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简化字教育－－希望有多大？
有一点觉得奇怪，上面不少人都将使用正(繁)体字辗转称为复古(因为不好直接指为~)，明明港台社会都在继往开来的使用中，何复古之有?又不是拉丁文，已经是死的文字(语言)，正体字还活生生的跳跃在老老少少千万人的笔下与键盘下，也不感觉有什么不方便。简体字并不就代表现代化，不过就是国家的力量介入，造成既成的事实，这个事实已经存在了，如此而已。它的简体化，并不等同于正体字里面，历史流程中自然产生的简体字，两者完全不一样，他的出现乃是因于政治力量的介入。简体字的优劣，暂且不论，拿简体字等同于现代化，相对于港台现存的事实，就不能够成立。论者只从自身文字的使用史，来看待旧与新，复古与现代。
繁体字使用者学习文史的能力，未必比简体字使用者学习能力强或是好，这还是有努力与智愚的差别，还牵涉到对教育重视的程度，但简体字与过往的断层还是存在着，本来就"有得就有失"。一位使用简体字，且是聪明才智、又勤勉的人，若他自小学习繁体字，他的成就说不一定会更好呢? 这当然可以说都只是个假设。 字是一个载体，相对地稳定是必要的，简化字的人口存在和著作存在已经是事实，也是文化的动力。简和繁现在就并存吧，通用字也没必要灭亡和消失什么。只是以后别再出新字体了，让汉字安稳着—也许文字语言学者有意见，忙于更好的文字是他们的目标。但字不仅是现实着，还是历史着呀，再学一种字体又要费去一个人的多少时光？
现在和以后必然也必须保持简化字的稳定，至少对于国内人来说，90%的知识是简化字的书籍获得的，如果真折腾，很象一种灾难。至少该去图书馆，将书简繁比例就该先去认真统计一下，再做文字确定方向的研究。 识翻用简
識正書簡 转贴一篇：简化字是否引起了中国文化的断层？
人观点：简化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小时候曾看过一份文件，就是简化字总表，和汉语拼音方案。我觉得使用汉语拼音和推行简化字实在是应该算作一大进步。
用拉丁字母代替那种符号拼音本身就是一大进步，使得汉字更容易拼写，而相比古时候的反切之类，那就更容易拼读了。当然，这个相信大家也没多大争议。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简化字的问题。
这个问题肯定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不是像吧中部分吧友所指斥的“无知”。相信有过一番古典文献修养的朋友肯定是欢迎繁体的。用毛笔或者碑刻记录繁体汉字，排印古籍，这是沿袭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了。从汉字成形，就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在近代，却遭遇了致命的一击。先是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推行的白话文运动已经把古典文本换了一番面貌，再是教育改革，使得现代教育像鲁迅在《社戏》里所说的那样，不再为背“秩秩斯干，悠悠南山”而苦恼，但同时，却是挖空了古典民族文化的底子，现在期待一个大学生能有多少古典文化修养是很难的。
几乎民国以前的作品，除了少数散文和诗歌、小说之外，恐怕能了解更多就很困难了。甚至很多人认为浅显易读的《史记》读起来也有难度，就更别提《庄子》《孟子》了。当然五经，老子就更不用提了。而民国的小说作品，像林琴南和苏曼殊，也少为人知。文言文和白话文也形成了一个断层。甚至古白话和当代白话也是一个断层。现代人很多连看《红楼梦》和“三言二拍”之类都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断层。断层效应所引起的一个不好的现象是知识土穰与文学底蕴变得更加稀薄。许多人甚至宁愿读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也不愿意读一下古典文学，其实如果把古典文学当作另外一种语系，把他的注解当作翻译，跟翻译不一个意思了吗？但遗憾的是古典文学就是这样被遗弃的。他们知道文言文的不好阅读，知道外文的不好阅读，却忽略了二者以白话文为中介的传达手段是等价的。
这是从文言文和白话文这两种语体上产生的断层。
但很显然，如果我们把古典文学文本当作一种外来文本一样对待，我们同样能得到一些古典文学的信息，不过如此一来，很多原滋原味的东西就只好忍疼割爱了。在传达中肯定是会受到损害的。但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一类文本不得不作如此的接受。因为他们的存在语境毕竟已经转换过了。
不过熟悉古典书法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很多简体字的简化还有有规律可循的，如果你喜欢行书和草书的话，你就会现，很化简化字其实就是原来的繁体字的草书写法。许多字的字根或许被统一替换成一个简单的符号。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字形的变化也只是小范围的，并没有从根本意义上改变文字的性质和形态。所以汉字，不管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他们依然还是方块字。依然是汉字。依然被中国人普遍认同而被外国人指认为中国文字。他的核心并没有变。
