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辨证地看清朝与当代中国
俗话说：“盖棺定论”。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朝代亦应如此。满清虽已覆灭几近一个世纪，然而对于它的是非功过，仍争议颇多。每每耳闻目睹人们把近代中国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归咎于满清王朝的黑暗统治，我不禁愤愤然而不平，也许是书生意气所致，但更多的则是为人们的弱视和迂腐而惋惜。虑及于此，吾作文为满清减负以正名，倘若吾之所言能对各位有所启发，以起抛砖引玉之功效，此心足矣。满清的功暂且不说，满清的“过”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满汉之争
自从满清入关以来，满汉之争便接连不断。其本质在于我们骨子里的传统思想和潜意识总是认为：汉族是人口众多，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先进文明的优等民族，而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则是所谓的愚昧，封闭的“蛮夷”；而且汉族自古以来居于黄河长江流域，是地地道道的中原“土著”，少数民族则散布于边疆荒野之地。所以一旦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汉族便马上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因为照他们的逻辑，只有汉族统治少数民族的道理。所以便有了清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以及清末以“驱除鞑虏，光复中华”为宗旨的同盟会。这实际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作崇。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犹如太子同众阿哥的关系，正常情况下当然是太子继承皇位，但如果太子无能，不适合担当重任，那只有废黜，另立新君；这也如同“搓麻”，如果庄家输了，那只有让位，让别人来坐庄。天理循环，朝代更替，自古怡然。唐宋元明清以来，短短几个朝代，就出现了两个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封建王朝，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确实是个进步。如果元清未立，而“水浒好汉”和“闯王大哥”修得正果。则也未必能够“善始”，“善终”。
二 ：旗人特权
满清甫一入关，建立政权，便给予旗人以种种特权，比如：分给旗人田地，朝廷按月发放俸禄，以及“任人唯‘满’”。在当时满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对少数的情况下，这样做既是为了维护满族的统治，也是为了安抚满州贵族。历朝历代以来，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都会实行这样那样的“种族歧视”，只是形式和对象有所不同，“圈子”有大有小罢了。从古到今，概莫能外。在当代，种族歧视又有了新发展，而且有时还把这种“特权”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这种“不平等”以貌似合法而不合理的种种需要而长期存在，只不过我们不愿承认或者不便明说。比如：在中央和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占绝对少数，仅有的几个也很难做大，有些甚至纯属“聋子的耳朵——摆设”，为何？因为现在是汉族在当政，无论是从心理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少数民族同志若想进入中央政治局甚或说常委，那也许只能在睡梦中实现了；另外，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时代，只有“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才有机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否则“非我族者必‘休’”。从某种程度上讲，党员就是一个通行证或者说是护身符；其实，所谓的党实质上就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团体，它之所以在国家中占有显要的地位，并不是因为它的真实性，而是在于它是联系社会的纽带，是一部分人控制和奴役另一部分人的工具。政治上是这样，社会领域也同样如此。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兄弟种地要承受“工农剪刀差”，出外打工还有户口等等限制，就连他们的子女也要“从一而终”；现在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如公安、工商、税务、司法、交通、电信、烟草专卖等“衙门”，都有“雁过拔毛”的习惯，“吃拿卡要”一个都不能少，办差时一副老爷腔调，他们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在“维护”国家利益，填满国家的肚子的同时，也不忘了在自己的牙缝里留一些“残羹与冷炙”，比如：电信的双向收费直到现在依然十分坚挺，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还有，我们可能听说过许多企业的职工下岗，但你可能很少听说过这些衙门里有人下了岗，难道这些部门就没有机构臃肿，部门重叠，人满为患的情况吗？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难以突破，止步不前，就因为它需要重新划分既得利益。现今，阶级分析的观点并没有过时，只不过已不是原来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而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区分两者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占有并能正确运用权力。前苏联之所以解体，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此，虽然执政党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宣称她所代表的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人民的利益，但最终却被他所代表的人民赶下台，不知是“可笑”还是“可悲”，怪哉！？
三：残酷镇压黑暗统治
