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克波尔《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第二章摘译
[这是我做的一篇翻译练习，原文比较长，没有全部译出。我是出于对年鉴学派的兴趣翻译了这篇文字，不熟悉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术语，错误的地方，肯定不少，请各位书友指正。]Skocpol,Theda.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茜达·斯科克波尔(编著)：《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
Contents
Preface page ix
1.Sociology'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1
THEDA SKOCPOL
2.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Marc Bloch 22
DANIEL CHIROT
3.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The Histor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47
FRED BLOCK and MAGARET R. SOMERS
4.Configurations in History: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S.N. Einsenstadt 85
GARY G. HAMILTION
5.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and Historical Particularity
in the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Reinhard Bendix 129
DIETRICH RUESCHEMEYER
6.Destined Pathways: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Perry Anderson 170
MARY FULBROOK and THEDA SKOCPOL
7.E.P.Thompson: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History211
ELLEN KAY TRIMBERGER
8.Charles Tilly's Colletive Action 244
LYNN HUNT
9.The World System of Immanuel Wallerstein:
Sociology and Politics as History 276
CHARLES RAGIN and DANIEL CHIROT
10.Discovering Facts and Values: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Barrinton Moore 313
DENNIS SMITH
11.Emerging Agendas and Recurrent Stra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356
THEDA SKOCPOL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n Methods of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392
Notes on the Contrivutors 404
2. 马克·布洛赫的社会和历史长卷
20世纪7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得名于他们的刊物：《 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最终在美国社会科学界获得了应有的声誉。此前这一学派并非默默无闻，但对其赞赏有加的也只是那些深谙此道的欧洲史专家。社会学历史著作数量的增加，使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声望大为提高，艾曼纽尔。沃勒斯坦甚至将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机构命名为费尔南德。布洛岱尔中心。布洛岱尔是吕西安。费伯维尔的学生，费伯维尔死后，他继之成为年鉴学派的领袖级资深成员。