所以，个人认为：简化字或许影响了古典文化的传承，但是影响是很小的。因为繁体字与简体字之间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当然，随着各种字典的出现，对汉字的语源学意义的窥探也不会像想像中那么艰难。 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应用来说，这种差异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看了逑文的逐条回复，恕在下不能认同。
就拿第一条来说，我的回帖为：
逑文说：“就拿英语来比，英语词汇很大一部分，靠根缀法较容易理解单词之义，可简化字呢，从其残弱的形体结构中已很难看出字义来，从这一点上看，简化字连英语单词都不如。”
英语词汇根缀的意义比较确定，如“-er”多表示施动者，“词根+er”是英语的构词的一种词法结构，可词根的意义呢？根本无法从词形上获知。而且，造字和构词在语言学上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将其相提并论并不妥当。就汉字而言，经过数千年形体抽象化的发展，即便是繁体字许多也很难从形体结构看出字义。
逑文把我的话略为“可词根的意义呢？根本无法从词形上获知。”后面的话似乎想指出我忽视词根的作用。
其实我的意思很明显是要反驳“可简化字呢，从其残弱的形体结构中已很难看出字义来，从这一点上看，简化字连英语单词都不如”的观点，逑文的话有些文不对题了。
再如：
slough98：这里的“整体汉语素质”究竟指什么，如何衡量？你如何证明整体汉语素质“下降”？我理解“汉语素质”应该包括汉语的听说读写各个方面。国学的传承和研究——汉语素质，这恐怕不是一个概念，尽管二者存在某些联系。
逑文：听与说是字音与语音的问题，汉音变化大了去了。文字，就是语言的细胞，细胞有病变，字义的理解就是食而不化。奢谈升到系统的语言层面，来运用、应用之精、之巧。
逑文没有回答“这里的“整体汉语素质”究竟指什么，如何衡量？你如何证明整体汉语素质“下降”？”这两个问题，而是一味强调对单个字义的解读，试问：文字学家的单个字义掌握比一般作家、主持人都要好，但作家、主持人的汉语运用水平往往比文字学家要高吧，用你的理论如何解释？
再如说到汉字形体的象形性减弱、抽象性增强，逑文的理解也比较狭隘。从金文到小篆、从小篆到隶书都是汉字形体抽象化的过程，文字学里说得很明白。
其他我不想一一再举了，我认为逑文对繁体字、简体字的态度并没有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的态度，颇有些意气之争的味道。
我同意纳兰如语所引文章的观点。 逑文文中已显出不懂甲骨文，不懂翻体字就写不出好文章的意思
不管是简体还是繁体，史记，离骚。孔孟之道都不会因为版本不同，而有所不同
繁体字携带的古典文学创作不会超过也不会低于简体字，就如同行书和楷书写的古代文学是一样的
我们不会因为繁体字或简体字而不同，这和他国的语言一样都只是工具，但类似李白，等文豪却通过文字上传输个人的智慧和独特的文字才能，
即使中国那些文学先驱出生在其他国家，依然能利用他国的语言工具创作出令人向往的文章，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不会因为工具而有所改变
中国文学传统最可宝贵的就是前人的创作智慧，经验。
即使台湾，香港也是有限的继承，保留了古代文学一些形式上的传统。但是依然没有出现新写出的诗词能达到清朝的水平，更不要说诗词的高峰期盛唐和南北宋。至于小说，半白半文的四大名著，以及各种形式的明清小说依然是不可企及的高度。他们文字反应的内容早已超越了简体和繁体的细小差别了。
现在我们需要普及是古典文学，
就算我们真的要普及繁体字，且不说需要耗费的时间，会繁体字就真能保留传统，带来新一轮的类似唐宋。 明清的创作高峰吗，
英文都没阻止我们看英美文学，繁体字和简体字这小小的问题会直接导致我们阅读，和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和台湾，香港不同吗 轉帖一篇：
題目：繁体字复兴运动事关重大
「盖一民族之进化，并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势力，能旁及邻族吞减，而入侵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为伟矣。虽今日新学之士，问有创废中国文字之讲，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又说：「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记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唯中国文字之独有。」
——国父孙中山
近日一直冷眼旁观关于重新使用繁体字的争论。个人的看法是，作为国家意志做出的重大决定，汉字简化半个世纪后即颠覆，对于国家权威是一大损害。但是，半个世纪在煌煌中国史上毕竟是短短一瞬，无论从传统文化复兴的角度，还是文化演进规律的角度来看，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集体恢复使用正字，应是未来的趋势。
尽管一些简体字来源于行、草中的简化方法，也有些简化字是本来就有的异体、通假字，但总的来说，它们都称不上担负文化传承重任的“正字”，具体来说，作为在庄重场合书写的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简体字传承不纯、间架不美（有过书法学习经历的人，应该有此体会），作为本来是在极小范围内使用的少数派符号，突然承担起全民族通用文字的重担，这本身违背了语言文字发展规律。历史的经验证明，新朝、武周用类似方法创造的“新汉字”，最后都未能善终，最后成为后世考古者研究的“文物”。
