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主和农民的博弈：资本主义的困境
国家、地主和农民的博弈：资本主义的困境韦伯认为中国人的营利欲是异乎寻常的，并把它归之于国人无与伦比的勤奋和劳动能力。他说，这种商业的营利欲，配以自18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经历的巨大的人口增长和贵金属储量的持续递增。这在欧洲人看来，应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好机会，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因何在？这是韦伯提出的悬疑，也是世人所关注但没有理想答案的迷。
韦伯试图从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的解析中，找到部分的答案。韦伯认为，在中国的发展中，与西方形成尖锐对立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18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的时代特征——农业人口的巨大增长、小块土地经营和生活方式的素朴。相反同时代的欧洲，却是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农业经营的大型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既是韦伯的疑问，也是我们的不解。
封建制度与财政制度
耕地共同体
对上述疑问的探求，韦伯首先是从与封建制度紧密相连的耕地共同体开始的。我们知道，封建制度最主要的方面体现在农业制度上，尤其是表现在对农民和土地的占有、支配和使用上。我们在这里要明确的前提是：农民与土地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韦伯认为，在封建时代，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由于战争的威胁或纳税、借贷的欠债，只能投奔有产阶层——封建主的门下，成为封建主的佃户，为之提供贡租和劳役。这实质上说是一种兼并状态。对于这种兼并状态，基于政治危险的考虑，政府竭力抑制，但一直未能成功。韦伯把这种兼并状态称作耕地共同体。事实上，耕地共同体是政府有意无意地造成的。
韦伯举了唐朝624年的例子对此作了说明：耕地共同体是政府为了便于收税而按一定的行政单位组织起来的，这种共同体的特征是集纳税、徭役和征兵为一体，以户及其有劳动能力的丁作为纳税单位，进而联合成为人的责任联合体。古代的村庄同时也是一种拥有广泛自治的联合体。因此可以说，这种耕地共同体是封建制度的共生物，又是财政制度造成的。实质就是地主经济。其中的细节又是怎样的呢？
韦伯说，可以肯定的是，几千年来，宗族是地主经济产生的源头。对此，韦伯是这样推定的，最初，兵役和公共负担均由宗族分摊，族长负责。在私有制确立以后，家庭成为土地的占有者或使用者，族长的职能被最富有的地主所取代，这样有威望并且在聚敛财富的机会中享有特权的“长老”变成了地主，日益贫穷的族人则成为他的佃户或隶农。
在公元前4世纪，只允许官家占有隶农，由主人替他们纳税。当时，每家最多可占有40名隶农，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地主与奴隶经济的规模比较小。韦伯说，中国历代都有奴隶制，但是，其经济意义只有在通过商业和国家供应大量积累货币财富的时期：作为债务奴隶或债务隶农，才显得真正重要起来。事实也的确是这样。
基于调节兵役的农业制度改革
农业制度是不断变革的，韦伯强调但历代农业制度的变革总是来自政府，并且总是与调节兵役和纳税义务有关。韦伯说，基于政治安全的需要，政府为了不再使各地封建主拥有兵力，进行全国性的普遍武装解除，同时也确立了私有财产不确定的历史。土地为农民家庭所拥有，但新的负担——赋税、徭役和新的兵役又加在了农民的头上。如何对这些新的负担作出理性的安排，这对国家的发展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导致了儒士各派的对立。这种对立可能是中国各个朝代都要面对的问题，但在11世纪蒙古大军压境之际曾表现的十分尖锐，当时一切社会改革者所面对的中心问题始终是维持或创建一支足以抵御西北蛮夷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和为此所需的财政手段：货币或实物支付。
对此，并非中国所特有的典型手段就是：1、按户组织连带责任的强制性的联合体；2、在此基础上，根据财产把地主划分为不同的纳税等级；3、保持并增加有纳税能力的农民的数量；4、抑制财产积累及荒地或粗放耕种土地的出现，具体的政策是确定最高财产限额、把土地占有权同有效的耕种结合起来、开辟移民地并以每个农业劳动力得到的平均土地占有份额为基础对土地进行可能的再分配。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证国家可以获得稳定的应该获得的充足的税收，同时抑制封建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扩张。因为可能，封建主随着土地和财产的累积所达致的后果必然是势力的大增，加大了对抗政府的筹码，可能会对政府形成政治危险，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土地和农民基本一定的情况下，财产的多少也应该是一定的，如何从封建主和农民身上获得更多的财税，也是政府的目的。
基于军事的目的的财政税制的改革
韦伯分析出，由于计量技术的落后，中国税务管理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土地登记方面同样如此。因此，一千多年来，不是以地亩，而是以家户为计算单位。这样家庭成为纳税单位，而不是土地作为纳税单位。这就是中国典型的人头税制度。事实上，这种人头税制度总是随着纯土地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较早的是实物比例税，这种税开始时所占纳税比例极高，后来所占比例较低；后来又出现了根据土地好坏确定实物税；到唐代宗时尽管实行了货币税，但780年的欠收又被迫返回到实物纳税上。国家推行货币经济的尝试其最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建立一支切实可用的军队——雇佣军。
税收形式不断地变化原因，韦伯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可靠的收税科层。货币税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是在明朝以后，因为庞大的谷物收入、大量的丝绸收入和可观的银两收入，成为国库的基础。到了满清帝国，国家的安定，捐税的降低，使得对土地的义务以及对土地耕作监督的最后残余被根除了。
由此可以推断出，基于军事的需要，国家财政税收制度基本上是与之相适应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土地和农民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军事的至关重要性，在没有别的经济收入作为支撑的情况下，财政税收既是它的支撑也是它的表达。而作为财政税收唯一来源的土地和农民成为这个链条的关键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事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土地占有、分配和使用以及财政税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农民作为附着在土地上的主体，其境遇也是由上述军事因素决定的。
基于财政收入的税收改革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秦朝以后的两千年中，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服徭役，从事义务耕作。与之相关的宗族及其组成的保甲都是纳税责任体。此外还规定了土地的最高占有量和迁徙权，所有这些措施对所有农业人口是切肤的现实。正如前面所述，由于建立土地帐的困难，捐税和徭役负担转嫁给了家庭。与此相连的是，财政当局为了提高税收和徭役负担的数量，鼓励甚至强迫分家。这可能对中国典型的小生产的出现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韦伯认为，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影响又相当有限。从经济的层面看，这种影响应该是深远的。
这一措施虽然阻碍了更大生产单位的出现，但从实际的后果却促进了农民宗族的聚合，而宗族实际上是纳税责任联合体的骨干。由此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没有破坏耕地共同体，反而是使这种共同体得以聚合。
