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看于丹现象之胡言乱语--从群体心理学一角的胡说
愚某前次胡言乱语不慎留下了尾巴，被人三天两头耳提面命，提醒愚某当信守诺言.此地藏龙卧虎，愚某放胆班门弄钝斧，颇有点夜郎自大。无奈一语既出，如覆水难收。愚某只好继续胡言。胡言，也是求抛砖引玉。愚某对于丹教授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之所以将于教授大卸八块，并非于教授一身唐僧肉，实在是愚某对因于教授而起的各类现象食指大动：我们这个社会的群体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媒体的镁光灯下的大牌知识分子处于什么状态，而这些之后的文化处于什么状态。。。愚某虽野狐谈禅，却盼能不昧因果，早脱愚身。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些学者据此断定孔夫子有愚民倾向。而另一些学者则以为，前句子曰可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这样，就不是愚民，甚或有民主主义的萌芽在其中茁壮膨大。但不管哪种说法，学者们似乎都不太重视这个“使”字。“使”字有“役使”“命令”“差谴”的含义。孔夫子说到“民”时，居高临下的姿势当是不容否认的。一个“使”字，让孟亚圣的“君轻民贵”失去了平衡的基座。愚就此以为，孟亚圣的“君轻民贵”象是拿一张百元大钞和一堆钢嘣儿比价值大小：足够多的一堆钢嘣儿肯定比大钞值钱；而随便拿一个钢嘣儿和随便一张大钞比，那是不等值的。因此，君可使民干这干那，官也就可以与民做主。即便将孔孟踩在脚下，当代的官们不还是要为百姓的利益着想（百姓似乎都不懂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比愚某还愚），也还是要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确实，百元大钞可以代表一大堆钢嘣儿，尽管钢嘣儿们不同意，镜头前也就只见大钞飞舞，不见钢嘣儿蹦达）。这后面的潜台词是：我是大钞我怕谁。只不过，没了钢嘣们做计价基础，大钞便是连厕纸都不如。
因此，在于教授大谈特谈君子小人之道时，愚某极之厌恶。孔子之谈君子小人，是那个时代无法无视等级的存在，而孔子还有个大同世界的理想，在那个理想中，君子小人怕是不复存在的；而于教授之谈君子小人，象是从伦理学和社会学角度，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社会天生就有君子和小人。在这个民主意识昌盛的时代，谈君子小人不论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流弊，不分析造成君子小人的社会原因，而从人格上来说，是否意味着人格的不平等呢？于教授说，““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愚以为，于教授差矣，君子是孔夫子的政治标准。这个社会是由人格平等的大众组成的，是一个整体，不是由君子和小人组成的（在现代大谈君子小人，愚以为，借用一下台湾政治术语，有撕裂族群的嫌疑）。
愚某读过一本莫斯科维奇著的《群氓的时代》，深受启发。愚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对人民群众这个词熟到烧成灰都认识。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人民群众始终是指从事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为主体的、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人民群众的分层是因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不同而产生的阶级；人民群众因阶级利益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言行和立场。。。换句话说，这个社会人的群体是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存在的，所以，马克思政党是要为群众谋福利，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那么，群众的心理行为，群众的情感需求，群众的文化需求就是一个难解的课题。资本家和工人兄弟都会在清明祭奠先人；地主和贫下中农都会喜欢听戏；地主资本家里竟然有慈善家竟然有爱国人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里都有信佛的，人们会凭着自己的喜好作出种种令人不解的事情等等，就是个难解的课题。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特别是在处理人的心理现象，处理人的本能，欲望，行为动机方面，显得无所作为。愚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人，是个物化了的经济动物，凡事以利益为优先考虑对象。