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韩国企业文化的特色及形成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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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韩国曾是亚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到了90年代，韩国的GDP已一跃而居世界第九。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韩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而韩国企业的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韩国企业颇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与美国企业强调民主、重视个人和日本企业重视团体的企业文化不同，韩国企业作风泼辣、敢于冒险、强调上下级关系、崇尚权威、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强调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带有浓厚的军事文化色彩。这种颇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为韩国企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而我国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处于向现代企业经营方式转变的关键时刻。研究和学习近邻日、韩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对我国企业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韩企企业文化的特点
一、经营作风泼辣，敢于冒险，勇于开拓海外市场。韩国企业基本是以家族为核心的企业，大多是在创始人的带领下披荆斩棘迅速壮大起来的。因此创始人所信奉的经营理念往往能给该企业的文化烙下深深的印记。在韩国，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和明显。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信奉的“凡事马上办好”和“现场主义”，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信奉的“三星第一主义”以及大宇集团创始人金宇中信奉的“不冒风险就没有成功”都被属下企业奉为圭皋，而成为其企业文化的精髓。而这三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敢于冒险、勇于开拓。以现代造船（即现代重工）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郑周永受命建立现代造船时，现代造船还是一个既无工厂，也无资金，更无造大船经验的“三无”企业。但是郑周永先生硬是凭借几张船厂选址的照片和一箱造船计划书到西方各国寻求贷款，并最终得到了英国银行的资金支持。但是对方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尚在计划之中的造船厂必须先向希腊船王预售两艘25.9万吨的超级油轮。而这样一个似乎不能完成的合同硬是被郑先生接了下来。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现代造船一边造船坞一边造巨轮，终于在1974年6月同时举行了船厂峻工仪式和1、2号船的下水仪式。而在1975年5月，正式成立才一年半的现代造船就完成了100万吨级船坞的建造。1976年7月又击败美、法、德、荷等国的对手，得到了号称“20世纪最大工程”的沙特朱倍尔产业港（OSTT）的合同。短短五年时间，现代造船就让韩国的从不能建造大型船舶一跃成为世界造船大国。而大宇的经营作风更为泼辣。1971年美国对韩国纺织品进口进行限制，韩国政府则以出口配额制和出口金融特惠制应对。为了争取在限期内尽可能多出口份额，大宇创始人金宇中不惜采取了“先输出后卖出”的策略，随后又更进一步采用了“赊帐输出”的策略，从而强到了对美出口份额第一的位置。此外，在开拓海外市场时，韩国企业还敢于突破政治禁区。早在1982年，也就是中韩建交前郑周永便计划秘密访华拜见邓小平，以开拓中国市场，只是后来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取消。而在债务问题上，大胆的“负债经营”是韩国大企业的一种普遍现象。现代、三星、LG、大宇等一流企业集团的债务都相当于其自有资本的4-5倍以上。韩国企业这种泼辣大胆的企业文化使其迅速的占领了大量的海外市场从而得以高速的发展。
二、企业内部权威主义盛行，强调忠诚，层级严明，重视下对上的服从。从历史上看，韩国企业集团多是以“三缘”即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其中尤以家庭经营为中心的垄断色彩异常浓厚。在企业内部，创办人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对企业所有的事情均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这种权力依靠世袭制而延继下来，即使是实行了股份制的企业集团，其所有权和经营权仍牢牢掌握在创办人手中。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韩国大企业大多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关系和上命下从的执行文化，而这在企业高速发展时期能够带来企业决策的高效率，但同时也易造成企业领导人独断专行以致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大宇的破产就与金宇中在经营方面的过分自信和独断有直接的关系。在大宇内部“金宇中＝大宇”，即使周边的经营人员对其决策有看法也不敢提出。过分的集中很容易导致瞬间致命的伤口，金宇中的选择、判断跟大宇的命运紧密相连。尽管大宇有1 8万多名职工和众多的各样子公司，但大宇的指挥机构很简单，甚至在许多职员反对某个项目的时候，金宇中仍然坚持要求按自己的要求办。最终，金宇中盲目推行“世界经营”战略导致了大宇战舰的沉没。为了减小企业首脑独断专行带来的风险，从1957年起各大财团及至中小企业都开始建立综合企划室作为整个企业群的参谋总部而直接与企业首脑联系，它提出的意见对企业首脑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被选入综合企划室的人员，首先是看其能力和对财团的忠诚程度。忠诚被视为员工最重要的素质，即便是标榜管理现代化的三星也“一直强调东方式的、封建意义的忠诚”。