常常有人拿秦始皇的“书同文”来力挺汉字简化，认为这有利于国家发展。但是，秦朝书同文的做法，其实是符合历史规律和潮流的，这与汉字简化的出发点不同。中国文字创造之初，与埃及相同，都是由图画、象形文字演化而来的，在经历了早期陶符到甲骨、金文的转变之后，它逐渐定形，成为全国通用文字。但由于古时交通不畅，地区间文字使用存在差异，阻碍了国家统一和人民沟通，作为统一中央集权国家，是不可能允许多种文字并存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布统一汉字标准，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秦始皇发布的汉字标准，与汉字简化有重大的不同，就是他选取的是本已存在的文字，只不过需要确定应该在同一个字的多种不同写法中选择哪种来作为通行文字，而简化汉字则是把原来的大部分文字完全推翻重新再创造，这是斩断历史传承的行为，非常不利于民族传统的保存和民族自我认知。而从文字学上看，新造的字并不是文字自然演进，而是人为造字以适应政令，造字方法并不符合汉字原始规律，因此人们也极难获悉新出现的汉字的原始意义（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从而无法组建严密的字法逻辑体系。
事实上，伴随着汉字简化运动及割裂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行动，人们已经看到了最不愿看到的结局：传统道德文化沦丧，甚至连知识分子也不清楚本已十分成熟的道德契约，社会伦理失序，社会成员缺乏自我约束机制，社会信用丧失，民族凝聚力下降。
1949新政权的建立，确实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但要把过去完全摒弃而建立新文明，这种想法极端危险。这种做法，便利书写的成份，恐怕赶不上新政权朴素的功业炫耀思想。实际上，目前世界范围内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大多有传承有序的文化基础，以一向被讥讽“历史短”的美国为例，它虽然只有200多年历史，但其文化其实是传承不断的盎格鲁·撒克逊日尔曼文化，虽然这种文化走出黑森林时间不长，但它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一脉相承，并且通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其实是十分成熟的文明模式，因此建立了辉煌的文明。日本与我国一海之隔，但却是亚洲唯一没有受到过侵略的国家，除了寺庙中千年不熄的长明灯，传承不绝的民族文化是其强盛的血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当中国人在为《丧乱帖》是否原物争论不休之时，日本人直接找出了比鉴真东渡时间还早的皇室内部收藏文书作为佐证——像这样历史的皇室文物，中国不要说是纸张，即使是金属器皿这样的东西，如不通过发掘地宫也很难找到。即使是明代编撰的地方志，我国也大部分找不到了，非要前往日本才能寻到，中国的文学、史学专家非要东渡才能出成果，这对泱泱大国来说确是一种耻辱。我国国民长期缺乏凝聚力，这与缺乏共同文化传统、文化信仰关系巨大。
正是因为丢弃了本来十分深厚典雅的文化积淀，我国才会出现把满清马褂、瓜皮帽当成传统衣装，把所谓的“民族唱法”当作传统音乐的尴尬局面。无论瓷器、绘画，还是舞蹈、服饰，我们已经找不到传承有序的脉络，文字也只是我们丢弃的许多东西中的一种而已。
抛弃传统文字的恶果是：让本身积淀深厚的文化转而迎合低文化者学习文字的需要和书写的快捷，最后造成高端文化遗失。社会大众与传统文化的通路被阻断，既读不懂四书五经，也不清楚地方历史，连自己的祖宗是谁、家族传承如何也无法获悉，最后社会成员成为没有任何“身前事”制约的“文化赤贫者”，他们会在社会上完全按照自由意志行事，最后出现社会思潮失序、全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混乱局面。
实际上，简化汉字也成为了国家统一的障碍之一。分裂主义分子的一大借口就是：我们连文字都不一样，谈何“同一国家”？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光靠传统道德制约难以运行，但社会的稳定除了法律和政权外，必须要宗教、道德、伦理的柔和辅佐，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其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迅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在学习简化字的同时，应该努力使自己能够读、写大部分正字，从而打开通往传统文化的通路，并将传统文化引向周边，真正实现中国读书人经世致用的传统理想。 简化字写起来慢 逑版主原来也到这个网站来。我是老马推荐来的。 引用第48楼counsel于2007-12-21 13:48发表的 简体好--书写速度提高了,但,失去了方块字的象形字体.繁体好--但书写速度慢,跟不上社会的发展. 逑文 说简体写不出好文章。繁体可以
简体不能译好文章，繁体就可以
把文学传承放在繁体文字上。却不注重对古文章，古文化本身的研究。
对文化传承，和写出好文章是很大程度取决于后人对文学的刻苦研究
