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杨绛96岁自问自答人生边上的生命追问
2007年09月24日 16:33:59 来源：北京晚报“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了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2005年，九十多岁高龄的杨绛先生病中提笔，开始了她的人生随笔《走到人生边上》的写作。2007年，这部带有自问自答性质的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带给我们许多对生命根本问题的思考与追问。杨绛先生一向为人低调，多病的身体也让人不忍打扰，约请本书责编郭红写下此文，记述这本成书前后的点滴，以飨读者。
这本书，我翻来覆去地读了好几遍。我一向喜欢杨绛先生的文字，那种凝练、精到、准确，在今天的作家中几无可见。除非具有丰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有智者的洞察和坦率，否则绝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我常会为其中独到的表达而在心里暗暗叫好。
但惭愧的是，这一次的阅读，却令我摸不着头脑。因为这次我只是个设计严密的校对软件，职责是一遍遍地搜索其中有无别字。责任编辑就是这样。我看到一个个的字在眼前显现、隐去，而意义则躲藏在更远的背后。直到有一天，漾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捧在手中，才是与这本书的真正相遇。
有意思的是，此前我并不知道杨绛先生这几年在写什么。自从开始编辑出版《钱锺书手稿集》以后，我一直在为自己进度缓慢而负疚不已。但杨先生却一直很淡然地对待那件事，一直很友爱地对待我。这几年里，我见到杨先生的次数不多。每次去，她都会从客厅里轻悄地出来，含笑让我去坐。我喜欢挨着杨先生坐，喜欢感觉她那种令人温暖愉快的气质。我们随意交谈，但她从未说起过正在写的东西。直到八月中旬的一天，我才得知新作完稿，而两天以后，商务印书馆就将此书发排了。
这是一本与杨先生以往的作品大有不同的新书。身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她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有自己驾轻就熟的领域。然而，在这本书里，她抛开了关于角色与形式的一切束缚，径直走进了人们都以为她并不熟悉的一个领域。在读到这本书后，周国平写道:“杨绛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她只与自己讨论，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世界无关……她是如此诚实，所以她未得到确定的答案，但是得到了确定的真理”。
而她的讨论又有着怎样苍凉的基调！在前言中，她说，“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不过随后她又显出了十足的勇气:“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杨先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是蜚声文坛的作家。她要讨论的是数千年来多少贤哲一直争论不已的问题，那是一些简单而又永恒的问题。她在书中对于人和人生的探讨，质朴而又直接。她说:“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
上帝存在吗？
人有灵魂吗？
什么是人的本性？
灵与肉是什么样的关系？
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
循着知识和经验的路径，杨先生认真地写下了对困扰着她的那些问题的思考。她既是一个阅历丰富的智慧老人，把自己平生所见的奇闻轶事娓娓道来，又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学子，对于根本的问题执拗地刨根问底。没有令人头疼的概念，没有复杂曲折的逻辑推演。她只坦率明白地问与答，解自己的惑。最后，她平静地写道:“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
然而，所有的观点都在书里了。
最有意思的则是篇幅与正文相若的“注释”。如果说正文是理性的，它就是感性的；正文部分是抽象的，它就是具体的。它注释的是杨先生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引文资料。这是一组从容大气的散文，记的是一些令她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它们恰恰印证了正文里面看似抽象的一些观点。《她的自述》里，秀秀讲的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故事，不就是“人生实苦”吗？而可爱的劳神父不正是锻炼自己灵魂的典型吗？年逾六旬爬树捉猫的温德先生，令人读后不由莞尔。《胡思乱想》里，关于灵魂究竟用什么样子去见天堂里的亲人的猜测，实在出人意料。最令人唏嘘的是《比邻双鹊》。那对喜鹊夫妇在一年的时间里演绎了什么样的悲欢离合！最后，杨先生只淡淡一句:“过去的悲欢、希望、忧伤，恍如一梦，都成过去了。”
阖上书后，我仿佛听到了轻轻的轻轻的一声长叹。 (《走到人生边上》的责任编辑 郭红) 【转贴】杨绛先生新作《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前言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虽说：“老即是病”，老人免不了还要生另外的病。能无疾而终，就是天大的幸运；或者病得干脆利索，一病就死，也都称好福气。活着的人尽管舍不得病人死，但病人死了总说“解脱了”。解脱的是谁呢?总不能说是病人的遗体吧?这个遗体也决不会走，得别人来抬，别人来埋。活着的人都祝愿死者“走好”。人都死了，谁还走呢?遗体以外还有谁呢?换句话说，我死了是我摆脱了遗体?还能走?怎么走好?走哪里去?
