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转）
按：本文作者不详，应该是一位语言学专家。深感外语学习者有必要一读。中国人心里有这样一种成见；认为汉语迟早要被英语所淘汰。记得有一次，大概是胡野碧在辩论时干脆把它清楚地说了出来。前几天‘世纪大讲堂’请了一位学者李锐也认为全球化的结果是让英语统治世界。只有凤凰卫视的阮次山在一次‘大时代，小故事’中谈到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但是，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由于汉语使用了‘声’使得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那么，由于广东话中的声比普通话多，是不是广东话的思维速度比普通话更快呢？我的回答是，广东话虽然使用的声调多于普通话，但是，广东话有两个缺点，第一、它的文字规划得不好，文字表达欠佳，且有闭音节的声音存在。第二、它的声音利用率不高，普通话有21个声母、35个韵母和四声，连乘的结果是2900个声音，但是能够被利用的是2500个，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话中的仅1200个。广东话有九声，即使它的声母和韵母与普通话一样多，那么它实际使用的声音也应该是普通话的两倍多才对，但是，广东话中实际使用的声音仅有1500个，与普通话相差不多，而它的利用率比普通话小了几乎一倍。利用率小，就说明难学。因为同样的一个声母或韵母，每次的使用实际上也是一种练习的过程，利用率高的声母或韵母必然容易记忆、容易掌握。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凡是常用的语言元素，包括声母、韵母、汉字和单词等到，越是经常使用的越容易掌握。语言的好坏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不是能够用很少的记忆来掌握，第二、是不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掌握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知识？用一句极限的话来讲应该是：最好的语言是不学而知，但是所掌握的知识又最多的语言，或者说，学少而知多的语言。
英语与普通话相比则不同，国际音标中，英语有20个元音和20个辅音，所以英语的声音种类不会超过20×20＝400个；反过来说，不在这四百个声音之内的任何声音都不被英语所承认，或者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发音；这里所说的不是‘音节’。比较一下就会看出，汉语的发音种类是英语的3倍，两者的比值远大于广东话与普通话的比值。
下面要说一下，为什么声音种类越多，思维速度就越快。这个问题，去年我在‘北大中文’论坛讨论了一个月才使大家弄清楚，在这里我希望尽量说得简单。假设有一个仅会发两种声音的人，具体地讲，他就会发a和b两个音。根据电脑的理论，我们知道，他用这两个符号依然可以表达整个世界。再假设，世界上仅有400种事物需要表达，那么，一个英国人可以用每一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而仅会发两个声音的人，有时就不得不用九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因为二的九次方才大于400。比如，英国人用‘i’代表‘我’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可能要用abbababba代表‘我’这个概念。一般人每发一个声音大约需要消耗四分之一秒的时间。比较两者就会看出，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不但表达得慢，而且还费力气。在表达‘我’这个概念的时候，英国人使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使用了二又四分之一秒。如果两个人总以这样的比例生活一辈子，他们一生中所享受到的所有信息将是它的反比9：1。实际的情况中，最明显的是日语与汉语的对照，我们知道，日语使用了100种不同的声音，而汉语使用了1200种声音，因此很多汉字让日本人一念就必须用两个或者三个声音来表达。我们假设日语中所有的字都用两个声音来表达，那么岂不是说，日本人一生所能够享受到的信息仅仅是中国人的一半吗？我曾经思考过，这是不是与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有关。我们知道，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心里说的过程，如果在说话时表达得快，那么，思维的速度也应该跟着快。具体的例子是赵元任曾经比较用英语和汉语背诵乘法口诀的速度，汉语使用了30秒，而英语使用了45秒。因此，如果两个人同时用英语和汉语来背诵的话，到了30秒的时候，汉语使用者一定想到了九九八十一，而英语使用者则一定到不了这里，说不定，他想到的仅仅是七七四十九。这就证明了使用发音种类多的语言比使用发音种类少的语言思维速度快。这一点曾经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所证实。至于思维速度快是否就代表聪明这个问题是被很多学者所承认的。
