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时代的“我们”
“沉默”时代的“我们”——读王晓明先生《后一种可能》①
鲁迅有一句话说得好，“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如果说“我们”默然（沉默）是一种不到位的“表征”的话，那我们任可继续这样下去。当一切的表演、喧哗尽了之后，我们为守住心灵的一块余地而欣慰。我们宁可对哪些努力说话的年轻的人们投以一种敬意。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虚弱，也是我们的无奈。
雷启立先生在王晓明先生发表《后一种可能》谈了自己的看法，“我知道你的文章是在借对“后一种可能”的描述来批评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而宽恕前一种可能。我对你批评“后一种可能”没有意见，问题在谈“前一种可能”上。你在为那些“规规矩矩，神情漠然”的“乖孩子”着急，打不能打，骂不能骂的，几乎不知道说什么好，文字之间奔跃出你对他们的可怜甚至悲悯。所以你强调批判“后一种可能”，以表示对“前一种可能”的学生的宽恕。但这是有问题的。我看到你的“宽恕”里有鄙夷，有精英知识分子看愚盲者的那种“哀其不幸”的眼光。而事实上，你恐怕并不真正了解那些“乖孩子”，所以你只能讨论“可能”。那些“乖孩子”有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他们如何思考，他们中的哪些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思考，你（包括我们很多人）没有进入他们之中，不知道。退一步说，是他们的问题，如果不是现在，将来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承担起他们应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的。进入的方式不一样。”（转引之雷启立与王晓明的通信，转自《文化研究》网站）作为青年的我们，或者作为大学主体的我基本认同雷先生的观点，这也是我最近与《大学时代》的编辑讨论的一个话题。当一切责难（我并非指王晓明先生的《后一种可能》）毫无原则地推向这个抽象的语词“大学生”时，他们潜在的意识中的那种“精英”意识或者是以一种“养尊处优”的姿态说话，说白了，就是有钱人或者权势者的心态无不在挖苦和揶揄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可能我太敏感了，也太脆弱了。总而言之，前一些时间网上对于大学生的人生的道德观和功利主义的大学生活与无理想的生存的忧虑和批判。可是，又有谁关心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正如，众多的道德家和媒体在“意淫”和“奸污”武汉的女“大学生”们一样。她们爱慕虚荣。但是又有谁去关心他们为什么会热衷这样的人生选择呢？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也是我一直想说的，就是别用你们哪种人生取向和生活形式去妄自猜测我们的想法。一句话，“我们”对这种说教不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你们”（践行了吗？）“潜移默化”式的对于我们的感染，沉默式的。不是“摇旗呐喊”式的，“我们”真的厌倦了。这也是我们要提防的和警惕的。这是一个没有导师的时代，我们不敢相信谁讲的话是真的，谁做出的文字是心灵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成熟的标志。“我们”更喜欢用心灵的，“沉默”的形式去探究和抗衡这个一直和终究要变的“世界”。但愿世风在变。不是腐蚀，而是催生；不是希望，而是虚妄；不是真，而是假。当一切成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想表达和所能表达的，“我们”对这个世界并无所求，所以我们要活出“真实”，活出“理想”，当然还有“普通”和“平凡”。
对于“大学生”的态度，“我赞成疏通联系的说法，这更靠近我说的日常生活中找到沟通点的意思。”（摘自《文化研究》网站的一个网友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大学生”或者怎么样对等自身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用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和滞后的观点去打量“他们”。承认他们的情感价值的新的体验方式的动向（包括性爱观，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今天读书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喜欢思考，我为什么不用思考？）很多人往往将我们今天话语的沦丧与堕落和不可言语，归结于是“体制”或者话语的“同一性”，其实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的思维，我们已经默认了一种假设，我们怎么可能再去推翻这种无法确认或者本身就是伪的东西呢。从话语上进行解构的前提就是去“话语中心”的蔽，一次彻底地与现行话语的“裂变”。让语言本身存在“异延”。所以，一系列声讨“大学生事件”只是一个契机，促成我们对于语言和话语形态的本身思考。“大学生事件与后现代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就不得不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自身，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心？