我想不明白。我对想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搁下不想了。可是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上，自己想不明白，就想问问人，而我可以问的人都已经走了。这类问题，只在内心深处自己问自己，一般是不公开讨论的。我有意无意，探问了近旁几位七十上下的朋友。朋友有亲有疏，疏的只略一探问。
没想到他们的回答很一致，很肯定，都说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虽然各人说法不同，口气不同，他们对自己的见解都同样坚信不疑。他们都头脑清楚，都是先进知识分子。我提的问题，他们看来压根儿不成问题。他们的见解，我简约地总结如下：
“老皇历了!以前还要做水陆道场超度亡灵呢!子子孙孙还要祭祀‘作飨’呢!现在谁还迷信这一套吗?上帝已经死了。这种神神鬼鬼的话没人相信了。人死留名，雁死留声，人世间至多也只是留下些声名罢了。”
“人死了，剩下一个臭皮囊，或埋或烧，反正只配肥田了。形体已经没有了，生命还能存在吗?常言道：‘人死烛灭’，蜡烛点完了，火也灭了，还剩什么呢?”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草黄了，枯了，死了。不过草有根，明年又长出来。人也一样，下一代接替上一代，代代相传吧。一个人能活几辈子吗?”
“上帝下岗了，现在是财神爷坐庄了。谁叫上帝和财神爷势不两立呢!上帝能和财神爷较量吗?人活一辈子，没钱行吗?挣钱得有权有位。争权夺位得靠钱。称王称霸只为钱。你是经济大国，国际间才站得住。没有钱，只有死路一条。咱们现在居然‘穷则变，变则通了’，知道最要紧的是理财。人生一世，无非挣钱、花钱、享受，死了能带走吗?”
“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不死的灵魂吗?我压根儿没有灵魂，我生出来就是活的，就得活到死，尽管活着没意思，也无可奈何。反正好人总吃亏，坏人总占便宜。这个世界是没有公道的，不讲理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什么都不由自主呀。我生来是好人，没本领做恶人，吃亏就吃亏吧。尽管做些能做的事，就算没有白活了。”
“我们这一辈人，受尽委屈、吃尽苦楚了。从古以来，多少人‘搔首问青天’，可是‘青天’，它理你吗?圣人以神道设教，‘愚民’又‘驭民’，我们不愿再受骗了。迷信是很方便的，也顶称心。可是‘人民的鸦片’毕竟是麻醉剂呀，谁愿意做‘瘾君子’呢？说什么‘上帝慈悲’，慈悲的上帝在干什么?他是不管事还是没本领呀?这种昏聩无能的上帝，还不给看破了?上帝!哪有上帝?”
“我学的是科学。我只知道我学的这门学科。人死了到哪里去是形而上学，是哲学问题，和我无关。我只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说话的口气，比我的撮述较为委婉，却也够叫我惭愧的。老人糊涂了!但是我仔细想想，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他们自信不迷，可是他们的见解，究竟迷不迷呢?