我的证据是解释一个历史上的‘谜’古希腊人为什么比其他人更聪明？因为希腊的文化来自古菲尼基人，我们知道菲尼基人发明了人类的拼音字母，就声音的分解来说，这是一大进步，就思维速度来说，它是一大倒退。因为，为了筛选容易区分的声音元素，菲尼基人仅仅使用了22个辅音，这样，它的表达速度当然比现在任何语言都慢，而希腊人则采用了元音，我们知道元音与辅音结合以后，声音种类等于增加了好几倍。事实上，菲尼基人的声音中也有元音，否则他们是发不出来的。所谓的22个辅音是说他们仅承认这22个辅音为信息栽体，也就是，ma、me、mu、mai、muo在他们的耳朵里与一个m没有任何区别就像me的四种声调对于英国人来讲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由于声音种类的突然增加使得希腊人的思维突飞猛进，造成了后来的现象。论坛上曾经有人问汉语的声音种类依然多于英语，为什么没有英国先进。我的回答是，当声音种类突然增加的时候就有新思想出现，反之，当声音种类减少时，思想就趋于保守，而元朝以后，中国的声音中失掉了一个‘入’声，中国的衰弱正巧从那时开始。最后，在讨论尼安德特人的时候，人们也发现，使用声音种类少的人种会被历史淘汰。
我之所以认为汉语必定战胜英语的根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要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知识爆炸问题。我们知道，目前的英语单词包括各种生物名称及专利发明的新术语已经超过了数百万，如果考虑到英语中有一些可以推导和联想的成份；比如前、后缀和复合词等，它所需要记忆的基本单词也有一百万个。而所有这些单词在汉语中都可以用四千个汉字来表达。根本的原因还是英语的发音种类不够。
比如pork这个词，在英语中代表猪肉，它和猪pig、肉meat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代表它们的一个联合体而已，如果把猪肉pork、羊肉mutton、牛肉beef、猪油lard、羊油suet和牛油talon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就发现，英语中所有的联体词都是一个与其中任何一个分解词毫无关联的新符号，而它们却构成了英语词汇的主体，英语中几百万的单词就是这样来的。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如果将pork改成pig和meat连在一起的形式，那么就要发音四次而pork仅仅发音两次；所以联体的词能够节省发音却要增加记忆，而分体的词，无需记忆可是却增加了发音次数。设想，一位屠夫，每天要用到‘猪肉’这个词上千次，使用两次发音的单词要比使用四次发音的词节省两千次发音，何乐不为？但是遇到不常用的词的时候，英语还是和汉语一样，使用分解的词，比如驴肉就用donkey meat来表达。因为不常用的词，即使设立了符号形式，别人也记不住。汉语能够将英语中联体词汇分解的功能，非常有用，它使所需要记忆的词汇大大地减少；不仅如此，它还能够将词汇在人们头脑中的位置整理得清清楚楚。达尔文主义的诞生就是建立在林奈的双名法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方法使得各种印象在脑子中由原来的平面，变成立体的。比如，在林奈以前，人们给所有的生物一个名字，结果，由于种类太多，同一种生物可能有两种名字，而另外的生物，可能没有名字。林奈则将所有的生物先分类，并且给出一个类名，然后在类名的下面放一个词，两者组成双名法的名字。这样不但清晰，而且大大的减少了需要记忆的符号；比如原来有一万个名字，现在分成一百个类，又在每类中分成一百种，我们所需要记忆的仅仅是一百个类名和一百个种名，共二百个，而不是原来的一万个。随着知识爆炸的问题逐渐恶化，人类就有必要将其他的术语也仿照这个方法改造，而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汉语的结构进行改革。而原因还是在于发音种类的数量。
这个现象最先是德国的莱布尼兹体会到的，他认为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得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但是，他没有看到声音的真正特性，却由于汉字的数量上的性能而定义汉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知识爆炸的世界，他一定会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废除拼音文字而采用汉字。
最后，谈一下关于人的一生中到底能够记住多少单词或符号的问题。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通常在三到四千，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仅有三万个单词，他本人能够全部掌握。但是，到了丘吉尔时代，他的单词量依然是三万个，可是，那个时候的英语已经拥有近百万个单词了。所以，我认为，莎士比亚使用英语单词的熟练程度是后人根本无法达到的。我曾经在网上向很多英语中高等教育的语言机构请教，到底学习英语应该掌握多少单词才成，但是，他们的回答总是含糊不清，或者扯一些别的东西。后来，在一些无法避免这个问题的文章中我发现，语言学家们对于英语单词的要求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语使用者应该掌握五到二十五万单词，不但差距范围很大，而且，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莎士比亚和丘吉尔都应该是文盲，至少是没受过教育的人。我认为，这是任何推崇英语的人的软肋，只要他们能够躲过别人问这个问题，其他的方面 ......
