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湘：翻译得越多，就越害怕
王家湘：翻译得越多，就越害怕71岁的王家湘教授人生历程中颇多错位——她学英文是为了做外交，结果却成了教书匠，后来更是以翻译家闻名；她喜欢翻译严肃文学，但她翻译的通俗文学读者反应却最踊跃。对于翻译，她则以一句“翻得越多越害怕”来总结
语言学起来是没有尽头的，如果没有碰过钉子，什么都觉得我懂了，不去深究文化、生活习惯一类的用法，那很有可能就是要出所谓的“硬伤”的
一定要多想一下，有的译者把比较难的句子拧一下，符合自己的理解了，后面的就接着拧，或者根本拧也不拧就塞进去，那就越错越远了
“在翻译当中，如果没有察觉到潜伏的小坑，根本就不会知道自己掉进去了。有时候真是翻译得越多，就越害怕。”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家湘教授，这样总结她几十年来的翻译经验。71岁的她并没有统计过自己翻译和撰写的关于英语文学的专著究竟有多少本，但是如果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书库中查询，以王家湘为译者和作者名的书，一共有33本。她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将英国女作家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的作品《沙堡》引入中国，当时她在英国比今年的诺贝尔得主莱辛还要受欢迎，她还曾翻译过库切的《青春》、纳博科夫的《玛丽》、重译过《汤姆叔叔的小屋》、《小世界》等名著。
大时代中漫长的蛰伏
王家湘1953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下称“北外”）英文系，那时候的北外还是外交部直属的高校，专门培养外交人员。1953年是第一次面向社会招生，之前北外招收的都是政治保送生。“我们那一年是推荐，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一些同学，由学校推荐，然后参加考试，考上的就录取了。”王家湘就是这样走进北外的。然而她开始学英语则是很早以前，她的老家在江苏，后来去了上海，“在上海插班上学，上的是教会学校，也学英文。后来到北京，在贝满女中和女十二中学的也都是英文。”
1949年来到北京，是她难以忘记的一段经历。“那是那年的7月1日，京沪线第一次通车，我们坐在火车上，看见一路上每个站头都有人在打腰鼓，热闹极了！”而之前她差点跟随家人去香港，“护照都办好了，结果党中央通知说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让我们家原地等待解放。”她的家庭和中国革命颇有渊源，大舅舅是博古（秦邦宪），二舅舅则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创始人秦邦礼（杨廉安）。
她刚刚进北外的时候，校园还在海淀西苑操场一带。“这是袁世凯以前练兵的地方，往东看是一大片稻田，可以一直看到北大的校门。”后来才搬到了现在的位置，“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是特别喜欢学英语。”想是这么想，功课没落下，给他们上课的都是王佐良先生等老一辈学人。
1982年，王家湘在澳大利亚读完现代派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她已经40多岁，自己的大孩子也已经要上大学了。“当时在北外，文学上除了苏联推崇的一些作家，就只讲到马克·吐温，封闭了那么多年，外面什么样了，大家谁也不知道。”在澳大利亚，她只花了10个月，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她研究女性文学，是因为“其实西方也挺重男轻女”。“回来以后，王佐良先生（时任北外副校长）正在牵头写英国文学史，而且要倒着写，写我们迫切要知道的现当代的文学，就跟大家说，研究什么的就写什么。”王家湘研究的方向是现代派和女性文学，于是就承担了《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当中的这两个部分，这本书一直到今天还是英美文学专业的重要教科书。除了女性，她还关注研究更为稀少的黑人文学，从1987年开始构思，一直到2001年才出版的《美国黑人小说史》，在她看来，则是“一个总结，出了这本书，就觉得圆满了”。
翻译是需要时间的
王家湘翻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英国女作家艾丽斯·默多克的《沙堡》，这本书恰好也是后者的处女作。师承维特根斯坦，哲学家出身的女作家默多克曾经在英国声名极盛，于是王家湘起了要将默多克作品译介进中国的打算。她最终选择了《沙堡》，但是她却坦承：“其实《沙堡》并不是默多克最好的作品，拿过布克奖的《大海、大海》，还有《在网下》等都比《沙堡》要好。”之所以选择《沙堡》，还是出于对当时人们接受程度的考虑，“默多克的作品里面关于性的描写比较直白，但是她的作品里性的描写是主题构思的一部分，和作者本人的思想分不开。从当时出版角度考虑，《沙堡》是不错的选择。”她和默多克取得了联系，“她说只要不删就同意翻译出版”，最后这本书一字未删地出版了。
如今来找王家湘的出版社编辑很多，她选择得却非常审慎，“还是对严肃文学比较感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拿着《哈利·波特》去找她，但她并没有答应，“我孩子后来笑话我说，妈妈你这是推走了一个大金盆呢。可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当时只给我4个月的时间，那么厚一本书，我的能力实在不能胜任。”在她看来，翻译需要时间，而她做事的风格又是“要给自己留余地”，所以那些很急的约求，她一一婉拒了。“后来来找我的出版社都说，王老师你别着急，慢慢翻。不过我也不会耽误人家的事情，我就是要给自己留点余地，不要让工作变成一个负担。”她也并没有一定的翻译速度，“书跟书不一样，《小世界》10个月就译完了，《瓦尔登湖》就比较慢。有的书里还有拉丁文、法语、德语，简单的自己查查能知道，复杂的就还要去问搞这些语言的同事。有的还得自己抱着一大叠书稿进图书馆，一坐就是一上午。”翻译中的艰辛，是外人很难知道的。
如今的翻译质量，在不少人看来都不尽如人意，比起王家湘那一代的翻译家要有所下降。王家湘则认为翻译确实是困难的，“语言学起来是没有尽头的，如果没有碰过钉子，什么都觉得我懂了，不去深究文化、生活习惯一类的用法，那很有可能就是要出所谓的‘硬伤’的。翻译当中如果不知道那些潜伏的小坑，很容易就掉进去了，而且会根本不知道自己掉进去了。”她提出的忠告，是“一定要多想一下，有的译者把比较难的句子拧一下，符合自己的理解了，后面的就接着拧，或者根本拧也不拧就塞进去，那就越错越远了”。尽管她已经翻译了这么多年，有了这么多译作，她还是会“越翻译心里越害怕，要多看很多遍，觉得这好像就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她翻译的书以严肃文学为主，流行小说在她那里没有什么位置。“我翻了这么多书，只有两本没有太大的感觉，一本是《唯一的爱》，另外一本是《瘾》。”前者是美国畅销书作家埃里奇·西格尔的作品，后者则是一本训诫人不要吸毒的书。“《瘾》翻译的时候，国内正在做反毒品教育，我觉得还蛮有社会教育意义，就翻了。”而《唯一的爱》则是她招架不住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答应翻译的。现在想起来她觉得有点啼笑皆非，“结果读了这本书给我来信的读者最多，其他严肃文学作品的作者反而没多少人给我来信。” 文章很不错，以前读过她的翻译的书，很是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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