在满清统治中国的三百多年当中，曾爆发了多次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从早期的天地会、白莲教，到后来的太平天国、小刀会、捻军、同盟会，对此清政府曾进行了残酷镇压，起义的根源在于清政府的黑暗腐朽统治。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到一个封建王朝的后期，当统治阶级和人民的利益不能再调和时，便通过以农民为主的武装起义来完成朝代的更替。早期的如秦代的陈胜、吴广起义，汉代的王小波起义，近代的如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这些起义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镇压农民起义并非满清所独有，只是各个朝代程度有所不同，早期的武装起义其惨烈程度比起满清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年代久远我们很难亲身感受到其残酷性罢了。在这方面连我们所熟知的袁世凯和蒋介石也不例外，他们是镇压革命的高手。在统治阶级看 来，凡是想动摇其“国本”，打“变天”主意的，都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八九年的“六四风波”，就犯了这个大忌，因为它“越界”了；而“法轮功”之所以那么短命，就在于它除了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以外，还有一个最要紧但心照不宣的“反共产党”。不过，李洪志这个跳梁小丑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也还是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生存土壤的，对于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论。
四：政治腐败
从古到今，政治和腐败就像一对双胞胎，凡有政治，必有腐败，如影随形，形臾不离。腐败如同蛀虫一样蚕食“国本”，侵蚀国家的“元气”，直至王朝的终结，多数朝代的灭亡皆缘于此。腐败并非满清所独有。如隋朝末年隋炀帝的花天酒地，描写宋朝时期社会生活的古典名著《水浒传》，元朝关汉卿的元杂剧《窦娥冤》，明末的“东厂、西厂”，以及“李闯王”领导的农民起义等等，活脱脱是当时社会的黑暗状况和腐朽程度的真实再现，只是年代久远，我们无法“身临其境”而“身体力行”，所以没有切肤之痛；相对来说，满清离我们近一些，感受更深一些，所以很多人一提到满清时就“深恶痛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腐败，究其本质，乃是社会财富、利益、物流的非正常分配，也即我们取得或者实现财富、利益、物流的手段和途径是否合理，合法，这种行为之于个人，便是违法；之于国家机关、政府机构、公益部门的工作人员，便既是违法，还是腐败。腐败不但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习俗、历史背景、法制环境、个人修养层次水平有关；腐败往往还与专制和独裁并存，而专制和独裁往往意味着权利过度集中，没有制衡，所以俗语有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当代，我们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党专政’”，所有的权利都集中在共产党——更准确的说是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也就是所谓的“头头脑脑”的手里，我不禁疑问，我们现今发生的许多腐败现象是否和此有关，而这恰恰是我们制度上的漏洞或者说是“腐败所产生的根源”在制度上的体现？同以往相比，当今的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几乎是“普天之下，净土难求”。更有甚者，有时腐败还改头换面，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即通过法律或规章制度的包装而以一种合理更合法的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哀哉！有时我不禁疑惑，所谓的各级人大代表能真正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吗？所以，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彻底根治腐败。其实，“药方”还是有的，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健全法律法规，改革不合理的司法制度，加大打击力度，培训提高法制系统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突破舆论监督的盲区和禁区，增加舆论监督透明度；各省，各部门实行三权分立，前提是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三权分立的领导权集中在中央；取消干部选拔的内定传统和任命制，实行公民直选和差额选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看来，三权分立如同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关键是在于为谁所用的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包括政治领袖在内，又有几人能真正看透呢？再者，即使有这个眼光，可问题是能有与之相配的心胸与魄力吗？
五：文化专制
满清立国不久，便恢复了自唐宋以来一直实行的科举考试，考查形式以八股为主，内容仅仅局限于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主要是四书和五经，提倡“学而优则仕”、“修身养性，忠君爱国”。而此种考试最易培养无病呻吟、高谈阔论、愚昧陈腐之徒，并且许多时候不但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还糟蹋埋没了大量知识精英，吴敬梓等人便是这一制度的牺牲品，许多人穷其一生，也未能求得半点功名，最后穷困潦倒，抑郁而终。另外，“雍乾”年间大兴“文字狱”，许多人因一时失言或写文章时无意当中犯了禁忌，而丢了身家性命。湖南督学胡中藻因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雍正批复“把浊字加于国号之前，是何肺腑？”竟遭剖棺戳尸；也有的人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指影射朝廷而命丧黄泉。凡此种种，不可胜数；但我们不应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解放前，蒋介石实行内战独裁的政策，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况下，禁止一切进步思想文化的传播，并且查封进步报纸和书刊，简直是活生生的文字狱再现；建国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想泛滥成灾，文字狱又大行其道，公民根本没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而且动辄由此引发侵犯人权的现象。