我的观点曾经在北大中文网上讨论过。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不知道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和劣等文化。所以，在鼓舞中国人的信心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大家努力。其实，只要大家能够恢复信心，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早就应该领先于世界的。可是我们太爱钻牛角尖，总是当外国人设立一套标准的时候，我们拼命地追呀赶呀。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够设立标准，也让他们换换口味？我记起几年以前，西方国家有一个喜欢指手划脚的毛病，那时，我也有一个毛病－－喜欢掣肘拖腿。美国有一份cox报告，内中例举了大量的对比，用以说明中国人不可能通过三、四十次的核实验取得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相同的成果。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盗窃了美国技术。有人也称这次事件为李文何事件。我那个时候给美国所有的参议员各发了一封电子信件。内容是说，如果他们希望彻底调查此事，就应该设立另外一个调查小组，好好研究一下汉语和英语在思维上面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弄清楚，为什么中国三、四十次的核试所取得的进展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的进展相差无几。在信的后面又附上了我的对于两种语言对比的计算书。后来，接到了不少回信，要求我告诉他们我的真实地址才肯继续考虑。
……我也明白，不会有哪个美国参议员会提出任何有关的议案的，因为，任何有关议案的提出，其本身都是对于汉语的一种变相宣传，都是对于英语的贬低。没有任何美国人愿意辩论它。道理非常明显，如果辩论下去，必然牵扯到语音和语言学中的诸多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他们的一块伤疤。目前，美国一直要求中国降低人民币汇率，但是，态度依然没有超出礼貌的范围，所以，这套理论还不适合。一旦他们超出了理性，那么，非常容易扯到语言学的问题上来。换句话说，是：由于英语的思考范围狭窄，所以不能够从更加长远的利益来考虑问题。但是，这话我还不敢说，至少不敢对美国人说。因为我是学工科的，工程上的事情我有点把握，可是一碰到经济问题，我心里没底。
类似的事情还有就是找世界语bbs进行辩论。谁都知道，世界语实际上是将英语改头换面设计的语言，当然不懂得使用‘声调’。我的问题是，英语的单词已经远远超过了常人的记忆极限，世界语有什么办法弥补这个缺陷吗？当时有人回答我说，世界语中使用派生的结构比英语更加明显。可是，当我将汉语中的声音种类，以及‘声调’的利用方法向他们解释以后，再也没有人发言了。
还有就是美国有一个‘只说英语运动’english only曾经向全世界争求意见。可想而知，我的意见是什么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一意推行英语实际上是将美国文化推向深渊，是在摧毁美国文化。拯救你们的方法只有重新选择一门带有‘声调’的语言。对于这些没学过汉语的人来说，他们一般不懂得什么是‘声调’，所以，只好用唱歌时候的音阶来向他们解释；任何一个英语‘音节’都可以跟随音阶变化出至少八种不同的声音，这和‘声调’的作用差不多。上述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美国人的软肋，没有必要的话，我是不会乱碰的，影响团结。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我们可以说的也越来越少，因为说多了，就给人借口说中国威胁他们。 好文章 好文章,读后士气大振.我这就去宣传! 个人愚见，
1。语言，你去宣传是最科学的，那是愚蠢之极。
自来，语言是习惯科学。流通时，需要有一定的共性基础，才可互通。它可以适合一时一地，却不是亘古不变的。汉语是这样，其他语言也是。
2。汉语造就了很多文学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影响力局限于东亚地区，而且仿效者往往不买帐，一如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等。
3。汉语历史上阻碍了理工科学的发展。
4。目前，汉语还远不是科技主流语言，远不是外交主流语言，远不是金融主流语言。
我们很多留学后入他国国籍的人，也不再用汉语发表主要论文、主要著作。
5。文学的没落，社会上普遍的媚外主流，没有任何理性的推动中华主流思想的行为出现。
6。不要忘了，任何东西不会十全十美。意思是说，最好的，未必为世界所普遍使用。
往往，次好的，或是不好的，会成为历史的选择。
以上。 “最”这个字得体吗？ 有感：
哪位语言学家会下这样的论断？我就不相信是语言学家说的。
没有客观科学的推断，列举一些现象就得出个谁比谁先进，令人怀疑。
语言现象非常复杂，与思维，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极大联系，就字或单词多少来谈问题，一太片面二没切到主题。
比如pig和 pork，前者是Anglo-Saxon词源，后者则来自 Norman French。那为什么猪和猪肉要用两个不同的词，而兔子和兔肉都是rabbit？建议参读Pub talk and the King's English / Henry Fairlie一文。
抛砖引玉，楼下继续 不要和韩国人一样，只看见自己的好。。。。。。。。。。。。 按：转贴的目的自然不是争汉语和英语谁长谁短，套用生态平衡的说法，英语一统天下，相信不少人会说是件坏事。世界上的语种，如同物种一样，越来越少是不争的实事。现在人们提倡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既是为后代的生存着想，也是相信后人会更聪慧，能更好的利用这些资源。另外，若是地球上只剩下人类这一种生物，就算是能生存下去，恐怕也寂寞的很，于是，便有许多持下面观点的人：
汉语的危机
