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李赋宁先生
怀念李赋宁先生李肇星
载于《李赋宁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我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时，资深老师不分性别都被尊称为先生。李赋宁教授是我国西方语言文学大师和教育家，也是我的欧洲文学史先生。
去年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怅然若失。一年来，仍常想起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入北大之初，常听人说李先生人品好，课讲得好。我第一次见他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图书馆。
在北大，图书馆是最好的学习场所。记得当时图书馆馆长梁思庄先生，她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联合国大厦设计师之一梁思成先生的妹妹。她领导的北大图书馆在全国市校中藏书最多，但北大人多，图书馆座位很紧张，老师和同学争相占座成了北大的一大景观。有一天，我与赋宁先生几乎同时“抢”到了座位──真是一次难得的不期而遇。先生和普通学生一样埋头读书、做笔记，只是偶尔站起，轻轻地走到大馆门路放着公用大辞典和百科全书的台子旁去查阅资料。
第一次上李先生的课，是大未志欧洲文学史的时候。铃声中，先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向学生微微鞠躬问好后，说：“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李先生讲的是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赫尔克里斯及宙期周围的其他诸神的故事。先生的语言简洁流畅，语调平缓，并无刻意的抑扬顿挫，于平实中蕴含高雅。我和同学们被深深打动了。原来，美好的学问竟可以这样朴素。多年后，我见到英国女王，发现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皇家英语”或“钦定英语”竟也以简洁为美。
扎实朴实的学风贯彻李先生的一生。欧洲文学史错综复杂，先生总是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地娓娓道来。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志向淡泊、宁静而厚重。人如其文，文如其品，李先生是我敬重的师长。
有大学问的人，大都谦虚平易。在北大的几年里，除了听先生的课，我有时还约同学一交登门拜访先生，每次都受到热情的接待。那时，只有一些教授家里才有电视机（黑白的），有时转播国际乒乓球赛，我们便到先生家里看电视。那个年代，能在实况转播中出现的只有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梁丽珍、林慧卿等乒乓名将。
升入五年级即将毕业时（当时北大文科一般为五年制，理科六年），李先生要招两名莎士比亚学研究生。我报了名，听说考试成绩还凑合，但心里总觉研究一个古人有点单调。当时正好外交部来北大招干部，录取了我。我就服从分配，于1964年7月到了外交部。
上世纪80年代初，李先生应邀到外交部演讲，我有幸再次听先生授课。饱经岁月沧桑，先生还是留着学生式的平头，满脸笑容，精神矍铄，只是白发多了。那天先生讲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仍然旁征博引，中外文俱妙。我兴奋地挤在人群中，又当了一回学生，真是幸福。
前两年我们为中央领导会见外宾准备参考资料，其中提到一句莎士比亚的诗：“和平宣告橄榄枝永远葱茏”。初稿没有注明出处，便随手批上去。当天夜里江泽民主席打来电话，问我那句诗的出处，我答不上来，心怀愧疚地保证半小时之内一定查出。后来经翻译室张援远主任请教裘克安先生，才知道是出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07首。当即给江主席回电话，一看表，时间已过27分钟。那一瞬间，我又想起李先生的严谨。
此后，我常提醒自己和年轻的同事，援引文字要可靠，要了解出处。我还暗暗提醒自己要学习李先生的厚积薄发，力戒肤浅和浮躁。向领导汇报、和群众交流，都要以平时的积累为基础，讲十分话，至少要准备十二分的内容，而不能相反。
外交部有的年轻司局长和大使参赞抱怨我对他们写的东西要求太苛刻。我心想这方面我对我自己才是最苛刻，并为此感到欣慰。我并不怪年轻的同事：他们大都不曾有过李先生耳提面命的幸运。
写到此，我深深地怀念赋宁先生。他的言传身教，永远是鞭策我为祖国和人民诚实学习、辛勤劳动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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