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与”爱智者”
1. 古希腊的“智者”古希腊语中的“智者”为sophistes，原泛指有智有识之人，如“七贤”。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时，“智者”一词则专指一批收费授徒、重点教授修辞学和论辩术并以此为职业的教师。实际上，“智者”与“哲学家”(philosophers)不一样，虽然两者都与“智慧”(sophia)有关，但他们所理解的“智慧”是不同的。前者自称“有智之人”，后者则认为自己是“爱智之人”。
首先，智者的兴起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并没有成功地达到任何统一的宇宙概念。他们提出对自然的本原提出各不相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从而动摇了人们对获得知识的信心，产生了一种怀疑主义的倾向：人类理性是否有能力发现自然界的真理？而智者们的活动又传播了这样的信念：将个人的意见看作决定一切的基础。
同时智者的出现也是雅典民主制发展的产物。城邦民主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当主宰生活的不再是公正和正义，而是论辩和说服的技巧，雅典民主制也就走向了衰败。于是，参政议政、诉讼演说的广泛社会需要，以及随着民主制度的衰败和危机所显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决定了智者产生和智者运动兴盛成了当时历史的必然。
智者派的声誉最初很好，他们训练人们清晰而有力地表述自己的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但是智者的论辩由于仅仅关注于如何给对方的论据制造矛盾，许多后期的智者在认识论问题上蜕变为怀疑主义（认为我们无法获得确定知识），在伦理—政治问题上转向了相对主义（认为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道德或伦理）。从高尔吉亚之后，智者运动越来越朝着玩弄技巧、热衷诡辩的方向发展，逐渐失去了开启智慧、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反而腐蚀了雅典的社会风气。由于他们看待真理的相对主义态度，他们后来被指责为教导年轻人如何使一件坏事看起来很好，如何使不公正的案件看起来公正。另外，不同于早先哲学家的形象，早先的哲学家从事哲学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们是无私的思想家。相反，智者派为他们的教学索取费用，这使得柏拉图轻蔑地称他们为“销售灵魂食品的商人”。
由于智者显著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倾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视之为批判的对象，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智者们声名狼藉，甚至“智者”这个概念亦与“诡辩”同义，直到黑格尔才恢复了智者的本来面目，开始比较客观地评价智者的地位和作用。
智者们从不同的国家来到雅典，有着不同的习俗，他们来自不同背景的广博知识使他们怀疑达到任何绝对真理的可能性。他们迫使富有思想的雅典人考虑希腊文化是基于人为的规则(nomos)还是自然(physis)，迫使雅典人追问自己的宗教和道德规范是依照传统的从而是可变的，还是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
在来到雅典的诸多智者当中，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90—420年)是最有影响的。他的这一陈述而广为人知，“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这一命题可被解释为：事物不以它们本来的面目向人们显现，在任何时候都只显现其某些方面或某些特性。或者说，就显现在人们面前的事物一直被人在特定时候身处的环境或职责所决定而言，人是万物的尺度。
智者们对人类本质进行了更加深刻和细致的探讨，动摇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正是通过各种集会演讲、法庭辩论、问题解答等形式，智者们在给学生传授修辞学、论辩术以提高他们论辩技巧和获胜能力的同时，也贯穿了批判迷信、抨击传统、藐视权威、高扬个性、崇尚感觉、鼓吹怀疑的思想内容，也正是由于这些内容和风气的传播，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启蒙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所以，人们有时把智者运动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相比，称智者为第一批人文主义者或思想启蒙者。公正地讲，智者们对哲学、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学科的发展也确实有重大的贡献。