第一，比喻只是比喻。比喻只有助于表达一个意思，并不能判定事物的是非虚实。“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只借以说明人生短暂。我们也向人祝愿“如松之寿”、“寿比南山”等等，都只是比喻罢了。
“人死烛灭”或“油干灯烬”，都是用火比喻生命，油或脂等燃料比喻躯体。但另一个常用的比喻“薪尽火传”也是把火比喻生命，把木柴比喻躯体。脂、油、木柴同是燃料，同样比作躯体。但“薪尽火传”却是说明躯体消灭后，生命会附着另一个躯体继续燃烧，恰恰表达灵魂可以不死。这就明确证实比喻不能用来判断事物的真伪虚实。比喻不是论断。
第二，名与实必须界说分明。老子所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名与实的界说不明确，思想就混乱了。例如“我没有灵魂”云云，是站不住的。人死了，灵魂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活人有没有灵魂，不是问题，只不过“灵魂”这个名称没有定规，可有不同的名称。活着的人总有生命——不是虫蚁的生命，不是禽兽的生命，而是人的生命，我们也称“一条人命”。自称没有灵魂的人，决不肯说自己只有一条狗命。常言道：“人命大似天”或“人命关天”。人命至关重要，杀人一命，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抵偿。“一条人命”和“一个灵魂”实质上有什么区别呢?英美人称soul，古英文称ghost，法国人称ame，西班牙人称alma，辞典上都译作灵魂。灵魂不就是人的生命吗?谁能没有生命呢?
又例如“上帝”有众多名称。“上帝死了”，死的是哪一门子的上帝呢?各民族、各派别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上帝，都把自己信奉的上帝称真主，称唯一的上帝，把异教的上帝称邪神。有许多上帝有偶像，并且状貌不同。也有没有偶像的上帝。这许多既是真主，又是邪神，有偶像和无偶像的上帝，全都死了吗?
人在急难中，痛苦中，烦恼中，都会唤天、求天、问天，中外一例。上帝应该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吗?如果不应不答，就证明没有上帝吗?
耶稣受难前夕，在葡萄园里祷告了一整夜，求上帝免了他这番苦难，上帝答理了吗?但耶稣失去他的信仰了吗?
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居住农村的农民。他们的识见和城市里的先进知识分子距离很大。我曾下过乡，也曾下过干校，和他们交过朋友，能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也能认识他们的人品性格。他们中间，当然也有高明和愚昧的区别。一般说来，他们的确思想很落后。但他们都是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他们的经历，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缘经历，不能一概断为迷信。以下记录的，都是笃实诚朴的农民所讲述的亲身经历。
“我有夜眼，不爱使电棒，从年轻到现在六七十岁，惯走黑路。我个子小，力气可大，啥也不怕。有一次，我碰上‘鬼打墙’了。忽然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旁边许多小道。你要走进这些小道，会走到河里去。这个我知道。我就发话了：‘不让走了吗?好，我就坐下。’我摸着一块石头就坐下了。我掏出烟袋，想抽两口烟。可是火柴划不亮，划了十好几根都不亮。碰上‘鬼打墙’，电棒也不亮的。我说：‘好，不让走就不走，咱俩谁也不犯谁。’我就坐在那里。约莫坐了半个多时辰，那道黑墙忽然没有了。前面的路，看得清清楚楚。我就回家了。碰到‘鬼打墙’就是不要乱跑。他看见你不理，没办法，只好退了。”
我认识一个二十多岁农村出生的女孩子。她曾读过我记的《遇仙记》(参看《杨绛文集》第二卷228—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问我那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但都是实事。全宿舍的同学、老师都知道。我活到如今，从没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样。”她说：“真的，有些事，说来很奇怪，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我决不相信。我见过鬼附在人身上。这鬼死了两三年了，死的时候四十岁。他的女儿和我同岁，也是同学。那年，挨着我家院墙北面住的女人刚做完绝育手术，身子很弱。这个男鬼就附在这女人身上，自己说：‘我是谁谁谁，我要见见我的家人，和他们说说话。’