汉语，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乔百年来，我们依靠它倾诉，运用它思想，通过它记载，凭借它穿越五千年历史文化隧道。
然而，汉语正面临着危机，拯救汉语，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身为中国人，不能很好的用母语进行文化交流，不能体会汉语的魅力，那是多么悲哀的事！
如果不及时调整，总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学习汉语要比学习外语还难。
因此，不能不大声疾呼，让我们一起来爱护、保卫自己的母语吧！
什么是汉语的危机？
作为《汉语的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8月出版)一书的主编，朱竞感触最深的是，汉语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思想的危机，汉语言是汉文化的集中体现，汉文化的核心是汉语思想——母语思想。
而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汉语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发生了三次断裂。
五四运动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取向，人们的思维以及表达方式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对传统文化作了片面极端的理解，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取代，造成了汉语与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断裂。
汉语与传统文化的第二次断裂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政治化语模式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从公共话语到知识分子的语言都被单一的政治话语所替代，进一步造成了汉语和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断裂。
而在我们现代化建设、全球化的进程中，汉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西方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冲击，今天我们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价值内涵与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稀薄，也使汉语与传统文化的血肉之亲越走越远。
朱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一段很感性的话表述了我们汉语与传统文化的三次断裂。她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几乎都走在这样一个介乎被“欧化”的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创作界如此，而批评界和理论界也同样如此。一百多年来，我们学术话语“西化”色彩浓重，从概念、范畴到理论命题，都很少使用传统古典文论的东西，出现了“失语”的症状。出现了“失语”，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回避，那就是受“文革”“大批判语言”、“样板语言”的影响，长时间的“批判”、“斗争”也造成了语言的污染。思想的禁锢首先是语言的禁锢。对人格的梅辱，对人性的诋毁，对真理的蔑视，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粗暴、污秽，千篇一律的“排比”，声嘶力竭的叫喊，是那个时期、那个时代一致的无一例外的语言“风格”。它同样造就了一代人，他们语言贫乏，词汇单调，文风呆板，甚至以满嘴秽语为荣。我们好不容易赶走了老八股，如今却层出不穷地产生“新八股”，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套话，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为抵抗这种模式化语言的束缚，主动选择了“西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加速了汉语传统的断裂。
“身为中国人，不能很好用地母语进行思想、文化乃至生活上的交流，不能体会汉语的自身魅力，那是多么悲哀的事！”朱竞无奈地说。
北京大学谢冕教授或许能很好地表达我们对于汉语危机难以名状的心情：“当前汉语的境况实在令人担忧。简化汉字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随之而来的混乱，已是无庸讳言的事实。它已‘培养’出至少不止一代人不认识繁体字、不会使用毛笔，更不会阅读古代典籍的中国人。这些人是‘新文盲’。而且这个队伍还在不断地扩大。社会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着，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一步一步地走出中国古典文明的灿烂。更多的中国人正在远离那种由辉煌的古典文学作品培养的优美的文笔、高雅的谈吐以及端庄的举止。我常想，不会读古书和使用文房四宝的中国人是可悲的。”