我们为什么“沉默”，也在于这是个多元的时代，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和存活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就象你身边的同学一样，你们以“精英”的意识看待他们也许并没有错，如果说，拒他们于你们之外，或者说将他们抛向一个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平台上，那么“对话”就丧失了或者说根本没有可能。学生们本来可以安心坐在课堂上认真地听课，作笔记，和每一位老师一起去探讨生活中有意义的形式，可是因为太多的绝望，让你们常常惊怕你们自己的童稚。其实，即使他们都找到了一个类似于“公务员”这样目前看来的挺有前途的职业，他们并没有错。关键就是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选择之后，有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尽责于自己的人生岗位，就象“为人师”一样，他们是否忠实于“传道、授业、解惑”？就象我，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去选择这样纯粹地“以政治为业”。至少，在骨子眼里，我是和这样的“岗位”不可兼容的，就象王晓明先生在胡河清离去的文本《灵地里的缅想》所记载的一样，“他太缺少苟活的因子”。七、八年前，读到这样的文字第一次懂得“沉默”和当一个个体欲想体面地而不失真、失尊严地活下去，在漫长的人生中并非易事。于是，在人生的问题上我尽量和尽力。同许多“仁”者与“贤”者一样，我觉得大学这个“平台”是知识分子最好阐述自己的人生信念的阵地。当社会这个大染缸都象今天的“夜”一样，或者我们基于这们的假设，作为大学的主体——“大学生”都“失真”之后，我常常想一切的“启蒙”与“催生”都将成为一种不可能。我听过很多老师的课，扬明先生、陈思和先生、钱理群先生等等，他们的人格的魅力与豁达成为我不可企及的“师者”之思。之所以定位于“大学老师”这个岗位，至少我想尽力，当然与这些“贤师”的恩泽与影响分不开的。也许在知识的修养和人格的成形这些层面与“贤师”离得太远。但是我深深明悉“不学诗，无以言”、“士志于道”这两个不同层面上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信条，所以我尽力，尽力。和自己曾教过的学生一起尽力。一起在人生的路上寻找可以努力和正在打动我们的东西。
“大学老师”这个职业问题，用学界一个比较时髦的话语也即“岗位问题”。我们要明白“岗位意识”对于我们生存除了没有特别“显贵”的意义，也需要尽量把我们拉回到与学生平等的“民间”的立场上来。第一，懂得爱护和尊重学生，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因为职位和角色的不同而产生人格上的错位，因为人是生而平等的。在一个没有导师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呵护，需要向导。北大的钱理群教授，既是一个成功的大学老师，也是一个让我们时常触摸到精神家园的一丝温暖的一个精神型导师，这样的导师我希望在每一个大学校园里都会出现。因为有了他们，就可能把一批年轻人团结起来，同一种所谓的体制作一种抗争，让学界响彻我们所想言说的声音。第二，把自己认为是“真”（真实、真话、真理）的东西告诉学生，这一点有时候很难，它有时候受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有时候受大学老师本人人格上的障碍和束缚。很明显，一个年轻的大学老师首先自己树立的是一种正确的真理观，一种有着个人魅力的亲切感，一种真诚的学术和为人品格。谁会相信一个自己不勤奋、甚至有时候表现出较为卑劣人格的大学老师可能会吸引和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大学生呢？
这两年我常和我的几个美国朋友在一起，他们中有二十初出头的，中年的，还有六十初的，他们来到中国似乎有着不同的目标。他们在中国大学任教、游玩、传教。他们以自己喜好形式去消耗自己的生命。看到他们在课堂上如此的投入，把自己辛苦的薪水捐献给山里的孩子（以一种民间的形式），娶一个中国太太……以我一个俗人的心态，我常常无法解开心头的这个结，一个异域的人对于中国投入了如此多的热情？“enjoy it！”再简单不过的回答了。在交流中无不感觉到他们的生命状态的自由与率真。我常常私下与自己身边的朋友说，他们在经济上很富有，要是一个中国人想这样任性地做同样的事，绝对不行。但是，看到他们简朴与节俭的生活，又似乎感受到另外一种属于“真”的东西。源于他们对于生命的“思”和对于个体生命的坚贞与执着。显然，他们对于“个体自由”和人生的价值的认同无不有助于我们进行另一个层面和另一个维度上的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探求。
