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中国文学的发展逐渐接近人性解放
章培恒：中国文学的发展逐渐接近人性解放●他受朱东润、贾植芳、蒋天枢的教益，沐浴一代学风。
●他受胡风事件的牵连，坎坷中埋首古代文学的研究。
●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发展，被认为是
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
【文化老人系列】
老早就听说章培恒先生有“古风”。在复旦大学见了贾植芳先生之后，就特别想见
章先生。章培恒虽是贾植芳的学生辈，近年身体却不大好，接受采访之前，他刚刚出院
。家中准备了丰盛的水果茶点招待，谈话过程中，小狗多次来凑热闹，章先生“劝说”
无效时，只好请同座的吴中杰先生递过水果，边喂小狗边谈话。
如今章培恒还在主持着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工作。吴中杰先生说，章先生谈
起自己的病很通达，但在养病方面，却并不通达。有一次星期天下午3点钟，吴先生到
章先生的办公室拜访他，章先生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吃中午饭，我一边吃一边聊天
吧。”吃的是面包夹奶酪，没有小菜。吴先生说：“你这么干，不要命啦？”据说，章
培恒早年豪饮，最得意的是三胜以善饮闻名的何满子，病后却滴酒不沾。
章培恒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近二十年前就撰文《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
自成〉》，据说是大陆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篇论文。章培恒说：“
港台的武侠小说进入大陆以后，我就觉得很好。至于讲金庸写得比姚雪垠好，这个看法
现在看来很平常，但是我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姚雪垠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地位很高
，金庸的小说还是不入流的东西，这个话说得早一点，当时看来很新鲜。”而对金庸一
度公开表示对自己的武侠小说不是看得太高，章培恒认为：“我想这个倒是对的，因为
他原来说他写武侠小说只是为了自娱娱人。我想一个文学作品能够做到自娱娱人，那已
经是相当好了。娱人可以有不同的层次，觉得好看好玩是一种，写得惊心动魄也是一种
。”
近年，章培恒致力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他曾撰文从学理上就侠文化和武侠
小说的古今演变进行梳理，而谈到外国的文学理论对其研究的影响时，他举例：“如果
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来看武侠小说的发展，也许我们能够把它说得清楚一点，一面可以
说明武侠小说受欢迎的原因，另外一面可能也能比较多地看出武侠小说的意义。”我问
：“你自己想过写武侠小说？”他笑道：“那是好多年前了，曾经想过，但是终于没有
做。写过一个开头，后来发现我不是写武侠小说的料。”
章培恒小传
章培恒：1934年生，浙江绍兴人。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复旦大学中
文系主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
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著有《洪昇年谱》、《献疑集》，合作
主编《全明诗》、《中国文学史》等。
15岁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章培恒回忆起早年读书生活，对当时日本人要求中国学生读经的事情印象深刻，非
常反感。1949年5月，15岁的中学生章培恒做了中共地下党员。
南方都市报：抗战期间一直都在上海读书？
章培恒：抗战刚开始，我就在上海。我读的是租界里边的小学，这种租界的小学有
两类，一类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深的，还有一类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比较深的，
我念的是后面一类，所以从小念的是新式的教科书。现在不是有人在提倡读经吗？租界
里头规定小学要读经，读四书五经——我最近有时间正想写一篇文章，谈谈现在大家怎
么都在提倡读经——日本人进了租界以后，规定小学五年级就要开始读经，所以我读经
，沾的是日本人的光。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规定？
章培恒：要讲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日本军国主义早就在给我们弘扬了。后来抗战胜