韦伯说，在中国历史上，一切打算造成份地原则意义上的财产平等的尝试，都由于行政手段的不足而一再失败。尽管这种要求只被几位能力非凡的皇帝在短期内有效地贯彻过，多数情况下则一再碰壁。而这种尝试造成了一种明显的后遗症：所有人口阶层都反对中央政权的任何干预。其原因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要求并不是税收包干，而是要把除地方需要之外的剩余都置于它的支配之下。国库农业政策干预也同样遭到失败。
基于财政收入的土地分配
这些干预活动在形式上完全取决于徭役财政。在始皇帝的私有财产确立后，土地分配经历了种种变化。如前所述，在国内严重动乱时期，大地主经济往往应运而生，伴随它的是赤手空拳的农民把自己交托于人。而地主最高财产限额的思想自然导致总是把农民束缚于乡土，确切地说是束缚于责任联合体内。
面对具有政治危险的地主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公元4世纪时东晋首次宣布了土地逐级国有，其意图是实现全面的徭役整顿。北魏时，曾颁布均田令，甚至唐朝也出现过均分土地，但不久又出现了非常自由的土地交易，均田的试验失败了。特别是公元780年的新税制实行以后，因为政府对服兵役和徭役能力的关心程度又减弱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这些措施都同财政及军事需要有关。
均田制失败后，政府满足于通过干预租税构成来保护农民的利益，一再强调严禁为了私用而要求派徭役，尤其是派信差和驿马。免服徭役的官员利用这个机会聚敛土地、大发横财，因此朝廷专门规定了土地的最大占有量。这一干预造成了土地所有的极不安定的特点以及对土地占有摊派的负担，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对土地的任何改良。
中国一再受到财政和军事破产的威胁，这些困难成为许多土地改革试验的动因，引起人们对方针路线的关心。11世纪王安石的变法就是一个例子，而变法的重点是军事财政。
始皇帝全国武装的解除，并未获得天下的太平。帝国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徭役负担和兵役负担。长期的财政危机迫使政府于1049年缩编军队，而当时帝国正面临北方蛮夷的入侵。在这种形势下，王安石试图通过一场理性的改革，为建立一支应付自如的能派上用场的军队创造资金条件。实际上，这次改革是想通过有计划地补贴、调节农作物的种植、通过中央政府手中垄断的有计划的粮食销售制度，同时通过用货币税取代徭役与实物税，来创造货币收入，获得资金创建一支强大的国民军。事实上，它很象垄断银行政策与粮食储存政策，这种政策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基础之上。
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了反对，原因是：制度的本身军国主义性质不仅危及到官僚的威望，而且可能导致起义；商业的取消危及到纳税力，同时也没有相应的行政班子，很难收缴到货币税；专业官僚的缔造危及到儒士的俸禄利益，改革危及到后妃的权力利益。这样失败具有了必然性。
此后，政府对土地分配的深刻干预也曾多次出现，甚至用没收的手段，来增加国家财政，解决财政和军事破产的威胁。
总之，在韦伯看来，由国家主导的、基于财政和军事对土地和财税制度的变革，体现出国家的强势地位，主导面是由国家决定的，但是，地主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从来就没有放弃自己的对抗，因此，使得国家关于土地和财税制度方面的变革不是失败就是大打折扣。
在国家、地主和农民三者的博弈中，国家始终处于主导的层面，想尽办法和手段，不断获取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地主可以利用国家某些方面的弱势，来阻挡国家的变革，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农民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始终处于无权的地位，在国家和地主的博弈中，漂浮。
在韦伯看来，正是由于国家的主导性，封建主和农民的从属性，使得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了一种困境。对这种境况，韦伯是这样说的，基于国库收入性质的土地改革，没有产生理性的农业大生产；政府对土地的任何干预都引起了全体农业人口的嫌恶。政府保护农民的政策——反对当官、作生意和收税收租积累的财产变为田产，说到底这是反对资本主义积累的。 对材料理解的不是很深入 欢迎大家批评和指正因为相关的东西看得很少 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啥看法 说一下 对不对 都不重要关键是有道理 先把格式改得正式一点吧，我觉得看不出本帖的体裁。
当然，我本来就没有这方面的素养。 好 没问题 韦伯谈中国历史？ 他谈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相互间的关系。这个东西不是纯历史。我认为是这样。 呵呵 谢谢关注 引用第6楼bestrose于2007-10-23 08:41发表的 谢谢 说的在理当然有很多不足之处 在下有几点建议，斗胆陈于楼主案前：
1、文章标题是否可以修改一下，是否可以尽量小一点、具体一点和实在一点，按楼主原定的标题大概只有韦伯这种大师敢写、敢用；
2、恕在下固陋，拜读大作之后，我不能理解楼主的用意何在？楼主是要写一篇书评还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抑或是对农民的研究？
3、历史研究中有三点东西在下认为最为重要：一曰时间、一曰地点、一曰事件，楼主可否在文章先说明所研究的是哪个时代、那个地点的什么问题
4、韦伯是伟大的学者这毋庸讳言，但在下以为仅限于对于西方世界的研究。对于东方问题，他建立在大量二手资料基础上的研究顶多只能说是给当今学者提供了一个思路而已，建议不要太过沉迷其中，对于用韦伯的框架来分析中国问题，则应更慎之又慎！
5、如果楼主立志研究农民、资本主义等实证性较强的课题，建议多读一点原始资料，不必在这些舶来品上费太多的功夫！
在下语出狂悖，万望赎罪！ 呵呵，有几个观点和我前段时间思考的竟然高度一致，不过我没看过韦伯的这类书——呵呵，有点沾沾自喜。但是不知道兄台从韦伯的那部著作分析的？请兄台能否按学术论文的格式来写一下？也可以方便其他人的讨论和参与。谢谢了。 个人臆想，是“一念之差”。
比如，火药的发展，发明的始祖是中国人，但是将之发扬光大并推之极致的是欧洲，为什么，难道中国人没有智慧？不好说，但我更愿意认为，火药的发展之路有若干条，中国人只是选中了一条，用于仅仅类似制造玩意儿的小径，而外国人则选择了一条康庄大道。再比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物理学的著名的几大定律，可以说都是外国人选择了康庄大道，而我们选择羊肠小道。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一念之差”，而且是习惯性的，中国人肯定也很早就知道树上的苹果熟了是往地上掉的，也知道水开了会把锅盖会顶起来的。
为什么同样的现象，各入法眼会产生不同的观念呢？
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差异，很多人做了很多的推测，似乎都有道理。
所以，个人觉得可以用以上的观点来解释楼主的“18世纪初叶以来，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也很有价值。 看来大家还陷在“资本主义萌芽论”中，难以自拔。资本主义这个东东是外来的。但中国就有一些人不相信这一点，觉得以我国之富庶，不会有自己没有的东西。因而，皓首穷经追寻明清时期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对于这一点还是要佩服老外。华裔学者王国斌教授早就在《转变中的中国：欧洲经验的中国局限》中，提出一个中西对比的基本概念，即不要只问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产生，同时还应该搞清楚为什么资本主义独独在西欧发端，为什么西方有的东西中国没有，而中国有的东西，西方又没有。只有通过这样双向的比较，大概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答案。 楼上说的不错，要进行历史研究，首先得破除从小强行塞入我们大脑的观念，这些观念很多时候是别人希望我们如何相信，而并非事实如此。 网上有一篇“地主之殇”的文章，大家看后估计都会陷入深深的沉思。该文长达2万多字，文词优雅，情调感伤，是作者自己的家族史的客观叙述。我是边看边流泪。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重农抑商是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士农工商的等级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农民起义,但是仔细看会发现,农民的地位并不是很低.商人是不能比上农民的,有的时候甚至有商人的儿子不能参加科举的规定,没有商人的发展,如何会有以商品自由流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是这篇吗？