说白了，这是个价值“多元”和“已经觉醒了”的时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认可他们，尊重他们。如果，我们实在还是想不通他们对于人生的选择，我们宁可选择“沉默”。千万不能把自己扮成和误以为自己是“神坛”上的人，而俯瞰和脚底和眼前的一切。与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是一种人生有意和无意为而且有效的人生方式。我敢说，其实在每一个个体心灵的深处，都是向善（goodness）和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追求的，可是，有一天他们失败了，于是他们开始变得谨慎，和重新定位，甚至虚弱。如果想从他们身上唤醒一种睡着了的东西——一些闪光的，重建信心的。事实上要做的事太多太多。尽量给他们自由吧。多给他们一些自由吧。不要在他们身上肩负太多的和本没有意义的游戏规则，难道人生不就是一场“游戏”（play）和博弈吗？
如果说读中文系在于培养践行的“理念人”的话，那么大学的可能与意义在于培养“独立之人格，思想之自由”的知识分子——一种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又近于中心的“边缘”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意味着批判。学界近些年也纷纷提倡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它的意义也正在于脱离主流的意识形态控制，进行独立地思考和对人性和人格的践行。大学的功能似乎在现代社会式微。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既扮演了社会良心的角色，也能充当统治意识形态的监守人和统治权利的帮凶。”但是，我同时也稍感不安的和特别需要言明的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以对强权社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技能不过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多种多样的生存手段的一种，并不具有特别尊贵的意义。”这样，知识分子在大学功能的实现上，首先是一种岗位意识形象的体现；其次，尽量走向民间。惟其如此，在大学这个平台上，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所谓“知识型的大学”，注重的往往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但它们忽略了“人文的精神”（1994年由上海学者王晓明、陈思和等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它是继“五四”思想启蒙传统断裂后的再一次人的精神的觉醒与对人自身的忏悔与内省。他又是“八九”思潮另一个余波）的探讨和重建。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不是“知识”与“精神”对立的、紧张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亦此亦彼”的关系。我们因为过份地强调知识分子的知识特征和功用主义，而忽略了人除了“经世致用”之外，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在自我层面上与“精神世界”的对话。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精神也能构成知识的理性”原则，作为潜意识的精神表达，从而知识与“精神”形成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在这里，我要言说的我们“重知识、轻人文”的传统。对于文科学生而言，“人文”的东西就是我们平时“安身立命”根基、“待人接物”方式，也许很多的学生都明白这样的处理，可是当他们一旦走进真实的生活中，便失去了“思想的指导”（它不是马列的，更不是道德说教的，我习惯于将这个时代称为“没有导师的时代”）、与更高层次的精神对话（甚至是与上帝的对话）。这样，我们才懂得“知识是为人的”，人们对于“克隆”、高尖端“核武器”的也就不会产生生存上的恐惧了。十九世纪初，西方“存在主义”的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表述的就是这种人对于自身生存上的“恐惧”和“荒诞”性，于是就有了萨特《苍蝇》、卡夫卡《变形记》、契诃夫的《套中人》的小说。可是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的“知识”在哪里，熟悉或者能诵读、或者知道所谓的文学史常识就是知识吗？我们说可以算是。可是在现实的境遇中谁敢说“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就是知识呢？我们常常问自己的，这些有什么用，也就是说，又回到中文系的学生在“大学而为”的设问上来了？的确，在我们今天的大学讲台上不乏博学而有个人魅力的知识型老师，可是我们学生有时候会在心理产生一种与其抵抗的情绪，常常不能从心理深处产生对他们知识上的依赖和知识上的亲和感。作为“以学术志业”的大学老师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一番我们境遇呢？
我们需要“提升”，不是被动的，而是来自于我们心灵的威慑之后的一种主动的姿态和承诺，对于我们心灵负责的；更不是来自说教的。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无论我们将来何去何从。好的东西将伴随我们一生。我们愿意对自己的“游戏”规则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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