布洛岱尔和艾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后者明显是布洛岱尔的继承人，名声远远超出了学术圈子，他们的书翻译成商贸读物，售价昂贵，面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在法国，它们是畅销书。
年鉴学派成了一场运动，20世纪20年代，这场运动由吕西安。费伯维尔和马克。布洛赫发起，当时他们都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布洛赫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20余年，成就无可比拟，为年鉴学派打下了知识基础，建立了声誉，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甚至超越了费伯维尔。
早在结合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成为时尚之前40年，马克。布洛赫就已经这样做了。他和追随者们的著作风行一时，布洛赫理应列为当代历史社会学缔造者之一。
布洛赫最重要的3部著作重点研究西欧中世纪。《帝王之触》出版于1924年，研究一种从约11世纪延续到18世纪的信仰，这种信仰认为法国和英国国王的触摸有魔法，能治病。《法国农村史》首次出版于1931年，是他最具独创性的作品。在此书中，他为全世界的现代比较农村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坚实的立论和得出结论的方法，即用近期地图和现存土地形状的资料去补充旧档案，都为追随者提供了范式。《封建社会》分2卷于1939年和1940年出版，是他综合性、归纳性最强，也是读者最多的作品。
布洛赫的最后两本书，《不可思议的失败》和《历史学家的技艺》，写于二战期间。一本关于战争，另一本包含了他关于历史撰写方法的观点，但未完成。所有这些著作，以及很多重要性低一些的书和文章，都译成了英语。布洛赫的影响在沃勒斯坦，佩里。安德森，查尔斯。蒂利，和巴灵顿。摩尔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在另外几十位历史社会学家的研究和撰述中也同样可见。随着他学术工作中以事实为依据的细节和方法影响新一代的历史思想家，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研究社会历史写法的学者应对布洛赫著作的5个方面[特点]感兴趣。读布洛赫自然要比读一篇关于他的论文更有意思，收获更大，探讨他研究的内容要比分析他的方法论路子要更有启发性。但是，当然也会有些社会历史学家想从布洛赫的经验中获益，而不愿意过多涉足西欧中世纪史。对这些人来说，他撰写历史的方法原则值得描述解说。
这些特点中只有4个真正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他采用的时间和社会分析单位，他考察的证据类型和他针对这些证据提出的问题，他采用的比较方法，以及他赋予社会理论的角色。布洛赫著作第5个方面特点，当然也同样引人入胜，关注的是历史学自身的重要性。究竟为什么写历史？
他的最后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于1941到42年间写于维希政府治下的法国，这是一个国家和个人的多事之秋，在此书中他花了大量篇幅为历史研究正名。虽然这看起来似乎对时局于事无补且无关宏旨，但对布洛赫来说却关系重大。以他自己还有他的同事们尤其是吕西安。费伯维尔的著作为例，他解释了历史应该如何写，为何写。他为一生著作进行的辩护与他的方法论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这两者很难分开来讲。但是，正因为对学术生涯的最好辩护首先是一系列已完成的著作，所以我把布洛赫的这部分思想留到本章的结论部分来讲，在此之前，我将先介绍本章的关键内容，即4个方法论问题。
一、时间和社会分析单位
传统上历史研究分期是根据政权、王朝或帝国的政治兴衰，以及那些据信改变了社会政治环境的历史剧变。分析单位同样也由政治决定。历史学家根据联邦、国家以及各种统治疆界来选择他们研究课题的具体界限。如果这种界限不过于僵化倒也无可厚非。布洛赫不无揶揄地写道，没人会对\"路易十五王朝的经济史\"大惊小怪。那么，为什么传统就不能接受\"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欧洲外交史\"呢？
对布洛赫来说，有两种有用的历史分期，那就是世代和文明。\"文明\"指一个社会所有物质的、心理的和结构的成分，这些成分的变化与相邻世代所经历的变化相比显得十分缓慢。《封建社会》是关于一个重要文明的历史，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时期。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份纲要，指导他们在理解一个如此庞大繁杂、变动不居的历史单位时应该去研究些什么。