就算中国文字不是象形字，中国那些伟大的古代文学家，如李白。孔子也能在非象形的基础上写出好文章
会繁体古文就一定能写出好文章吗，文章就一定是越老越好，就因为他最接近甲骨文，最接近象形。即使你能写出好的简体文章，因为不是繁体就不行了。国外那些不是象形为文字基础的文章难道就一定比中国那象形文字的写出的文章差。难道繁体象形代表文学的好，简体难道是代表文学的坏
我看不出繁体的论语和简体的论语有什么不同，哪位繁体同胞解释下繁体论语比简体好在哪里
Re:goto1
对逑文的意思曲解了。 他把中国现在存在的文学现象归咎于简体字，他认为简体讲不清。繁体讲得清
文化教育简体差。繁体好，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舍本求末的表现
而且前篇的对文字的起源存在玄虚看法。
各国文字起源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中国文字也是自然的事随着社会，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即使没有天，地人。只要有智慧生命，也会形成文字。却要给中国文字带个符合天地人的大帽子，显得与众不同。 有人把简化汉字当成共产党的专利。实际上，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当政之前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是国民党政府，当初也试图推行简化字，只是由于没有后来共产党政府的号召力而半途而废。至于后来国民党出于“凡共产党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政治目的，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攻击、毁谤简体字，在台湾及海外遗毒至今，甚至于多年前《世界日报》还长篇登载《简化字就是红卫兵》这种贻笑大方的文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共产党对汉字简化的主要功绩，就是把以前主要存在于知识界和民间的汉字简化运动转化为国家政策，积极推行，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大陆上推出简体字大概是在195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从劳动量上分析，写起信作起文来，写简字的速度确实是比写繁体要快得多。所以简体字在大陆的推而广之，并没有什么人抱怨和抵制。但台湾方面的“正统派”却常常斥简体字为不伦不类，有违祖宗之法而不能接受。而简体字的始作俑者，正是当年退居东南，后负隅顽抗的国民政府。
而海外使用汉字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Re:Re:goto1
引用第52楼白草折于2007-12-29 13:56发表的 Re:goto1 :对逑文的意思曲解了。
逑文认为繁体字才能传承古文化，才能写好文章
我认为传承文化在于研究者的本身基础，不管是简体，或者繁体只要认真专心研究都有可能
他举的例子都是说现在对古文化的缺乏，以及文章写得不好，译得不好在于繁体字不普遍，我认为这说法根本是有很大问题，文章好坏和译得好坏根本和繁体，简体字没有直接关系。
此外，现代文学存在的质量不高的问题还有本身教育方法不对，如过度注重考试文，不鼓励独立思考，以及强行写不能反应自己观点的文章，这点应该学先秦的诸子百家，去浮夸。注实际，有个人观点，而这些对于繁体，简体都一样
还是文章好坏，能否继承和简体，繁体无管
实际台湾，香港现在文学，也是，没出现如四大名的好文章· 贴文娱乐一下
高深莫测测字术 简体字凶多吉少
古人测字是一门很高超的学问，甚至比周易算卦还准确有趣。北宋徽宗年间，河南开封有一个著名的测字先生叫做谢石。任何人随手写一个字，谢石就可以根据这个字说出这个人的过去未来，不但准确度惊人，而且入情入理。
当时有一个在京城做官的人，其妻子怀了孕，过了产期也没有生下来，便想找谢石测一下何时生产。此人拿着写好的“也”字让谢石看。谢石看了看说，这个字恐怕不是你写的，而是你夫人写的。此人吃了一惊，问谢石何以知之。谢石说“之乎者也的‘也’是个助词，所以是‘贤内助’所写。”那人让谢石再看，谢石说你现在想换一个官职做，但是换不成。此人又问为何。谢石解释说，“也”字填水为“池”，填马为“驰”，你要运动一个官职，但是池里没有水，陆地没有马，所以你就动不了。接着谢石又说这个人家里近亲都已过世，财物也散尽了，因为“也”是“他”去掉“人”，“地”字去掉“土”，所以家里既没有地也没有人了。这也都说对了。
谢石测字神乎其技，靖康之耻后，高宗南渡，谢石也到了杭州。高宗听说谢石测字很准就微服私访。高宗用脚在地上写了个“一”让谢石测。“一”这个字没办法拆，谢石却吃了一惊，说“土地”上写着 “一”，“土”上加“一”是个“王”字，您不是一般的人。高宗听了叫谢石次日进宫，然后写了个“春”字让谢石测。谢石说“春”的“秦”字头太重，压得下面的“日”头都无光了，实际就是指当权的秦桧陷害岳飞之事。秦桧大怒，将谢石发配到岭南。在路上，谢石看到一个人也在测字，他就让这个人测一下自己的名，就是“石”字。那个人说你旁边跟着“狱卒”，“石”见“卒”为“碎”字，兆头不好。又问狱卒姓什么，狱卒说姓皮。那人说“石”见“皮”为“破”字，恐怕你此次发配，有去无回。后来果然谢石一直未被赦免，死在岭南。
这类故事很多，也很灵验。因为中国汉字是神传文化，每个字都蕴涵着神赋予它的特定含义，每个字都是一个生命，它的笔画都不能随便改动的，一改动它的意义就变了。