利，国民党回来，经就不读了，国民党政府出的教科书里有一点文言文，但是远不及现
在提倡读经厉害。
南方都市报：日本觉得这种三纲五常对他们统治中国会有帮助？
章培恒：当然是有帮助，就是读得大家都比较听话(笑)。所以他们进了租界以后，
要租界的学校都读经。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可惜现在没有人研究所谓“满洲国”的历
史，“满洲国”可能也读经。
南方都市报：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前，一般的学生对国民党怎么评价？
章培恒：当时大部分的学生在抗战胜利以前，都对国民党政府很有好感，所以抗战
胜利之后，大家都自发游行，都很欢欣鼓舞。后来因为他们那种腐败的情况比较厉害，
慢慢地就对他们失掉信心，特别是镇压民主运动，在学生里边引起很强烈的反响。再到
后来，社会问题愈来愈多，比如说每年到了冬天，在马路上冻死了不少人，当时没有电
视，但是有收音机，收音机里都有慈善机关做广告，希望大家捐钱、捐寒衣，捐去的钱
有一部分就是用来买棺材。当时就买那种很差的棺材，把那些人埋掉。所以这种民生的
困苦，再加上大家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到了上海解放前，大部分的学生都对
国民党政府很反感。所以上海解放以后，学生那种欢迎的情绪都是出于自发的。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候对共产党如何了解的？
章培恒：不是很了解，当时还是要求民主自由的多，并没有想到后来的事情。我当
时念的是一个地下党势力很强的学校，校长也是地下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了。
影响最深的三位先生
章培恒原来所学甚杂，转了不少专业，后来全国院系调整时进入复旦大学。在复旦
大学中文系，朱东润和贾植芳在学术上对章培恒影响颇深。1954年，章培恒毕业留校，
后来曾任蒋天枢的助教。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去读复旦之前还有曲折，先读了另一个学校？
章培恒：1950年，我父亲的一个表哥，那位先生也是鲁迅的学生，叫孙福熙，孙伏
园的弟弟，当时他在当时最好的上海中学当校长，我父亲希望我到上海中学去念书。孙
福熙先生就给我一个建议，说上海中学从高中开始就是分科的，商科比较好考，你来考
商科吧，进来以后再转科。我考取了商科，但是却不能转科。我对商科实在是没有兴趣
，所以就不想念了。但因为我念的是商科，要转回普通高中已经不行了。当时上海有许
多所谓的野鸡大学，我就去念了野鸡大学。念了一年新闻，也觉得新闻的专业对我不合
适，就转入上海学院读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上海学院并入复旦大学，我才念了复
旦中文系。
南方都市报：现在想起来，50年代院系调整对高校的影响有多大？
章培恒：这个事情现在还难以下结论，因为当时的大学有许多确实是很差劲，把这
些差劲的大学加以整合，这可以提高教育的质量，还是有它的好处。我是在很差的私立
大学进复旦大学，各方面都提高了，水平又好。但是当时的整合除了这方面的好处以外
，后来还有许多问题，比如学苏联，结果是把真正综合性的大学都分割了，这对以后的
教育是没有好处的。至于体制上的问题，那就很难说了，因为没有院系调整的话，这个
体制也有弊。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从野鸡大学到复旦大学，感觉复旦的学风如何？
章培恒：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做念书，忽然知道应该怎么念了，所以有一种很开眼界
的感觉。从学风来说，教师上课比较认真，同学学习也都很认真。
南方都市报：你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朱东润先生给你上课？
章培恒：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学问上受影响最深的一位是朱东润先生，一位是贾
植芳先生，朱先生教古代文学，贾先生教现代文学。我后来在中文系当助教的时候，是
另外一位老师指导，蒋天枢先生。所以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大概就是这三位老师。
南方都市报：朱东润先生在学术上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
章培恒：从我念书的时候来说，我当时从朱先生那里学到的，主要就是一种多思考
的精神，就是有什么事情都要通过自己的脑袋去思考，不能不动脑子就跟着人家说，无
论这话是谁说的，也无论这话有多少人佩服。这大概是我从朱先生那里学到的最大的好
处。
南方都市报：贾植芳先生对你的影响如何？
