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王国维开罪沈曾植
李洪岩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与沈曾植的交往向来被传为佳话。王国维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连日本人铃木虎雄都说，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惟独对住在上海的沈曾植，“推许其学识既博且高”。可以这样说，沈曾植的文名，虽不是王国维吹出来的，却与王的揄扬大有关联。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两个人也曾闹过别扭，而且闹得颇伤感情。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是个非常博学的旧派学者。1915年4月中旬，由于罗振玉的关系，39岁的王国维与65岁的沈曾植在上海相识。据悉，沈曾植曾经对王讲：“天下书痴，唯我辈耳。”两个书痴遇到一处，自然非常快活。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那里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例如，1916年2月，缪荃孙与王国维谈到清代音韵学家江有诰的《音学书》，恰好沈曾植藏有此书，王即借来阅读。另据1916年12月20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函，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与沈曾植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王国维并在该书的自序中说：“方伯音学上之绝识，与余一得之见合于方伯者，乃三百年来小学极盛之结果，他日音韵学之进步，必由此道。”足见其对沈之推重及自负之深。不过，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不仅及时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还根据自己的见解予以裁断，扬弃其“奇突”者，写成专著。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确实强化并扩大了沈曾植的学术地位。
但是，由王国维1918年12月3日致罗振玉手札可知，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绝非仅有愉快的聊天，而是同样伴随着诸多龃龉和别扭。
事情发生于1918年12月初。据王国维说，当时沈曾植将一些贵州汉刻资料交他审阅，以便拿去翻印。王读后发现，全是赝品，便交给喜欢翻印这些东西的好朋友邹安（景叔，号道庐）看。邹了解到是假货，即退给王国维，表示不愿意翻印。王国维于是又把这些东西交还给沈。但是，怎么对沈曾植交待呢？王国维感到为难：说假话，显然不可；直言其伪，对方又可能不高兴。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折中手段，委婉地对沈说：“有人说这些东西是赝品，我从文章上看，也觉得有未妥处。”沈曾植一听，果真就不高兴了，沉默着，一句话没有说。又过一会儿，两人聊到两位日本汉学家，沈便话中带刺地影射说：“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则更骄，如汉刻一事，彼辈竟断定为伪。余因知上海评价书画皆由掮客把持，学术亦由一种人把持内，学术上之物非由彼辈出者，皆斥为伪也。”这显然是对王国维不满了。王国维不好说什么，“仅敷衍，少时而去”。
不过，王国维心里却感到很不痛快。他对罗振玉说：今后，沈氏那里“虽不能不往，将视为畏途矣。”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王国维在信中对罗振玉又谈起三件事，以排泄自己的郁闷和委屈。
第一件：“当《浙江通志》初修之时，先生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一言之，大触其忌”。1914年，浙江省修《浙江通志》，聘沈曾植为总纂。其后，沈曾植聘朱祖谋、张尔田、王国维等为分纂。孔子曾经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左传》又记孔子的话说，臧文仲做了三件不仁义的事，其中一件是“下展禽”，亦即“使展禽屈居于下位”。展禽就是柳下惠。王国维的意思大概是说，沈曾植委屈了他，给他的职位太低，却又不许他表示不满。
第二件：“维之就哈园而不能兼办《通志》，亦其一因。”哈园，即英籍犹太人哈同(Silas Anron Hardoon，1850－1931)之宅，俗称哈同花园。王国维自1916年春开始，在哈园工作达七年之久，邹安就是他在哈园的同事（也是同乡）。王国维在哈园是本职，修《浙江通志》乃属兼差。他觉得，沈曾植对自己不能专心修志也有所不满。
第三件：“即维今岁辞大学之招，恐亦为所深悉。”据悉，在哈园期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委托马衡邀请王国维去北大任教，王国维犹豫不决，便征求罗振玉的意见，罗要他听听沈曾植的看法。沈认为，应该接受北大之聘。但是，王国维最终却没有应聘。