首先应该研究的是历史环境，在本例中是9世纪和10世纪由穆斯林、匈奴人和斯堪的纳维亚入侵和劫掠在西欧造成的混乱和恐慌气氛。长期的不安全迫使人们互相依赖。如果当时的国家或家庭、部落结构更为强大，它们就有能力保护个人安全；它们就不会建立那种分分等级的人身依赖关系，这种关系以后被称为封建主义。
文明的第二个维度是它的文化环境，包括科技成果。交通、对自然的态度、宗教、智力活动以及法律作为主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布洛赫用以撰写《封建社会》的平台。如果不是因为他已经写过《法国农村史》以讨论封建社会的农业基础，他会更加强调农业技术。
单一环境下发生的事件，与威胁西欧的同样性质的入侵和危机，在其他时间和地点不断重演，却不一定产生封建主义。创造了封建文明的是在特殊具体的环境中这些事件所发生的物质、地理和文化环境。中世纪早期的农耕和军事技术限制和削弱了欧洲人应对外族入侵和各国内部崩溃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世袭贵族阶级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供养骑兵战士的昂贵开销，从农业中获取赢余的有限数额，落后的交通对贸易的阻碍，以及欧洲的地形特征。因此，封建社会在欧洲各地形式各异，欧洲又和封建社会势力最强大的地区截然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封建社会从未控制瑞典或瑞士山区。
在扩张的家族势力或它们的对应力量比西欧强盛的地区，例如巴尔干半岛，长期的入侵和危机长生的各种社会中形态根本就没有封建社会。不难看出，当产生封建社会的最初动力，即安全危机，缓解时，阶级关系的性质会发生显著变化并变得更加严峻。于是，面对在9或10世纪从未出现的对其优越地位的挑战，精英阶级必须努力保卫他们的社会地位，这已经迫在眉睫。第二个封建时代，从11世纪开始，实际上与第一个封建时代是不同的文明，它扎根于晚期美洛文王朝和加洛林王朝。
布洛赫从未宣称所有的封建文明都整齐划一，而是有一些共同因素。只有深入理解这些共同因素，才有可能解释一个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于是，支撑布洛赫的封建主义模式的同一套框架也可以用来说明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如何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例如在英国，国家发展的独有特点是他们在诺曼征服之后建起了一个联合封建王朝。这赋予英国比同时期大陆各国要强大得多的统治机器，进而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英国发展出了与其他各国不同的封建主义形式。另一方面，与其说是种种历史事件，不如说是德国封建社会初始时期更原始、更有部落特征的社会特性，使德国比法国社会进化慢。意大利则与此相反，在那里罗马帝国的社会、行政管理和交通从未像在高卢西班牙那样彻底崩溃，西哥特人的原始封建国家毁灭后，意大利当然就会经历种种剧变。然而，无论从环境还是历史事件的角度，所有这些地区仍有足够多的共同点，足以成为广义上相似的同一种文明。
《封建社会》一书很重视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种重要影响力的多样性。一个文明的情感和思想模式，宗教态度，民间传说传统，以及法律遗存等等，担任重要角色，而且布洛赫从不试图把物质因素置于精神因素之上。只有为所研究的文明确立了基本特征（我们姑且称之为参数）之后，他才在此书第二卷致力于分析阶级结构，斗争，和政治变迁。读者可以在《封建社会》中察觉到布洛赫的分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远远不是他编写体例的中心原则。它们也不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在另一场合中，布洛赫写道：
我对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钦佩不已。我认为马克思作为个人来说恐怕很难令人容忍，而且他的哲学肯定在很大程度上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富于独创性。但是他作为社会问题分析家则前无古人。……但是，把它的教条当作一切知识的试金石，这合理吗？
