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启示录(2)
（1）英明的政策与官员1862年，美国正着手开发西部，一位有远见的参议员Justin Morrill为了提供落后地区的农工人员受教育的机会，推动实施了《赠地法案》，由政府提供免费土地用以创办新的“赠地大学”。这个法案使每个州分别获得三万英亩土地，《法案》还允许大学将这些土地变卖，用卖地之资作为学校经费。
随着美国的社会财富日益雄厚，国家对大学的经费投入也逐步增加。见到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获得成功，Morrill和其他参议员又推动实施了新的法案，追加了研究经费和新学科教学的经费，以促成研究和教学并重的“研究型大学”。
尽管有了这些英明的政策和充裕的经费，20世纪初美国的科研和大学仍然落后于欧洲。这时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契机。历史没有让美国人等得太久。二战期间，在美国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主任Vannevar Bush的领导下，有六千名科学家机密地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包括影响深远的对原子弹、雷达、解密算法、导弹和青霉素的研究）。二战结束， Vannevar Bush调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战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的报告，阐述他设计的一整套国家扶持科技，利用科技创造财富的机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大幅度提高科研经费。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所必需的，政府有责任支持、资助这个领域。从1940到1990年，美国的研究经费涨了4000倍。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超过380亿美元。
把国家科研下放给大学。 Vannevar Bush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合同制联邦主义”（Federalism by Contract），其实质就是联邦政府自己不设立研究机构，而是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务交付给大学或私营公司。他与41所大学/研究机构、22家公司签订了二百多个科研合同。美国除了少数的国防机密项目，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都经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基金会、国防部高科技组织、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提供项目，通过竞争方式下放给研究型大学和其它实验室来操作。
引导国防科研产业化。二战时发明的很多技术都有巨大的商业价值，Vannevar Bush 力主由大学（象麻省理工学院的 Lincoln Labs，加州理工学院的 Jet Propulsion Lab）来做这些技术的下一步科研工作，然后经过国防承包商（象波音、Lockeed、BBN）将这些技术产业化。这一系列措施催生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公司，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
美国当局从谏如流，Bush报告中的三点从此为美国现代科研政策定下基调。
《科学——无尽的战线》所力倡的开放式科研和苏联的集中式科研理念上截然不同。国防科技方面，苏联有星有弹，并不比美国逊色。但是苏联的集中式科研与社会隔离，武器做得越先进，社会越穷。最后整个国家陷入经济恐慌，失去科技强国的地位势所难免。而美国的开放式科研，由大学负责创新，由企业负责产业化，每一项发明都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同时也为大学和产业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推动力。
Bush这些明智的政策使得大学在经费上富可敌国（实行“合同制联邦主义”的初期，麻省理工学院就得到一亿美元的经费），大学里面群英荟萃。从此，不但美国大学后来居上超过欧洲，美国的高科技（航天航空、医学、计算机、操作系统、网络……）也迅速产业化，创造了无比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大学教授和毕业生创业成功后，将他们的知识和财富重新输入大学，形成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
在此，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伟大进步的功臣：英明的官员。Vannevar Bush就是其中最卓越的典范。他本人不仅是政府官员，也是有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和卓越的科学家。他在1931年研制成功的“微分分析仪”（Differential Analyzer），是电子计算机的鼻祖。他在1945年写的 “As We May Think”一文，预测了未来计算机、数据库、数位相机、语音识别、Internet等功能，有人因此称他为电脑之父。Vannevar Bush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曾创有名的Raytheon公司，也是美国专利系统的创始人之一。如果Vannevar Bush没有步入仕途，他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作为运筹帷幄的政府官员，他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他的例子昭示我们，教育、科研和经济的进步不但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和开明的政策，也需要具备大师智慧的官员。
（2）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
美国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风格上跟欧洲大不相同。教师和学生在直截了当的氛围中交流思想、学习知识。无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美国教师一般不会对学生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而是采用实验、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丰富生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美国的大学中，教师鼓励学生追逐兴趣而不是追逐“热门”，开明的校规也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转系。我刚进大学时想从事法律或政治工作。一年多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对法律没有兴趣，学习成绩也只属中等，但我爱上了计算机。我每天疯狂地编程，很快就引起了老师、同学的重视。终于，大二的一天，我决定放弃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已经修得的学分，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藉藉无名的计算机系。若不是开明的校规允许我转系，今天我就不会拥有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很可能只是在美国某个小镇上做一个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
在美国的大学，教师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我读书时，曾提出与导师的思路截然不同的技术方案。当时我的导师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他的鼓励最终促使我沿着自己的道路获得了成功。这种因材施教、鼓励创新的教育理念再好不过地体现了美国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3）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
美国的高等院校大多拥有一流的师资，可谓大师云集。在美国社会，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渥的待遇。优渥的待遇保证了师资质量，优良的师资带来学生对老师的尊崇，学生的尊崇又使老师社会地位提升，结果是待遇又继续提高，从而形成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
在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一个教授职位常常有上千人同时申请。当一名青年教师，击败了上千名竞争对手，进入斯坦福大学做助理教授后，他只得到一纸为期7年的聘书。7年后他有50%的机会得到“终身职”，得以终身留在学校。但是他也有50%的可能得不到“终身职”，必须放弃成为教授的目标，甚至失业。这样苛刻的条件下一个职位仍有上千人申请，我们可以想象教授在美国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工作。
“终身职”制度有两个目的。第一，确保教授合格。获得“终身职”教授职位极为困难。申请者需要做多项独立科研、在高水平的期刊发表文章、成功地指导博士生，再经过严格的师资评审制度，由同行教授进行客观考评，仔细衡量对科研的实际贡献，加上学生的评语等，然后才能证明其“终身职副教授”的资格。如此高的门槛，保证了教授的质量，也保证了教授的社会地位。第二、保障思想自由。一旦获得“终身职”，学校不能因为思想偏激或攻击学校、政府而解雇教授，等于提供“终身”保障。
此外，美国高等院校在管理上强调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不鼓励大学办企业、不鼓励教授拿过多的横向项目，以免影响教学质量。大学教授本来就有丰厚的薪酬，还可以每周抽出一天做待遇不菲的“顾问”工作，更可以选择时机留职停薪到社会上创业。所以美国教授没有后顾之忧，也能够公私分明，把在校时间全力投入到科研和教学中。
（未完待续） http://book.sina.com.cn/nzt/spi/yuweilaitongxing/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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