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十年改革梦
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从间接调控又回到直接调控。整整十年，中国的中央银行改革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从起点回到起点。1998年取消的信贷规模限额控制，如今又在中国登堂入室。据外电报道，中国央行日前发文要求各商业银行按季度上报明年新增贷款目标,并考虑届时向贷款超标银行发行定向央票等惩罚性措施。
对中国央行来说，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肯定不会重走回头路。在目前货币政策工具对偏热的宏观经济有心无力的情况下，中国央行只有重新回到信贷规模限额控制，否则难有它法，尤其是刚刚结束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行十年的稳健货币政策转向“从紧”。
一种可能的后果是，在这种计划经济式的信贷规模限额控制管理下，中国商业银行系统的资金将被扭曲地配置：国有企业将挤占民营企业的资金、中长期投资贷款将抢夺企业的流动资金，中央企业将占取地方企业的资金，最后将会是失业和通胀并存的“滞胀”光临中国。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法定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于基础货币操作目标、以便影响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充分就业，中国央行上世纪末设置的这一套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货币传导机制，在中国的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彻底土崩瓦解，只有重新求援“祖传秘方”——行政干预。
颇有意味的是，中国央行设置的货币传导机制似乎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目标，从1996年设置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从来就没有精确或近似地实现过年初制定的目标，几乎每年都是和货币供应量目标“捉迷藏”。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这种货币传导机制是注定要失败的，尤其是目前中国人民币汇率窄幅波动、基础货币主要决定于国际收支的情况下，中国央行除了被动地回笼基础货币外，根本就不能主动地调节货币供应量。
而且，中国央行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失败，从很大程度上是失误的货币政策自毁长城。不合时宜的改革、缺乏远见的形势判断，失误的货币政策工具，一起合唱了中国现代央行十年改革的“挽曲”。
一个很明显的迹象是，2003年，中国央行取消以前旨在为通货膨胀降温的邮政储蓄转存款，而在今年，中国央行又实行异曲同工的特种存款，以协助其他的货币政策工具回笼基础货币；2006年中，在投资数据步步反弹的情况下，中国央行又联同财政部联合推出国库现金管理，为泛滥的流动性火上浇油。
在经济形势的判断上，中国央行也很难令人恭维。2003年，虽然中国经济受SARS冲击，但是中国央行错估美联储连续降息的后滞影响以及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惊慌失措地大松银根，从而为2004年“高烧”的投资大开闸门；2005年初，中国央行为了缓和2004年矫枉过正的信贷紧缩，又大幅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以便挤出商业银行的贷款，从而使暂时被压制的固定资产投资再度报复性反弹。
而且，在货币政策的工具选择上，也颇值得争议。根据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从2004年底中国这一轮经济周期的第一次加息起，每次加息的后果都是外汇占款激增，从而使之前的紧缩努力白费，如果说出现一次纯属偶然，但每次加息都是这种后果，难道不值得反思？
与此同时，人民币“钓鱼式”的升值，虽然没有数据表明是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祸首”，但是，自2005年升值后，此前一度增长较为平稳的国际收支顺差突然高歌猛进，难道全是2004年高速投资的产能释放惹的祸？
当然，在目前情形下，无论是价格调控还是数量紧缩，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未必管用，但如果货币信贷不从紧，中国经济肯定会彻底失控。但是，对中央银行来说，他的角色并不是事后灭火的“消防队员”，而是美联储前主席马丁所说的：“当派对刚开始热身时，下令把鸡尾酒盘拿开”。 周小川也许会被载入中国金融史册，不过很可能是作为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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