章培恒：贾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在现代文学上给我很多知识，这些知识跟朱先生对
我的影响也可以贯通起来。贾先生给我们讲鲁迅，他对鲁迅的看法，跟占主流地位的对
鲁迅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他对其他作家的看法跟当时占主流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他不
但教给我们很多现代文学的知识，也教给我们以自己的看法去观察现代文学。另外，贾
先生很重视理论，从马克思的理论到当时苏联的文艺理论。现在看来，苏联的文艺理论
问题不小，但是当时苏联的文艺理论比起我们的文艺理论来，不那么僵化。
南方都市报：贾植芳先生对鲁迅是什么看法？
章培恒：他对鲁迅的看法，其实也就是肯定鲁迅那一种追求人性解放的精神，这与
当时强调的反帝反封建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反封建里边应该也追求
人性的解放，但是当时强调的反封建对于人性的这一点往往是忽视的，那就是地主阶级
的统治啊什么的。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跟蒋天枢先生学到的主要是什么？
章培恒：跟蒋先生学到的，是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上要打好基础，我跟朱先生学的时
候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怎么打基础方面，蒋先生对我有很多具体的指导。他给我开
过书目，也具体指导我怎么扩大知识面，包括怎么继承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那一种学术
上的探索。
南方都市报：蒋先生当时谈陈寅恪先生谈得多吗？
章培恒：谈得也不多。我在那时候很少找蒋先生，我跟蒋先生念书是在1956年以后
，1955年我因为胡风集团事件而受影响，生怕以后有点事情，又有牵累，所以1956年以
后尽管跟蒋先生读书，但只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当时我是蒋先生的助教，工作上的事
情必须去一下，读书也就是学期开始的时候他叫我念什么，到学期结束的时候交一本读
书报告给他。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候知道陈寅恪先生吗？
章培恒：知道，但当时陈寅恪先生的书看得不多，因为他的书有许多东西我当时看
起来不大理解。
南方都市报：蒋先生当时有没有谈到陈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这边的情况？
章培恒：他从不谈这些。一直到后来陈寅恪先生影响很大，他也从不谈这些。陈先
生当时有很多书是寄在蒋先生这里，大概是1958年左右的时候，那些书先是放在系里边
，蒋先生也说这是陈先生的，其他的都不多说。后来蒋先生去世以后，他的遗物里边倒
是发现了好些他帮陈先生做事的通信和稿件。
南方都市报：陈寅恪的著作后来有一部分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那里出的？
章培恒：那件事是这样的，陈先生的《金明馆丛稿》“文革”之前就交给现在的上
海古籍出版社，但是当时没能出版，这不是出版社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当时的形势。
李俊民先生是很好的人，他曾是地下党员，也曾在新四军里边工作。他对于大跃进大批
判其实都是很反感的，所以他在当时出传统文化的书，是有意识要进行某些反抗的。但
是他的处境很不好，经常挨批，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先生的书稿是无法出的。后来改
革开放以后，蒋先生又去问他们关于陈先生稿子的事情，那时他们就很主动地接受了，
表示要赶快出版这些书。李俊民先生在“文革”前的处境就不好，60年代初上海要修订
《辞海》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们古代文学组是李俊民先生和刘大杰先生主持的，刘先
生当时身体不好，李俊民先生的任务很重。有一次他们出版社的二把手打电话来，其实
是叫他去检查身体，他以为又要叫他去检查错误了，他说我这里很忙，我不去了，你帮
我去检查一下吧！接下来对方又说了几句，他就说：是检查身体啊，那就去吧！(大笑
)
南方都市报：我看到一篇文章谈到蒋天枢先生帮陈寅恪先生出版著作的事情。
章培恒：蒋先生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他不让别人帮忙，一个是他觉得做老师应
当这样，一个可能是他对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很放心，倒不是觉得我们不负责任，而是觉
得他自己做才放心。
从根本上反思“文革”的影响
