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Re: 许留芬
引用第17楼白草折于2008-01-04 11:05发表的 Re: 许留芬 :前面简繁字贴，有一贴说马英九是个大老粗，呵呵，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淀吧。
“说马英九是个大老粗”的不是在下
在下说过“大老粗马英九”
当然，估计这反话的味道不容易被“沉淀”出来
没办法，当然，在一些人眼里，政治偶像从来是和俗语是不搭界的，看来“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淀吧” 回覆aπολλωv
马英九与偶像搭上边，是您个人说的，与我的贴子无关吧? 回覆parivral
那一辈人的心理很矛盾的，既开明，又保守。开明是因为帝制刚倒，西风压倒东风，观念比现代的青年更是时代的先驱。我家老一辈有一位朋友，一位八十多岁近九十的女性，唱京剧，扮相极美，顾正秋都比不上。我看过旧照片，真是一位瓜子脸的古典美人。后来教戏，还是职业妇女。一直自己挣钱，先生赚的不如她多，儿女的教育费都是她赚来的。算是旧社会里的新女性。保守，是因为当时一般人顶多票戏，很少当职业演员，除非环境使然，多少还是因为地位受人轻贱。 引用第19楼parivraj于2008-01-05 13:06发表的 :
呵呵，chaque兄厉害啊。
我也来凑热闹，这几天还打算补简谱视唱的本人觉得人家王力宏同学也不见得就没啥学术的“造纸”，至少他的乐理肯定比我强……
另外许倬云先生前阵子帮白先勇推广昆曲也干了不少事，再往前推大家族里时常听个戏的也是必然，那么从广义的音乐来说，王力宏同志是把长辈的兴趣爱好当成了毕生事业。
这时候回过头看许奶奶的平静，则别有味道。试想当年要是她那一辈的谁要票友下海的话，估计许将军把他崩了的心都有（当然也说不定他家就开明，我不掌握情况，就这么一猜）；而老奶奶所谓的“混口饭而已”后边或许也有些故事呢。
引用第22楼白草折于2008-01-05 20:09发表的 :
回覆parivral
那一辈人的心理很矛盾的，既开明，又保守。开明是因为帝制刚倒，西风压倒东风，观念比现代的青年更是时代的先驱。我家老一辈有一位朋友，一位八十多岁近九十的女性，唱京剧，扮相极美，顾正秋都比不上。我看过旧照片，真是一位瓜子脸的古典美人。后来教戏，还是职业妇女。一直自己挣钱，先生赚的不如她多，儿女的教育费都是她赚来的。算是旧社会里的新女性。保守，是因为当时一般人顶多票戏，很少当职业演员，除非环境使然，多少还是因为地位受人轻贱。
同意楼上两位的意见；老人家一句混口饭吃，咱们就能从多个角度解读。既可以看出"学院vs娱乐"、"革命vs世俗"这些方面的对立跟融合来，大概也能像两位所说，体会出演艺人员的社会形象，在近百年（也就是许奶奶留芬的一生中）的变迁了。 从上面零星的传记信息可以看出，徐高阮同学世代官宦，到他令尊徐老先生一辈也做过户部员外郎，这与许留芬同学的武昌首义舰长老爹，形成了一种相当有趣的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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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补充一点资料吧
文敬公：
徐潮，字青来，号浩轩，钱塘人。康熙癸丑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吏部尚书。谥文敬。
文穆公：
徐本，字立人，一字是斋，钱塘人。康熙戊戌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东阁大学士。赠少传，谥文穆。
花农公：
徐琪（1849--1918）字玉可，号花农，室名九芝仙馆，浙江仁和人。光绪庚辰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内阁学士，署兵部侍郎。有《日边酬唱集》、《粤轺集》。 感谢茝畦兄提供资料！这里的花农公应该就是徐高阮先生的祖父。 chaque兄的帖子，有趣味又有深度，甚为佩服。拜读之馀，顺道看了下载已久，却久未观看的《色 戒》一片！难得的是，想看的原因，乃是王力宏演技如何，而非坊间渲染的片中露骨的性爱场面。呵呵！不过，不知道是王的演技有待提升，还是所饰演的角色设定如此，总觉得有点苍白无力，和另一歌手周杰伦一样，怎么演都像自己，脸上像打上石膏一样，鲜少表情的变化。看完这部片子，也没有太多的感受，也许时空环境的变换，已失去对那时代的兴趣与敏感。记得片中学生想藉表演爱国话剧激励香港民心，我在观看时却觉得有些滑稽，在最後大家呼喊“中国不会灭亡”（记不清口号了），心里没太大感动，反觉得有些局促不安。这种心理，自己都觉得奇怪呢！
