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浙大“罢招教授”包伟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历史学的困境
特约记者 叶辉--------------------------------------------------------------------------------
自从2月28日在网上发表拒招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帖子，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教授几乎就没有安静过，记者的围追堵截，大小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师友、同事、考生的询问，沸沸扬扬了个把月，闹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风波。当研究生招生事宜尘埃落定，他才从媒体的视线中淡出，复归平静。
对包伟民来说，选择了历史就等于选择了寂寞。而热闹之后却是更深的寂寞。
包伟民，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他是1988年毕业于北大的博士，师从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一个成果丰硕的专家。
7月5日，记者在包伟民教授办公室采访了他。
拒招风波
今年2月，浙江大学推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要求导师招收研究生时提供助研经费。方案推出，一片哗然。包伟民2月28日在网上发表声明，认为在这一改革方案下，他无法招生，于是宣布今年拒绝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云云。
包伟民的网上宣言马上在浙大乃至全国人文学科领域激起巨大反响。
其实，包伟民早就萌生停招研究生的念头。他自1993年开始招硕士生，1999年招博士生。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一个难题困扰着他：他的多位优秀博士生无法毕业，原因在于他的博士生没能完成学校关于博士生必须在一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考核任务，因此拿不到学位证书。
包伟民说，国内高校将博士发表论文的期刊框定在“核心期刊”上，而浙大则进而要求必须发表在一级期刊上。而一级刊物只是核心期刊中的极少部分，能纳入一级期刊与史学有关的全国性刊物在我国只有五六种，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等。中国史学界数万的教授和博士，就这几家刊物，怎么可能满足要求？于是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发表论文，什么手段都用，于是就有了各种交易，结果是不正之风盛行。《浙江大学学报》属一级刊物，但人文类投稿的选用率不足5%，大部分为教师所占，轮到博士，1%都不到。发表不了论文，就无法拿到学位证书。包伟民就有两位博士因为发表论文没完成任务而无法毕业。
“今年，我又有一个博士后无法正常出站。”包伟民无奈地说，“她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非常优秀，已有一部专著正在出版，刚完成了另一部专著，也发表了论文，又到美国访学半年，但她因为论文不够，不能正常出站，只能延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浙大改革方案的出台促使包伟民下决心停招研究生。
“这件事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这是我绝对没想到的。”包伟民说。
“停招风波”其实只是我国史学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说的：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史学一直是显学。可是，昔日的显学今天却无可避免地衰微了。
史学的困境
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前身是四校合并前的杭州大学历史系。杭大历史系曾经辉煌过，在全国同类高校中很有地位。前不久，一位杭大历史系七七届毕业生在与中文系毕业生争论时不无自豪地说：“论当官，七七届历史系学生已官至省部级；当作家的，已是省作协副主席；经商的更是有南都、绿城等名冠江浙的巨富，中文系比得上吗？”
然而辉煌的过去却无法遮掩衰落的今天。史学的今天确乎已陷入困境。
“70年代末是文史热，许多优秀的人才都力争学文史。”包伟民说，“可是这股热潮维持了十来年就退潮了。接着，史学便陷入困境。”
包伟民认为，史学困境的一大原因是大学扩招。大学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各高校都扩大招生数量，大量的史学科毕业生走向社会，这给就业造成巨大的压力。以前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至少是中学历史教师，扩招后社会上不可能提供那么多符合专业的岗位，史学便逐渐由热变冷。
另一个问题是，高校的核心考核指标是就业率，而就业率的实质是职业培训，史学更多的是注重素质训练而非职业培训，社会上希望录用的人一去就能干，这样可以省掉岗前培训的费用。而国际大公司在录用人才时看的是人才的潜质，只要潜质好就要。而我国用人强调专业对口，史学的“口”又太少。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也导致史学人才就业难。
因为就业难，只好少招学生。包伟民说，现在的历史系，老师只有杭大时的103,学生只有原来的104。史学一直只有两个专业：历史学和文博，历史学原来每年招60个学生，文博是30个，这几年是两个专业的学生合并起来招30人。就是这30个学生，中途有一半转到其他系科。因此，每年真正毕业的历史系学生只有十多个。
“学校规定，本科学生少于8人必须停止招生，历史学已面临被取消的危险。”谈及此，包伟民充满忧虑。