1955年，章培恒由于胡风事件的牵连，成了审查对象，被定为胡风影响分子并开除
出党后，从中文系调到图书馆工作。章培恒从此转而埋首古代文学的研究。“文革”期
间，章培恒曾被安排去协助上海写作班子的注释工作。
南方都市报：1955年反胡风时你被牵连进去，是因为和贾植芳先生的关系吗？
章培恒：跟贾先生的关系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但是跟贾先生关系比我密切的同学也
不止一个。当时我写了几篇文章去投稿，为胡风辩护，主要的文章大概有两篇。所以跟
贾先生的关系是一个方面，如果只因为这个关系大概也还逃得过去。当时报给上面的问
题里就有一条，说是党委在包庇章培恒。所以跟贾先生的关系固然是引人注目的一个方
面，写文章也是一个方面。
南方都市报：胡风案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章培恒：影响当然是比较大，但是现在想起来对我还是蛮好的，先是让我到图书馆
去工作了一年吧，就把我调回来当助教，整体上来说处境还是比较好的。
南方都市报：在当时的情况下知道反胡风运动是怎么回事吗？
章培恒：当时不知道，而且也确实相信胡风是跟国民党有关系的，因为很多材料都
是这么说啊。
南方都市报：你跟贾先生的接触中，对胡风分子的了解多不多？
章培恒：贾先生其实很少讲胡风的事情。现在对胡风就看得比较清楚，当时接触的
材料，比如说胡风有把刀，是蒋介石送的，说是送给国民党的高级人士的，刀上刻着“
不成功，便成仁”，然后又说他参加国民党的什么组织。这些当时都是作为正式材料的
，我也没意识到这是假的材料。这里有一篇文章，是胡风的老同学提供的情报，反胡风
开始的时候就把他的老同学请回去，让他提供材料，这样许多莫名其妙的材料就出来了
。那个老同学后来处境也不好，因为尽管提供了材料，但还是跟胡风有关系。我当时看
了就恍然大悟，什么胡风对国民党怎么怎么着，那些东西都是些什么人写的。
南方都市报：你年轻的时候对古典文学感兴趣吗？
章培恒：年轻的时候也说不上很感兴趣，其实我念大学的时候对现代文学也很感兴
趣，对这两个都很感兴趣是因为有朱先生的指导，也有贾先生的指导。在反胡风之前，
对现代文学也许更感兴趣，反胡风之后我不敢碰现代文学了，所以就对古代文学花的力
气更多一些。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做《洪昇年谱》？
章培恒：偶然的机会。蒋天枢先生希望我多念点书，好好把基础打好。蒋先生年轻
的时候写过《全谢山先生年谱》，所以我也想写一本年谱的书。后来上海的一家出版社
出版一册洪昇的集子，洪昇的集子原来是很少的，出版以后大家才看到，所以就选了洪
昇。
南方都市报：从哪一年开始？
章培恒：1957年左右吧。当时没有可以写的材料，《长生殿》演的时候我已经无法
去看了。其实我对《长生殿》并不怎么喜欢，只是因为要写个年谱，正好又有他的集子
，所以就写了。这算是我的第一本书。
南方都市报：做完《洪昇年谱》，你的学术兴趣主要是在哪里？
章培恒：做完《洪昇年谱》，接下来就是写论文，改革开放以后写的很多都收到《
献疑集》里。1964年我写了一篇关于谴责小说的论文，后来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些争论
。我觉得写得比较有特点的论文，一个是关于谴责小说的，一个是关于金圣叹的，金圣
叹那篇是跟刘大杰先生合写的，我写了初稿，刘先生做了很少的改动，刘先生去世以后
，刘师母编刘先生的论文，就没有把那一篇编进去，因为刘师母也知道那一篇主要是我
写的。
南方都市报：1966年“文革”爆发的时候复旦中文系乱到什么程度？
章培恒：开始还是党委在幕后指挥，被抛出来的人当然很难过，但是不被抛出来的
人还可以。后来造反派起来以后，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党委，所以开头也还好，我那时候
难过大概是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那是1968年之后了。
南方都市报：有一段时间被拉到写作班？
章培恒：那就更晚了，但不是去写文章，是去搞注释，当时大概是毛主席交给上海
写作班做的东西，他们要我们去注释。这个都是临时打工，譬如说临时要注什么东西啊
，就把我们叫去，注释完毕就回来，都是几天的时间，也不是住在他们那里。这个注释
也很危险，因为有一次我注的一篇东西竟然被毛主席批判，这个事情弄得我很紧张。幸
而不是针对我的，所以写作班出面作检讨，事情就过去了。我们注的那些东西，后来可
能是在90年代出版了。
南方都市报：毛泽东在那个时期为什么对古典文学那么感兴趣？
章培恒：这些事情现在搞不清楚，有些他显然是借这些东西来进行教育，这是一种
文化上的教育，大概就是叫他们接受一点政治上的经验教训。有的呢，确实是毛泽东晚
年自己的一种兴趣，这东西其实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不过大概没有人现在去面对这些事
情。
南方都市报：后来像余秋雨名满天下之后，炒得沸沸扬扬的“石一歌”的事情你清
楚吗？