读者在《封建社会》中可以看到布洛赫如何决定将他的研究目标定为时间和社会界限。如果说各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限定性特征是对安全危机和外族入侵的反应，那么这些依附关系标志着这一文明的开端。如果松散的家庭和部落关系，弱小的城邦，以及脆弱的经济与供养花费巨大的骑兵战士的需要联系在一起，那么符合这些条件的地区就属于封建欧洲范围，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区则不属于这个范围。换句话说，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知识可以揭示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是或多或少同时产生的各种条件，由此可以产生出一种长期延续的社会形态。
在《法国农村史》一书中，布洛赫设定的时间和社会界限与《封建社会》一书有些不同，因为研究对象有点不一样。他将欧洲区分为多个文明，这些文明几乎可以叫做农耕文明。他认为法国不合适作研究单位，因为它有三种类型的土地划分制度，即：北方以窄长条形地块为特点的开阔土地，布列塔尼和中部马席夫地区用篱笆围起来的小块林地，以及南方那些封闭的、不规则的、积木状土地。（第二种实际上是第三种土地的相对晚近的和次要的变体。）两种主要土地形状——即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很多差异都能以耕种方式的不同来解释，北方采用真正的或者说带轮的犁耕方式，而南方采用古老的罗曼式或者耙式耕种。但是，这[种差异]还不仅仅关系到耕种方式或者简单的因果关系。
但是，这些物质上的考察是否能解释一切？从一项科技发明开始，解开一条因果之链，这种做法的诱惑力当然不小。犁耕的发明使土地变长[因为犁具转向半径的限制使得耕种小块土地没有效率]；这又进一步加强了集体组织的控制力[因为拉动沉重的犁具需要大队牲畜，同时犁耕需要整个村庄范围的合作轮换模式].从给犁具装上轮子开始催生了一整套社会结构。我们要明白：如此推理会让我们忘记人类创造力的无数源泉。犁具，毫无疑问，使土地变长。但是它不会使它们变窄。并没有从事实推断出来的理由来阻止村民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数量较小的大块，每一块的长和宽相等。他们可以每人拥有少数几块更大也更方整的土地，而不是每个土地所有者占有许多细长条。事实上，这种[大块]土地划分法似乎被避免，而非推行。把土地分成许多小块则有望平均运气[以规避风险]；每个村民都能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各种不同土质的土壤；每个村民都可能有机会躲过各种影响土地收成的天灾人祸——冰雹，庄稼病，灾难——这些灾祸不时地侵害村庄的耕地，使部分土地抛荒。这种想法在农民的头脑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反对理智的[大块]土地划分法，这种想法在划分南方不规则土地和北方长条状土地时同样起作用。但是在南方人们采用耙耕，为了让地块更小、宽度更适合，只要缩短长度就行。犁耕使得这种方式不可行。因此，在采用犁耕的地区人们不得不避免缩短地块的长度，但还是要减少面积，这样他们只能把地块划得更窄。这迫使他们把土地规划成排列整齐的长条，否则，这些地块就要互相交叉——这显然是个笨点子！这种划分土地的方式，就村民而言预示着某种谅解，以及他们对集体约束的默认。这种情况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和前面[关于犁耕决定社会结构]的推断完全相反，可以说如果没有群居习惯，犁耕就不可能出现。但是毫无疑问，在一部我们靠推想来重构的历史中，精确辨别原因和结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让我们收敛雄心，尽可能地往回追溯，我们应注意到犁耕——长形地块之母，以及稳固的集体生活方式，这两者一起非常明确地定义了一种农耕文明。若缺少这两种要素，则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明。
存在于法国北部、德国西部和英国大部分地区的发展充分的封建文明类型，取决于农业生产中采用的开放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又取决于村庄内部的集体协作。也许开放土地的村庄中集体式土地划分法要早于封建主义，而当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不复存在之后，这种土地制度仍继续存在。因此，布洛赫将《法国农村史》研究的历史分期结束点大大推后，直至公共放牧权被废止。这标志着古老的农耕文明的结束和新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引进。其他采用开放土地制度的欧洲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在英国确定这些变化的日期特别容易，因为它们都由国会颁布法案施行），即使这些变化是渐进式的，它们对产生新型的农村社会却是决定性的。在法国，法国大革命使这些变化制度化并使之加速，它们甚至在19世纪还持续起作用，横扫大部分法国落后地区。但是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19世纪都没有标示出本质性的分界线，分界已经在早些时候到来。