因为全球化和网络化而引发了汉语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副主任刘方喜认为这种表述很准确。他分析，全球化对汉语的冲击是一种语际冲突，表现的是一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网络化对汉语的冲击表现的是一种语图冲突，表现的是符号冲突，就是传统的语言符号和电子多媒体的符号之间的冲突。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对全球化和网络化引发汉语危机这一问题作了很专业的阐释：社会的开放和技术的发展，使得汉语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汉语和别的语言杂交现象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且导致了非精英化趋势。以前语言的使用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特别是书面语言。而网络的出现给大众制造词汇提供了机会，因此引起了代际之间语言的争夺。随之产生的结果是语言的部落化，使同样是使用汉语的群体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
如果我们想更明白地理解这段话，近日发表在某报的一篇中学生作文可以作鲜活的注释，作文摘录如下：“昨晚，我的JJ带着她的青蛙BF到我家来吃饭。饭桌上，JJ的BF一个劲地对我妈妈PMP，说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PLMM。真是好BT啊，7456……”(JJ指姐姐，青蛙指丑陋的，BF指男朋友，7456指气死我了，PMP指拍马屁，PLMM指漂亮妹妹，BT指变态。)如果不是经常泡在网上的人看到这样的作文，也觉得理解起来有很大障碍。
作为老师，北京四中的刘波告诉记者，自己经常能在学生作文中看到类似的网络语言。“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功利性教育造成的。这种功利性在基础教育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语文学科重视不够，另外是受外来语的冲击。”刘波分析。
云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的胡彦教授也有同样体会，让他感到最无奈的是，现在的大学生会把2／3的时间都花在英语学习上，但最后令人尴尬的结局是，英语没学好，中文也没学好。
刘波痛心地指出，功利性教育其实是一种短视教育，人们更多地将教育的目的定位在实用和回报上。拿高考来说，语数外同样都是150分，但人们普遍觉得数学和外语的分数比较容易提高，在高考中容易考高分，语文处在了一个少人问津的尴尬地位上。很多学生都认为语文学不学一个样，花很多时间在分数上没什么变化；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生活在汉语的环境中，语文不用努力学也能学好；即使有很多家长为孩子的语文成绩差担心，往往也是从偏科的危害这个角度考虑的。这两种想法都是对语文学习的误解，都是没有真正认识到语文学习重要性的表现。即使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语文成绩也并不像很多学生和家长想的那样难以提高，之所以人们有这种误解，往往跟我们的学习方法亟待改进、语文教学质量亟待提高有关。其次，从语文自身的特点来看，语文既是工具学科，又是人文学科，很多学生只是知道一个粗浅的说法，却没有明白这种说法里面的真正含义。简单来说，语文做为工具学科，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这个意义放在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尤为重要。信息时代中，处理信息的基本方式有两个：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我们普通人输入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听和读，输出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听和写，听说读写能力的高下，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在信息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能力的高下。语文就是最重要的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学科。试想，如果一个学生听的能力差，他在同样一堂课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将比同班同学差多少呢？如果一个学生读的能力差，那么，同样一本书，他从中领会到的东西又比别人差多少呢？从大的角度讲，我们平时学习、生活、工作，与他人的沟通交流......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母语。很难想象连母语都学不好的人，英语水平能高到什么程度。另外，语言不单单是种工具，还是文化的载体，母语教育对培养一个人的民族情操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汉语的危机不全来自外语和网络的威胁。朱竞说，祸起萧墙更让人忧心忡忡。我们自身的放纵和苟且是一种妥协，甚至是一种投降，使得汉语文化的被颠覆来得更直接、更容易。很多作家对汉语也不够尊重，作品中充满着一些污秽、暴力的语言，传播着没有道德感的内容，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危害性，损害了汉语写作的尊严，也就失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网络语言、广告宣传、流行文化的一些语言、通俗文学、手机短信等日益制造着语言垃圾，这就是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附产品，这些在高科技温床中孵化的垃圾文化在工具理性的支持下，合法化地使上述语言垃圾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基本原则，当然还有“来自权欲谎言向情欲谎言战略转移的套话，来自个人与集体极取极欲的脏话，来自以经营绝对语言为业绩的空话，来自枉道而从势、曲学而阿势的废话，无时无刻不在严重污染汉语”。
最近媒体引发了一场关于汉语保卫战的讨论，并且分成两派 一派认为汉语已经到生死存亡之际，需要保卫了；而另一派则认为汉语保卫战这一问题根本不存在，是危言耸听。那汉语保卫战究竟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呢？
