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Fowler不得不服的葛传槼
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叫：葛传槼高伟士爵士（Sir,Ernest Gowers)曾引述一则丘吉尔的逸闻：传闻诺曼底登录前夕，丘吉尔就登录计划写了一封短札给军情局人员，“你为什么要在这儿用intensive？这里用intense才对！你应该好好读读Fowlerd的英语用法词典。”
登陆作战，兹事体大，丘吉尔竟为一词之用写短札给军情局，除了证明其行事认真（？）外，似乎也从侧面证明了Fowler的英语用法词典之经典。确实，这本用法词典初版至今已近百年，始终风行不衰。而Fowler兄弟也以成为英语国家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英语学习界，名声恐怕也仅次于“灰公”（A.S.H,即牛津高阶的第一任主编A.S.Hornby,姓名首字连起为灰，其人为耆老，故人尊为灰公)。然则——下面要讲一个让爱国青年们肾上腺激素疯狂分泌的真实故事：伟大如Fowler者，也要写信向一个中国人求教！
————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叫：葛传槼。就是这本英语惯用法词典的编著者。
我不知道Fowler向葛请教什么，只知道爱翻Fowler字典成癖的丘吉尔，也被葛传槼先生抓出来一个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二战结束后不久，葛先生和桂绍盱先生着手为中学生编了一本英文文选，其中收入了丘吉尔的雄文“各尽所能”（'Every Man to His Post').当时并没有什么问题。1984年，劫波度尽，桂先生去世（1983年）后，葛传槼先生重读自己当时编选的文章，忽然发现丘吉尔有一个语法错误。
原文中有句：“when I said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other day,that I thought it inprobable the enemy's air attack in September could be more than three times as great as it was in Augist...'
这句话很简单，理解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葛传槼先生立刻看出了句中“as great as”后面的it用错了。因为air attack in September 不能同时又发生在August.
“细枝末节，吹毛求疵。”也许很多人会这样说。
是的，葛先生也这样自称：“I can only plead meticulous accuracy.”（这个称号据说是某外国明哲赠给他的，未知是谁）
但正是靠这样一点一滴吹毛求疵，他编成了今天已成为经典之作的《英语惯用法词典》。
这个葛传槼，是何许人也？
葛传槼是一个神话。1906年9月5日生于上海。没有读过大学，基本上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硬是靠在商务印书馆做学徒自学成才，变成了英语泰斗，乃至后来成为复旦大学英文系的big three（另两位是系主任杨岂深和教授徐燕谋）。陆谷孙在《秋风行戒悲落叶》中，回忆葛公曾致信H.Fowler兄弟，就其惯用法词典质疑指谬，Fowler一读大为佩服，这是葛公名声大振之始。随后就专注于研究用法，成为此方面专家。“学生戏称葛先生有三大法宝：即断定名词是可数不可数，前面应加定冠词不定冠词，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后人回忆葛公，也说他“爱读书，但是只是爱好字词”。每当发现一个新用法，就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也可以从这本字典中看出来。这本书是葛老的心血结晶，据说曾经是英语学习界神话中的神话。严锋撰文说过自己是如何逐字抄写这本词典的（载《万象》）。更近的例子是，我父亲就读同济大学数学系期间，曾经去复旦拜访过葛先生。据他说，交谈内容虽已不记得，但对老先生在英语词汇方面无所不知的风范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本书被他提起，我立刻到处找，忽然发现这本书虽然出了新版，但是很难买到。我问了外语书店老板，据说此书很不好卖，所以曾经有过也被退货，遑论再进了。
我经常想为什么那个时代既无四六级也无托福考试，却出现了许多英语大家。钱钟书的例子也许还只是证明了西学了力量，但葛公的例子足以证明了人的因素，——别忘了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没有BBC和VOA，连像样的学习字典都没有（牛津高阶是50年代的事了）。但是我可以很确定地说，那个时代人的英语水平，远远高过现代。是中国人变笨了吗？——爱国青年恐怕首先要站出来反驳我。当然不是，那是为什么？
PS：说到葛公，有一件逸闻。文革中葛公被迫检讨，检讨书里写自己有“求名思想”。举出的例子是他读到名人的姓有专门的形容词，于是他就想自己的姓的形容词是“Keian”。这又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事。红卫兵叫三名三高提问题以掌握思想动向，葛老问：“‘地修反’是单数名词还是复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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