任何对法国大革命和工业化的经济影响的解释，都取决于正确划分这一渐进变革的历史时期，正因如此，布洛赫对这一历史变迁的描述，意义之深远实在无以复加。
至于他在《法国农村史》中考察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布洛赫承认，土地制度的某些根源出自前罗曼，甚至是前凯尔特时期。但是，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之间仍然存在一个自然分界点，这个分界点有两个标记，即：晚期罗曼时代人口剧减，以及9世纪和10世纪加洛林王朝重新耕种抛荒土地的努力归于失败。约1050年，土地大清算开始了，这正与布洛赫后来所说的第二封建时期开端的年代巧合，这是他研究的起始时间点。
当代社会历史学家们如何以布洛赫为范式来确定他们研究材料的时间和社会界限？并无一定之规。首先要深入理解研究对象，然后找出决定所研究的文明的本质特征。这些特征由一整套不同因素的结合体组成，同时标志社会形态及其所存在历史时期的界限。在此时间和社会区间内，就可能建立一个平台，即某种社会模型，这种模型有十分明确、长期存在的规则。
但是，有些社会历史学家研究远比\"文明\"要短小和有限得多的课题，对他们来说情况又如何？这种地方，布洛赫帮助不大，因为他很少忘记他真正的研究对象是在大洲规模上的广阔历史时期。
吕西安。费伯维尔使用世代这个概念比布洛赫要频繁得多，但是在布洛赫的方法论著述和他的自传性评论中，他表示，他认为世代是短期历史分析的合适单位。特别是当他感到他是\"德雷福斯\"世代的一员，这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是围绕着那场旷日持久的丑闻的辩论，它所激起的政治动乱，以及结束这个事件的自由主义的胜利。比布洛赫晚出生几年的那一代人就不再那么忠于第三共和国，也不再那么崇尚自由主义。布洛赫强烈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共同经验和参照点对塑造一个人的思想多么关键。他不否认阶级，教育，出生地，以及其他偶然因素也同样重要，但是他宣称还有[世代]这一外部维度，历史学家可据此确定他们研究对象的历史分期。
二、证据
布洛赫通过分析土地形状揭开中世纪社会的秘密，他的这一成果如此声誉卓著，结果，他同样是传统文献档案和书面材料的高明分析家，这一点倒不为人知了。
他对中世纪史诗富于想象力的运用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发现多数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西欧史诗尽管形式大同小异，内容却迥然有别。法国史诗[罗兰之歌]作者从8、9世纪神化了的历史事件中找灵感，德国人则追溯到4到6世纪的民间传说[尼伯龙根之歌].在卡斯底里地区却正相反，史诗[熙德]描绘的是非常晚近、几乎可以说是当代的事件。这种分歧揭示了这些地区的深刻差别。比起那些较早被罗马征服的地区，德国受古老部落风俗的影响持久远得多，神话传说直到封建时期仍然非常盛行，与此相应的是封建化的普遍延宕。在意大利，古老文字从未消亡，王公贵族坚持说拉丁文。卡斯蒂利则草创未久，没有历史可资神化，除了晚近的再征服中发生的历险事故。法国则处于中间状态，尽管南北差异不可忽视。这些遍布全欧的变体不仅限于文学。经济，城镇化程度，法律结构，以及语言都或多或少与各种史诗传统的差异有关，这些差异看似肤浅实则意义重大。
在《封建社会》一书中，布洛赫列举了适合历史分析的证据类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进去了：政府档案，地名，土地形状，风俗习惯，集体，保有的心理态度（如果能猜测得出），货币，交易帐簿，建筑风格，都是合适的话题。紧接着中世纪的现代时期的证据，与来自所研究时期的证据对他的研究结论同样重要。但是，完全确凿无疑的结论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资料从来不能给出完全足够的解释。对他来说，历史\"仍然有着尚未完成的考古发掘的所有激动人心的魅力。\"
如今，考古学家种植自己培育的野麦来寻找中石器时代的证据，历史学家不遗余力地用口头传说作佐证来计算时间，确定历史事件的年代，我们身处这个时代，布洛赫对各种各样史料的运用已经不再让人感到惊奇了。关键在于：布洛赫认为使用何种证据应取决于研究什么课题和提出了什么问题。尽管与他同时代以及当今的那些墨守陈规的社会学家根据手头的证据来定研究课题，布洛赫却反其道而行之，为新史料的大发现以及拓展历史研究取证范围做出巨大贡献，这也成为年鉴学派的标志。
三、比较方法