包伟民认为，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也是导致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管理的数据化以及工程主导型管理模式是史学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高校的科研模式是课题推动型，在这一模式下，争取课题成为高校教师的第一要务，没有课题就没有经费，于是课题成为关乎教师命运的大问题。可是这一工程学科的普遍做法很不适合史学。史学的研究方式是个体性强，完全凭个人兴趣进行研究，多数并不需课题，依靠的是图书馆和资料室。但图书资料建设需要校方整体性投入，无法靠教师个人课题来建设。以资料室为例，四校合并后，学校没给历史系资料室投过一分钱用于购买资料；原来资料室管理员有7个人，现在只有两个人。
博士生评判机制缺失
特别使包伟民不满的是关于博士生发表论文的规定。
“博士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规定，其实质是大学排名。”他说。“发表论文数和论文被引用数是衡量一个大学排名的重要依据，因此，学校对博士生发表论文的重视，实质上是对学校排名的重视。”
那么用什么标准和由谁来评判博士是否合格？包伟民说，史学衡量的标准国内是发表的论文，国外是专著；有权评判博士生是否合格的人，国外是教授，国内是行政官员。
包伟民例举的事实佐证了他的观点。
2005年10月的一天，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一个会议室，三四十位评委在此聚会，他们将对全校近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进行最后的评定，以确定推荐上报评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名额。
包伟民走进会议室，走上讲台，他将就自己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做说明。
“请问在座的评委中有没有史学专业的？”面对台下的评委，包伟民先发制人。
没有！会议主持人答。
实际上，据包伟民了解，在全部评委中，人文社科专业的评委也仅两人，评委几乎都是理工科背景。
“所有的评委都不是这个专业的，请问你们依据什么对论文质量做出评判？”包伟民又问。
“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形式取代这一评判办法。”主持人既感到尴尬，也感到了不悦。
责问，没有任何效果。
在包伟民对学生论文作出介绍和肯定性评价后，评委开始提问。
“作者在哪一级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有评委问。
包伟民答：“没有。”
连论文都没发表过，作者能有多高的水平？
这就够了。“没有”的结果是，这位博士的论文在推荐名单上“没有”了。
“如果仅看这个博士生在哪一级杂志发表过论文就能判断他的毕业论文是否优秀，要那么多的评委干什么，让计算机来决定不就行了！”包伟民在叙述此事时，脸上流露出深深的无奈。
“每年须在一级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这是全世界对博士生要求最苛严的规定！”包伟民说。
寂寞的史学和热闹的历史题材
与作为学术的史学的寂寞相比，在现实生活中，在出版物中，在电视、电影屏幕上，历史题材的内容和故事片却热闹非凡。以电视电影为例，从长达80集的连续剧，到仅1个多钟头的故事片，历史题材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消费品。没有历史题材，易中天、纪连海等人成不了名角，成不了富翁。而如果电影电视上没有历史剧，人们的业余生活会乏味和无聊得多。
人们需要历史喜欢历史热爱历史，但又厌倦史学，极端的热闹和极度的寂寞，这是怎样的矛盾啊！
在寂寞的这一面还有清贫。
包伟民说，就工资而言，历史学教授与工科教授在学校工资单上的收入差距大约是1：4到1：5左右。更不要说他们大量的课题经费提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收入的都不乏其人。相比而言，历史学太清贫了。某学院仅20多名教师，可是年创收却达到3000多万，于是学院给教师发讲课费，一个教师的讲课费就超过历史学教师的工资。
“我们并不计较收入，说实话，我们现在的收入基本也能维持一般的生活，研究经费也比以前有了提高。”包伟民说，“但是，关键是这样的制度使历史系教师感到沉重的压力，深感无奈。学校应该调配资源，老是锦上添花，却忘了雪中送炭。”
包伟民认为，史学衰微，一大原因是不能盈利。但一个泱泱大国，总得有人去研究不赢利的史学。国家作为一个社会的组织者，有责任来合理调配各方面的资源，给史学以生存的空间。
史学遭遇困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历史系学生一旦离开本专业，马上会表现出惊人的成功。杭州的绿城、南都等几个最大的房地产商，竟然都是杭大历史系毕业的。
也曾有同学来找包伟民，让他弃学从商，包伟民没同意。虽然清贫，比起以前来，日子总还过得去，至少这日子还能维持一个教授起码的尊严。史学毕竟是自己的所爱，能从事自己所爱的专业，清贫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即便是甘于寂寞和清贫也不容易。今年的研究生招生导师须支付助研经费问题就搅得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最后只好不招。现在他还带着原来招来的3个博士和2个硕士。但明年呢？后年呢？
“如果政策不变，我绝对不会招生。”他说。如果不再招生，包教授便真的再也不能“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了。一个失去了学生的导师，又如何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呢？又将会体味到怎样的心情呢？
本来寂寞的工作不招研究生后更寂寞了。在寂寞的心境中，他更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史学还有走出困境的一天吗？