针对这一问题，朱竞说很难得出结论答案。有学者说“并不相信汉语‘危机’这种说法，也不相信汉语的纯洁性需要捍卫”。也有网友说：“温州人不会说外语，汉语也说得也不好，不是照样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朱竞认为“汉语的危机”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现在是贫嘴张大民们享用语言的时候”了。但她认为保卫汉语，是要保卫汉语思想的精华。
朱竞告诉记者，她很赞同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说过的一段话：“汉语思想是汉语精华的体现，也是中华文化的集中展现。古典的汉语思想无不充满诗意，语言的简洁明快、意蕴悠长，思想的辨证圆融、朴实无华，这是汉语思想的魅力所在。汉语思想是用母语思考祖国的现实与未来。汉语思想也是用最适合自己的语言思考世界的现实与未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这是汉语思想对中国的意义。用外语思考的中国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
胡彦也认为“汉语保卫战”一点都不危言耸听。他认为自己有很充分的理由。
原来胡彦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用古代注释学的方式给现代新诗注音。他发现，尽管现代汉语最基本的词汇还是以传统的文言作为基础的，文言文是现代汉语形成的基本语汇，但这些语汇在进入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后，它最传统的基本意思被遮蔽了。譬如“玫瑰”在古语里是一种玉石。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人们一说起“玫瑰”除了想到花，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它蕴含的古老意思了。
“语言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个人对母语缺乏感同身受的体验就会缺乏对文化的认同感。”胡彦感慨。他同时指出，现在的保卫汉语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其实保卫汉语并不等同于保卫文言文，而是保卫汉语和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
与“汉语保卫战”这一说法的坚决拥护者相比，陶东风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一问题。“汉语保卫战的提法火药味太重，战争思维的痕迹太明显，这样容易导致二元对立，容易导致极端。”
他向记者解释，并不是说汉语不需要保护，但要把握保护的“度”。他表示要保护好汉语，主要还是要处理好汉语的保护和开放之间的关系。历史一直有两种趋势：一种是闭关自守；一种是认为语言不要保护，放任自流，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这两种趋势是我们在保护汉语的过程中需要避免。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在跟西方的交流比较密切的情况下，汉语吸收了很多外语的新词，这些新词让我们在生活中使用时并不觉得别扭，反而很自然。因为汉语并不等于古代汉语，汉语的发展是流动的。像文革时期，我们跟外界不交往，但后果是导致我们的语言很贫乏。不过现在我们国家对英语的认可程度，陶东风也觉得没有必要。一个大国应该有一种大国气象，在语言上，除了必要的涉外场所使用双语外，大可不必在大大小小的商店和路标上使用双语。针对外来语和网络语言给我们的汉语注入了新鲜活力这一说法，陶东风部分认同，外来语言和网络语言给汉语增加了许多新词汇，这是事实，但到底好还是不好有待于时间来检验。不过陶东风强调，如果这种语言使用太多，会导致民族身份的削弱，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语言部落化，对于维持中国人的民族身份是有危害的。一个国家统一语言，这是建构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大家理解的语言有利于建构一个国家共同体，是大家互相理解的符号，语言的碎片化和部落化，会削弱我们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从这个角度来讲保卫汉语很有必要。
“但我们也要强调语言的多元化，强调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平等，不能导致语言的分裂，这是很恐怖的。”陶东风很折衷地表达了自己对“汉语保卫战”这一说法的观点。
在这一问题上，刘方喜的看法和陶东风相同。“汉语保卫战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述。汉语的危机是存在的，可能不是一个保卫和保护的问题，语言和其他东西不一样，一个要靠保护的事物，表明它已经丧失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汉语还没有‘惨’到这个程度。”语言的延续性很强，因为他是和我们现实生活结合得最紧密的，尽管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差别很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的延续性。
但是刘方喜还认为，汉语保卫战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汉语的危机是存在的，只是在表述上有点偏激，但这也无可厚非。
他表示，对于汉语危机，不是靠搞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能解决，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因此“汉语保卫战”的提法过分焦虑了。