1913年出版的小部头专题著作《法国之病，巴黎周围的乡村》颇为自信甚或有点自傲，在此书中他敦促历史学家不要再去仅仅搜集散漫无稽的史料。他告诫他们不要食古不化，要广泛阅读文献资料，深入了解整个领域。这样，他们才能搞清楚就手头掌握的证据可以提出哪些最重要的问题，为一流历史学家提供材料，这些一流历史学家的研究部分地建立在专心致志的业余爱好者准确细致的研究之上。（据我所知，社会学家也这样劝告历史学家：学会比较，学会提出正确的问题，唯其如此，如有必要我们可以采用 你们的研究成果。）
布洛赫的教导直言不讳：\"组织和比较调查所得，找出相似之处，解释和排除例外，在无穷无尽的地区差异中辨别出根本事实。\"
尽管布洛赫对传统历史学家言辞激烈，他却把着力于比较社会和比较经济史的大部分示范性研究都交给了他的同事，吕西安。费伯维尔。20世纪末，已经不必告诫撰写历史的社会学家别犯方法过时的错误。我们的典型特征是广泛比较概括，而不是学究式的舍本逐末，也不再担心过于理论化的结论。再去强调布洛赫为扫除那些穷途末路的对手而发的议论，已经没什么很大必要了。但是，追思他为何对迟钝和迂腐的老派历史学家深为反感，仍然不失为一剂苦口良药。那些人[老派历史学家]为欺骗、伪造历史结论者大开方便之门，其肤浅的眩人眼目可为居心叵测的政治目的所用。
四、社会理论
在一次关于经济理论的讲话中，布洛赫指出：\"经济现象的科学只能是观测的科学。我们认为它不可能满足于既定经验的归纳……逻辑推理，在我们致力阐明的学科中，仅仅用于分类和解释事实。理论必须和实践结合以保持活力。\"他将亚当。斯密和卡尔。 马克思作为各自时代的经济历史学家的优秀范例。
每个人都会赞同这一论断，甚至那些不求甚解的人。第一眼的印象是似是而非的，布洛赫还有些言论有助于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
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通过分析他的上一辈人如何被孔德派的自然科学观点深深迷惑，布洛赫探讨了社会学。他的结论是，历史学研究方法分成两派，分道扬镳。
他又一次在争论的两派中保持中立。他推崇社会学家（主要是狄克海姆及其学派）建构的社会理论，从中得到启示，尤其是在《帝王之触》中。但是，他感到这些理论被滥用了，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僵化。他对那些放弃社会学理论的人的表示理解，认为他们自有道理，但是相比之下他对社会学家更为同情。
布洛赫著述中隐含有一条不成文但非常重要的导向性信条：社会集团和个人尽其所能使其生存机会最大化，而且长期来看，他们处心积虑扩张地盘，减小生存风险，其意图是理性的。这种理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本例当中，布洛赫确信理性是人类行为的指导原则，只是意味着导致行为的各种动机都可以解读，并依环境不同发挥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可以符合逻辑地解释这些动机。行为的长期变化这一概念对经济理性非常重要，因为它给社会一定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尤其是剧变发生时。但是，对布洛赫来说这个理论信仰如此显而易见，他觉得没必要把它写下来；他只是用它指导自己思考和写作，不打算证明它。
布洛赫及整个年鉴学派理论取向的最重要特征，是对单一编写体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扬弃。阶级和阶级斗争，地理，集体心理，亲缘关系，技术，以及政治事件，所有这些难分轩轾，都有助于形成和改变文明，但又摆脱不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必须顺便强调一下，这种对理论局限性的意识，混用各种证据描绘出某个历史时期令人满意的形象，以及对准确性的要求，需要布洛赫采用特别明晰易懂和色调丰富的行文风格。他的理论模型结构松散，甚至行驶的时候就逐渐解体；它性质的变化破坏了用以解释它的模型的有效性。仅仅是让它们起航并漂流一会儿就需要高超的语言和科研技巧。直到今天，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还保持着布洛赫这一特色。
布洛赫既不反理论也不唯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社会理论扮演一个重要和基本的角色。任何重要研究的最终结果必须是一系列理论概括，以完善社会模型，使之适用于特定的环境，同时完善对社会行为规律的解释，以引人入胜的比较概念，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历史学家有所助益。《封建社会》行文接近尾声，他对日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评论，似乎意在说明：\"用我的书增强你的想象力\".
