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研究的开创之作——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
原创非首发《首发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b8c0a01000ab6.html》建国伊始，周恩来就提出了“把外交学中国化”的要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参与到了现今国际体系的各个领域，中国的发展也与世界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为此，中国急切需要大批熟悉国际政治理论的人才，为制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和从事外交实践服务。邓小平就表示，“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然而，当代国际政治学基本上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甚至被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称之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当代国际政治理论起源于西方的政治思想，求证于西方的历史经验，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实践需要。直到今天，无论是从概念的定义、案例的选择，还是理论范式，美国仍旧掌握着国际政治学的话语霸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还没有被纳入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仍旧停留在翻译和介绍西方理论的阶段。叶自成教授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以下简称《春秋战国》）一书是国内第一本运用现代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阐释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力作。
《春秋战国》一书共七章，分上下两篇。作者从考察 “国家”的形态、形成和发展入手，然后分析了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国际关系的产生，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该书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分为两种范式：理想主义外交和现实主义外交。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包括四种主要理论流派：霸权学派、仁义学派、自然学派；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超限制学派、谋略学派和权力学派。在各个学派下，《春秋战国》重点分析了管子、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子产、伍子胥、文种、范蠡、张仪、苏秦、苏代、司马错、范睢、荀子、韩非子等代表人物的外交思想。《春秋战国》既有“面”的描述，也有“线”的勾勒，更有“点”的重点研究。《春秋战国》没有停留在这些外交思想的介绍，而是更多的研究了这些外交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及其历史发展趋势。《春秋战国》不仅对这些中国传统外交进行了相互比较，还对中国传统外交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进行了对比。作者指出了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相通之处，也总结了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特性。
《春秋战国》虽然描述的是二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但是读起来决不会感到晦涩难懂。这是因为《春秋战国》一书遵循了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学理框架，按照国际政治理论中通用的概念和理论范式来梳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该书把中国古代外交思想都纳入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概念和范式中，运用了国家、主权、权力、霸权、超级大国、两极、多极、一超多强、国际格局、霸权体系、多边外交、国家利益、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等普遍接受的概念来阐述中国古代外交思想。作者把中国历史上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王道、霸道、权籍等概念融入到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之中。
叶自成教授一直致力于发掘中国传统外交的思想文化，《春秋战国》一书正是这种努力的初步成果。从国际政治理论的知识积累以及中国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来看，《春秋》一书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