chaque兄云：「学历上的欠缺，确实限制了徐的发展。」不知道是有所本，抑或是自己的推测？我觉得，在那样的年代里，徐未取得大学学历，应该不至於造成太大发展上的限制，假如他有心的话；反倒是，如chaque兄介绍他政治上的经历，我觉得才是限制的主因。虽然许奶奶不也在台湾混得挺滋润的，但她的家世背景与社会网络，毕竟不是徐所能比拟的。其次，欲提攜徐氏的傅斯年太早离去，应也是原因之一。这种背景有问题的学生，没有傅氏的魄力与纵横政学界的能力，怕无法，也无力保护周全。不过，这也仅是自己的推测，对徐氏委实很陌生，得知其曾写过〈山涛论〉一文，还真是因为周一良先生的推崇才去找来看的，惭愧的是，读後多年，也忘了文章里写什么了，只记得是篇长文～
倒是写文章纪念徐氏的刘述先先生，因工作关系，倒是常见到他，不是在交谊厅，便是在图书馆门口的沙发上，聚精会神地看报纸。虽然知道他是知名学者，倒也没敢上前去冒昧请教。因为我一直想请问他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去写〈牟宗三先生临终遗言“古今无两”释〉这样的文章呢？想来一个後辈去问这问题，可能要惹他不高兴的，还是免了。呵呵！
希望chaque兄多发发类似的文章，不仅替妙笔增色，也让我等於工作忙累之馀，有个提升知性与品味的管道～ Y兄引用chaque兄云：“学历上的欠缺，确实限制了徐的发展。”
我倒没看清楚，徐先生不是单一例子，动荡时代，少了学历，有学力的人，可不少。不少精英，就仅大学毕业。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英文极好，能写英文小说。夏志清言，自己各方面皆不如其兄，可能非谦虚之词。写《色，戒》的张爱玲，香港大学应也未毕业，后来在美生活不易，陈世骧教授惜才，聘她在柏克莱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工作，等陈先生一过世，她的差事就丢了。
感谢yngwie兄、白草折兄的关注和讨论！得到yngwie兄“有趣味又有深度”的谬奖，实在让我喜愧交加。写这个贴子纯属偶然，说来多亏我的师傅hong学士的指引。那天看到她在aπολλωv学士转贴的一篇文章中发表回复，连忙跟过去追捧：
http://cnc.readfree.net/bbs/read.php?tid=4561396
因此才对赵俪生等清华12.9学生的事迹产生了兴趣；随手翻查了几种资料，本以为三言两语就能把故事讲完，没想到头绪越找越多，一动笔简直欲罢不能，竟然从下午六点写到第二天早晨四点才算收工，这也创下了我上网灌水的单帖耗时纪录了！
yngwie兄命我“多发发类似的文章”，不啻是叫一个体育运动票友“平时多跑跑马拉松”；对您这样的大行家，这当然是家常便饭一样的事情，对我们非专业选手，可相当于挟泰山超北海了！
关于徐高阮在台的情形，我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刘述先教授的回忆文章。他后来学术发展受限的原因，我以为yngwie兄和白草折兄两位的辨析都在情在理。一方面，在学历社会中，大学闹事未卒业的记录，恐怕确实会给个人在学院科层中的晋升带来障碍（旧北大破格让钱穆等作教授的佳话，毕竟是在学术体系还不完善的具体情景下才能出现的）。另一方面，在经历了早年的峥嵘世事之后，曾经代号“老王”的徐高阮似乎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抱着一种“非专门的”、“游牧的(nomadic)”态度。他阐发过孙中山、胡适的思想，但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史专家”；译介过斯文赫定等人的作品，可也不能算是职业翻译家；至于在他受陈寅恪影响最大的中古史专业，他的一部《重刊洛阳伽蓝记》和一篇（身后发表的）《山涛论》，都让他更像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天才的过客，而不是孙悟空所谓“常驻的妖精”。上述这两方面，刘述先教授在文章中都有充分说明；换言之，后期徐高阮的发展没能达到世人对他的期望，大概既有他所不能左右的时局因素，也跟他自己的趣向取舍是分不开的。