在我看来，当社会学家谈论理论的重要性时脑子里想的可不是这些东西。就像还停留在布洛赫的时代，他们仍然执著于孔德的自然科学理念，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以及理论运用。至于历史著作，企图通过研究囊括全球的漫长历史时期来求证普遍历史规律，这种做法与布洛赫的追求背道而驰。
五、为历史辩护
1940年秋，正当德国征服法国之际，此时右翼思想加强了思想禁锢，反犹主义肆虐，对像布洛赫这样相信自由主义理想优良传统的人横加迫害，布洛赫写了一本小书《不可思议的失败》，分析这场灾难的根由。布洛赫本人以屡遭迫害闻名 ，他的家族是阿尔萨斯犹太人，普法战争后逃离阿尔萨斯。此书开篇第一句话就问：\"这本书能出版吗？——我还真不好说。\"他没有屈服于恐惧，而是以其史识辨析当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既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是一些重大事件的见证人，也因为他深知自己对社会和经济变迁认识深刻，这有助于让他的见解超越流俗。
在这里我们没法讨论有关1940年法国沦陷的庞大文献。但是，有一个要点应注意，那个时候，对法国战败的解释倾向于针对法国社会的普遍腐败，不切实际的左派与尖刻、不合时宜的右派之间的内部分歧，与德国相比相对落后的工业，以及不利的人口分布。（没必要再去重复那些互相指责了，左派说右派叛国，右派说英国人欺骗了法国，或者指责共产国际第五纵队拖了战争的后腿。这些指责流传很广，但是它们大多查无实据，经不起推敲。）
法国陷落后一个月，他和其他人一样，都还来不及查阅相关文献档案，布洛赫就看到了真正的原因。法国总参谋部不懂机械化运输。让部队深陷比利时是根本的战略错误，命令部队向有效纵深作战术退却又不断失败，这极大恶化了战略错误。机械化运输要求路况良好、安全有保障的公路，这非常容易被游击战破坏，没有人对此有最起码的认识。布洛赫是个上了年纪的预备役少校，1939年应征服役，亲历了比利时大溃败，但他并不是从这个视角去观察这些事实，而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在此书的后半部分，布洛赫写道，所有那些对法国弱点的指责都不无道理，但它们都解释不了法国军队的迅速崩溃。它们仅仅解释了，如他所说，某些刚刚露头的东西，即法国主流社会心照不宣的妥协投降态度，一旦政府作战失败就不再想抵抗，而且非常令人不解地想为战败寻找替罪羊。但是，法国军队虽然指挥不力但装备精良，如果它仍然坚守阵地，这场灾难就不会发生。
这个错误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战略战术教学方法过于依靠历史经验，过份相信\"过去能指导我们如何把握现在\"这一概念。布洛赫宣称这是错误的历史观，因为它解释不了20世纪的根本变化。正如他以前说过，又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重申的那样，无论何时何地，历史学都是研究变化的科学。拿破仑军事史之所以有教益，首先是因为它可以教会军官们19世纪早期的战争已经变得和18世纪战争多么不同，而且说明其他欧洲国家用了多长时间才跟上这个现实。拿破仑史对现代战争不置一词。表明变化如何发生，这才是研究历史的关键所在。
布洛赫不太看得起那些相信了解过去可以指导未来的人，而他对那些神化过去的人则更加严厉。维希的社会政策宣称\"回归大地\"将净化法国。布洛赫说，这是胡说八道，因为那种懒散、闲适的法国农民生活根本就不存在。历史学应该使读者不再轻信那些关于过于的愚蠢观念。
如何历史不是未来的指南，那它还有什么用？ 布洛赫几乎即刻就洞察法国军队的真正错误所在，这表明历史学训练对理解过去未来的任何社会环境都其有用处。那些惯于构建社会模型的人，甚至在将其所学用于遥远异国的时间和地点时，也形成了一种认识，以重复此构建过程并将其用于別的场合和文明。另外，普遍原则，尽管并不形成封闭或严格的理论，可以作为理解人类行为的指南。布洛赫最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作为政治温和派人士，是他认为革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让年轻人掌权，从而为政治体系输入新鲜血液。甚至纳粹都这么做了，但是法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让老去的一代上台。
在布洛赫最后一本著作中，他将更清楚地阐明这些观点。他在此书中论述史学训练在抵抗运动中作用如何显著，书成两年后，他死于德国人枪口下。用批判的方法研究历史档案，评估证据，提出正确的问题，这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而不是仅限于历史学家。我们当中那些教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学者可以扪心自问，布洛赫的学说如今还有没有人信奉？我甚至不太敢称引布洛赫；他的论断会让当今那些老于世故的人大惊小怪，觉得他太单纯，太多愁善感。但是，无论如何，这论断是一位学者光辉学术生涯最终定论的一部分：
“我们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斥伪造和流言，批判方法被彻底从学术研究中摒弃，这真是丑闻。批判方法不仅仅是学术训练的附庸。自此出发，更广阔的天地向它展开，历史学最为人称道的几项光荣之中，应当包括这一项：批判方法以其技法条分缕析，为人类开辟出一条新道路，通向真理，进而通向正义。” 何不附上原文？ 这本书我只有一个复印本，还放在学校了。