三、倡导实业报国，强调社会责任。韩国企业和企业家普遍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大多认同将“事业报国”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为此，韩国大企业大多建立了专门的机构为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如隶属于三星的三星文化财团和隶属于现代的峨山社会福利事业财团。1995年高丽大学在授予郑周永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对其一生作了个总结，其中特别提到：“郑先生没有停留在只是单纯地经营企业的水准上。他为了谋求企业利润回报社会的道路，以及为实践教育、学术、新闻、文化、体育等广泛的‘国民福利’建立了‘峨山社会福利事业财团’。该财团在落后地区建立医院并提供医疗优惠，对家庭贫苦的15000余名学生提供奖学金，并且对大学学术研究提供支援。”郑周永本人也非常强调：“企业家的任务是为国库创造税金为国家的末来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富裕而工作，不是为个人的富裕而奋斗。”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郑周永也走在最前面。1989年1月他破天荒第一次访问北方，拉开了南北缓和序幕。这体现了韩国企业家们强烈的国家、民族责任感。 韩国企业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韩国经济起飞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朴正熙军政府统治时期，与此同时韩国企业也开始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的企业。而在这一过程中，韩国企业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因此，要深入理解韩国企业文化的特色就必须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1、民族主义盛行使韩国企业成为民族复兴的载体，从而使爱国主义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代开始，民族主义便不仅是东亚各国的主要思潮，也作为主流的价值观深入到了东亚各国民众的心灵深处。二战以后，一方面，朝鲜半岛的独立增强了韩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国家的分裂又进一步刺激了民族主义的扩展。由于近代史上，朝鲜半岛受到了日本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所以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韩民族的民族主义突出的体现为全民族的反日情绪。而这种反日情绪又因为日本抓住朝鲜战争的机会恢复了经济而加剧。在李承晚执政时期，李承晚将民众的反日情绪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着力为自己塑造的“抗日英雄”形象。他经常在演讲中散布仇日情绪，在教科书、报纸和出版物中也到处是反日的宣传。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成为了列届政权不愿也不敢触碰的敏感问题。直到1965年6月22日，也就是韩国光复20年后，才由朴正熙政府与佐藤荣政府签署了《韩日基本关系条约》等五个协定及相关换文，从而实现了日韩关系的正常化。但是条约却遭到了韩国民众的强烈抵制。签字的当日，韩国就爆发了大规模反对“对日屈辱外交”的示威游行。他们谴责《韩日基本关系条约》是第二个“乙巳保护条约”，称朴正熙和金钟泌是“第二个李完用和第二个宋秉畯”。并以此为开端开始了韩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学潮的动荡时期（1964年3月-1965年8月）。韩国经济的起飞和韩国大企业的高速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就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韩国学者金麟洙就谈到：“‘打败日本’的愿望——改写所有领域的记录——是韩国人（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同时，韩国企业也丝毫不掩饰其发展目标：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制造自己有竞争力的产品，最终超过日本人。“超过日本”已是当时韩国举国上下的口号。韩国和日本企业在产业布局上惊人的相似，在电子、电器、汽车、造船、机械、重化工等行业中都有激烈的竞争，经济成就已超越了本身的经济意义，而成为韩民族自豪感的源泉。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为韩国企业文化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促使韩国企业将经济竞争作为对抗日本的一个重要战场，将“实业报国”和爱国主义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朴正熙政权也极力将韩国企业家塑造成民族英雄，从而打破儒家“抑商”、“贱商”的传统思想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于是背负“民族英雄”盛名的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同时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关心国家大事、乐于承担社会责任，并将这种精神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
2、朴正熙军人政权长期统治导致韩国企业文化出现了强烈的军事色彩。1961年“5.19政变”后，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政权长期统治韩国，直到1993年金泳三文民政府上台才结束了军人政权长达32年的统治。而在这32年中，韩国已经从一个人均GDP仅60美元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人均GDP达7513美元的富裕国家。历届军人统治中，尤以朴正熙总统统治时间最长。从1961年5月19日政变上台到1979年10月被暗杀，他执政的28年是韩国经济从起飞到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韩国各大财团企业建立或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更是其企业文化形成和定型的时期。因此，军人政府的统治风格和朴正熙总统的个人作风给韩国企业的企业文化烙下深深的印迹。