地主之殇
一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耻辱、羞愧、畏惧或者种种不堪，我都难以理解，父亲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拒绝回忆的习惯而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爱唠叨过去的痕迹。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的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辈就枯涸了，我像一条没有源头的细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干。但这是不合逻辑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样如同传说一样难以亲近，我相信父亲和我都永远根据在那个庞大家族的废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隐秘梦影里，在浩淼难问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们两代人在苦难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窥见父亲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后。那是 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在一面血红的D旗下似乎安详了，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褴褛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 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他官居正七品却从未还乡也从不提起，这使我们姐弟皆讳莫如深。这些从深山远来的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族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二
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那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伤心之地。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在三峡的背后，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个至今还偏远穷荒的地方。
顾名思义，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个在遥远年代就已失去国名的僻野。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现在则划归金果坪乡----也就是……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个书记杀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两里之内仍无人烟。翻过老屋背后的山崖，就可以看见清江在500米下的绝壁间涣涣流淌如永不干涸的泪腺。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们唯一的主粮。可以想象，50年前，那里该怎样的蛮荒。那时，村民去县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 ---老天不为难就多打三五斗，缴皇粮，然后自给自足，安身养命。他们不知道主义，不相信D派，甚至也不关心改土归流。他们已经遗忘了来自何处，不了解巴 楚之别，只知道他们所处的国家永远是乱世，他们只想勤扒苦做，做一个太平世界的良民。
三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可谓泱泱大国；虽然早已实行郡县制来 管理，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编长莫及，多数领域仍属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个县令的地方，规矩也是一个人独自去上岗，秘书[师爷]还得自己出钱雇请。至于少数民族地区[蛮夷之地]，则从当地的世家望族中择封一个土司，由其世袭自治。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 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报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 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 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 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四
中国古代的流民迁徙是历史永久的悬案----在今天看来都很蛮荒的地方，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发现并开拓的，这实在不可思议。石板村位于巴东、鹤峰和建始三县交界的高山峡谷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从地名也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在那里的山顶可以俯视清江，但百丈绝壁使得他们长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还乡时，发现我堂兄依旧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生活。
一直相信我们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郑国公的苗裔，史称“板盾蛮”的那部分爱唱竹枝词杨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先祖。白云苍狗数百年，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辈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无从想象。
祖父郑公讳振略，大约诞于光绪初年，派称幺房。至少在民国之初，祖父这一支还很贫寒，而他的堂侄----其长兄之子郑永阶，则已崛起而为野三关杨柳池一带十三乡的联保之长了。永阶堂伯大约在当时当地是曾经风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围子和民团武装，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还有其碉堡的残迹，而关于贺龙攻打郑家寨的故事，仍依旧在民间流传。事实上，永阶伯一支正是在被贺部打破砍杀之后从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8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他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绋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 付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 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60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 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五
