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橐驼种人[非首发]
不说傻子，就说普通老百姓一眼都能看出来，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不仅仅是一篇传记，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根本就不是传记，是篇寓言性质的故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篇正宗的政论文章——当然和《人民日报》的差别，平凡的人也依旧可以看出来。溜达溜达地说，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照样使民不聊生。到底怎么个“愚”民法，柳宗元没有明说，他很有发展眼光，已经看出了在中国，愚民技术是个绵绵不绝的过程，是个春色常青的又时髦的技巧，是个可这么说又可那么做的本领。
柳宗元，在今天看来，也只是说了一说而已。这种说像Q哥一样也会在说与被说之间永恒下去。
柳氏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如果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知道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则能体会到这篇文章的进步意义。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的。
柳氏一开始先是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在写法上第一小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这里得简单说说，我们知道在《庄子》里面有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另外最有意味的是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这里我们不但需要看出柳宗元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也要看出来在底层社会中，人对人的愚弄。尽管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但我们更应该窥见普通人对普通人的嘲讽，郭橐驼可以凭老庄学派的“顺乎自然的思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而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但我们现代社会却不允许在人格上的这种侮辱，这不同于父母把我们喊做“小狗小猫”，而有似于众人对祥林嫂的愚弄，柳妈对她的好心伤害。当然，反过来讲，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快节奏已经不允许我们太在乎外在的精神了，而更应该像郭橐驼学习，学习他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然要么消沉偏激，要么发疯自杀。
接着柳氏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总结起来，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孽”。在写法上免去了说怎么擅长移树的省笔，因为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作者先点到而止。而在后面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里存在着怎么管如何管的要义。
别人问郭橐驼的种树经验，他说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面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这种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东西，也就是马克斯的抓本质。纵观全文，尤其应该让为政者如此，嘴里说着八荣八耻，心里想着吃喝嫖赌，动不动以集体、人民、国家这种大的概念潜移默化的驯服你，到底为国家牺牲是为谁牺牲，人民又真的记住人民了吗？一奖功成万古枯。鲁迅说得比柳宗元要深刻得多。
有时国家还是很爱我们的，只是让基层和“帮闲”的人搞坏了。用柳氏这篇文章的话说就是“爱之太恩，忧之太勤”，而郭橐驼不是这样。“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其实为政者真的能如此关心已是万民福祉了，事实上，心照不宣地都知道关心是怎么样的猫腻。今天慰问了受灾群众，明天报纸上就有个领导扛着一待面粉的特写镜头。政策从庙堂上经过黄河九曲十八弯到了民间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关心亦然。当然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在这个问题上，广大群众就得积极地奋发图强了，适应这个大千社会。
最后柳氏才正面揭出本旨。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郭橐驼说“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两个“尔”，五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我们除了佩服柳氏的描写功力，更应该看出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如何的被复制，以及在变相中被复制得千姿百态。在这点上，可以和柳氏的另一篇文章《捕蛇者说》对照着看。
作者在末尾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即使在今天也有着积极的意思。
其实说白了，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最重要的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这即是郭氏的“养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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