第一、《春秋战国》一书破除了中国国际政治学术界的两个误区：“迷信西方”和“忽视中国传统”。“迷信西方”表现为学者多用古希腊、古罗马或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来举例说明国际政治命题与概念；“忽视中国传统”则表现为中国的学者大多被“西方中心论”牵着走，忽视了中国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春秋战国》认为中国的学者应该更多了解中国的历史，而中国的读者也大多对西方古代历史不熟悉。因此，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春秋战国》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当中国学者在提到地缘政治理论、国际体系等起源于西方的时候，首先应该想一想古代中国有没有出现过。西方学者可能不了解中国，但是中国学者却不能对中国无知。《春秋战国》提醒我们，“在涉及某一个理论，某一个思想是否就是自西方某某人提出之后才开始流行，或下结论说中国没有什么什么之前，最好先研究以下中国的历史。”
第二、《春秋战国》一书打破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心理障碍。中国学术界一般不能接受把中国历史上的分封国、分裂政权以及少数民族政权作为一个国家实体来对待，而是把这些政权都看作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政治实体，它们之间的往来和斗争都是中华民族统一大家庭内部关系的表现。尽管从政治上并不存在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禁区，但是，学者个人的“爱国情怀”和“大一统情怀”则给中国古代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设立了一个无形的障碍，这也是学术界长期忽视中国传统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原因。《春秋战国》以极大的勇气来直面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最大程度上坚持了学者的“价值无涉”的学术原则。
第三，《春秋战国》一书初步建立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联系，并有机的把中国历史和文化融入到当代国际政治的知识谱系中去，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打下了基础。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曾大胆预言，当前的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面临着突破。在当前，“理解新时代，创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可能出自中国人之手，出自先秦历史给中国人的启发。”
《春秋战国》一书是作者花费了近十年的研究结晶，然而，作为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诚如作者所言，在研究和出版过程中都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书中也难免有些过于简化和勉强的内容。一方面，作者在没有引证古代文献的时候没有对其来源、真伪和涵义进行必要的说明和考据；另一方面作者在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关系的时候，没有区分周王国与诸侯国、诸侯国之间以及华夏国家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及其所形成的体系。但是，《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研究的先行者，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古代国际体系和外交思想的研究。
注：这是一篇很久前写就的书评，一直也没有投稿，待到想要投稿时候，已经距离该书出版五年了。作为书评已经失去了它的时效性。但是希望大家关注这本书，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之前在自己的博客里发过此文。现在发于此地，以期引起讨论 请到首发处作一个小小记号“转发至http://cnc.readfree.net/bbs/read-htm-tid-4503102.html” 书名与其称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还不如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内交思想》：
1、在当时，周王朝还是名义的中央王朝，其他诸侯国还是隶属于周的；
2、在地域分界上，边界是游弋不定，模糊而不明确，可以说很难有准确的划界；
3、在边境线上，没有关卡限制，处于自由流动状况；
4、在语言和习俗上，除了秦和南方的楚外，关东各国语言文化基本一致，看不出差距；
5、在民族组成上，虽然当时没有汉之称谓，然而汉民族的轮廓已经初步形成，逐渐清晰；
6、在所谓外交上，没有固定机关主事，除了纵横家外，很少专职的外交人薄。
等等还有很多，总之，那个时代，与其说是分裂，万国林立，毋宁说是中国统一的前夜，似乎万马齐喑，然而酝酿着革命性的改革和希望，所谓的外交不过像清末的军阀一样，似乎各自为政，实质走向统一！！ 早年有洪钧培《春秋国际公法》，近年亦见一两种类似著作。把诸侯、列国之间看作国际的观念，这些书中都已经有了的呀。不知这本书中有没有交待。 关键是用了“中国”在题目中，似有不妥。
如燕兄所言，讲春秋时代的“国”之间（际），与今天的中国与外国是不同的概念。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基本上就是指中原地区，看附后的《汉语大辞典》释义。