1940 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磐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他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六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那个早上，阳光渗透着初春的芳香。整个家族除开祖父之外，都簇拥着这个唯一能去州府的学生离开家门。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树下，露水滴嗒自叶间滑落。父亲一步跨过了乡界，他的灵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 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 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班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 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 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 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1951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D，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 将另文专述。
49 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 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八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 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 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 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 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九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这个D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 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D 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含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D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是,D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D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 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
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D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 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在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D史研究,可知笔者不诬。
十
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 痛。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 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年的鄂西百姓， 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 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 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 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D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 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十二
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 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 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 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 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 抄。
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 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 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十四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 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D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 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 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 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 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 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D的政策,与 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 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 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
十六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地下D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12。9后被D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 加……，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1947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 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 解开脚镣。一个为……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D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 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 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63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 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十七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 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必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 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 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 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 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 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 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 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他穷 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 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 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D也是在野D，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D合作，共D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D 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D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 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 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D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 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D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 地，必将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D，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 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1921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 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D在 1946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 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D在50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 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十九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 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 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 报名，我和其他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 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 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 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 《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 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 ----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D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 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 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 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 遗恨终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铭曰：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 辱。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 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 看了上面引用的那篇文章,我敢说以下几点:第一、作者从头到尾都没理解过什么是共产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这句让我想起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第三等级的人民提出废除三级会议，改为国民会议的时候，那些贵族的回答，大家可以去看看，一副不知道廉耻的摸样。
第二、作者对苏联的历史缺少起码的知识，他根本不知道列宁为了不让苏联变成我们看到的那种样子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他看到的历史大概还是斯大林时期的无耻谎言，他不配提起列宁导师。
第三、随着我党放松了在经济和思想上的控制，一些本来已经被人打入地狱的渣滓，又沉渣泛起，企图为重新得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地位，第一步，当然翻历史帐。政治永远是需要流血的，如果当年中国共产党不组织武装，那么根本不可能和平取得政权（在这点上，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下场可以作为证据）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 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
这更是无耻谎言，不说有唐之前所采用的“九品中正制”，就说自唐以科举而来，也并非说那些只要奋斗就可以参加科举的，大家读唐诗该记得很多都献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就说明科举是很注重人际关系的。当五朝门第衰落后，这些散居各方成为最早的所谓士绅，很多士绅其实根本不是所谓的科举应试成功的，而是借助蓄养家奴等手段成为地方势力的。 偶尔的，听一位朋友谈他中小学时的往事。他家庭成分地主，当时是件很没面子的事，于是，在填写表格时，将这一栏填为“农民”——意思大概无非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思。
老师看了觉得不愉快，要求他改正过来。
我的这位朋友讲到这里，尤其是回忆起当时老师的眼神，心情十分郁闷……
转 而，他突然又两眼放光，大声说道：现在呢？地主，地主怎么了，地主多光荣啊！你们贫下中农，穷都要穷得快……都死去吧。
从这一刻，我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确实“沉渣泛起”了。
人吃人的制度被推翻，人民欢欣鼓舞了很多年后，却有人为其鸣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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