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迎接“后京都时代”
全球变暖已从最初的环保猜想擢升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困顿，一个国家未来允许排放量的多寡，将对其生产方式与贸易方式施加影响。在后京都时代，人们最关心的是中国的责任究竟会有多大结束“生态之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会在下周出现在这座印度尼西亚小岛上——过去的近一个月，他看到冰山消失在巴塔哥尼亚的水底，到达南极洲突出的一块狭窄之地，并前往巴西雨林的中心地带。
接下来一周，这个韩国人将导演巴厘岛的新故事。来自191个国家的部长级高官，包括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气候变化工作的副主任解振华，德国总理默克尔、前美国副总统戈尔，以及澳大利亚新总理陆克文等人将相继抵达这里，出席于此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UNFCCC）第十三次会议（COP13）。
巴厘岛会议被看作是“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起点，国际社会期待此次大会能为“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制订“路线图”。
中国未雨绸缪
11月2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东亚峰会时谈到中方主张时说，适应气候变化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在平衡经济发展的同时，正成为一个对世界气候变化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在东盟系列峰会上作出了保证，中国将在五年时间里将国内生产总值单位能耗减少百分之二十，这在本质上与欧洲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百分之二十的目标基本一致。”潘基文12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潘基文对中国的努力给予肯定。
此前五天，由英国首相布朗领导的欧盟代表团和中国政府启动煤炭零碳排放项目。一天后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说，污染减排完成情况将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更早的今年五月，山西省为节能减排决定关停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其GDP总量达1000亿元，占该省去年GDP总量五分之一。
被联合国官员认为在减排工作上“负责任”的中国，即便出现在美国拟定的“长期战略”减排计划的邀请名单中，仍不可能脱离联合国框架下的减排序列。
中国人均GDP刚跨过1000美元，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高增长时期。尽管目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近几年计划建设的电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就超过了西方国家排放量的五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潘家华说：“发达国家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项目向中国转移，这些大规模产业转移进来，中国在第一个，第二个承诺期可以不履行《京都议定书》，但再往后，履行协议的中国就可能被投资锁住，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又将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有很大冲击。”
碳税之争
11月26日在北京访问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对中国发出警告，“中国制造由于没有环境标准限制而使产品价格低廉，而欧洲的公司却要为种种环境标准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消除由此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欧盟应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
课以碳税，是欧盟对于碳排国家实施惩罚的一种呼声。但同一天，《金融时报》称“欧盟正在放弃征收碳税计划，转而推动各产业达成全球自愿协议。”在碳税问题上，欧洲并未发出同一个声音。
早在一年前的12月18日，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即明确反对这种所谓的碳税，认为采取惩罚性措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加入京都议程并非就是非法行为，中国已批准了议定书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并不必承担减排义务。美国虽然没有批准，但是像加利福尼亚这些州已经采取了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政策。”
美国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的竞争力对欧盟造成的威胁是主要的。但一旦欧盟采取针对美国的类似气候变化税的措施，也必然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同为排放大国和贸易大国的中国。
温室气体排放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能源密集型产业比如钢铁、造纸、炼铝业都是国民经济和出口贸易的重要行业。欧盟如开始征收气候变化税，会对中国出口到欧盟国家的产品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企业和产品的能耗高，效率低，按含碳量计算纳税可能要高于美国产品，所以市场价格会随之上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谢来辉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强国和欧盟主要竞争对手美国不承担减排义务，使得欧盟站在更加不利的位置。
有学者担心，在局部减排而缺乏调节措施的情景下，欧盟的产出不仅比在不减排的情景下要少，而且比在全球共同减排的情景下还要少。因为此时美国的产出会增加，市场竞争使得更低效率的技术和设备也会被使用，从而导致更高的排放，抵消一些本来可以激励促使消费方式转移的努力。
局部减排只能产生很小效果，不利于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同时又削弱了欧盟企业的竞争能力。此外新的投资也偏向于美国，因为存在更低的投资成本和技术条件，这样本来应淘汰的能源技术和设备反而更能得到应用。 前些年先发展后规范的思路使得中国环保欠账太多，甚至现在也没真正转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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