汉语文字进行了三次大的改动，大力推广简化字，改变繁体字的内涵，化吉为凶。你数一数所有简化字都是化吉为凶，没有一个是化凶为吉的。五十年代民间讥讽简体怪胎顺口溜：“亲不见，爱无心，厂空空，产不生。”
例如把工厂的“廠” 字改成“厂”字，结果弄得后来“厂”里真的什么也没有了，一切都空了。有个长辈从台湾到大陆投资，回台后，对晚辈提醒不要写简体字，尤其工厂绝不能写，大家都莫名其妙。他才说，你看那个“厂”字，上面一根大梁，底下仅仅靠着一根斜斜的柱子撑着，这种工厂，不论你盖得多高，它说倒就倒。
把车轮的輪改成轮，人字下面加上“匕首”，寓意中国人被残害。所以中国大陆车祸比同样使用汉字的香港、台湾多得多，无法比。因为台湾、香港一直使用繁体“輪”，所以车祸就少的很；把黨改成党，是掩盖“尚黑”组织，把中国人民当作儿孙来欺压。
把愛改成爱，使人们不再用心去爱了，所以人们互相之间勾心斗角，互相算计，互相伤害；義字，上面是个羊，羊温驯又善良，羊肉美味滋补，这么吉祥美好的东西，正好用来祭祀天地神明当供品。简体的“义”，一个大叉叉，再加上斜斜的一点，叉叉已经不是好东西，再加上三画都是斜斜，这个简体的义，真是斜之又邪。所以讲的信义，千万别当真，当年国民党不了解的简体“义”字，结果二次国共和谈，都吃了大闷亏，还好逃到极力保存正体汉字的台湾。
戀，再看戀这个字，古代的戀字这两条绳子是用来拴住对方的心的。恋字中间这“言”，甜言蜜语，才是恋爱的主角。古人要告诉我们，闲也好忙也好，恋爱要不断的谈，你侬我侬，情话绵绵，才能像二条绳子紧紧拴住对方的心，只有一条还怕拴不紧呢！简体字的恋是什么涵义呢？亦当“也”讲，亦心即也有心，是有三心二意的意思。所以现在大陆是多婚多恋，朝三暮四，包二奶的特多，离婚的也特多。
东洋景的戳破
汉字简化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把汉字加以简化这项工作，一是指被简化了的汉字。后一含义一般多称为简化字。简化字是繁体字的对称。同一汉字，简体比繁体笔画为少。简化字旧称破体、小写、简体字、简易字、简字、手头字、俗体字、俗字。简化汉字，在古代是汉字形体的自然演变，到近代是字形的有意识的改革。
汉字的简体 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汉字就有了简体。发展到小篆时期，很多字体简化了。到了隶书和楷书时期，简化的字体更多。在汉魏六朝的碑刻中，在唐代的写经里，都有不少简体字。宋代以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流行的范围，数量也大大增加。到了近代，太平天国在其文书以至玉玺上都使用简体字。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提倡简体字的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1921年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提出了整理汉字的办法：限定通俗用字在2000汉字左右；减少笔画，第一步采用已有社会基础的简体字，第二步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加以简化。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由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联署。这个提案是把简体字作为运动推行的号召。提案指出:“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提案主张把这种过去只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正式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上。
钱玄同把简体字的构成归纳为8种：①全体删减,粗具匡廓（如“□”作“龟”；②采用草书（如“□”作“为”）；③仅写原字的一部分（如“□”作“声”）④原字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如“□”作“观”）；⑤采用古体（如“□”作“云”）；⑥音符改少笔画（如“□”作“灯”;⑦别造简体（如“□”作“响”）;⑧假借他字（如“□”作“几”）。
此后,接连出版了几种系统整理简体字的书籍: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胡怀琛的《简易字说》，书中提出 9种简易字汇,除日本字、译音字、复音字外，收简体字
300多个；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根据《古烈女传》等12种书收简体字1600多个，反映了八九百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同年，北京自清榭出版卓定谋的《章草考》,收集了106种章草资料得章草3000个;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国音常用字汇》说明中指出:“宋元以来有一种通俗的简体字,旧称破体或小写，其笔画较普通之体锐减，赴速急就，颇切实用。现在应该把它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故本书对于习见之简体字，酌收若干，用小字附注于普通体之下，以示提倡。”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同年,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上发表《550俗字表》。1934年，钱玄同又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1935年，在钱玄同的主持下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字2400多个。