2. 爱智的“无知者”—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Socrates)生于公元前470年前后，死于公元前399年，与智者派生活在同一时代。由于他的论辩方式，苏格拉底经常被人们看作智者，其实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智者自称是有智慧的人，而苏格拉底却一向以无知自居。据说有人到德尔斐神庙求神谕，询问是不是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神谕说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了。苏格拉底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是无知的。于是，他便到处寻找有智慧的人，以期证明神谕错了。结果他发现，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人其实是无知的，因而神谕说他有智慧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所以始终在追求知识。对他来说，追求知识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和使命，而且是医治雅典民主制之瘤疾的良药。对人来说，自知自己无知而热爱智慧，才是真正的聪明。
智者派意在论辩中“求胜”，苏格拉底则意在论辩中“求善”—不是为了破坏真理这一目的，也不是为了传授律师和政客们实用的技巧，而是为了获得真理和善的实质性概念。与智者派一样，苏格拉底感兴趣的主要不是自然哲学，而是认识论—借助对话澄清概念（下定义）和伦理—政治问题。苏格拉底不停的在公共场所讨论与人相关的普遍概念，研究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是谨慎，什么是卤莽；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城邦，什么是政治家；在伦理—政治问题上，苏格拉底把驳斥智者派的相对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他承认有普遍的善和正当的价值规范存在。我们也许可以把苏格拉底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概括为: 美德与知识的统一。一个确切知道什么是善的人也会去行善。同时他也就获得了幸福。苏格拉底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也就是说，他相信理性优于意志/感觉，因为理性最先认识善，而意志/感觉则是用来达到理性所指的。与此对立的意志论则认为意志/感觉优于理性—我们先意愿某物（我们称为善的东西），然后理性寻找获得此物的手段（以及对此物的意愿作辩护或合理化）。
正是在批判自然哲学家和智者的基础上，苏格拉底开始正本清源，摒弃感觉推崇理性，促使人们从求胜求智转向求真求善，以追求知识为人之本性，从而竖起了理性主义大旗，划时代地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以苏格拉底划分前后，将此前的希腊自然哲学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
3. 苏格拉底为何会死
苏格拉底的死是一出典型的希腊式悲剧，实质上是苏格拉底的思想与衰败的城邦民主制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的结果。
按照希腊人的观念，每个自由人都禀赋正义，都是天生的公民，所以参政议政，参与决定城邦大事，乃是他们天经地义的职责。既然每个公民都必须参加政治活动，都需要在公共集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赞同和反对他人的观点，或者吸引更多的人赞同自己的观点，这就需要使用语言的艺术和技巧。城邦民主制虽然曾经是辉煌的典范，但是到了后来，智者诡辩的盛行则标志着雅典全民民主制的衰落。人们凭话语的力量参加并且影响政治决策，逐渐地不再在乎事情本身的合理性，而是关注于自己的提案能否被通过，于是论辩术和修辞学就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教授人们论辩术和修辞学的智者盛行，使他们在公民大会上有能力说服别人。于是，公民大会的政治生活蜕变为诡辩的市场，失去了积极的作用。
苏格拉底则信奉专家治国。在他看来，人们不仅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缺少真实可靠的知识，而且通常都是在盲目无知的情况下参与政治生活的，这就是雅典衰落的根本原因。苏格拉底试图通过知识来挽救雅典。在他看来，对任何事物，我们只有具有了知识才能知道怎样做和做得更好。所以，他给自己安排的工作就是在任何一种公共场合与人交谈，刺激人们的求知欲，让人们知道自己是无知的。他自比牛虻，说雅典这匹马太迟钝了，需要有人时不时地刺激它一下。在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企图通过自己的死来唤醒雅典人的良知。在伯里克利的时代，雅典还是一个强大的民主社会，苏格拉底可以追寻他的“牛虻”的使命而不受到惩罚。但是在雅典与斯巴达交战受挫，雅典社会日渐充满危机感和挫折感的时候，城邦政府就再也无法容忍他了。
当他被判有罪时，他还有机会提议给自己定什么罪。苏格拉底确信自己是清白的，确信他这样的生活和对雅典人的教导是有价值的，他提议雅典人应该奖赏他，让他得到他应得的。苏格拉底把他自己和“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赛马、赛车夺冠的人”相比.他说，“这样的人只是似乎让你们很快乐，但是我真的令你们很快乐。”因此他说，他的奖赏应该是“由城邦出钱供养他”，这个荣誉只被授予声名显赫的雅典人、将军、奥林匹克冠军和其他杰出的人。陪审团被他的傲慢激怒了，最后判处他死刑。
苏格拉底的学生买通了看守，准备护送他逃离雅典。但是被他拒绝了。正如他拒绝在陪审团面前提及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来打动他们一样，他也没有被他的学生克里托的请求打动，他相信永远也不能对真理反复无常。苏格拉底相信逃跑就是违抗、伤害雅典人以及他们的法律和程序。法律对他的审判和死刑并无责任；有责任的是他那些被误导的原告们，是阿尼图斯和美勒托。因此，他遵从法庭对他的判处，强调了他对法律和程序的尊重。