章培恒：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当时他们叫我们去注释一下，到了那里我们也就是去
参加注释的，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跟写作班的人没有什么联系，也不知道余秋雨当时是
什么情况。我也看过他们一些上报的文章，看完之后仍然是不得要领，具体就不清楚了
。
南方都市报：在“文革”的时候，你有没有怀疑过这场运动？
章培恒：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后来是考虑自己的问题，不知道自己被丢出来以后
会怎么样，只是考虑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大概到“文革”后期慢慢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文革”的事情其实很难说，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很多事情恐怕都没有很好地估计，到底
“文革”是割断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把中国传统那些很要不得的东西都翻出来，包括
我们现在对文化传统的那种态度，跟“文革”到底有没有关系？
南方都市报：比如我们谈到读经的问题，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又有人提
倡读经，而且还很多人响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章培恒：我觉得就是“文革”中兴起的“尊法批儒”的变相出现。“文革”中对儒
是批的，法是抬得很高，但把法家抬得这么高，其实也就是把中国传统抬得这么高，法
家是传统里边的一支。现在呢，是提倡儒，但是真正把传统抬得很高，是在国民党统治
的时候。从来没有把传统的一支抬得这么高的。从“文革”开始，就把传统里边的一支
作为我们今天要遵循的原则。
南方都市报：我曾经问过汤一介先生这个问题，他谈到他在“梁效”做的一些事情
之后，等到晚期他开始反思。他认为“文革”不仅是一个破四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文革”把传统文化中坏的一面发展到极致。
章培恒：所以如果是要吸取“文革”的教训的话，那就是要从根本上来考虑“文革
”对传统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容易被大家承认的一个看法是：“文革”破坏了
传统，那么我们就要恢复传统！“文革”批儒，我们就尊儒！
南方都市报：近年有些人就提出来：因为当今世界人心不古，所以要提倡读经。
章培恒：这种说法其实从“五四”开始就这么下来的，物欲横流啊，人心不古啊，
要补救就得恢复传统，要读经。
南方都市报：但五四运动提倡德先生、赛先生，一直这么呐喊，倒不一定能付诸实
践。
章培恒：这个事情可能说来话长。大概当时提倡读经的时候，有鲁迅一批人反对，
“五四”的传统到1949年一直还是继续下来的。(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先是批判“五四
”的形式主义，说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实际上也是把传统否定了；接下来批
判民族虚无主义，那就是要恢复传统了；再下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五四”那些
资产阶级思想都批掉了，民主啊人权啊都给批掉了。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五
四”精神就是在逐渐萎缩，“文革”当然是全盘否定了。现在呢，原来传统的东西要批
没有批掉，越批越热，倒是“五四”的精神里已经批掉很多了。如果要讲到“文革”的
破坏，在这方面当然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人性角度来看中国文学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章培恒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后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并担
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等。章培恒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萌发编《中国文学史》的想法？
章培恒：这之前的好多年，教育部提出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当时是让我来编
，我就请了一些朋友来写，但是大家都忙，所以拖的时间很久。大概到1994年至1995年
的时候，实在拖不下去了，就请骆玉明来统一下，他做了很多工作，那部书就出版了。