在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专制表现得相对突出，为什吗呢？因为我知道，我所欠缺的不是身手和智慧，而是念书念出来的一种荒废——从小学开始就给我们灌输“在路上拣到钱要交给警察叔叔。。。。。。”的思想，经过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公民道德规范”：“明理诚信。。。。。。”，其实我也并不反对这样做，但是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所受的一切教育都在始终告诫我们要做一个“良民、顺民”，但万万不可成为所谓的“草民、刁民”，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成了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牺牲品。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讲，这样做本也无可厚非，但从个体的角度讲，如果我们真的在社会上这样想，也这样做，我们肯定无法生存下去，因为当代社会的现实不允许我们在“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情况下独善其身，不是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有自己选择受何种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而不是由别人来控制我们的思想甚至主宰我们的命运。文化专制的另一显著特点表现为“合于利而取，不合于利而止”，对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方面政策的制定以及具体问题的处理完全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进行评判和取舍。打个比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其性丑闻被媒体披露而遭到弹劾，但如果我们的老江同志不幸“晚节不保”，他能够得到类似的监督和制裁吗？。。。。。。
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历数满清几大过，唯此过最甚。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一提到满清便“引以为耻，深恶痛绝”，我对此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满清之所以沦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割地又赔款，丧权辱国，颜面丢尽，是有其深刻而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主客观原因的。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十九世纪时，世界变革的主要趋势是：“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新兴技术方兴未艾，正处于蓬勃发展，迅速扩张的时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古国中国、印度以及许多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等还处于封建社会甚至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落后。”因此当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与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擦肩而过时，后者的局限性和不足便凸显出来。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而幸免。
其次，在中国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文明自唐代达到顶峰后，其消极面越来越明显，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比如：儒家提倡以仁为本，并且定下一条公例——“行仁义者昌，不行仁义者亡”——古今成败，能合这个公例的，就引来作证据，不合这个公例的，就置诸不论，实际上这样做用于守拙尚可，用于发展则过于保守，而用于治理国家则太过幼稚；相反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句赤裸裸的至理名言：“我们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我们大英帝国永远的利益”；由此可见，人家的治国思想要比我们成熟得多，因为人家看重的是能实实在在抓到手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什么“空洞无用”的所谓的“仁义”，难怪我们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儒家还推崇“重农轻商”，认为经商是不务正业，殊不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生产的发展正是以商品交换的发展为前提的，而交换这个环节正是由商家来完成的。儒家的学说多数数论理的，缺少实用性，容易培养学究式的书呆子，认为数理计算和科学发明是“奇技淫巧”，而我们知道西方的工业文明正是以这些为基础的。如此等等，无法一一列举，其误国误民，大矣！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外来入侵，我们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到现在为止可能仍然走不出封建社会的怪圈。
再次，满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同外国进行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使得国人思想保守、愚昧陈腐、盲目自大。如一七二九年，英国人马嘎史尼率团访华，要求进行通商，乾隆皇帝云：“天朝物产丰盈，原不藉与外夷通商以求有无。。。。。。”；及至鸦片战争爆发，满朝文武竟无一人知道英格兰国在何方，其无知和短视程度可见一斑。正是由于满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追赶世界先进文明的良机。如果说晚清的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邓小平则由于其“改革开放”的远见和胸襟堪称当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二人”。