而刘波更关心的，并不是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冲击，而是我们国家重英语学习轻汉语学习、重外来文化轻传统文化。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需要有更多人来关注，无论它给现代汉语带来的是弊多还是利多，都将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我们首先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去面对网语，以负责任的态度去研究它。就像中华传统文明在历史上屡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样，每一次文明带来的振荡都有可能使得我们的文明更趋成熟。” 刘波解释，网络语言受到现在年轻人的欢迎，首先在于它的人性化，譬如，在网络聊天和BBS交流中，使用这些简洁的词汇很省事，同时也显得新鲜有趣，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新鲜的阅读快感。不过他也承认，这种阅读快感对于那些不怎么熟悉网络语言的人来说，就可能增加阅读难度，带来阅读的痛苦。因此他坚决反对学生在作文中大量使用网络语言，因为他们还都处在语言的学习阶段。
汉语的前景怎么样？
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受访者对汉语的前景都持乐观态度。
陶东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据他的经验，一种语言被同化掉是很难的，香港开放这么多年里，也没有被普通化和英语所同化，因此汉语也不可能被完全同化掉。只不过人们的生活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生活变得多元了，不像以前没有现代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很单纯。因此他相信语种自然的深变进化，经过时间的证明，有些词语会积淀下来，而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像白话文刚刚提倡时，也遭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很多人都认为他没有美感，但在后来事实证明，白话文一样能写出优美的诗和小说。
“当然，对于汉语的现状，我们要做一些努力。”陶东风建议要多发挥民间的作用，不要一想到保护，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政府的指令。这是最不可取的方式。他认为对一种语言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管理往往会使语言受到伤害。因此他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于所有地方台和节目都不能使用方言的规定持反对态度，这种做法不利于汉语的发展。陶东风把保卫汉语与保卫普通话分得很清楚，通过政府命令的方式，这对中国各种语言的发展很不利。同时他认为所有的高校教师评职称都必须考英语，这是中国人自己发起的英语霸权主义，显得有点荒唐可笑。国家的语言政策对语言的影响很大。
因此他呼吁国家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一定要听取专家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尤其是语言学的学会、诗歌朗诵社团等非政府结构，应该多发挥作用。
而胡彦更希望不论是一般的普通的市民还是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我们的本土文化。他告诉记者，尽管现在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方式是现代汉语的形式，但他们的语言里面所包含的内容用价值观念都来源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并没有自己的话题，他们的思想和观念都是舶来品。譬如前些年知识分子热衷谈论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不是从我们本土的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而是知识分子强占话语领域的权威从西方引进的，跟我们本土面临的生存困境或者文化困境，没有内在的关系。因此尽管他们在表达，但他们只是在重复和转述他人的语言，是处于“无根”的状态。
胡彦强调，汉语要摆脱西方思想的渗透主宰，首先应该认识汉语的来龙去脉、汉语形成的根，只有在重新认识汉语的源头之后，汉语才来在未来发展中有存在的根。
尽管刘方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汉语还没有惨到需要保护的程度，但他说如果汉语需要保护的话，那么使汉语焕发生命力就是最好的保护方法。不等记者问，刘方喜用逻辑的方式就开始告诉记者答案了。要使汉语焕发独特的文化魅力。首先体现在研究层面，研究语言和文学的学者要做一些工作。他也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在刘方喜的印象中，现在语言学的角度停留于技术研究和形式研究，没有把汉语当成一种文化。譬如对汉语古典诗歌，研究得就不是很深入。尽管对古典诗歌的研究在五四以来就是不断地进行的，并且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也有很多成果，但研究人员一般强调诗歌的魅力在意向，意向丰富是汉语重要的表现。但刘方喜的独特见解在于，汉语古代诗歌的魅力除了来自于意向外，还还来自于声情。他认为对汉语诗歌声情的研究是我们目前研究忽视的一个方面。他相信后者更能体现汉语的魅力。我们要把古典诗歌的意向翻译成英语比较容易，但汉语的声情翻译成英语就很难表达。怎么能体现声情呢？刘方喜认为就需要去读去呤诵。最早的诗歌都需要唱，这样才能体现诗歌的魅力，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英语诗歌和汉语诗歌的差别。