有人就去传话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赶来了。这鬼流着眼泪和家里人说话，声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壮。我妈是村上的卫生员，当时还要为这女人打消炎针。我妈过来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叫什么‘人中’吧？可是没用。我妈硬着胆子给她打了消炎针。这鬼说：‘我没让你掐着，我溜了。嫂子，我今儿晚上要来吓唬你!”我家晚上就听得哗啦啦的响，像大把沙子撒在墙上的响。响了两次。我爹就骂了：‘深更半夜，闹得人不得安宁，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闹了。我那时十几岁，记得那鬼闹了好几天，不时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约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给赶走。”
在“饿死人的年代”，北京居民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十年以后，我们下放干校，才知道不是天灾。村民还不大敢说。多年后才听到村里人说：“那时候饿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阳气压不住阴气，快要饿死的人往往夜里附上了鬼，又哭又说。其实他们只剩一口气了，没力气说话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说，都是新饿死的人，哭着诉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鬼附人身的传说，我听得多了，总不大相信。但仔细想想，我们常说：“又做师娘(巫婆)又做鬼”，如果从来没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会有冒充驱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亚的话：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着呢。
《左传》也记载过闹鬼的事。春秋战国时，郑国二贵胄争权。一家姓良，一家姓驷。良家的伯有骄奢无道，驷家的子皙一样骄奢，而且比伯有更强横。子皙是老二，还有个弟弟名公孙段附和二哥。子皙和伯有各不相下。子皙就叫他手下的将官驷带把伯有杀了。当时郑国贤相子产安葬了伯有。子皙擅杀伯有是犯了死罪，但郑国的国君懦弱无能，子产没能够立即执行国法。子皙随后两年里又犯了两桩死罪。子产本要按国法把他处死，但开恩让他自杀了。
伯有死后化为厉鬼，六七年间经常出现。据《左传》，“郑人相惊伯有”，只要听说“伯有至矣”，郑国人就吓得乱逃，又没处可逃。伯有死了六年后的二月间，有人梦见伯有身披盔甲，扬言：“三月三日，我要杀驷带。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我要杀公孙段。”那两人如期而死。郑国的人越加害怕了。子产忙为伯有平反，把他的儿子“立以为大夫，使有家庙”，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现了。
郑子产出使晋国。晋国的官员问子产：“伯有犹能为厉乎?”(因为他死了好多年了。)子产曰：“能”。他说：老百姓横死，鬼魂还能闹，何况伯有是贵胄的子孙，比老百姓强横。他安抚了伯有，他的鬼就不闹了。
我们称闹鬼的宅子为凶宅。钱锺书家曾租居无锡留芳声巷一个大宅子，据说是凶宅。他叔叔夜晚读书，看见一个鬼，就去打鬼，结果大病了一场。我家一九一九年从北京回无锡，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过那所凶宅。我记得爸爸对妈妈说：“凶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阴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过一个并不阴暗的凶宅。我上大学时，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个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住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们游常熟，在她家住几天。