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界的声音：学术＝泡沫？
做学问能否一格一格地爬？文/侯国金
过去人们把看书叫“啃书本”，把晚上看书叫“挑灯夜读”，把写文章、写书叫“爬格子”，因为作者是用方格子纸张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行似地写稿子的。当然，草稿是不能投稿的，还得誊稿，因为任何编辑部都要求“齐、清、定”。如今写东西是电脑化。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用爬格子来形容写作。本文用它指称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和写东西的态度和作法。
这样一来，剪刀加浆糊的写作方式（电脑化写作相应地成了copy + paste）当然就是笔者所云的对立面了。剪刀加浆糊自然是剽窃，因为通常是不说明引文出处的，有时有出处也是不详细的，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或杜撰的。看看我国出版的四、六级辅导书吧。铺天盖地，你抄我，我抄你。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里这样的东东也是俯拾皆是。每次论文答辩或论文审阅时，“错误敏感”的猴眼金睛总能发现不少。由于数量多，涉及的人也多，加上人家的态度，我不能一一否掉。我也得做人啊！
我们学界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既不能真正地“厚积薄发”，也不能“不积厚发”。前者是老一辈学问家每次讲课讲座都得千叮咛万嘱咐的肺腑教导，后者则是懒惰无为而大有收获的学术乌托邦。正如NBA的广告所说，Impossible Is Nothing! 眼下，“厚积薄发”者都已离开了我们，如现代语言学之父Saussure，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许氏《英语》编者许国璋，申丹的公公北外的李赋宁，等等。“不积厚发”者、“薄积厚发”者却越来越多。没学习，没进修，也没“挑灯夜读”，论著却是高产（甚至还能混得“两高”（= 数量高 + 质量高）的美誉），一年一两本专著，外加5-15篇论文。国内的外语刊物不论是普通刊物，还是普通核心刊物，还是权威核心刊物，概莫能外，一网打尽。我们只知道周毅第一，周毅第二，却不知我们身边埋伏着周毅第三、第四……n。这些周毅们是不满足于爬格子的，因为那是老牛拖破车，低产，低效，费时，这样怎么能破格评职称？怎么能评骨干？怎么能拿大奖？怎么能洗单位或国家的科研资金？
“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的“多快好省”，作为一个生产目标，叫嚣了十几年，该说法如今也未必从所有的国人脑海里取消。“多快好省”字面的理解是生产的东西要多，速度要快，质量要好/高，时间和材料要省/节约。看上去有道理，其实在实施中表现出极大的矛盾，就像李氏“疯狂英语”主张的“三最”（英语朗读方式）“最大声，最快速，最准确”一样矛盾（快了就不能准确，至少是不可能最准确了）。在学术圈内，“多快好省”早就是，如今仍然是一个文字生产的目标。从单位到个人，谁不追求“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多少篇”的唯量指标？一个教授每年得发表多少篇文章才能评估合格。很多学校对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前发表文章的数量都有要求。我国的职称评定完全是发表物的数量PK。发表为零，相当于助教；在普通刊物上发表1-3篇，具有讲师资格；在核心刊物上发表2-4篇，等于副教授；在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2篇外加其他级别论文10篇以上，等于教授。岁数、胡子、皱纹、教龄等都不起多大的作用了。文章质量也只是势利的“唯刊物论”。被封为权威核心刊物的杂志上放一个屁远比普通核心刊物上的一块蛋糕香。像《外语教学与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语文》等杂志，因为其权威性，“稿挤”的程度正如一些师专学报的“稿稀”的程度。它们的区别有很多，除了文章质量真的有高低之别以外，还有，“稿稀”刊物是要交版面费的，主要刊登人情稿，校内稿，主编出差时享受一般客栈待遇，吃饭相对免费；而“稿挤”刊物不交版面费也不付稿酬，打着匿名审稿的旗号偷偷摸摸地发关系稿，以校内稿和“我派”文章为主，主编和副主编出差时享受7星级宾馆的免费待遇，吃饭绝对免费，还有红包。
