无奈生命短暂，不能畅行其志，真是“人何以堪”！在这次北伐中，桓温大破符氏前秦，收复司、豫、青、兗四州，并在各地置地方政府管辖，可以说是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可惜的是，桓温一还都，收复的失地又陆续失去了。思之令人扼腕！
太和四年（369），桓温再次领兵五万北伐慕容氏前燕。就是这次北伐，他遭受人生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在枋头 为前燕的皇叔慕容垂所败。诸葛亮九伐中原，屡败屡战，被后世用他自己的话称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桓温的枋头之败，却成了历史笑柄。不知世人良心几许？
对于桓温，我无意于做历史翻案的工作，“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己也”（孟子）。我只是觉得，对待历史人物，应当抱着公允的态度，不能轻率去往他的脸上，贴大奸大恶的标签。要看他的历史表现，而不能如孔子那样，做“诛心”之论。我想到了王国维的《读史二十首》，其十四：“北临洛水拜陵园，奉表迁都大义存。纵使暮年终作贼，江东那更有桓温。”这才真正是以史家的德、才、学、识评论历史人物的态度！
不论如何，桓温是贲志以殁的。史书告诉我们的他的“阴怀异志”，到底未曾实施，妄加“诛心”之论，却骗倒了许多人。但他的“志在恢复” 的弘志，是实施了也没有实现，有目皆睹。他是愤恨而死的。无论多大的人物，总逃不过生命的有限，我不知道，毛泽东在读《枯树赋》时看到桓温，看到他的那些话，是不是联想到了这些，曾否于桓温的“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如响斯应。但“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大概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大人物共同的感慨吧？而毛泽东究竟心有不舍、念犹不忘的是什么呢？“吾不得而知也”(孔子)。
至于谈到殷仲文，毛泽东又会想到什么呢？
后人说，“殷仲文之风流，潘安仁之令誉”， 殷仲文和潘安仁并称于东晋，而风流犹胜。他是个大聪明人，当时就有评论，“殷仲文天才宏赡”。 殷氏大族，其堂兄仲堪更为有名，加之他本人的丰神高才，所以做了桓温的女婿。
但殷仲文 “读书不甚广博，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 亮是庾亮，月旦人物，深为中的。“学殊半豹” 这个成语，也是从这里来的。凡是以聪明而取巧的人，必然轻浮，而这类人物，也最易反复，并常常施其巧术惑人。殷仲文恰恰就是这么一个人。
桓温死后，他的儿子桓玄承其父荫，逐步取得了重大势力。到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在朝的尚书令司马元显、在外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两父子讨桓玄不成，反被桓玄击败，他的势力就权倾朝野了。在这时，他周围的许多人劝其称帝，他本人也跃跃欲试。这其中劝立最力的，就有一个殷仲文 。于是第二年（403）十一月，桓玄逼迫那个做了六年皇帝的白痴（病理学意义上的） 司马德宗禅位给他，改元永始，篡了晋祚。而“仲文闻玄克京师，弃郡投玄，玄以为咨议参军。” 听说小舅子当了皇帝，急惶惶便来投奔。据说，当桓玄上朝的时候，御座微陷，把桓玄吓了一跳，群臣俱战傈失色，因为这可能是不吉的征兆，殷仲文赶忙解释：“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 对小舅子的媚谄可谓至矣、尽矣。
同样是这么一个人，当刘裕起义兵讨伐桓玄时，他一看桓玄大势已去，马上就又弃了桓玄，投奔义军。也就是因为这一投机，他才没有被作为桓党诛杀。于是转而媚谄取桓玄篡位前势力的刘裕（后来的宋武帝）。他给控制朝廷的刘裕出主意，说朝廷音乐未备，请治之。刘裕大概也是很瞧不起他的，便说：“现在事情太多，没功夫做这件事，况且我本人也不懂这一套。” 殷仲文赶忙说：“喜好自然就能懂了。”刘裕不客气了：“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 小人以媚术导人于不正，何所技不用？
但凡小人，无不希望桃李之报，即在目前。殷仲文也不例外。本来他以为，以他的才气和弃玄投义的举动，刘裕至少会让他“阿衡朝政”、给个大官做做的。但是，大约刘裕也是目光如炬，最高也不过让他做了在桓玄时所做的官：大司马谘议，备顾问而己。但官虽然是以前的官，势却没有以前的势了，因为很多人看出了他小人反复的劣性，干脆不上门了，“意似二三，非复往日”。于是殷仲文发感慨了。“大司马府厅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与众在厅，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这就是《枯树赋》开篇所说的“世异时移”。
小人的另一特征，是自视甚高，有时还不免铤而走险。大约是刘裕很鄙夷殷仲文的为人，常在眼前晃来晃去很不舒服，所以干脆把他外放，做了东阳太守 。这一下，殷仲文“意甚不平”。可是转眼间，当他到了东阳郡的富阳，又忽然生出一番豪情：“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 居然把自己看做孙策复出了！也正是有此膨胀，后来他与府将骆冰，谋以桓玄之从孙桓胤为玄之后 。这是谋反的大罪，事发，与他的两个弟弟，一同被刘裕诛灭，并“凡所诛灭数十家”， 从此，桓玄的余党尽净！
看殷仲文这个人，外风流而内轻浮，似忠义而真反复，小人之性，一览无遗。他的文章，如同他的为人。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 以所谓风流，而害文意，正是轻薄之徒的通病。
是这样一个人所兴的“有名”之叹，毛泽东读后又将做何感慨呢？他会不会延伸他的思绪，把历史上曾在他身边的每个人都过一遍呢？他会不会把这样的人同他终身的事业联系起来，得出某种结论呢？“吾不得而知也。”
我所知道的，是他所颂的“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空愁怅”出自南宋词人叶梦得。正如东晋时人，多做“志在恢复”的梦一样，南宋士人，也多讲“恢复”。陆游是众所周知的，叶梦得是其一。叶梦得（1077—1048）是经历了靖康之变的，随从宋室南迁，在高宗朝做到资政殿大学士和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并与金人打过仗的。这首《点绛唇》题“绍兴乙卯登绝顶小亭”，作于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那时他已68岁，垂垂老矣。而登绝顶犹言：“缥缈危亭，笑谈独在千峰上。与谁同赏。万里横烟浪。”虽为“笑谈”，却是“独在”，怎能没有“与谁同赏”的孤寂之感？在这“老去”之时，北望故国，心在天涯，梦想恢复，而无人“同赏”，形单影只，也就只能“空愁怅”了。最终只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少年豪放。莫学衰翁样。”
晚年的毛泽东，读着《枯树赋》，颂着叶梦得的词，会不会以衰翁而忆少年豪放之时，会不会因历史而念及时事，会不会站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南望过还没有统一的台湾，会不会还想想非洲以及拉丁美洲，会不会真的想到了“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吾不得而知也。”
空愁怅！◎
(很遗憾，注释总是不能转贴过来） 拜读。
找到另外一篇文字，引有《枯树赋》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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