我们同班有个男同学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刚在城里盖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来邀请我们三人过两天到他新居吃饭，因为他妈妈从未见过大学女生，一定要见见，酒席都定好了，请务必赏光。我们无法推辞，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阳光明亮，陈设富丽。他妈妈盛装迎接。同席还有他爸爸和孪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还有个瘦弱的嫂子带着个淘气的胖侄儿，还有个已经出嫁的妹妹。据说，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迁居”的黄道吉日，因为搬迁想必早已停当，不然的话，不会那么整洁。
回校后，不记得过了多久，我又遇见这个男同学。他和我们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见面。他见了我第一事就告诉我他们家闹鬼，闹得很凶。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赶紧逃回乡下去了。据说，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体育场，没知道原先是处决死囚的校场。我问：“鬼怎么闹?”他说：“一到天黑，楼梯上脚步声上上下下不断，满处咳吐吵骂声，不知多少鬼呢!”我说：“你不是在家住过几晚吗?你也听到了?”他说他只住了两夜。他像他妈妈，睡得浓，只觉得城里不安静，睡不稳。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闹鬼是他嫂子听到的，先还不敢说。他叔叔也听到了。嫂子病了两天，也没发烧，无缘无故地死了。才过两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听到闹，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两个佣人，男的管烧饭，是老家带出来的，女的是城里雇的。女的住楼上，男的住楼下，上下两间是楼上楼下，都在房子西尽头，楼梯在东头，他们都没事。家里突然连着死了两人，棺材是老家账房雇了船送回乡的。还没办丧事，他父母都病了。体育场原是校场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传来的。他妹妹打来电话，知道父母病了，特来看望。开上晚饭，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儿不肯睡挪入爷爷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爷爷的大床。他睡爷爷脚头，梦里老说话。他妹妹和爹妈那晚都听见家里闹鬼了。他们屋里没敢关电灯。妹妹睡她妈妈脚头。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细软逃回乡下。他们搬入新居，不过七八天吧，和我们同席吃饭而住在新居的五个人，死了两个，病了两个，不知那个淘气的胖侄儿病了没有。这位同学是谨小慎微的好学生，连党课《三民主义》都不敢逃学的，他不会撒谎胡说。
我自己家是很开明的，连灶神都不供。我家苏州的新屋落成，灶上照例有“灶君菩萨”的神龛。年终糖瓜祭灶，把灶神送上天了。过几天是“接灶”日。我爸爸说：“不接了。”爸爸认为灶神相当于“打小报告”的小人，吃了人家的糖瓜，就说人家好话。这种神，送走了正好，还接他回来干吗?家里男女佣人听说灶神不接了，都骇然。可是“老爷”的话不敢不听。我家没有灶神，几十年都很平安。
可是我曾经听到开明的爸爸和我妈妈讲过一次鬼。我听大姐姐说，我的爷爷曾做过一任浙江不知什么偏僻小县的县官。那时候我大姐年幼，还不大记事。只有使她特别激动的大事才记得。那时我爸爸还在日本留学，爸爸的祖父母已经去世，大伯母一家、我妈妈和大姐姐都留在无锡，只有爷爷带上奶奶一起离家上任。大姐姐记得他们坐了官船，扯着龙旗，敲锣打鼓很热闹。我听到爸爸妈妈讲，我爷爷奶奶有一天黄昏后同在一起，两人同时看见了我的太公，两人同时失声说：“爹爹喂”，但转眼就不见了。随后两人都大病，爷爷赶忙辞了官，携眷乘船回乡。下船后，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
这件事，想必是我奶奶讲的。两人同时得重病，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是过去的事实。见鬼是得病还乡的原因。我妈妈大概信了，我爸爸没有表示。
以上所说，都属“怪、力、乱、神”之类，我也并不爱谈。我原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这是客气的称呼。实际上我是老朽了。老物陈人，思想落后是难免的。我还是晚清末代的遗老呢!