写书又是怎么回事？抄袭他人，克隆自我（自己的已有文章和著作的小/大部分被剪辑过来，做成一个貌似不同的大拼盘），整容（标题一定会换，章节次序也要换，不能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旧作），易地（找另外一个地方的出版者出版发行（周毅一稿10登的经验就是决不在同一个城市刊登同一篇文章））。什么叫专著？“专心多少年啃书本爬格子才能写成的新论著” （我的工作定义）是也，简称“专著”。一年编一本，一年撰多本，不能叫“专著”，不妨改称为“专蛀”——“像蛀虫一样专门地、专业地蛀蚀单位和国家的学术资源的、应该付诸一烛的文字垃圾”（我的工作定义）。
在一些“多快好省”高手眼里，周毅们是正常的人类，他们对以上刊物的差别也了如指掌。他们是决不甘于十年如一日地“爬格子”的。看看吧：
某些女博士生，除了一般的“多快好省”手段，还有傍博导，傍主编，结果是，区区小文，也能频繁现身于核心和权威核心刊物之上，与名家、大家同登一堂，同居一室。现身预设献身。
某男，报考了。认识博导，收买博导或者“师母”，还托关系说情，再难也不难。
某男，在某名校外国语学院（当时叫“外语系”）读了3年博士学位，除了“多快好省”地做文章，从来不说一句英语，毕业时得了“优秀”，毕业后不久，被聘为某大学的博导。你若跟他说英语，肯定会大跌眼镜。我国有很多这样的不会说外语的外语专业博士。
某些人，博士毕业时撕毁与原单位的合同，以某种优惠条件到某高校工作，不满年限又改投其他高校，这样一来，10年内投奔了n所学校，也混了100万-200万的优惠。
有的人同时在3所以上的高校里当差。至于“兼职”、“客座”的，有10-30所高校。我真佩服他们的腿脚，他们要是打那种叫“跑得快”的扑克游戏，用日本乒乓选手福原爱的话说，一定是“苍蝇”（场场赢）。
某些人，被送出国深造，逾期不归。这叫什么？往轻说，是不守合同，不守信义，忘恩负义。往重说，是叛国，是投敌（假如目的国与中国为敌）。他们一呆再呆，拿着这头衔，那经历，再杀一个回马枪，成了国家紧缺的“海龟”（海归）人才，予以高薪和重任。至于违约金，哪个用人单位敢提？人家是学爷啊！再看他们的履历表，都是吓人的字眼。岂不知，据媒体透露，出国人员回国的履历报表里80%以上有造假行为。什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十有八九是该校的助教，或图书管理员。看看《围城》，就知道方鸿渐那样的人其实不在少数。拿洋货来骗国人，第一，该做法有几百年历史了，第二，这是从来都有效的。据我所知，在国外做学问做得很有名堂的，如已去世的赵元任和现在Reading University教外国书育外国人的黄衍，是凤毛麟角般地少见。
现在，真正读书的人少了，真正写东西的人也少了。虽然数量、数目等绝对值是大了，但是我说的“少”是相对的，是指人口比例少了，素质低了，质量低了。想想看，像我父亲那样建国初高小毕业的人什么都可以读读，什么都可以写写（还会算盘，写对联，说评书，扎花圈），如今的高中毕业生能读什么？能写什么？我国论文产量居世界领先地位，果真说明了我国学术繁荣了么？这种假繁荣的杂草下面隐藏着多少寄生虫和蛀虫？我希望“唯量论”能适度地让位于“唯质论”。或者两者皆要。至于如何要，可仿照美国人评职称。作品再多，也只能提交几篇代表作，作为评审、讨论、答辩的依据。
上面我列举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学兄学姐，不是为了嘲讽（岂敢岂敢！），其实是出于对他们由衷的钦佩和折服。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面前，我不得不说他们是成功者、佼佼者。而我，除了减肥成功外，做学问和做人都只能算一个失败者。是的，做学问的确要速度。试想一个人在90岁才成材，对人对国对己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写拙文想探索的是，一格一格地爬还有用么?遗憾的是，鄙人没能力发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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