现代韩国军队与拉美国家的军阀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在二战后由美国一手组织、训练装备起来的，受美国影响较深。有学者认为军事是美国文化输入韩国的三条渠道之一。受美国影响，韩国军人表现出与传统政客完全不同的行事风格，他们具有务实的精神，强调管理、纪律，重视知识、技术，讲求效率，习惯用准确、科学的计量方式考察行动结果。这些特征使韩国军官集团表现出有别于传统政治集团的政治文化。因此在朴正熙军人政府上台之后，韩国军队的军事文化渗透到了政府、企业乃至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从宏观管理上看，朴正熙政府的官员大多出生军队，而从微观管理层面看，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是军队退休人员。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职位甚至成为朴正熙安抚和收买军队将领的重要工具。后来大量的国有企业被转卖给财阀，从而使许多财阀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具有军方背景。受此影响，韩国军队中树权威、重纪律、作风硬朗、强调对国家的责任、对集体的忠诚等军事作风也被带入到了企业的管理重去，使企业文化中弥漫着浓厚的军事文化色彩。
3、军事化生活深入社会对韩国企业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长期的南北对峙，安保成为韩国历届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因此韩国施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凡年满18岁的男性青年都必须服兵役。服役期陆军和海军陆战队26个月，海、空军30个月。绝大部分男性在步入青年时都有2-3年的时间必须在军营中度过，而这正是一个人思想定型的关键期。因此，这段军旅生涯将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当它作为社会普遍现象出现时，他将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军队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有其特殊的文化特征：（1）因为军队以保护国家和国民为使命，因而军队具有公共组织的性质，军人也就具备了忠诚、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因此军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和社会责任感。（2）迅速、精确的完成任务对军队尤为重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要有严密的层级体系。在军队内部，各层级之间要求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关系，因此军队内部形成了浓厚的权威主义服从文化。（3）在战争时期军队会面临着瞬息万变的局势，必须大胆决策，迅速执行，勇于冒险，敢于牺牲，所以军队具有强硬而泼辣的行事风格。当大量受到军事文化熏陶的公民走上社会、进入企业时必然会带给企业文化以军事文化的色彩。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一代代青年走出军队进入企业时，也会自然而然的认同企业带有军事文化色彩的企业文化。
4、在长期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独特民族心理是韩国企业文化的心理基础。从文字学的角度看，“韩”有多种解释。中国学者认为“韩”具有大、光明、多、正确的意思，但也有韩国学者作出了不同解释认为“韩”有“愤懑”、“积怨”的含义，也就是隐藏于韩国人情绪中那种绵绵不绝“恨”。而这种“韩”心理则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朝鲜半岛处于大国包围之中，历史上长期受到其它民族的征伐和统治。在这一过程中，长期以来遭受挫折、压抑愤怒、遗憾、冷漠、悲伤和在外国统治下无力改变家庭和社会的事物等现实逐渐深入到了韩国人的内心深处从而形成了韩民族这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哀而不伤、亦恨亦爱的“阿里郎”便是这种心理的典型表现。在“韩”心理的作用下韩国社会形成了严格的服从文化：父亲要求儿子孝顺；雇主要求雇员服从；统治者要求被统治者驯服。因此，家中的晚辈、机构中的雇员、社会中的人们，不能有多么令人恼火的事情发生都必须压抑对他们的父亲、上司和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怒的感情，并且还必须保持恰如其分的尊敬态度。这种“韩”心理便是韩国企业层级文化和权威主义文化形成的心理基础。
1992年中韩建交后，韩国企业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十数年后，三星、现代、LG等韩国企业已迅速成长为中国市场上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受其影响，不少学者提出中国企业应当走韩国的道路塑造韩式企业文化。笔者并不反对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学习，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企业的企业文化是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其利弊且不论，至少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盲目复制韩式企业文化并非可行。因此，我们更应当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学习、借鉴韩国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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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金麟洙：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78～79 可能这只是LZ的论文把，可能你还没有真正在韩国的企业中做过事，我现在就在一家韩国的企业里工作，所以这里我想说说我的感受。
一、经营作风泼辣，敢于冒险，勇于开拓海外市场。
这点上是没错的：韩国公司敢于冒险，比如我这公司才建立刚刚3年，现在资产已经有十几个亿了，但是实际上，它的厂房啊，设备啊之类的固定资产，早就已经是银行的了，它真正还有的只有成品和钱是自己的。作风够泼把！
二、企业内部权威主义盛行，强调忠诚，层级严明，重视下对上的服从。
这点我只能说支持一半，面上说权威主义盛行，强调忠诚，层级严明，重视下对上的服从我是承认的；但是事实上并不是的，员工忽悠经理，经理忽悠老总，老总忽悠老板倒是我看到呢！没事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干，有事了，底下的就忙成一锅粥，那我们造假就是了，呵呵！
三、倡导实业报国，强调社会责任，民族凝聚力强。
这点是肯定的，真不知道那些韩国佬为什么就喜欢烤肉就是了，所以他们从来就是用韩国进口的原料，国内的替代品即使能用他们也不要。所以你说勇于开拓海外市场就可以理解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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