可是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轻人”如今也老了。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很值得仔细思考。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选自《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商务印书馆出版） 找机会拜读一下 真正的才女呀，一定拜读。 不容易呀,境界就是不一样 读过杨先生的《我们仨》，可惜几乎忘光了，放在架上，很多次想再拿起来翻一翻，又罢了。
关于钱杨夫妇，李黎的书《一见钟情:李黎散文集》里有好几篇，有兴趣的不妨找来一读，也许更生活化。顺便推荐一下，李黎的这般集子不错。
至于人生，最近看了两本：
梅-萨藤著的<<海边小屋>>，一位六十多岁的独居女人，小说家、诗人和日记作家。这本书就是她的日记作品。写了对生命对爱的独特体验。
另一本：《寻找香格里拉》，[美]龙安志著，庄细荣译，中国藏学出版社。也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杨绛先生的书读得不多，她写过一篇谈翻译的文章《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收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的丛书名家翻译经验谈《因难见巧》中，惭愧的是一直没读宛 看过钱老的作品,不愧为大师 可怜的杨绛，始终走不出钱钟书的影子，偌大年龄还不能安静一下，还要靠钱的余威赚点吆喝，真是为她感到难过。 “我（引者按：郭红）喜欢挨着杨先生坐，喜欢感觉她那种令人温暖愉快的气质。”
对这句最感兴趣，如有清晰的彩照，那就太好了。很想知道她精神世界的哪部分被照亮了。
这个岁数出书，多半是身边年轻人“喜欢”得不行，心静不下来。
老人家真是可怜。
温柔，那是夕阳在告别人间。 很喜欢她的小说我们仨 钱杨的著作看过一些，很喜欢。
钱杨二位文笔风格都清新细腻，感人至深，但是又各具特色，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创作，相互影响又独立成家，实是中国文坛之典范。
想比下，钱先生作品更多的对于世人林林总总的感情的表现，入木三分，《围城》俨然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录片。
而杨先生的作品我的大多是对于亲情的表现，如《我们仨》，读这本书的时候经常会放下书，想想自己身边的亲朋，有时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有时候甚至会黯然流泪。读过之后对于人生的意义，人的感情生活，亲情生活产生无限的渴望和眷恋。
在这个人情冷暖的社会里那些漂泊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人性的最真。 国庆当晚九、十点钟想起去书城。书城十点半就关门了。匆促间看到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翻开没看几句就揪心：“二○○五年一月六日，我由医院出院，回三里河寓所。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
我回来读，不忍释卷，读上一段掩卷思之良久。遇到好书会这样，又好像怕它太快结束似的。
九十六岁的杨绛先生说，“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看着不免难过。人生到了“边缘”，身外之物都渐次还了，实则心上那些从历练得来的冷暖自知、别有会意才是可以真正为自己收获和拥有的。杨绛先生两年多来和“老、病、忙”斗争写成此书，如此清雅深思、直叩心灵的文字给人多少思想的宽慰和灵性的浸润，觉得有这样最本真的灵魂安顿，人生的价值，已在其中矣。
这书基本上是形而上的思索。人与灵魂、灵与肉、命与天命……好的是并非理论之辩，“不是专门之学”，只是作者“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的结果。想从中得到实用的、解决现实问题的速成法却是不能的。那些形而上的思索难道是必要的吗？时人多半会以为多余而无用罢。杨绛探问近旁几位七十上下的朋友有关灵魂问题，未料都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并不愿为此费神。“这些人来自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
她说到人生有命，而人在有些事情上可以做主。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先生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这个职位很理想，钱先生却一口拒绝。他说，“那是胡萝卜”。杨绛说，“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要有他的聪明，有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她说到解放前夕，很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劝我们离开祖国的，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这个有关“去国”的问题钱、杨两位先生已在多处说了。原先有人访问杨绛，当时为什么留下来？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后悔吗？杨绛先生答，“没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她还说，“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理解”。 说真的以前对杨绛先生不了解 只知道她写了洗澡一书 是个大才女 但是看了她写的我们仨之后 真的感动得哭了 完全是心灵的写照 没有华丽的语句 如叙述般娓娓道来 无比敬仰和羡慕的一家人就这样分散了，读后很让人伤感。 一看到这题目，就像他老人家是不是病重的时候写的，赶紧近来看看。 2005年杨绛笔答博士论文作者：
问：您最喜欢哪种人?
杨：各种人都喜欢。不论地位、年龄，各种人都可爱。
问：您最讨厌哪种人?
杨：讨厌我的人，我也讨厌他们。
问：您是否有宗教信仰?
我的小学是人主教会办的，大学是基督教新教办的，但学校对我宗教信仰没有影响。我不是教徒，上帝是我自己信的，不受任何人影响，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信仰由经验、读书、思考的反复积累，逐渐坚定。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从前面的笔答看，最后这些问题，作者是已经找到了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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