刘教授在文章中引申说，徐高阮无论是研究古史、近代史，还是翻译西人著作，其实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怀在。这个关怀是什么呢？我记得刘教授讲的颇为含混，大家也可以各自体会吧。
徐高阮晚年似乎是服膺孙中山、胡适之了，许留芬后来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呢？她的参加学运和南下，大概都跟徐高阮有极大关联，那么徐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后，她个人的革命性恐怕也有大幅的回落。据九十年代张宗植给她的两通书信看，她此时是（基督教的）神的信徒和积极宣扬者，对革命年代的争斗和牺牲则或有微辞。从积极的角度说，所谓“唱歌是混口饭吃”，或许正包含了信仰者的远见与平和。
当然，上面都是些牵强、浅薄而事实贫乏的推测，它们更多地还是来自我本人，来自目光跟那张新生名单接触的瞬间，产生的心血来潮与怅惘罢了。
写完回复才想起来，妖精分“过路的”和“常驻的”，这个区别还得归功于猪八戒。上面的引文有失误，还是在这儿声明一下好，就不在原文里改了。 chaque兄用十分浪漫的眼光看许留芬，yngwie兄则说："许奶奶不也在台湾混得挺滋润的"，我不是说谁较正确，谁较不正确，且听chaque兄说"她此时是（基督教的）神的信徒和积极宣扬者'，虽未必与基督教曾为台北显教，一度在上位者好之有关系，这到底与当年的革命志士有落差吧。chaque兄怀念的仅是"昔人"－昔人已乘黄鹤去，以后如何，大概也非那么重要。若在态度上，我也较倾向徐先生，或许因为他较不得意，始终是个读书人。许奶奶走在时代的先端，在哪里都活的不错，不受影响。 不知道白草兄能否来申请加入“学士”？ 。
我个人非常欢迎白草兄来申请！
呵呵，把这点读书偶得写下来，只是想添点话题，跟这里的诸位随便聊聊；但是还是要感谢哲人王兄代为播布！
白草折兄说我”用十分浪漫的眼光看许奶奶”，实在愧不敢当。我对帖子中提到的许舰长、两位许教授、徐管理员、杨大师乃至王同学的风骨和学殖，一方面是特别地佩服，一方面也相当的漠然，因为他们诸位的学问上的专长领域和生涯中的出处进退，都与我个人毫不相干。所以这种佩服的漠然，也就是我能对他们所作出的最高的致意，至于白草折兄用到的“怀念”一词，可能对我来说就有点儿重了：我实在没什么资格怀念人家的。
之所以对这些琐事突然产生了兴趣，写出这个贴子，更多的就是因为一开始提到的，看新生名单时心中洋溢的那种奇怪的，伪艺术家般的趣味。这趣味激烈、短暂，来势汹汹得像一场学运；它无关乎一个人或一群人本身，而只看重这群人在各自运行轨道上发生的重叠跟碰撞，留下的遗响跟痕迹。
康德对于美，曾有过“无目的合目的性” 这样一种规定；我有时产生的上述趣味，大概也就是把人们称作“命运”的那种东西，放在康德意义上的这个“审美”眼光下观照。
那么这里之所以说是“伪艺术家”，也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的主体既不是许、徐、王或别的谁，也不是我这个假装讲故事的人。那只操纵整个故事的手是本贴最合适的主题和所有者，但对此呢，我们世俗的人也只能叫它“无目的合目的性”了。
chaque兄，您这篇文章白草说是"缅怀"，且事实证明是篇得到很多人欣赏的"漫无目的"的怀想，chaque兄若没有这种望着"新生名单"怀想昔人的浪漫精神，且花时间，执着为文，那真是大家的损失。这文，不就是属于"历史神游"的一种，又岂会笑作者"多情"。
天人兄
汗颜，写的多为几行短的不像话，不成篇的东西，长篇的极少。谢谢兄鼓励，要更努力才好。 得chaque兄指点，细读了刘述先先生的记念文字，对徐氏的人品学识及晚年的一些经历，有了较深入的体会。我想，他晚年成就受限的原因，大家的推测都有可能，毕竟复杂的人生经历，很难说只由单一的因素左右，除非我们要将其归之於性格或命运，抑性格决定命运。呵呵！chaque兄又说：「在经历了早年的峥嵘世事之后，曾经代号“老王”的徐高阮似乎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抱着一种“非专门的”、“游牧的(nomadic)”态度。」「徐高阮晚年似乎是服膺孙中山、胡适之」，我从刘先生的叙述文字中却没有得出类似的感受。我觉得徐氏似未放弃对学术研究的热诚（当然，并非说”非专门”、”游牧”态度是放弃），刘先生的观察与分析，可备一说，与chaque兄的诠解，也未始不能互补。感觉徐氏保有那一代知识份子的共通特徵，即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关怀充满热情，他早年的政治经历，晚年对孙中山、胡适的研究，似皆以此为出发点，我觉得刘先生的分析是可以接受的。他在政治领域失意後，将满腔热情投注於学术研究上，我想，因为这是他更能施力的领域。他的遗作〈山涛论〉开头几段说到：