这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地方（在情义和物质之间，我们的文化总是认为该先要情义），也是忽视人的情感需求心理需求的地方，更是将人都视作理性化而忽略了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精彩之处，但愚眼看来，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那么，人民群众究竟是个什么东东呢？在群体心理学范围，是民众，是由人组成的群体：“民众就是由平等的，无名的以及类似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其中每个个体的思想和情感都能同时表达出来”（P5）。在莫斯科维奇的笔下，从群体心里学创始人勒邦，塔德，到精神分析的佛洛伊德认为，由个人的群体，或我们平常以为的人民大众，不是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的人群，只是受本能驱使的群氓。当人们聚集到一起组成群体时，个性消失了，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当一个人独处时，他是有理性的，而在群体中，人则是无意识的；在平等的原则下，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水平（P17），就象“木桶理论”说的那样，决定人群水准的，包括道德，智力等，是那块“最短的木板”；人群并不推理，“他们身上所有的道德素养都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有最原始，最古老和最粗糙的精神意志”（佛洛伊德语，P35）；“他们受到两个事物，即情感和信仰的支配”（P45）。因而群体既是保守的，又是冲动的；是教条的，也是易变的，也是轻信的；群体的情绪是简单化和夸张化了的，不知道怀疑也不知道犹豫，因而容易走极端。使群体的精神世界统一起来的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而是信仰。当信仰在绝对真理的幌子下以暗示的形式不断被肯定和重复时，群体就会被催眠，就会变得盲从，变得非理性，不受理智的争论，怀疑或与信仰截然相反的事实的约束。群体需要权威，需要一个上帝。因而，群体趋向于接受一个领袖。领袖不必是有多正直和多有智慧，领袖只需要有超凡魅力。超凡魅力就是那种产生催眠作用的力量。因此，群体趋向于导致专制。。。所以，勒邦等群体心理学家不客气地把群体叫成了群氓。
愚某初看到这些文字，感到震惊。但回头想想，虽然这种群体心理学理论还显得粗糙，有不少缺陷，但我们周围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却在多少印证其中的一些说法：我们独处时，我们多少都显得象“君子”，我们理性思考，我们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我们懂得是非曲直；但一旦我们身处群体中时，我们却是身不由己，我们会赞成与自己相悖的意见，尽管事后想想是多么的违心和不情愿；我们会为了群体认同的价值观而干出失去理智的事情（或为了面子，或为了义气，一口气干完两斤白干，然后胃出血躺进进医院等）。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干得更出格？而我们的革命情绪，却不是经过大脑缜密思考的结果，我们只凭着认定的教条和自己的空想，甘洒热血，甘抛头颅。革命者中，有几人精通马克思主义？我们私下谴责社会不公正，但为了自己的子女能进个好学校，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地循惯例给学校交额外的赞助费，并希望把其他相同的赞助者挤走；我们私下谴责不人道的行为，但看到电影中我们军队的大炮在敌阵中炸倒一大片，我们还是会拍手称快；我们拥戴英明领袖，但事后又会因为另一个伟大领袖的几句话而将之彻底打倒并踏上一万只脚；我们遵从领导的教导，听领导象训斥孙子一样的教育，尽管事后电视里曝光的领导是多么的不学无术低能愚昧。。。
在于教授讲论语时，愚某又看到了我们这个群体是多么的激动。这种激动，超过了其他学者之讲历史讲红楼。不管赞成与反对，于丹讲论语引起的激动，愚以为，主要的原因是，她动了我们的奶酪--信仰。现今不少学者以为，只有宗教信仰才是信仰；愚以为，不具宗教外壳的信仰也存在，看看于教授给我们这个群体造成的反应就该知道。这个让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统一起来的儒家哲学思想中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我们的信仰，变成了我们做人的教条，变成了我们处世的原则。我们社会主义的群体，或说是人民群众，比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更多些教条，更多些盲从，更多些非理性因素，尽管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是更易受情感和信仰支配的群体，我们这个群体大木桶中那块最短的木板更短，所以，尽管我们这个群体有许多更高智慧更高道德修养的人们，但我们群体的道德和智力水平却不容乐观。