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林太乙《我心中的父亲 林语堂传》引出的问题
查东北师范大学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九卷 林语堂传》的第三部分有26章，而本版本只25章，又据施建伟在《幽默大师林语堂》的相关讨论（第37章，尤其是P529，P531之注），应该是有关林语堂任南洋大学校长的。是为了怕引发争议而由林太乙与陕西师范大学合谋，将之省略？还是林太乙为长者讳，在眼见有愈多与其父不利的证据情况下（施建伟举例说，新加坡联合早报《茶馆》版上，从1992年7月6日开始连载的一篇文章——《给历史一个正确的交代—反驳一篇传记对“林语堂与南大纠纷”的歪论》，作者张曦娜——记录了当年南大秘书长潘受先生介绍“林语堂事件”的来龙去脉，见施著之536页），在授权重印时候私下抽去了这章？或是陕西师范大学一方的单方所为，目的又是什么，是特定大陆语境的原因吗？如果是出版社的考虑，那么，是为了顺应“散文热”（“幽默热”、“小品热”）而为尊者讳呢，还是由于事关政治（林太乙似乎是这样看的，尽管万平近已经进行了反驳；可惜我看的书没有这一章，至少我，是被剥夺了对此的知情权的！），真有说不清楚的什么缘故呢？
还原历史，在历史中定位林语堂，看来在今天都还是件不容易的！ 不仅仅是这一本书，其实大陆所有出版的林语堂著作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删节，比较一下在台湾出版的或者49年以前出版的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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