不知怎麽地，我很想附会地说，这多少有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呵呵！徐氏的性情，未始没有竹林名士的影子，而他早期对政治运动的投入，也体现了知识份子的社会关怀，只是，他更像嵇康，而非山涛，激烈而蒙祸，注定在政治上不容有实际作为的机会。当然，这对他而言，到底是幸或不幸，委实也难以简单地论断。虽然，如同chaque兄所云，若专以学术上的成就来评价徐氏，他「更像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天才的过客，而不是孙悟空所谓“常驻的妖精”。」然而，千古文章未尽才，又不仅徐氏一人独然，虽令人惋惜，也是莫可奈何的。
不过，读了刘先生纪念徐氏的文章，综合自己的印象，感觉上，他现在的处境，有点类似他所描写的徐先生。chaque兄云：「在刘教授笔下，晚年的徐高阮天真如赤子，最渴望与青年一谈，"而他所感兴趣的东西……决不拘限在一个既狭而专的题目做餖飣考据的工作，可谓与周遭的学风格格不入，据我所知，在当时未曾引起任何反响。"」某种意义上，刘先生似也如此。他在文中对中研院不能赏识徐氏之学识，多年来一直让其屈居图书管理之职，晚年才成为副研究员，颇为不满，并言：「决定进中研院做经生，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人不在少数，有通识有理想抱负的人就太少了……要把…中央研究院当国家的最高学术机构，内心就不能不感到悲哀了！」这篇文章写於一九七二年，二三十年後，刘先生也进入了他在文中所批评的学术机构，不知是觉得中研院已然有所改变，抑或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不过，这里便不去妄加猜测了！
末了，要声明一事，对chaque兄帖子的称赏，决非客套之语，私下和朋友谈及，也是如此说的。不过，这是人所共见的事，便不再饶舌了，免得chaque兄又回赠我几顶高帽，倒显得我其意不诚了！呵呵。
呵呵，这两天本来琐事很多，但受到了yngwie兄的激励，不能不发挥我佛大无畏的精神，彻底投入到八卦事业中。
作为成果，以下先展示一个目前我能搜罗到的徐高阮著作年表（限于后革命时期），后面再谈谈我的解读吧。
1.读红楼梦杂记二则 《人间世》1947 复刊第3期
2.五十年來的美国外交（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1辑） 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编 徐芸书译 中华文化出版事业 1951
3.罗布绰尔考察记 赫定(Hedin, Sven Anders)撰, 莱昂(Lyon, Francis Hamilton)译,徐云书（chaque注：原文如此）重译 中华丛书委员会 1955
4.重刊洛阳伽蓝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2） 杨衒之撰，徐高阮重注校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0
5.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胡适1961.11.6演讲 徐高阮译,《文星》9卷2期 1961.12.1
6.胡适之与“全盘西化” 《文星》9卷4期 1962.1.23
7.中山先生的全面利用外资政策 1963 商务印书馆
8.物质救国论 康有为著,徐高阮导言 《世界评论》第十年18,19期 1963 2.16,3.10
9.胡适之谈孔子及“心安理得” 《中华》杂志 第1卷l期1963年8
10.胡适先生中文遗稿目录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 1963.12
11.评伦敦《中国》季刊台湾专辑 《中华》杂志 1964.3
12.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胡适演讲,徐高阮译 《新时代》第4卷8,9期 1964.8,9