研究历史不如创造历史
夏日友朋聚会时记者意外邂逅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许琳菲，《都市丽人》杂志社社长。这位时尚女性杂志的掌门人，昔日竟是史学界的翘楚。
许琳菲，1985年杭州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旋即赴德国攻读博士。
行前，她见到首师大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齐校长对这位才情毕露的女秀才非常激赏，期望甚殷：“中国史学界像你这样高学历的女性极少，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成为中国的女史学家——中国史学界缺乏女史学家啊！”
寥寥数语，如佳酿入肚，年轻的许琳菲顿时热血沸腾起来。她暗暗下决心：不负前辈期望，做个现代的班昭！
寂寞书斋，寂寞史学，现代班昭却乐在其中。到德国后，许琳菲一直非常发奋。她住在狭窄的小房子里，每天苦读不辍。为了尽快攻下语言关，她自我加压，接下翻译《30年代中德外交资料汇编》一书的任务，每天课余翻译16页。
那是怎样的岁月啊，她每天沉埋在书本中，面包白水，边读书边翻译，生活艰窘寂寞。
史学在发达的德国同样不再是显学，这从留德博士的待遇便可看出。工科博士每月奖学金3000马克，而史学博士却只有1500马克。
史学毕业生在德国就业也很困难。许琳菲的一位洋师兄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开出租车。德国的汽车最高级，也不需要博士当司机啊！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地展示出它的另一面。
生活的教科书比高校的教科书要实际得多，也严酷得多。导师也无奈地告诫她，如果有合适的职业，哪怕放弃博士学位也应该去干。
“哪怕”的机会就这样不期而至：当她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欧洲的大出版集团鲍尔集团找她来了，鲍尔要在中国办一份刊物，希望她来领衔。
一边是理想的工作，丰厚的报酬，一边是让她激情燃烧的女史学家的目标。她该做何种选择？
“去吧，学位论文可以推迟，你随时可以来完成，就业要紧！”导师劝她。
导师不想让自己喜欢的学生开出租车，许琳菲也绝对没有开出租车的念头，于是，现代班昭选择了放弃——放弃心中那个曾经燃烧得她激情澎湃的女史学家的梦。
研究历史，不如创造历史！她作出了决定。
若干年过去，女史学家创造的“历史”可谓辉煌，她成了名期刊社长。这位在大都会创业的都市丽人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份外资刊物——《都市丽人》，杂志发行量已飙升到近100万份，风靡内地，为少女们争相传阅。
虽然她和她的期刊都非常出名，出名的背后是她的巨大的成功，但谈起当年的女史学家之梦，她依然充满了憧憬和怀念。她的依然美丽而更多透露出成熟的脸上，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这种遗憾显然是史学的困境造成的。这种遗憾也许会伴随她一生，成为她人生经历中一份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缺。
“史学知识在我的工作中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坐在西湖边的一家宾馆里，许琳菲向记者讲述着。“无论什么问题出现，我脑子里便会马上跳出一叠影子，那是一个个历史事件，或者是历史上似曾相识的例子。公司管理上的那点矛盾，与见得太多的历史上的勾心斗角，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选择史学就等于选择寂寞，就等于选择清贫，知道寂寞和清贫还要选择，留下的就只有兴趣了。为了兴趣，那就清贫吧，寂寞吧，谁叫你有兴趣呢？清贫和寂寞是兴趣的代价，而兴趣在今天的社会属于奢侈品！
“顺应历史潮流”，“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在史学遭遇困境的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这些说法。那么史学的困境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史学的衰微也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史学一直是显学，如今，显学衰微，这是历史的进步抑或是历史的退步？这是史学的必然归宿吗？
轉載自「中華讀書報」（http://www.gmw.cn/01ds/2007-07/11/content_637810.htm）
讀了這篇訪談，心有戚戚焉！文史科系與專業普遍不受重視，已是由來已久的現象，在這裡也是如此，只是，沒想到有如此的相似度。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這兒倒還不至於以行政官員的評判，去決定博士生是否合格，這實在是挺荒謬的事呢！對這種現象，也不禁要問，史学的困境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史学的衰微也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哀哉！ 历史学的困境，一方面是大环境造成的，当前社会的核心是经济（而不是和谐，呵呵），历史学当然会被忽视。第二，也有本身的原因。历史学做学问的方式和老百姓相隔太远。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是生动活泼，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但现在的历史学文章，著作，却硬生生地把有趣化为无趣，把生动化为沉闷。如果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有自己的独立的研究见地，同时能有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出来，历史学前途不可限量可能大部分人不相信，说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是肯定可以的。
