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白居易----影响与接受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一语天然万古新”诗自注：“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陶渊明对白居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在批评史、研究史上已有定论，极少异议。白居易写了一系列对陶渊明表示强烈思慕之念的诗作（据统计有65首）， 还有始于《效陶潜体十六首•并序》、以及以后的《访陶公旧宅•并序》、《醉吟先生传》等全面、系统地叙述陶渊明其人其诗的作品。他甚至自称是“异世陶元亮”（《醉中得上都亲友书以予停俸多时忧问贫乏偶乘酒兴咏而报之》。《白居易集笺校》卷六五）。白居易效陶的诗作从内容上看属于“闲适”的范围，据其《与元九书》对自己作品的分类，所谓闲适诗的涵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从体裁上讲主要是五言古诗，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二八云：“白乐天五言古，其源出于渊明。” 白诗时有得渊明神韵之处，如《唐宋诗醇》评其《病假中南亭闲望》诗：“神韵酷似渊明，‘西簷’二句，亦摹‘采菊东篱下’语意。”《官舍小亭闲望》诗：“太白雪，陶潜诗，随意所会，缀而成文，不相合而相合。”《咏兴五首》诗：“‘出府归吾庐’，胸有真得，信手拈来，自饶天趣，此种诗境的是从渊明脱化而出，但不无繁简古近之别，必以字句形迹求之，是耳食之见也。”“白公之妙，亦在无意，此其所以似陶处也。即如宋人诗：‘有时俗物不称意，无数好山俱上心。’称为佳句。而白公则云：‘有山当枕上，无事到心中。’更为自然。”（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
据日本的学者研究得出结论，“把白居易和陶渊明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至少是最重要的一环，无疑是陶渊明的作品及其人物形象中所包含和表现出来的说理要素。当然，这也是因为白居易本人具有喜好诗的说理性的心性，。”（这里说的“诗的说理性”，是指诗歌内容四个基本要素——A.抒情性、B.写景性、C.叙事性、D.说理性——中的D.。具体见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第一章《绪论》注16。刘维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可是同时，陶渊明作品本身在诗的说理方面提供了最为合适的模特儿，这一点，乃是不可分割的条件。”譬如白居易的《效陶潜体十六首（并序）》诗是在效仿陶诗《饮酒二十首（并序）》的，“从更深层来看的说，可以断定，白居易在取名《效陶潜体》的组诗中，正是因为对全部陶诗中显而易见的说理、谈理的要素——特别是以饮酒为契机的对人生有限的克服，至少是相对的克服——的强烈共鸣，才对之予以继承。” （松浦友久《白居易与陶渊明（上）——以诗的说理性的继承为中心》，引自尚永亮译文，载1987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正是在这里，才展示了白居易自己认为的“陶潜体”之为“陶潜体”的要点所在。其《足疾》诗云：“应须学取陶彭泽，但委心形任去留。”白诗在情感表现上有一个特征，那就是通达识体，省分知足。有一种不忮不求、委运任化的态度。从摆脱形骸之累、追求放心自得方面看，他与陶渊明最为接近。但陶是要归向田园，白却要委顺于仕途，不愿意放弃世俗社会的乐趣而彻底遁入世外桃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其“中隐”思想表明了他与陶潜终究有别。在这种从众随俗委顺情感所支配下，创作出诗歌语言也自然平易浅俗，并由此招致许多人的批评。如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云：“陶乃达人天机，白乃家人琐语。高简，平铺，绝不相侔也。”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也说：“诗之乱头粗服而好者，千载一渊明耳。乐天效之，便伤俚浅。”然而，白诗之“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自适其所适，但道其意所欲言，无一雕饰”（赵翼《瓯北诗话》卷四），实得力于陶诗。
陈善《扪虱新话》云：“山谷常曰：‘白乐天、柳子厚俱效陶渊明作诗，而唯子厚诗为近。’然予观之，子厚语近而气不近，乐天学近而语不近。子厚气凄怆，乐天语散缓，各得其一，要于渊明诗未能尽似也。”柳宗元以屈骚为诗心，哀怨凄怆，故语虽近而气不近；白居易“夙慕陶渊明为人”， “嗜诗有渊明”， 追求平易散缓，故学虽近而语不近。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陶体”，“柳子厚体”，“白乐天体”。 在诗家的眼里，所谓“白乐天体”和“陶体”有着微妙的关系，如方回《跋郑子封诗》云：“和陶诸篇，极有奇思佳语，可谓今人而古学，凡笔墨所点皆是。但时用白乐天体，则不若专效韩、柳以逼之，而后无不近乎陶也。‘主圣如尧舜，臣忠似伊周’，非陶体，乃白体。”（《桐江集》卷四） 后人虽和陶诗，却写出了“主圣如尧舜，臣忠似伊周”一类俚浅散缓的语言而成了白体。白诗效陶，因语不近而精神非，反而成了别是一家的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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