1935年新春，上海文化界人士陈望道等组织“手头字推行会”,选定第一批手头字300个。二月间由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联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在简体字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到1935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这个简体字表是钱玄同主持编写的《简体字谱》草稿中的一部分。到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通令收回。这个时期，其他的简体字出版物有：1936年10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容庚的《简体字典》,收字4445个。都本草书,省笔而不失旧形，保持原字轮廓。1936年11月北新书局出版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其中来自草体的占48％,来自俗体的占40％,有些字经过作者改写。1937年5月，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时期，简体字的发展主要在当时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油印报刊采用并创造了许多简体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仅解放区使用的简体字在全国广泛流行，而且经过有组织、有领导的搜集和整理研究，最终公布了全国通用的简化字，确定了简体字的合法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简化汉字工作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当时依据的原则是：整理已经通行的简体字，必要时根据已有简体字的简化规律加以适当补充，所选定补充的简体字，以楷体为主,间或采用行书和草书,但注意容易书写和便于印刷;简体字的选定和补充,以最常用的汉字为限，不是每一个繁难的汉字都简化。后经过征求意见，决定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于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在《第一批简体字表》基础上，经反复研究和多方听取意见,于1954年底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草案分三个部分：①798个汉字简化表草案；②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③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1955年2月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50多种报刊上试用。1955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委员,郭沫若、马叙伦、胡乔木任副主任委员,张奚若、沈雁冰、许广平、朱学范、邵力子、张修竹、项南、徐忻、老舍、曾昭□、邓拓、傅彬然为委员。1955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征求意见结果提出修正草案。删除原草案中的《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和《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并把798个简化字，减为512个,增收简化偏旁56个。修正草案经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简化字由512个增加为515个，简化偏旁由56个减少为54个。
修改后的修正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1月31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
《汉字简化方案》共分三个表。第一表为已经大部分报刊使用,即可正式应用的230个简化汉字。(表1《汉字简化方案》第1表) 《汉字简化方案》第1表续第二表为先试用两个月,经过修正再正式推行的285个简化字。(表2《汉字简化方案》第2表)《汉字简化方案》第2表续第三表为先试用两个月,经过修正，再正式推行的54个可类推的简化偏旁。(表3《汉字简化方案》第3表)