13.中山先生对财经问题的两点基本意见 《联合报》 1964.11.12
14.略谈研究中山先生的几件初步工作 《徵信新闻报》 1964.11.16
15.我控诉——出版界的卖国者 《中华》杂志第3卷第2期 1965.2
16.共同知识欺诈举例——特告台湾大学师生 《中华》杂志 1965.4-7
17.《建国方略》的再认识 《中华》杂志 1965.11
18.董同稣先生小传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6本上册 纪念董作宾·董同龢两先生论文集 1965.12
19.香港《展望》与“自我中心难局” 《中华》杂志 1966.3
20.金沙江与长江 《中华》杂志 1966.3
21.费正清与毛共 徐高阮编译 中华杂志社 1966
22.关于《红搂梦》第六四、六七回 《阳明》杂志第25,26,28,29期 1968.1,2,4,5
23.梁盛志殷福生王鼎钧的走向 《中华》杂志 1968.2
24.知识欺诈案进一步探讨 《阳明》杂志 1969.2
25.昆仑丘和洪水神话 《中华》杂志 1969.7
26.危机时代的哲学 Koch著 徐高阮等译 幼狮出版社 1969
27.山涛论 徐高阮遗著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一分 1969
28.严复型的权威主义及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之批评 故宫文献第1卷第3期 1970
29.曾国藩的世界观念 故宫文献第1卷第3期 1970
30.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 台北地平线出版社 1970
31.戊戌后的康有为——一思想的研究大纲 大陆杂志 第42卷第7期p206 1971
32.昆仑丘与禹神话 未刊(=25?)
刚才趁开饭前的功夫贴了这个著作年表，没想到手忙脚乱之际错讹很多，连有名的《山涛论》都没包括，幸好天人合一兄pm指正了。
就我所见，徐高阮身后，专门研究他的论著或文章很少，上面的作品年表是我根据几个图书馆的数据整理的。格式混乱、多有遗漏是跑不了的，好在我们在这儿列出它，并不是为了学术研究，那么或许这些内容也就够用了——因为这些算是徐还被后人记得的主要作品；遗珠在数量上恐怕比这都大，但是从重要性上讲就可以暂且忽略了。（比如先前的“徐高阮先生传略”一文中提到，徐还在《大陆杂志》上发表过三种译品：斯文赫定的《漂泊的湖》、米契尔的《吉尔曼传》、胡适的《中国传统与将来》，上表未列，但其实《漂泊的湖》应该就是3——英文名The Wandering Lake的，而《吉尔曼传》、《中国传统与将来》则收录在30里。）
写完这个著作目录我才突然想起来，博尔赫斯在那个有名的故事《Pierre Menard，唐吉诃德的作者》里头，也是按照年代顺序，列出过那个莫须有的传主Menard一辈子写下的全部19篇稀奇古怪的作品标题（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标的序号不是1到19，而是a到s）。博尔赫斯笔下的怪才既搞过翻译，也（不成功地）改良过象棋，还写写象征派的十四行诗。徐高阮的涉猎范围，让他成了曾活在汉语里的Menard。当然，我也借此有了一种博尔赫斯附体般的虚荣心满足感。
如果粗略地分析一下数据，大概可以总结说，徐的业绩主要包括：
近代史论著两部：7,30；
中古名著校定一部：4；
近代西书翻译四部：2,3,21,26；
胡适演讲/论文翻译两篇：5,12；
短论二十三篇，其中又包括：
与殷海生等论战七篇：11,15,16,19,20,23,24；
红楼梦研究两篇：1,22；
孙中山研究三篇：13,14,17；
近代人物曾国藩严复康有为研究四篇：8,28,29,31；
同事传记一篇：18；
胡适研究三篇：6,9,10；
上古神话研究两（一？）篇：25,32；
中古政治史研究一篇：27。
陈寅恪、傅斯年、胡适是对徐的学术生涯影响极大的三个人。
徐在清华大学时本是哲学系学生，到了长沙临时大学听到陈寅恪讲的一次唐史，立刻转入历史系，成了陈的得意弟子。在念完西南联大课程后，徐进入傅斯年主管的史语所系统，并经傅关照得以赴台。但抵台后，直到1960年代初，徐才发表了第一批非译著类的学术作品。这个时间恰好是和胡适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58年底）是重合的。