历史学，归根到底是研究人和关于人的学问。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门学问也肯定会迎来转机。但是首先，历史学必须本身也作出改变，否则转机来临时，也还是只能考呼吁呼吁，维持生存而已。 在中国，历史学的困境是多重的。经济固然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但不能想象十三亿人，人人都为稻梁谋，居然没有一片小小的热土是留给历史学的，这就奇怪了，比十三亿人凑不出一支优秀的足球队更奇怪。虽然讲在德国历史也不复曾经的显学地位，不过就大学内部本身而言，历史学的优秀人才仍然有足够可以调动的资源，不论是图书、会议机会，晋身之阶……这和环境国内仍然是无法企及的。中国的GDP不是已经超过德国了嘛，怎么会在这种硬环境上还赶不上人家。
除此之外，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无外是思想禁忌和人文素质上的。
思想禁忌对历史扼杀最大，拿中山大学袁伟时来说，只不过说了两句真话，马上就有人跳出来上纲上线。中国的近代史是不容许随便乱说，踩了红线，很可能连研究的自由都没有了。十年前有个研究抗美援朝美方解密资料的仁兄，就被洗了个热水澡。对于古代史也是这样，一牵涉到什么民族历史沿革问题也不许乱说，文网太密，史学的发展就受限制。
国民素质低下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的教育被有些人称为狼奶教育，历史是重灾区。学生也学得是天怒人怨，到底还是没学好。连个文言也读不通顺，古代的历史只能嚼嚼别人的研究。能嚼二手历史的已经算是爱读书的人了。其余就更不用说了，这一点也是满足于现状的历史学者们没有办法突破自身窘境的围城。
如果没有一点震聋发聩的声音，历史学绝对是会被人遗忘的，虽然这门学问很可能跟民族的良知息息相关，但它毕竟不是良知本身，民族没有良能啊~~ 我不觉得不生动活泼会要了历史（以及其它严肃高深学问）的命，它所研究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普通人觉得有趣的，而总也得有些人做些一般人看不懂的东西，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或者非科学也如此。而真的做学问的话，似乎应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而不去太多的考虑别人觉得有趣与否的。至于今天的“硬生生地把有趣化为无趣，把生动化为沉闷”的历史学文章，著作，其问题或许也并不在于“化”，而是那些作者本来就无力做到有趣和生动，于是只好以艰深文其浅薄。当然这并不是今天学术著作的全部。
而当说到“止于所不可不止”，就不免牵涉到deva君的第一个“更大的原因”，虽然我不免幼稚地觉得带着镣铐跳舞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却也不得不先停在这儿了。
又，13亿人选不出一支足球队跟13亿人没有一个好的学界都是体制问题，好的苗子在两边其实都不少，可到了“成年队”就都变得不会踢球了。至于振聋发聩的声音，学界如包教授者有了好几个，足球方面的声音更是响亮，可是喊了二三十年了结果又怎么样呢？大不了从头再来？中国队都渐渐地不配说这四个字了，呵呵。
ps. GDP总量是不算数的，要比得比平均数。
pps. “狼奶教育”又是怎么一说呢？喝了狼奶本来应该是多些血性吧？（所谓“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至不济，也能造座永恒的罗马城出来吧？ 1、不能想象十三亿人，人人都为稻梁谋，居然没有一片小小的热土是留给（ ）的，这就奇怪了，比十三亿人凑不出一支优秀的足球队更奇怪。
括号里面可以填的可不止“历史学”。换成其他学科，甚至某些名词化的动词，例如“讲道理的”等等，皆可！
2、我在茶社就说过了，鸡的屁关我等草民啥事？推而广之，收入提高了、高等教育“繁荣”了等等，皆与我等无关。每个人在解决基本温饱之后，总是希望有所改善，那么，尽可能在目前的环境、条件下做好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即可。
实际上，大环境不是三五“粪青”（本坛自己承认是粪青的有醉乡常客、停云、苏鲁支等……）、或者小小一个历史学领域能改变的。我自己改变了小环境，但我依旧在一个虚假繁荣的、充满谎言的世界里，难道我就不过了？每天喝点酒，既可麻醉自己、又可给自己壮胆，日子还得混下去撒～～ 赫赫
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郎酒、全兴大曲、沱牌曲酒——“六朵金花”
一天喝一瓶，周日放假 咋不喝茅台呐？我隔壁办公室昨儿个还搁着两瓶呢，今儿个没了，不知道是不是就着乌兹别那三个球喝下去的，哈哈。
其实我总还是觉得“君子”们个个都慎独了，社会也能好很多，动辄说体制不行，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口。 体制啊，体制！逼良为娼的体制！！
当然，问题的根源是学术诚信的丧失！但制度在这里扮演的不是力图将其拉上正轨、恢复诚信的角色，而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角色，这就导致了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的恶性循环。虽然有如包公者非暴力不合作，但以区区数人之力，岂能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诚然，西方历史学界也存在同样的困惑，世界名校的历史学博士同样难找工作，但学术管理机构、学校并未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而是大有理解之同情。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任何一所大学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无异痴人说梦！ 发核心期刊才能毕业,这种逻辑有点奇怪,一级核心刊物,到底是什么历史原因让这些刊物有这样的权利??