经过试用，《汉字简化方案》中的三个简化偏旁作了修改:□（金）改为钅,□（□）改为鱼,乌（□）改为鸟,乌作□的简化字。此外,三个简化字作了调整：娄（□、□）改为娄（□）不兼□，彻（□、澈）改为彻（□）不兼澈，仓(□、□)改为仓（□）不兼□。
简化汉字的原则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约定俗成是在社会习惯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尽量采用已经流行的简化字，只作必要的修改补充。这是为了既照顾初识字人的容易学习，也照顾已识字人的使用习惯，便利简化字的推行。稳步前进是不把需要简化的字一次解决，而是分期进行；每期简化的字,也不是一次推行,而是分批使用。
《汉字简化方案》的简化方法是：①保留原字轮廓。如“□”作“龟”、“□”作“虑”②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而省略其他 。如“□”作“声” 、“□”作“医”；③改换笔画较简的声符。如“□”作“拥”、“□”作“战”;④另造新形声字。如“□”作“惊”、“□”作“护”;⑤同音代替。如“里”代“□”“丑”代“□”；⑥草书楷化。如“□”作“专”、“□”作“东”；⑦会意。如“□”作“众”、“□”作“从”；⑧用简单的记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作“鸡”、“□”作“欢”、“ □”作“难”;⑨ 采用古旧字体。如“□”作“尘”等。
1964年2月24日，国务院又批示:《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用作偏旁时，也同样简化；偏旁独立成字时，除讠、饣、乡、钅四个外,其他也要简化。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这个批示编辑出版了《简化字总表》。《简化字总表》分为三个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1986年 10月重新发表时又删去“迭”、“象”两字）。
《简化字总表》中有少数字附有注解。例如干是乾(g□n)的简化字，但乾坤的乾(qi□n)并不简化；吁是□(y□)的简化字，但长吁短叹的吁仍读x□等等。
《简化字总表》有两个附录：一个是1955年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39个选用字，这些字习惯上被看作简化字。二是更改了的原来使用生僻字的地名。
海外一些国家华人社会的汉字简化 1969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供华人社会之用。其中大多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不同的只有67字。如场作□、开作□等。新加坡把这些字称为异体简化字。1974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2248个。其中只有10个是中国尚未简化的。如窗作囱，要作□等，其余的都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相同。1976年5月,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又对《简化字总表》进行修订,颁布《简体字总表》的修订本,删除这10个中国没有简化的字和67个异体简化字，做到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于1972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研究拟订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使用的简化汉字。1981年2月28日出版《简化汉字总表》，收简化字2238个，也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一致。
泰国教育部本来规定兼教华文的学校一律不准用中国公布的简化字教学,后来联合国接受中国的简化字,国际上也都承认，于是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允许一部分兼教华文的学校教学。1983年12月18日又同意所有华文学校都可教学。泰国教育部还通知各有关部门发行简体字与繁体字对照的手册，并在兼教华文的小学课本上附加简体与繁体字对照表。
一些使用汉字的国家的汉字简化日本的简化字 日本使用汉字有1900多年的历史，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化字。1946年11月16日日本内阁训令第二号，内阁告示第三十二号公布为数1850个的《当用汉字表》，其中有131个简化字。这131个简化字中，与中国相同的有53个:宝、参、蚕、惨、痴、虫、担、辞、胆、当、党、灯、点、独、断、堕、国、号、会、挟、尽、来、礼、励、楼、乱、欧、麦、寝、区、声、湿、寿、枢、属、数、双、狭、献、学、医、余、昼、嘱、装、壮、状、随、台、体、万、峡、旧。字形稍异的有9个：
中国：触 写 条 窃 与 誉 炉 殴 称
日本：□ □ □ □ □ □ □ □ □