既然版主相问，我一定设法附上原文，不过时间还请版主宽限点。
刚才想去网上找找，google了一下，没想到在下这篇译文赫然列在第三位，看来书园有些树大招风的感觉，呵呵
画蛇添足
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http://www.jcrb.com/zyw/n51/ca152006.htm
为什么古代罗马坍塌了，它的法律却得到了继承，一个法律的时代在其后展开；为什么拿破仑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但他的法律却依然活着，他对法律的贡献至今仍如星闪烁？这是尹伊君先生长期考察和思索的问题。他历经８年完成了一部历史社会学著作——《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近日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着一次巨大的文明转型。社会学家忽视历史学的方法，法学家则是在实在法构筑的园地里耕耘着，历史社会学就是将历史、社会、法律这些要素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弥补研究方法单一、片面之缺。本书运用这一方法对社会变迁问题寻求法律解释，其视角新颖，观点深刻，耐人寻味。
本书对社会变迁进行法律上的解释，展现了一个多学科、多角度、视野广阔的解释机制。这一机制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变迁的动因不是单一的。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建立不应仅仅归因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社会变迁的动因是综合的。当然，人类用不同的方式创造历史和社会，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它，其中法律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创造力量和解释方式之一。作者应用这一解释机制，全面剖析了社会变迁的法律因素，其“双重社会”的理论是深邃独到之见。
历史社会学的考察方法是以社会变迁为经线，以不同社会的比较为纬线，这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极为广阔的视野。作者对这一问题有长期的学习与思考，坚持不懈的积累为本书的写作准备了充分的学术养分和丰富的资料。在作者看来，“如果可以将历史社会学比做人体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社会是其躯壳，历史是其经络，文化是其灵魂。”本书要奉献给读者的，正是法律与社会、历史、文化和文明联系起来加以解释的方法。
历史社会学的解释还是多元的、开放的，也是比较的。但是，一直以来历史社会学统摄人心的基调是西方优越论。事实上，中国社会变迁在结构层面上的转移并未使我们能够超越一百年前的论争。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内生产物，是无法选择的。而在中国，它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尽管这一选择是在各种情势逼迫下不得已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最值得反思的问题是现代化的模式选择。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对待本国的传统，或曰一个民族对待自己传统的态度和信心。作者认为：“一旦彻底摧毁、打碎和脱离由自己的心智所滋养出来的文化传统，顺应西方文明，那我们就失去了文化的自主和自觉，亦步亦趋地成为西方文明的附庸。”
因此，中国法律现代化之路，要实现文化转型，应破除“两论”，在社会变化与尊重传统之间找到一条客观务实、戒除浮躁的社会变迁之路。一曰“社会进化论”，将社会变迁看做一个由低向高的梯级发展过程，将中西社会视为同一道路上的或快或慢的两列车，主张“适者生存”。该论是西方优越论者所选。二曰“社会破坏论”，无视甚至蔑视前人的智慧和创造出的文化成果，必欲打倒之、破坏之、推翻之而后快。后论在中国历史上表现最突出、危害最烈，至今仍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中，曰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种武断、割裂历史文化的传承关系是极不现实的。所以，研究社会变迁与文明转型问题，应在方法上避免“社会进化论”和“社会破坏论”，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是值得称道的。这也是本书在方法论上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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