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译学新论丛书》三合一
读《译学新论丛书》三合一读《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
读《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
读《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出于翻译教学的考虑及个人的偏好，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读一些有关翻译的专著。有一天在书店里逛，在很偏僻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译学新论丛书”，共计11本，分别从哲学、美学、社会、接受、文化变迁、认知等多个角度探讨翻译问题，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权衡再三之后，买下了葛校琴著的《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那本书很好，我读得很入迷，二十二万字的书前后不过六个小时（每天三小时左右）就读完了，读得也细，体会也多。那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概念“互文性”尤其让我感到有意思，于是第三天我就又去了图书城，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秦文华著的《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这本书二十二万二千余字，我先是读了一个小时左右，读了有近两章吧，然后便不得不采取泛读的做法，用了五分钟便读完了剩下的五章，然后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去懊悔自己花掉的那22元钱，同时也开始对这一图书系列产生怀疑。之后近一周的时间里我什么书都没有读。可最后还是没能忍住好奇心，又去买了第三本书回来，这回是张思洁著的《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这本书二十四万七千余字，到现在都近半个月了吧，我好像读完了，可记得好像又真的没读完，记不清了。记得清的是作者很有“文采”，不像他的那个师姐或师妹那样，行文千里却空无一物；他的思维甚是严密（从哲学美学宗学绘画学等方面全面论述），汉语文化根基也深（文必之乎者也，言必四字成语），抱负也不小（要为中国传统译论理清头绪，使之合理地学科化）。然而他的这本书却着实令我再次失望，先是以为这种失望是源自于他自己提供的那段译文，后则发现这种失望是源自于自己对于博士论文的过高期望，换言之，我的失望现已经远远超过了那20+24元钱。我的失望是现在的博士生们太**了，现在的博导们太**了，现在的出版社们太**了。这更坚定了我不学博的决心——还是自娱自乐的好。
本想就这三本书分写出三篇读书笔记，一褒一贬一不置可否，但思来想去，除第一本之外，确实没什么可写可记的，要说收获吧，书名起得都很好，也都很有前瞻意义的。要说批评吧，我又不是评论家，只能发表现感性意见，没什么意义可言。不过尽管是感性的，有时却又自觉得颇有见地，不说倒可惜了些，“遂”简简单地“陈之”如下“无妨”。
损益
《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及《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两书皆以博士论文为底本，据其文后谢辞所述，作者为同门师兄弟姐妹，皆就读于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这就使我想起了《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作者陈福康，他的专业是中国文学史，而非翻译，却为中国翻译界出了本至关重要的书。此种现象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再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位敢于涉足翻译研究的作者都知道避实就虚的道理，分别抓住了我国翻译研究的一些死角，同时又都知道如何扬长避短，秦文华只谈互文，除在结语篇部分点明主题之外，对中国翻译史论、传统命题等几乎是只字不提；张思洁则只关注范畴界定问题，这样就超出了翻译实务范围，不必提译论，不必做译评；而陈福康则只谈史料。我们得以发展的眼光看独立学科的前景，跨学科的合作是任何现代学科都不能够拒绝的事情，翻译研究也正因为这些来自本学科之外的视角而获得了新鲜的血液。然而这种进步却多多少少总是带着些许遗憾，这种遗憾在于在没有了解中国翻译全景的基础上贸然进军该领域，从而因过分地突出了自己的专业所得而使翻译研究未充分得到其应得之益，是为损益说。
《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及《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两书作者都应当是以典籍分析为出发点来探讨翻译的死角问题，区别在于前者专攻外籍，后者专攻中国古籍。两者是否有过翻译的实践经验不可而知。秦的书中到处充斥着“互文”及“克里斯蒂娃”字样，其典籍视野甚窄，其论述也就甚空。名为“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实为“克里斯蒂娃简介”，不应当具备博士论文的水准，其损益在于以空洞的言辞给中国译论带来了轻燕拂波式的震荡，是抛给中国翻译界的一段“鸡肋”。
张的书突显了作者的古文素养，然这种素养给翻译带来的损大大超出了其应得的益。作者的本意都是好的，他想赋予中国传统译论以合情合理的科学理据，并倾其所能遍读古籍寻章引据，然而他所用的论证方法并未能如他所说的那样科学，相反，是伪科学的。在全书中，尤其是引用美学的虚实范畴来论述美译时，他举了数段译文，所选的多是高健的译作，多出自高健的《翻译与鉴赏》及《英美散文名作一百篇》两本书。这说明作者的实证态度是不严肃的，只按自己的标准及喜好筛选译例。中国翻译史中出现过多少英雄豪杰，其译著所达到的翻译水平是我等小辈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的，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拿来用以检验与支撑自己的论述呢？如果不是偷懒，那就是取巧，如果不是取巧，那就是无奈，如果不是无奈，那就是无知。不管怎么样，都是伪科学的，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作者还自己出了段译文已校袁光荣的译文，也就是认为袁的译文不美，而他的才是美的，才是符合中国传统译论的。可他明显忽略了翻译中的语体风格等常识性问题，人家袁光荣译的是自传体，采平易近人的白话，而张却模仿高健的散文体来译自传体，完全不考虑读者的接受反应，其观点的片面性可想而知。这一片面的观点如若扩散开，其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将成为中国翻译史上最无造诣的翻译家，而林纾则将无人可及。好在作者只谈理论建树问题，只是在纸上谈兵。这只是单从其论证方式的角度来看的，其它方面的问题，如四字格成语的运用得体性等，就不再谈了。
陈福康要较这两人聪明得多，只以史实说话，不加妄言，其书已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然而在这益的对立面也同样有着损的遗憾，亦即史料不全，译例不丰，比如诗人穆旦，亦即重要的翻译家查良铮被漏掉了，又比如缺少重要翻译家或论家的作品清单等等。
总而言之，跨学科研究给中国翻译研究造成的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这些研究者占有着令翻译专业研究者所羡慕的接触大量宝贵资源的机会，而与此同时却不无遗憾地因自己的主观臆想而与许多宝贵的翻译资料擦肩而过。当然，我们的期望也不应该定得这么高才对，毕竟天下没几个象钱仲书那样的才子，能够学贯中西，能够在不经意间以只言片语破解他域的奥秘。
本来我还想就两位作者的写作风格畅谈一下“繁简”问题，就从阅读这三部书所发现的上海译文出版社与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之间的“共谋”现象小叙一下“时弊”问题，但现在突然“感悟”到自己是在做无意义之事，应当“无为”才对，呵呵。就此打住。
最近我已放弃了这套新论丛书，开始回归“旧”论，正在看的书也杂，这包括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修订本）、陈望衡的《中国美学史》、北大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第二版）、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等。
参考书目：
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秦文华.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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