苏格拉底意在用自己的死唤醒雅典人的良知。最后，雅典人终于醒悟了，并且为苏格拉底昭雪。
最后，我们再次回到“爱智”这个词，也就是philosophy(philo是爱的意思，sophy是智慧）。这一名词表明了，哲学正是将人类智慧，作为热爱、追寻、反思、批判的对象，正是因为爱它，所以才会不断的追寻它，不断的批判和反思它。
从古希腊到当今，无论在任何朝代，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自诩为“有智慧”的“智者”。然而他们却不一定是苏格拉底那样的“爱智者”，有许多只是将智慧作为工具，去爱智慧之外的其他事物-权利、财富、地位等等。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如果真正有了哲学智慧，就能够升华人生的境界，达到冯先生所说的“道德境界”乃至“天地境界”。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来说，哲学智慧是一种“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智慧，‘’万物皆备于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智慧，“析万物之理，判天地之美”的智慧。
在黑格尔看来，是通过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辨证融合，使自己崇高起来。正如黑格尔所说，“人应当尊敬他自己，应当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哲学智慧应是一个人自己在最高程度上尊重自己作为人本身的智慧。
楼主的文章看着很熟悉啊。
我GOOGLE看看先 所以博士是PHD,爱智慧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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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说＂苏格拉底的死是一出典型的希腊式悲剧，实质上是苏格拉底的思想与衰败的城邦民主制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的结果。＂这说的太笼统了．
其实，当时城邦作为最高存在，个人屈从于共同体，拥有广泛的政治权利但没有私人意义上的自由，自由从属于民主。这也正是造成苏格拉底之死的根本原因．
我以为这个才是根本的问题所在．
在当时，苏格拉底是基于两个理由被处死刑的，一个是他不信仰城邦的神，只信仰自己的神，另一个是他腐蚀或者败坏青年。 苏格拉底的言论不仅仅是反民主的，实际上还是反社会的。处死苏格拉底在希腊当时是合情合理的．至于说以后雅典人又后悔了，那是后话．
楼主又说＂苏格拉底意在用自己的死唤醒雅典人的良知。最后，雅典人终于醒悟了，并且为苏格拉底昭雪。＂
苏格拉底的用意是什么？今天来揣测也不尽准确．
苏格拉底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区分人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社会生活面对的不是一个正确与错误的真理问题，而是一个可行与不可行的规则问题。
他要自蹈死地，怪不得旁人．从事后来看，虽然雅典人后悔，可对于世界来说还是损失一个哲学王来的沉重些．
不过要是苏格拉底知道在他之前遥远的东方就已经有一个人和他有类似的思想，能够坚守自己的思想能够不动摇的捍卫自己的精神尊严的话，那么他大概可以含笑于地下了．
楼主说＂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我对这个境界说一直有种疙瘩．
冯先生是＂大家＂不过按我看来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
人生总的看来应该是＂有物浑成＂的，不应该认为的划分什么境界，那是一种＂执＂．
虽然＂自了汉＂不好，不过就人生体验来看＂觉＂是至高无上的，象冯先生那样的，知行脱节，在关键时刻无法守卫自己的精神尊严为恶势力张目者，谈境界无疑于是盲者言光，毫无意义．
再扯就多了，打住．
总的感觉楼主的文章和我回复一样，没有新的主张，也就是概念的堆砌而已． 多谢楼上不吝赐教。我是理工科出身，刚开始转行学哲学，所写文章只是一些读书笔记的整理，方便自己理清头绪，自己实际积累实在薄弱，还请多多指教。
有一个疑问，既然说苏格拉底错在未能区分正确与错误的真理问题与可行/不可行的规则问题，那么冯友兰先生在“关键时刻”走了“群众路线”应该也是有可理解之处吧。毕竟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使知识分子几乎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
另外，冯友兰未能践行自己的信念这件事，跟境界说本身毕竟是两回事吧。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大众多把功利境界奉为真理，无法意识到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提一下其他境界的存在，还是有点用处吧。 引用第4楼icansee于2007-08-25 18:07发表的 :
多谢楼上不吝赐教。我是理工科出身，刚开始转行学哲学，所写文章只是一些读书笔记的整理，方便自己理清头绪，自己实际积累实在薄弱，还请多多指教。
想不到hu兄对哲学方面的资料如此熟谙，佩服佩服。如果论坛版面的定位和一个月前没什么差别的话，我想这样的“笔记”还是添上出处放到读书参考区比较好，否则冠以政法哲学类原创之名未免有些不伦不类，被人大哲学系的师生看到恐怕也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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