从上面所牵连出的三件事，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神经是多么脆弱和敏感。后来，他自沉于湖，不能说不与这种脆弱和敏感的神经相关。而且，他还预支了一件对沈曾植的不满，说他给徐乃昌（积余，号随安）的《随庵吉金图》写了一篇序，“此书出后，此老又必生妒”。
据悉，1918年12月，王国维改定《唐韵别考》、《音学余说》二书，合在一起，署名《声韵续考》，请沈曾植作序。可是，序未成而原稿却被沈氏遗落。这件事，大概也很让王国维不满。他在12月21日致罗振玉的信中说，作序这种事，是沈曾植所乐意做的。词气之间，大有“当面输心背面笑”的意味。
不管怎么说吧，王国维感觉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他甚至说出了“因疑生畏，触目皆是幻影”，“因缘际会，皆为罪状”，“非精神异常，又何至于此！”一类过于情绪化的语言。可见，王国维的愤懑已经到了极点。在其心目中，沈曾植已经和“神经病”差不多了！
可是，就在两人闹别扭之后三个多月，也就是1919年3月，沈曾植七十寿诞，王国维撰写了著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说沈某“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龚自珍、魏源），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戴震、钱大昕），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922年11月，沈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国维撰《挽沈乙老联》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对沈曾植深有研究的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指出：“王氏的这个概括，虽然对沈氏的学术面目作了一些基本的勾勒，但对沈氏的整个评价却有过分推崇之处。”
钱锺书先生讲过一段名言：“历史上很多――现在就也不少――这种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确切地说，很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的事例。这些都显示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的睚眦，为钱先生这段话作了很好的注脚。
当然，王、沈之间的关系，并未因闹别扭而破裂。事实上，1921年8月，沈曾植还曾手书杜甫诗句于扇上赠给王国维，沈并于诗后题跋。次年四月，王国维又手书沈曾植1915年还家杂诗四章以俪之。只是，当我们看到历史非常顺畅理想的那一面时，也该看到不那么顺畅理想的一面。
需要补充的是，1917年7月，沈曾植曾参与张勋复辟活动，并亲赴北平，担任所谓的“学部尚书”。沈的这类政治活动，是背着王国维进行的。当时，王国维到沈家串门，沈已北上，沈家人却托称沈某到苏州去了。问何时返回上海，沈家只答还须耽搁一段时间；问与何人同去，则云朱某。可见，在政治上，沈曾植并不信任王国维。他们的关系，大体以学术为限。
轉載自「中華讀書報」（http://www.gmw.cn/01ds/2007-09/05/content_666349.htm）
看多了于丹、易中天的八卦，也來回顧一下近代著名學者的八卦。不過，文章的題目和內容似有點出入，「王国维开罪沈曾植」，從作者的敘述中，看不出王國維單方面做了什麼要不得的事，得罪了沈曾植。自己知道沈氏的大名，真的也是從王國維的揄揚而得知的，不過，沒去細究二人交往的始末，不清楚「两个人也曾闹过别扭，而且闹得颇伤感情。」是否沒人提過，而真「令人大跌眼镜」；也許，已有不少人知悉，不過，也許不覺得有什麼好大肆聲張的吧。全謝山評黃梨洲云：「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二，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與呂晚村的交誼，也不免凶終隙末，令人遺憾。文中所述引起沈、王二人齟齬的原因，感覺有點類似，實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王國維最後尚且與羅振玉分道揚鑣，對其晚年心情之打擊，更甚於此。要由沈、王交誼引伸出「王国维的神经是多么脆弱和敏感。后来，他自沉于湖，不能说不与这种脆弱和敏感的神经相关。」我自己是不太相信的，能結撰出《觀堂集林》這樣著作的人，敏感則有之，說神經脆弱，嗯，那我的神經一定像水管一樣粗了。哈哈！所引錢鍾書先生的話，更覺莫名其妙，人與人的交往，有什麼實然與應然的關係。
胡縐幾句，權當學術八卦！ 老兄真活跃，赞一个。
请问这《音学书》是有关缪王二人谈话的记述中如此吗？我没见过这么叫的，好奇。
另外我总觉得这种文章发到报纸上标题内容经编辑删改的可能不少，有些东西本来好好的，到后来编辑大笔一挥就变味儿了。
所举三点证明观堂先生敏感脆弱的，我觉得有点先给他定个“脆弱”的调子，再想方设法往这两个字上靠了，可惜行文太过薄弱匆忙，倘使多扯几句，效果或许还好些，呵呵。 大家都见过李洪岩、范明伦如何挦撦钱锺书、杨绛的吧？倒是觉得现代学术史的研究里，也缺不得他们的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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