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退不是中国宏观调控懈怠的理由
傅勇新年伊始，有关中国经济将向下调整的议论扑面而来。不少论点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这种担心主要源自美国楼市调整、信贷紧缩导致的经济增长减缓和进口需求下降。鉴于中国经济严重倚重出口的流行意见，这种观点看起来顺利成章。
笔者认为，这可能夸大了出口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中国出口规模的确巨大，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值与GDP之比）近年来也增长很快，但这些特征可能只是表象。更加合理地评估外部需求的相对重要性，对认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和宏观经济走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经济成功主要依赖着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乍看之下，这一点不言自明。2007年，中国的出口规模几乎占到了GDP的40％。这个数字自2001年以来翻了一番。其中，1/4中国商品的出口目的地是美国，欧盟的比重甚至要更大一些。当前，美国经济和中国出口的增速都将必然下降，一个必然的推论是，中国经济成长也将受到冲击；并且，如果今年美国经济出现问题，这将比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时要严重的多，因为世界制造业工厂的称谓也就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声名鹊起。
然而，简单地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有误导性的。最近一起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介绍了瑞银经济学家安德森的研究，根据安德森先生的重新计算，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一点也得到了有关国际组织的验证。世界银行在日前公布的《2008年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说，发展中经济体的回弹力将缓冲美国目前增速放缓的影响。今明两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增速与2007年相差无几，分别为9.7％和9.6％，2007年为10％。该报告基于的判断是，在贯穿2006至2007年的全球高技术周期性下滑影响到出口势头的情况下，很多经济体的增长主要依靠了国内需求推动。
与国内外流行意见不同，笔者认为，世界银行隐含的意思是，中国是上述依靠国内需求推动的“很多经济体”中的一员。
问题的关键在于，外贸依存度和（净）出口占比等简单指标忽略了出口和GDP的计算方法存在的本质区别。出口度量的是总量规模，而GDP度量的则是增加值。如果仿造GDP的计算方法来度量出口，那么，外需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得到更为合理的考量。
仔细来看，出口中至少包括两部分是计算增加值时需要扣除的。其一是，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产品部分，比如来料加工产业中的原材料；其二是，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在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部分，比如有国内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后一部分之所以要扣除，是因为他们也是不计入GDP的。只有如此，出口的指标才是增加值意义上的，才可以与GDP相比较。否则，由于产业分工不同，出口的重要性在国际间就不具有令人信服的可比性。众所周知，中国出口中制造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制造业中的很多投入是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一进一出后，出口规模虽然庞大，但附加值其实并不大，因而对GDP的意义也并不大。因而通俗而言，GDP只度量附加值。
经过这样的调整，中国“真实的”出口比重立即下降到占GDP的10％以下。这一比例虽比日本略高，但低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新加坡和台湾。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出口的明显下降并没有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在IT泡沫破灭的2001年，中国的出口下降了35％之多，但中国整体的GDP增长率只下降了不到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就业指标也证明了出口部门在经济的比重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大。调查显示，1/3的制造业工人工作在出口导向型部门，这只相当于整个就业规模的6％。
近两年中国的净出口（出口减掉进口）增长很快，2005年以来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0％，而此前只有5％左右。应该注意到，首先，净出口的放量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出口规模的大幅上升，而是因而进口规模的明显下降。其次，尽管净出口已十分重要，但这种重要性也不宜夸大；实际上，中国即便是中国的净出口下降为0，中国内需仍然可以推动接近9％的高增长率。再次，最后，地缘分布上看，中国对新兴国家的出口占到了更大的比重，而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让活力十足。
因而，内需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值得注意的是，“需求”不足并不意味着“内需”不足。将这两个概念混同是大量分析中常见的低级错误之一。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头等功臣不是外需，而是投资，投资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一个担心是，出口部门的萎缩是否会导致投资的缩减。这一点担心实际上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中国的一半以上的出口是发生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直接和间接与出口部门有关的投资只占到14％的比重。
正确评估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系列有重要的政策蕴涵。
首先，宏观调控部门应该将出口下降的因素考虑在内，但不应夸大国内通胀的严峻形势。按已有的信息判断，中国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2008年至多比2007年下降一半，但此前的分析表明，这也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从11.5％的过热区间下降到10％的较为合理的区间。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从这个角度说，美国经济的放缓将帮助中国经济适度降温，而不会把中国经济拖入衰退。中美经济虽远达到“脱钩”，但中国经济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行无疑植根于内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很大程度上自成体系；鉴于今年主要基本面拐点难现，中国宏观调控的压力也不会因美国经济的放缓而自动缓解。
其次，应正确对待国内外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批评。中国顺差在规模上的确很大，但简单的指标可能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度量。从贡献率上看，实际上，2007年净出口贡献率占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30％，远远超过中国净出口的20％贡献率。这一点显示，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美国内需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意味着针对中国高顺差的批评其实言过其实。
再次，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调整内需本身的结构，而不是内外需之间的结构。所谓中国内需不足的观点是模糊的，并可能会转移国内结构改革和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中国的调整不在于要降低出口，增加内需，而是在于应增加消费的比重。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主要来自内需中的投资部分。投资和消费同是内需，但应该将两者区分开来。在增加居民收入和刺激消费的同时，应该注意同时控制投资的增长，否则，通胀局面将难以收拾。也就是说，中国的宏观调控从根本上说，应该是需求转换型的，而不是需求增加型的。
最后，正确评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是要贬低出口部门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意义。有学者注意到，FDI实际上缓解了中国金融部门改革的滞后，为中国提供了极端重要的资本积累。另外，外贸部门带动了中国的技术更新换代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仅仅能从GDP贡献上可以看出的。
总之，就中国宏观形势而言，美国经济的放缓并不会带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相反可能会在整体上帮助经济合理降温；相关政策部门应合理考量出口下降对增长的影响，宏观调控不应过早松懈。 对于中国而言，应当设法避免美国突然通缩带来的巨大影响。应加速宏观调控，加速资产泡沫的消失，减缓美国突然通缩带来伤害，减少由通胀急转为通缩的可能。 政府应尽快提高人民福利。人民福利较好的情况下，对通缩的及经济衰退预期的抵御能力才能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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