在胡适日记、书信、晚年谈话录和年谱中，留下了与徐相关的多条记载。胡不时借助徐管理员查考图书（如1961年6月30日搜集《续藏经》残本，同年10月5日查找孙中山的一段话等），并给予徐的工作较高的评语（曾说徐是中研院研究孙中山的第一人）。徐在这一阶段翻译了胡适的若干英文演讲，但是首次让徐在世人（包括胡适本人）面前充分展现价值的工作，是他的《胡适之与“全盘西化” 》一文。刊出该论的《文星》杂志正好是李敖等人展开”中西文化论战“的主要据点。徐在文章中却以细致的考证功夫辩明，“全盘西化”这个说法来自陈序经，并非胡适所创——胡甚至对它只抱有保留的支持。此论一出，论辩双方都不得不服膺徐的扎实辨析；胡适也在日记中称赞其“很细密平和”，想必从此是对我们的图书管理员另眼相看了。
胡适写下这条日记的时间是1962年2月5日。同月24日晚六点三十分许，他在中研院院士酒会上心脏病发，七时许去世。受他赏识的徐高阮却没有停止从胡那里受益：徐被推举为胡适遗著整理委员会委员、征集研究组组长，并曾获得“胡适先生研究奖金”一万元。与胡适遗著的整理编目工作同时，徐的“近代中国研究”似乎进入了成熟期，研究范围也扩展出曾国藩-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胡适这条完整的人物轴线。关于这个阶段的徐，刘述先教授有过两个报道：首先，多年的图书管理员首次有了副研究员的名义（虽然也许只是名义而已），其次是徐的自我定位：”别人都认为我是研究胡适的，其实我是研究孙中山的“。无论别人是否真的误解了他，我们都可以说，没有他的胡适研究，他的学院处境就不会得到相对好转，那么他所偏好的孙中山研究恐怕也是做不成的。
1969年徐突发脑溢血去世，最后安葬在胡适纪念馆的墓园。
“反共烈士徐高阮”，这是徐在身后赢得的奇怪褒扬之一。这个政治倾向体现在他为自己作品选择的出版商上：发表了上述32件作品中10件的《中华》杂志，是立法委员胡秋原主办的文化杂志（1963-1993），而它在政治上带有显眼的积极反共和文化民族主义色彩。
这大概也恰好是徐高阮最终抉择的态度。可以说，徐的写作有两个非常鲜明的面相：首先，它们似乎自始至终是考据的，其次，它们又似乎从来都是彻底地、不容错认地政治的。除去洛阳伽蓝记的校注和研究红楼梦、昆仑丘的若干零散篇什，徐的各项研究都保持了惊人的文化民族主义政治取向，这个取向，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一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通过对胡适若干英文演讲，尤其是《儒教的使命》和《中国传统与将来》的刊布和阐释，徐高阮在狭义上力图扭转对胡适推崇西化的“误解”，在广义上驳斥了鸦片战争以来三种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力主中国只有重拾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才能得到复兴。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徐对违背这一民族主义精神的各种潮流的憎恶。青年学生"老王"信仰过的共产主义和比他年轻5岁的殷海光教授推崇的自由主义，此时成了徐选中的敌人——在一些告密者神秘的解码系统中，“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分享了西化这个标签，甚至本来就是同一回事。仁厚的刘述先教授认为，徐高阮与殷海光的交恶和詈骂纯属不走运的误解；但在我看来，他们这一相遇方式，其实非此不可地内在于徐的写作空间。在这次遭遇战中，徐通过最无情的考据（指出台大教授殷海光把英语单词"困境"predicament误译为"论断"predicate），达成了最彻底的政治意图（证明殷是费正清-毛泽东阴谋集团的台湾代理，并直接导致了后者被台大驱逐）。
yngwie兄前面的回帖说，“[徐]在政治领域失意後，将满腔热情投注於学术研究上，我想，因为这是他更能施力的领域”，这个解释模式是“类弗洛伊德的”（被压抑的性欲升华为艺术——被压抑的政治欲升华为学术）。而在我看来，自始至终，政治与学术在徐那里都奇特地扭结在一起，相互缠绕、彼此注释。徐政治地学术着，也学术地政治着。强劲的民族主义诉求和细密的考据功夫难以区分地共同构成了徐的写作奇观。
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图书管理员的驳杂、缜密和玄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