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书名容易引起误解，且不说泓兄所云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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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上古时代，我国 华夏 族建国于 黄河 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泛指中原地区。《诗·小雅·六月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庄子·田子方》：“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韩非子·孤愤》：“夫 越 雖國富兵强，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 汉 桓宽 《盐铁论·申韩》：“大 河 之始决於 瓠子 也，涓涓爾，及其卒，泛濫爲中國害。” 南朝 宋 刘义庆 《世说新语·言语》：“ 江 左地促，不如中國。” 宋 惠洪 《冷斋夜话·岭外梅花》：“嶺外梅花與中國異，其花幾類桃花之色，而唇紅香著。” 清 叶廷琯 《吹网录·柳边纪略》：“泉甘土肥，物産如參貂，非中國有。” 唉，看到燕兄所言，忍不住出来冒个泡
兄所言极是，然而最重要证据你漏掉了
“中国”一词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出土的一口“何尊”，上有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而宅兹中国就是周公营建洛邑的事情，目的是管理商的后裔。可见成王时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最初的“中国”只指河洛地区，因为洛阳在夏商周均为首都所在，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故被称为“中国”。
一文兄好。
弟之所云，只是就楼主所评书名立言。
至于“中国”一词的起源和含义，可能更为复杂。许多学者写过文意，好象还有人把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出版过，书名记得就叫《论“中国”》。不过，刚才没有检索到。 一文兄好。您出來冒泡，很歡迎的！最近工作忙了點，目前暫告一段落，也來插花一下！
燕說兄所提書籍，不知道是否為王元化先生主編的《釋中國》一書（四冊，上海文藝出版社），裡面收有于省吾先生〈釋中國〉一文（在第三冊，頁1515-1524）。
不過，和一文兄的理解有點出入。周公東征成功後方才計畫營建洛邑，此事已在武王身後（雖然有點繼承武王遺志之意）；武王克商、廟祭告天時所云：「宅茲中國」，應非指「周公营建洛邑」一事，時序上有點前後倒置；若要把「宅茲中國」理解為「建都」一事，則武王克商後，由豐邑遷都鎬京（宗周），「中國」也以指鎬京為是；雖然，這樣的解釋也不太合適。又，「洛阳在夏商周均为首都所在」，是如此的嗎？若以成王追述武王語可信，則起碼武王時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就自己理解而言，「宅茲中國」與《詩》《書》中「纘禹之緒」之說，應意指周人以居禹之績、纘禹之緒，最後取代殷人之天命、承繼天位，即「有天下」的觀念。其內容應是結合周人「纘禹之緒」，與殷人自居樞極之觀念而一之（大邑商） 。周人此種以「受命」為主之軸心觀，一方面延續殷人以中為極之意，以「中國」稱凡受大命者所居京師；另方面則將殷人之「中邑」觀、「四方」觀與周所秉持之「區夏」觀結合，以「諸夏」與「中國」泛稱彼時文明之地。（這是取自某位老師的意見，不敢掠美，特此說明！） 请兄看尊的全文，就会明白我不是瞎说；
全文如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于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铭文大意是：王初次亲政，来到成周(洛邑)居住，并在天室祭祀武王，祈求赐福。在四月丙戌日，王在宗庙的大室里告诫同宗的年轻人说：“你们已经去世的父亲当初能够辅佐文王，于是文王承受了灭商的天命。武王在攻克大邑商之后，就在庙庭告祭上天，说道：‘我将居住在这天下之中，从此治理人民。’你们这些年轻人虽然没有见识，但你们要效法父亲，像他们那样有大功于上天。你们要通晓我的命令恭敬地祭献你们的父亲吧！”王有礼有德，顺从天意，开导了我的愚钝。这是王的全部诰词。何被王赐予贝三十朋，用来作了祭祀庾公的贵重礼器。祭祀的时间是王的第五年。
这绝不是我一面之词，现在所有从事夏商周考古和古文字研究的基本认可最初中国就是河洛之说。
又你说：「洛阳在夏商周均为首都所在」，是如此的嗎？
请看司马迁《史記•封禅书》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 考古也说明了这点。 正是yngwie说的此书。燕说记性差。yngwie兄硬盘上有此书吗？
一文兄似乎与洛阳有特别感情，请yngwie兄会知。
又，看到有钱—文的ID。是一文的马甲？ 引用第10楼燕说于2007-08-25 15:14发表的 :
正是yngwie说的此书。燕说记性差。yngwie兄硬盘上有此书吗？
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htm-tid-237401-keyword-%CA%CD%D6%D0%B9%FA.html的5楼
燕先生似乎在上次崩溃之前很多书没有下载啊
11.释中国=胡晓明傅杰主编=4册(295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1101726（11h）.pdf
还需要此书吗？我上传一下。 天人兄才知道，燕说是特别懒、特别没有全局观的人。
麻烦我兄传一下。 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htm-tid-4506069-page-e.html#a
燕先生看我的回贴。 一文兄若說三代時的”中國”大概指河、洛之間，如所引太史公之說，我也沒太大的反對意見，但要再落實為專指”洛陽”一地，我則不太敢同意。畢竟河洛之間和洛陽一地，似不能劃上等號。況且，夏、商皆遷都數次（前者較不能確認），周代自平王才遷都成周，這您也知道的，則「洛阳在夏商周均为首都所在」，似乎有點語病！吹毛求疵一下，不是否定洛陽做為歷代政治文化重要都城的意義，這沒有人會否認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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