愚以为，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群体传统的信仰已经破碎，而一种新的信仰却没建立起来，或说是没建好。更确切地说，我们曾经建了一个信仰的豆腐渣工程，现在正在整改中。而对于这个信仰的建立，我们正在一个无所适从的境地：宗教信仰？地球人都知道是精神鸦片；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水土不服；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不洋不中；道家，儒家？早被戳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我们该信什么？而其实，信什么都无所谓，信基督的信真主的信佛的都活得好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成：我们该信谁？
于是，有些学者就出来开始充当领袖。在群体心理学中，领袖就是让人信的。因为，“群众需要精神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来帮助他们弄懂所发生的事情，来帮助他们弄懂易变又复杂的宇宙。”（P漏掉了，不记得了，回头查）信仰的教条性能满足这一点。而要让群体信，那么，我们该追索缔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统一的精神世界的人，因为，“永远让人不能忘怀的集体缔造者的特点，如摩西，基督或列宁，他即为过去作担保，又为未来描摹蓝图”（P394）。领袖是有超凡魅力的人，学者的学术素养和批判精神不是主要的，领袖只需要暗示和影响。于教授在说论语时，潜台词是，于教授说论语的心得，是为人处事的标准，是必须信仰的准则。勒邦说，领袖“演讲的逻辑性从未给民众留下印象，但演讲者富有情感的形象却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形象是由语言及语言的组合共同创造出来的”（P189）。于教授说论语也不重在逻辑性，也不重在理论的合理性，但于教授演讲的富有情感，确实给我们群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演讲中，“肯定的形式越简要就越有权威性。在演讲中，肯定就意味着拒绝争论。如果一个人或一种思想愿意接受争论，那就失去了可信度。肯定也意味着让观众和群体不假思索地接受这种观点，而不去衡量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只是机械地回答“是的” （P190）”，翻翻于教授的演讲纪录，于教授的语气是多么的肯定，多么的不容置疑。。。愚得出了结论：就凭于教授说论语的这些表现，于教授有当领袖的潜力。而这种领袖潜力，不光体现在于教授身上，另外几个似乎也不落后。反过来看，愚某等在仰望领袖的时候，被当成了群氓，被忽悠了。
群氓的非理性，被政治钻了空子。莫斯科维奇就说，“政治乃是一种利用民众的非理性本质的理性手段”（P84）。“政治乃是被复兴的宗教”。政治不是靠理智和逻辑，而是用教条和空洞的口号来引起群体的幻觉，并以此当真理来暗示和影响群体。这点上说，和宗教是差不多了。
愚某看来，上帝似乎不屑于与凡人对话。上帝和凡人之间，象是总有个代理。以前的古巴比伦，在神和人之间，有祭司代传口信。后来，祭司们说，神迹以文字形式显现。祭司们创造了文字，并以文字“挟天子”以令天下。理由很充分：文字显现的神迹就是真理，就是上天的旨意。祭司阶层凭着掌握真理的特权，享受着人间的尊容。文明的发展史上，都能见到这个祭司阶层的影响力。印度的种姓制度中，最尊贵的婆罗门就是南下入侵的雅里安人的祭司阶层，连国王和武士基层的刹帝力都甘拜下风，更别说商人和手工业者等普罗大众的吠舍。本地的达罗毗荼人，也就是首陀罗，成了贱民，因为他们根本不懂雅里安人的神是怎么回事。没有信仰就成贱民，不光印度这样，基督教又何况不是这样？十字军东征，杀了多少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们？基督教的教会，也是上帝的代理机构，教皇就是代理机构的董事长。代理总是要吃回扣的，人间的尊贵荣耀就是佣金和回扣。
而中国的情况，商朝时象是还有祭司阶层。殷墟遗址里的妇好墓里挖出来大量甲骨，上有不少甲骨卜辞。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之大事都要占卜。卜官就是负责这事的。关于商朝是否存在祭司阶层，学界还有争议（徐复观就不认为有祭司阶层）。但卜官的政治影响力却是不容忽视的。商朝后期，纣王就不事上帝，宗教世俗化了。而根据甲骨文学者陈家梦的说法，殷人并不能直接向上帝求雨祈年，而必须以祖宗神为代理。心愿能不能成，不决定于祖宗神，而是由上帝决定的，但祖宗神是绕不过的。结果，代理搬自家去了。各家都通过自己的祖宗向上帝祈求保佑（可参考叶仁昌《商周政治》的介绍）。而在《孟子·万章篇》里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的祖宗也就是最接近上帝的了，不过同时，天子也就沦为比百姓高点等级的凡人。虽然是凡人，但天子的祖宗最接近上帝，天子也就是最接近真理的人，天子的金口玉言，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如同上帝的旨意。既然天子代替了上帝在人间的位置，谁来解释天之子的旨意呢？往往是有学识而又肯为天子所用的士大夫们。所以，愚以为，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总是少了根脊梁骨。为逢迎天子，士大夫们总是干些祭司们做的跳大神之类的勾当。