再者，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到封建王朝的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百业颓蔽，国力下降，导致其抵御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也下降，每遇农民起义高涨之时，往往“兵败如山倒”，完全失去了当初打天下时的那种摧枯拉朽，气吞山河般的战斗力。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西方列强是在清初而不是清末侵略中国，结果可能完全两样，至少不会那么糟糕。所以不知是“天命难违”，还是满清“时运不济”。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满清虽然积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力，但实难与西方列强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相抗衡，因为决定国家间关系的是实力。中国、印度、朝鲜。。。。。。之所以倍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关键就在于他们的实力不及对手，所以只能任人宰割。如果我们并不健忘，我们应该清楚地记得唐朝末年仅仅一个“安史之乱”，就把整个中国搅得腥风血雨，狼狈不堪。而这还是在我们国力达到鼎盛时期的唐朝。宋朝时，周围邻国仅有西夏、金、辽等，更把我们从北宋逼成南宋，最后竟把一个小皇帝赶得无处安身，被老太监背着一起跳下了海；最令我们遗憾的是，在我们和西夏交战时，明明取得了胜利，反而要送给对方“岁币”；和金交战由于战败也曾割地，“幽云十六州”便是；其软弱和卖国程度与满清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是吗？
由此可见，割地赔款并非满清的专利，假使唐宋遇到了满清末年所面对的西方列强，他们也许比满清还要！！。。。。。。我不敢想象。
晚清的历史，几近一部中国的近代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血泪史。俗话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几百年前的满清既然如此，几百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同样尚有许多时弊。作为一个当代热血青年，我已不能恪守“沉默是金”的格言，虽然不必满腹牢骚，怨天尤人，但古语说得好“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也应该心系天下，从自身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在高唱所谓的“社会稳定安康，人民幸福团圆”，昂首阔步，满怀信心地步入所谓的“小康社会”的主旋律的同时，我们又能葆有几分清醒的头脑“冷静反思，‘深’入‘基层’”，看看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真实想法和生活处境呢？建党八十多年，我们应该回头看看，扪心自问，我们现在还有多少革命年代那种“党性”？我们现在还有多少“群众基础”？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老本”？毕竟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人民的满意和支持”，不是吗？“三个代表”的最终落实，靠的是对它的“深切体会，具体认识和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时髦而空洞的口号，从而为了宣传而“作秀”的！！！。。。。。。因为，在我看来，主席说过的“为人民服务”，再过一百年也不会过时，您认为呢？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我们，一定要勤奋学习，艰苦奋斗，既要胸怀壮志，目光远大，又要不馁不躁，沉稳务实；既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做到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又要对当今的社会生态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具体了解；因为可以预见的是，将来我们任何在经济上、社会活动上的巨大成就的取得，无一例外的都必然是建立在对政治的敏感和对政治的不同程度的参与之上的，否则，所谓的“成就”无非是“小打小闹”罢了。
古语曾说“时世造英雄”，这是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趋势来说，然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从个体的角度，从某一个特定的微观环境来说，我更欣赏“英雄造时世”，更准确一点说，不是英雄，而是枭雄，因为当今之世，唯枭雄可举，英雄，则鲜见至成，英雄难得其时，而枭雄却纵横捭阖，横贯古今。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求我们自身必须作到素质全面，能力过硬。如：既有政治智慧，又灵活务实；既野心深藏，又狼性十足；既看重名利，又举重若轻；。。。。。。，如上所述，缺一不可，若具此等，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建功立业，唯在此时，此时不争，更待何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于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纵横搏杀，终成伟器”。否则，你将很难及时抓住每一个上帝所赐予你的机会而提升自己，因为机遇就像舞池中旋转的美女，稍不留神，就会失之交臂，而投入别人的怀抱。现诚如演戏，今台已成，客已请，专等我辈登场。想试试吗？想成为一个有着黑道背景的“红顶商人------红色资本家”式的政商结合人物吗？那么请从头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自己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最重要的是从实际生活的底层做起，能做到吗？这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
一管之得，一孔之见，因乃一家之言，是真理还是谬论，还请各位仁兄甄断，多谢抬爱！
——毛主席他徒孙 莫论政治 说了半天, 也拿不出一个好药方.
还把毛太祖那一套搬来, 不中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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