南朝鲜的简化字 1983年 4月26日南朝鲜《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化字90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其中与中国相同的有区、国、欧、旧、担、断、独、当、胆、党、乱、礼、宝、寿、属、数、湿、声、辞、随、医、余、蚕、嘱、虫、会、学、献、号29个,字形稍异的有□、□、□、□4个。
（叶籁士 傅永和）
06年教育部说：识繁用简
大老粗马英九说：識正書簡 性命，命运也分简体，繁体，挺有意思 年终了，都要作一小结。这个回复还不能算作小结
1. 汉族的一文一字都有来历。汉文字其来有自于当时的生产、生活、环境（自然的、人为的），就是生发于人们对主客观事物的认知。人们把这些认知描绘下来，即成为一文一字的初形，这样的做法，决定了汉文字的形与义之间有着必然联系。汉文字的形体构成，与先民绘文造字时的构意（即当时的人们所熟知的常识或常理），合力反映着主客观事物（也就是字义）。形构部件是字义的载体，构意是对形构部件的逻辑组织，二者使字义鲜活地存在于字形中。可以说，汉文字是线条化的形象化的具体而微的主客观事物，辨形利于识义。
2. 汉文字与传统文化有关系。传统文化源于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存在于彼时的生产生活中，系联于彼时的客观环境中。汉文字的创造与使用，同样反映着彼时的历史文化。了解历史文化，对理解文字形与义相关的理据大有助益；判读汉文字形与义内在关系的过程，也是对历史文化一定程度的再现。
3. 汉文字形体演变的复杂性并未掩盖汉文字形与义的相关性。据可见的资料和材料，汉文字形体的演变确实非常复杂，圆曲平直、多少繁简，不一而足。但从源至流一路追踪下来，甲金隶篆繁之间的形体演变的渐进性、理据性还是很清晰明了的，相互之间形似的程度还相当大。形似的现象说明了汉文字形体演变的一源性，书写的便利及一统的需要，虽然多少改变了汉文字的形体外观，但并未改变汉文字源于生产、生活、环境的事实，并未改变汉文字形与义的相关性。
4. 历史地看待汉文字的简化。据可见的资料和材料，汉文字甲金隶篆繁这一脉相承的体系里，就已经发生并存在着形体省简的现象。省的是汉文字的部分构件，简的是繁复的线条，并的是组成构件的合体。这种省简现象不同于现今流行的简化字所表现出的以不相干的构件代原有的构件的现象。以不相干构件代原有构件的做法，事实地割断了汉文字形与义的相关性。这样的做法导致了废形伤义、见形难识义。而且，从理解与记忆的角度来看，简化字是一笔一笔的笔画式的书记，而繁体字（当然得置于甲金隶篆繁的文字体系中）是构件式的模块式的理解与书记，其理解与记忆效果优于简化字。
5. 一文一字解不透，词句篇章难参透。从学与用的角度看，汉文字就是工具。善其事利其器，简化字难担当。在甲金隶篆繁的汉文字体系中，识文断字易于知义记形。长期以来的简化字教育，浮于知其然的层面上，难于深入到知其所以然的层面上，汉文字学与用的效果也大打折扣，汉文字能力的降低已经有一定的共识（如高考错别字扣分）。原因有二：一是古文字研究时晚力弱；二是现行的简化字及所谓的用简识繁（识繁工作几乎没有），阻碍了古文字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文字教育效力。以现实来看，后者对文字教育知其所以然的阻碍尤甚，对文字教育效果的不利影响尤大。若想使汉文字教育深入到知其所以然的层面，若想积极改善汉文字教育效果、提升文字理解与运用能力，就必须正视汉文字形与义的固有的相关性，就必须理顺汉文字体系的形体演变正轨，把古文字研究成果有效地转化到汉文字教育的实践中去。
基于以上几点，与简化字相比较而言，繁体字在文化传承上，在提升汉文字教育效力上，在激活汉文字固有魅力上，都是适宜胜任的角色。在汉文字传承脉络中学用繁体字，必然要付出较大的成本和努力，但以长远眼光来看，所要付出的成本和努力仅仅是一时的，其所取得的成效将是历久弥新的，复繁的做法也会随着古文字研究成果的持续转化而愈发生机盎然。 又想起了一个话题：前一阵子，文艺界在人大提案时提出复繁的议案，引发了网络上的一片热议。不想对文艺界的提案说些什么，只是有个疑问：这样的提案本可由学术界更有说服力提出，何以由文艺界提出，仅仅是因为学界对简繁之争没有高下之分而无一致意见吗？
学界对繁体字在甲金隶繁的汉文字的传承体系中形义相关性有着更为清醒理性的认识，研究人员对古文字与繁体字在形似一源方面的认识并不含糊，对简化字偏离了汉文字形义相关性的认识也并不模糊，何以不能理直气壮地力挺复繁的提案，是什么原因呢？拙浅的认识有二：一是对汉文字的研究，尤其是传承的汉文字体系（简化字排除在外），仍处在不完全不彻底的状态，全面性的研究成果转化时机尚不成熟；二是简化字推行时久力强，习非成是，在师资力量和社会认可度上复繁的难度较大。
但对这两方面拙浅的认识，愚以为，仍不是复繁不可的充分理由。理由也有二：一是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足以说明排除简化字的汉文字体系，形义相关性是显性的，汉文字形体内含的文化魅力是值得传承的，从传承与实用的两方面的角度看，繁体字优于简化字；二是以繁体字的识用来重显汉文字的民族文化特质，在社会认可度上重塑汉文字的文化理性形象，不可仅局限于院校研究所内，不可仅局限于大众阅读类的普及性的读物上，应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小学、甚至是幼儿教育中，这是重建汉文字自信力、甚至是国际影响力的佳途。这样的做法，对提高文字的工具效力，对切实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果，对永葆汉文字民族文化特质，是长久永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