上古传说有怪物，叫夔，身体和头象牛，但没有角，还是个残疾，只有一条腿。它有日月般的光芒和雷鸣般的叫声。黄帝在和蚩尤的战争中，就把那只夔捉了来，剥了它的皮做成鼓，把骨头做成锤，结果，鼓声可声闻五百里。因此，军心大振。蚩尤可能就是被那夔皮做的鼓吓败的。传说夔有三只，一只被黄帝捉了去，一只被秦始皇捉了去，还有一只不知所终。现在看来，怕是被于教授们捉来了。这只夔也许叫传统文化思想，也许叫经典思想，也许叫什么主义，也许叫西方现代或后现代思想等等。反正有理论光芒的有雷鸣般影响的但已经没有棱角可以自说自话，而且，有破绽有争议让人游刃有余的形同残疾的文化思想，都可以拿来当夔。囫囵吞不了，剥皮做鼓总是可以的。夔皮做成的鼓，一锤下去，一定声闻天下。敲鼓的也就名利双收。难怪孔夫子说：“夔一足矣”。愚某近视，看不清古往今来那么多，只真切地看到于教授的手上捏着一角夔皮，叫孔子的论语。
古时祭祀是要有钟鼓之乐的。鼓声也就有点神性了。人们随着鼓乐起舞，象是随上帝的节拍动作。锤鼓的也就象是在传播上帝的旨意，象是在传播真理。鼓声让人疯狂，让人在失去理性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醒人们：跟着鼓声的节拍。士大夫们早这么干了，现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学者也在这么干。而人民大众，或说是群体就被蒙在鼓里，象佛洛伊德说的，“因荒谬而信仰”。
而我们的文化就在这些荒谬中呈现千奇百怪的景象。文化发展的真实和逻辑常常被蛮横割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具具文化图腾。这些文化图腾不需要我们去弄清来历，弄清原委，只要我们信，只要我们顶礼膜拜。谁叫我们是群氓呢？
愚以为，这种情形需要改变。有效的手段，就是交流，就是对话，一种平等的有效的对话。“交流是民众的镇静剂”“交流是社会进步的典型标志”（P237）。塔德认为，“交谈限制了绝对权力，保护了自由”。于教授可以用言语来影响我们，但这种影响不该是单方面的，应该有对话。通过语言揭示真理就是通过对话来揭示真理。愚不知道真理有没有，但相信，人际的诚实对话该是能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群氓也有质疑的权利，也有讨论的权利，而学者们不该对此充耳不闻装傻不应。那种布道的架势应该放下，面对群氓，该是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共同讨论。没有质疑的演讲，就只是一种宣传，一种有目的的暗示，一种商业广告性质的造型，一种自说自话的行为艺术表演。要让群氓理性，就该让群氓怀疑；要让群氓的水准提高，就该让群氓批判并正视这种批判；要让群氓有序，就该让群氓出来争论并保护这种争论的自由。学术如此，政治也该如此。
愚某学识肤浅，虽满腹牢骚，也就暂胡说到此，此话题可让人口水说干还说不完；愚也学艺不精，也就匆匆拿一本书来做参考，不是做学问的架势，是发牢骚的姿态。（以上括弧内为所引页码号，皆出自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就群体心理学而言，愚以为勒邦对群体的动机解释，对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界限，对群体的划分等还是粗浅模糊；而佛洛伊德的解释，又把群体的本能归结到个人方面，佛洛伊德的心理学愚某看起来总觉得充满兽性，他那个力比多（LIBIDO），啥动物都有，忽视了人的社会和文化的因素。而这方面的解释，似乎拉康更胜一筹。就于丹现象作一精神分析也是挺有意思的：自我，自我实现，无意识，欲望等等都引人入胜。愚某有空再试试看作一下练习。粗浅的思想练习作业，一定漏洞很多，破绽百出。请大家有砖的砸砖；没砖的，那就白看吧。 沙发。
我们该信谁？这个问题俺困惑～～ 引用第1楼山野村妇于2007-09-28 15:07发表的 :
沙发。
我们该信谁？这个问题俺困惑～～