其次从教育的层面来说，刘方喜认为文学教育不重视语言的操作，语言操作包括两个方面：朗诵，写作。尽管高校中文系开了古代文学史这一门课程，介绍很多文学理论，但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建议学生多读原著。中文教育应该叫汉语教育，但我们现在的中文教育，作为民族语言教育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因此文学教育肯定得进行一些反思和调整。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语文教育负载了过多的功能，譬如德育，而最能体现汉语魅力的作品没能进入到语文教育的视野中。
最后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刘方喜认为由于我们现代中国文学存在的一个问题，忽视开发汉语的魅力，主要的影响就是西化，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创作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据他了解，有很多现代诗人，他们的诗歌启蒙，是模仿西方翻译过来的诗歌。这样一种诗歌启蒙和创作途径，他感觉存在很大问题，如果顺着这种途径发展下去，汉语的魅力多少受到一些遮蔽。许多人认为白话诗还没有创造出像古典诗歌这样优秀的作品，如像李白这样的作品。刘方喜分析，这如果是我们的白话诗存在问题的话，那么不重视对汉语内在魅力的开发，侧重于对西方文学和诗歌的模仿应该是原因之一。
因此，刘方喜坚信，汉语不是保护问题，而是发展和创作的问题。如果使汉语成为像英语一样的强势语言，则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但如果要使汉语靠自身的文化底蕴立足世界，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焕发出汉语的魅力，不断生发出精深的哲学美妙的诗歌的汉语，让其他民族的人想了解一种高深深邃的思想就不得不读汉语原著。
对于“汉语保卫战”，朱竞身体力行，花费了很大心血主编《汉语的危机》一书。她捍卫汉语的主张是建议学校教育更多地来关注汉语生命的自然需求。因为从对儿童的言语早期教育开始，到小学、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维系着他们言语学习活动的都是规定好了的具体的现实目标，在教学情境下的每一个游戏，每一次远足，每一篇作文，每一回对话或演说，背后都有一个精心策划的应试圈套。如果说，保卫汉语作为一种思想攻略与坚持的战役从渗透于中小学时段开始，那么汉语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载体，其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同步在全球时代才能表现为一种乐观的从容。
尽管汉语危机重重，但让人备觉欣喜的是，我们的学者和政府都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为重新焕发汉语魅力不断地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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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韩国媒体：中国人的汉语功底令人心寒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中国先贤孟子提出的成为男子汉大丈夫的三条标准。三大标准中，“富贵不能淫”尤其令世人推崇。中国古人赋予了这句话非常深刻的含义，但是目前中国年轻人中有许多人无法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近期在上海举行的翻译资格考试中，出现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答案。参加该项考试的人的英语水平都很高，但是部分人的汉语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在汉译英题目里，有一道题是要求将“富贵不能淫”译成英文，有人将这句话译成了“Berich,butnotsexy（富贵但不能性感）”。有人将“血肉长城”翻译成了“Thelongwallofbloodandmeat（用血和肉筑成的长城）”。“血肉长城”一词来自于中国国 歌里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句歌词。尽管试题中给出了上述提示，但仍有许多人未能理解“血肉长城”一词的含义。
试题中还有一个题目是要求将“人之初，性本善”翻译成英文。“人之初，性本善”是孟子“性善说”中的观点，在中国应是妇孺皆知。在考生的答案中，有人在试卷上赫然写着“Sincethebeginningofhumanbeings,sexisalwaysgood（人之初，性爱 本善）”，类似的不可理解的幼稚错误还有很多，这表明中国年轻人的汉语水平令人担忧。据报道，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汉语比赛中，外国留学生击败了中国学生，曾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中国社会外语风潮蔓延，为找到一份好工作，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要花大量时间来学习外语。此外，多年来中国一直推行应试教育，忽视学生的汉语教育，从而导致了今天的情形：许多人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外语，而写出来的汉语文章却是错误连篇。
作为韩国人，我们有必要回头看看我国是否也在上演着与中国类似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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