出版以后反响比较好，但是我们觉得这里边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准备重新
编一次，重新编一次就完全是以我自己为主来搞的。到1998年的时候出了两本，但接下
来我就生病了，就一直拖下来，前不久才重新把它弄完，准备在最近出版。
南方都市报：我听说第一版出来的时候，主要反响热烈的是书里谈人性解放的？
章培恒：倒不是谈人性的解放，而是说这书是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谈中国文学的发
展，这是对中国原来的文学史模式的一种突破，不再像原来从阶级斗争、从文学的政治
性这些东西来谈，所以这是一种新的视角。
接下来要出的增订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谈怎样逐
渐向人性解放目标接近。中国古代文学和新文学之间并不是一个断裂的关系，因为中国
古代文学本来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所以“五四”新文学那一种人性解放的要求是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只不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它出现得早了一点。如果说这
一次的文学史有一点新意的话，就是在这个方面。
南方都市报：在你的研究重点里面，古代文献比重还是相对大一点？
章培恒：我在古代文学的研究里面，还是比较注重古代文献的研究，但我自己是希
望在古代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能够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过程，说明中国古代文学
发展的方向。最近十年，我的研究重点其实已经转向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我们这里有
一个博士点，教育部已经批准，也已经有几届学生毕业了，这个专业就叫做中国文学古
今演变，是和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并列的一个专业。
南方都市报：你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重点是在哪里？
章培恒：我是想说明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人性解放的成分在中国古代文
学里不断增加，我主要做的就是想做这一个。到了《红楼梦》里边，这种人性解放的成
分已经相当多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不是对考据也下过很多功夫？
章培恒：考据是为了说明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不是为考据而考据，我觉得这样的
考证就很重要。
南方都市报：晚清以来，中国遭遇大变局后，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作品对中国文学创
作、研究的影响有多大？
章培恒：我想影响是很大的，可能中国文学研究上比较重要的成就都是在这样的影
响下取得的，包括陈寅恪也是这样。
南京大学的程千帆曾经对我说，现在有很多人讲陈寅恪先生在考证上多么有成就，
他觉得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他认为陈寅恪先生在历史学的研究上是将一种新的史学观
念和史学方法传到了中国，而且使得它在中国有比较大的影响。其实陈寅恪先生并不是
为考证而考证的，他的考证背后都表现出一种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所以他的考证跟过
去乾嘉学派的考证是不一样的。
程千帆认为，大学历史系里应该开一个陈寅恪历史思想研究。我觉得程先生这话是
说得很好的，因为陈寅恪先生的许多考证都带有新的史学观点，比如他对唐太宗、魏徵
等人的研究，他不是讲唐太宗政治如何英明，魏徵作为臣子如何了不起，他所说的是魏
徵是唐太宗当时需要拉拢的政治集团的头领，唐太宗为了通过魏徵来拉拢这一个集团，
所以要对魏徵很优待，很看重。但是后来唐太宗自己的统治稳定了，这个集团用不着通
过魏徵来拉拢了，所以关系就慢慢不好了。而且陈寅恪先生也说：如果魏徵死得迟的话
，大概要被唐太宗杀掉。所以他是从一种利益的角度来看政治，而不是旧的史学观点，
皇帝好，再加上一帮贤臣，就把天下治理好了。陈寅恪先生写那个文章比较早，他并不
是解放以后有了政治上的体会才写的，他完全是按历史的发展来写的，这个观念与马克
思的观念其实也有相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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