哈哈，此篇就你没白看。这个问题俺也还没想通 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特别是在处理人的心理现象，处理人的本能，欲望，行为动机方面，显得无所作为。愚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人，是个物化了的经济动物，凡事以利益为优先考虑对象。这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地方（在情义和物质之间，我们的文化总是认为该先要情义），也是忽视人的情感需求心理需求的地方，更是将人都视作理性化而忽略了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精彩之处，但愚眼看来，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这句话在我看来好新鲜也好大胆，从来不敢让自己认真地怀疑马克思主义。可是细想，无论什么主义，按照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是同样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注重理性化而忽视非理性化当然也有它的不得不行的道理。毕竟这个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在大部分时候理性的处理总比感性的处理更优~~
我们社会主义的群体，或说是人民群众，比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更多些教条，更多些盲从，更多些非理性因素，尽管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是更易受情感和信仰支配的群体，我们这个群体大木桶中那块最短的木板更短
按照这个最短木板理论来说：西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是有哲学和理论上的立论根据的，换句话说是有道理的，并不是反人类，不人道的。因为如果消灭最短的木板，那么人群的整体水准就会提高，这是一条捷径，可以很方便地大幅度地提高人群的整体素质。于是他消灭了他心目中最短的木板。
可是人并不是木板，长短由谁来判断？某个角度的长，换个角度是短。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也。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包括这句话本身也不是绝对的~~~绝对和悖论是注定不能相离的~~~
信什么呢？我觉得信什么都好，只要你愿意信就成。因为信什么并不重要，信仰是支持我们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工具，你可以用一把锤子把钉子砸进去，也可以用一块石头，也可以用射钉枪，还可以用任何你可以用的，能够把钉子砸进去的东西，什么都好，只要你不要拿着射钉枪去找锤子，拿着锤子去找石头，拿着石头却非要射钉枪，否则就坚决不钉钉子就好了。只要你生活下去，能信什么就信什么好了。实在不行，信你自己好了。只要你愿意信，你总能找到可信之物~~~ 现在学术已经很乱了 似乎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看到了不曾看到的一面。 不错，有点儿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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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邦 - cbook's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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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bookblog.com 楼主说的有道理，世界允许存在不同的意见，但对任何事物的盲目的追求，都不是理智的，言者无心，听着有意，《论语》只是一种言论和观点，学者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还原其本来的面貌，并不是过多的夹杂自己的观点，因为任何的解释都是某种程度的自己的理解，而过度的膨胀自己，应该值得好好的反省的，深深的思考社会的问题，虽然不一定多么的准确，至少在思考的。
一家之言 草草看了一遍（希望楼主不觉得被冒犯），比于丹的文字经看多了。
一位媒体人，把于丹成为电视版芙蓉姐姐，虽然刻薄一点，倒也贴切。
拉康稍稍读过一些序言，没有深究过，等待楼主的下文（不要太监啊）。
最近在看客体关系的书，把于丹们（当然还有后面的推手们）的这些行为观点放入投射认同的角度看，会和楼主得出某些相近的观点呢。 我没看过于丹的演讲和书，对于丹到底有没有领袖素质及楼主对于丹的评价没有任何发言权。不过楼主这句话确实很震撼：我们该信谁？！这句话里的两个词让我很感兴趣，一是“我们”，二是“谁”。
当每个人说出我们这个词时，实际上包含着此刻这个人身处于某个群体中时的适然的感受、或是对进入某个群体的渴求、或是希望在某个群体中起到指导作用、或是希望自己的某种做法、想法能得到群体的认同等等。总之，不论是何种情况，我们这个词的被频繁使用，（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在一天里说了多少个我字，又说了多少个我们。）正是极典型地体现了每个人内心所与生俱来的群体归属感，即使孤傲如屈原者，虽然在作品里如此频繁地使用着“余”和“予”，如此决然地将自己与整个世界对立起来，但仍要就重华而陈词，仍要上求天帝，仍要下求贤女，更何况凡夫俗子，芸芸众生呢。但一个群体既要形成、维持且延续下去，又必然要有一种为这个群体中人所共同认可（即使不认可也必须服从）的原则、准则及由此而形成的规则、制度等等，而此原则、准则等等又必须要有其自身得以立足、被认可的依据在。于是我们需不停追问以寻求这种依据，一直到无可追问之时，而此无可追问的终极依据，便是信仰之所在。因此，信仰自身是非理性的，是不能被追问，不能被怀疑。如果信仰自身被怀疑、追问，那就意味着由这种信仰所维持着的宗教体系、政治体系、道德体系乃至于由此信仰所构建的知识体系整体，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当此体系整体崩溃之时，也就是生活于此体系中的个体灭亡之时，因为这时，我们发现自己孤零零的处在一个我们毫无所知的世界之中，甚至发现我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那里去，我为何而在，我为何而活等等一切关于我的生存的真实性、我的生存的意义、价值的问题一无所知，我还活着干吗。于是，为了我能够活着，（这活着既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我必须让群体活着；为了让群体活着，我必须让信仰活着；为了让信仰活着，我必定要认为这信仰是绝对正确的；但信仰既不可追问，又如何证明它是正确的呢？于是我只能想，大家都认为是对的，那就是对的；于是，为了让信仰活着，我最好能让群体中的人都认可这种信仰，让全世界的人都认可那是更妙不过了。于是，为了让群体中的人共有一个信仰，就要惩罚甚至清除异端分子，不停的清除，直到彻底干净为止。即使这世界被清除的只剩下两个人，这两个人组成的群体也叫全世界人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赋予信仰以清除异己的权力，甚至是杀死异己的权力。所以，当信仰杀人时，每一个信仰者的手上都沾着鲜血。
但问题是，信仰本是某种理念，它又如何去清除异己呢？更重要的问题是，信仰不是完美的吗？那为什么历史有那么多信仰杀人的血腥和残暴，美德美德，多少罪行假汝之名而行！于是，楼主的第二个词便引发了我的兴趣，“谁”这个字指某个确定存在的而又尚不为我所知的人。因此，当我说我们该信谁时，这个“谁”字里面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信仰需要以某种形式被实体化，因为我们所依赖、归属的对象应该是确定的存在，确定的存在才能给人以可靠感和安全感。二是这实体化的对象（包括信仰的所寄居者和执行者）必须与我同类。
信仰的所寄居者和执行者同样会被非理性地认定为完美无缺者，因为他们是信仰在人间的化身，我们为了使信仰绝对正确，也只能使他们成为绝对正确者，而为了使他们成为绝对者，我们又必须把他们打扮成完美无缺者，他们在刚出生时就有奇迹发生，他们在孩提时就异于常人，他们长大后是坚强的战士和慈祥的仁者，他们是思想家，他们是哲学家，他们有着睿智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他们那悲天悯人的目光穿透现世的假象，一直投射到遥远的未来，他们总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力挽狂澜，拯救了整个国家、民族乃至世界。我们就是这样如此虔诚而狂热投入到打扮工程之中，以便使得他们活着是信仰的执行者——领袖；他们死了是信仰的所寄居者——偶像。如果说我们现在并没有去打扮，那不过是因为还没有合适的对象出现。但只要我们有这种需要，合适的对象迟早都会出现。可是，当这个合适的对象出现时，世界将会怎样呢？一代代的人回顾历史，一代代的人在沉痛反思，一代代的人在创造偶像，整个历史似乎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轮回着。我知道人永远不可能完美，人天生注定总有种种缺陷。我知道不能以完美要求他人，我知道当我要让世界变得完美的结果就是我和世界同归于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灭一切不完美，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当一个被我们打扮成完美的人来执行完美使命时，我们必须吞下我们被消灭的恶果，我们必须承担我们手上沾满鲜血的罪责。可是，当合适的对象出现时，我还能知道吗？我不知道。
我该信仰吗？我不该信仰吗？我不知道。
本来想进来看热闹的，没想到把自己搞得迷茫一片。从这个角度上说，孔子说得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去想也就可以安安心心吃饭，安安稳稳睡觉，精神饱满上班，赚几个钢嘣养家糊口，多出来还可以喝喝小酒，唱唱小曲。这样的生活不是挺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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