此外,历史渐渐衰微,这和国家很有关系.文明的传承还是要靠国家的力量而不是学者的良心.... 发核心期刊才能毕业,这种逻辑有点奇怪
典型的强盗逻辑，而且越是laji学校要求就越高：北大就不要求核心，北师大甚至不做要求。 引用第9楼xinghuit于2007-07-19 21:09发表的 :
发核心期刊才能毕业,这种逻辑有点奇怪
典型的强盗逻辑，而且越是laji学校要求就越高：北大就不要求核心，北师大甚至不做要求。
似乎這邏輯來源于南京大學。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北大前副校長何芳川在退休之際，說他做得最不好的一件事就是要求博士生發文章，他想改變，但無力回天！不過北大歷史系對發論文要求不是很嚴。至於北師大嘛，我就不做評論了。社科院好像對博士生不做要求。 浙大現在歷史系只有兩個專業了么？記得以前還有四個啊，另外兩個是檔案和臺港澳。現在浙大是用工科治校，這個荒唐的措施本來對工科是有效的，可以控制一下盲目擴張，但歷史系之類的文科本來就沒這種問題，都快門可羅雀了，哪有招生過多之虞。說來說去還是領導白癡，不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馬哲是怎么學的。parivraj兄說大家太慎獨了，還往體制上推，有一定道理，不過體制問題是明擺著的，外行領導內行，一堆學生和一堆老師養著一大堆行政人員，這就是問題，而且我覺得這個不是慎不慎獨可以解決的了的，就跟當今政治一樣。 引用第8楼hufucopy于2007-07-19 21:01发表的 :
......什么历史原因让这些刊物有这样的权利??
历史渐渐衰微....
这两个历史凑一块儿, 兴许可以管中窥豹哩. aquoibon兄说得是，不过我所说的里面打了引号的“君子”倒也不单单说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的，行政人员在现在的体制下，也说不好是老师学生养着，他们花的更多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吧。另者，各系院所里面的朋党，院士选举当中的派系，凡是等等，并不都是行政人员坏了事（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学者看了在上掌权外行的样子，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所谓内行学者的名利心更未必比外行的行政人员小（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行政人员太多影响了他们的收入或者评级）。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现状，但我们至少可以努力让自己不被同化吧？虽然，到最后，我们或许也一样被同化了。
另外，今早接到的电子报里正好有句Abba Eban的警句，以其有个“历史”在里面，或许断章取义地引过来：
History teaches us that men and nations behave wisely once they have exhausted all other alternatives. 不管如何，让十几个没有历史背景的所谓专家去评审什么是“优秀历史博士论文”实在是荒唐的过分了 读书发文章的压力是大阿
不过这种抱怨根本也解决不了问题
譬如我跟导师，要没有三篇SCI想毕业就难了
起码三年博士给延成5年 parivraj兄所說的朋黨派係，我個人認為并非問題癥結所在，朋黨現象其實在哪里都一樣，臺灣最高學術殿堂XX院還不是整天勾心斗角，但人家就是能出成果，而且經濟待遇也與國內不可同日而語。說得更大一點，無論什么行業還都有這情況，人類的劣根性吧。所以不能指望每個人自己自律，一定要靠制度來制約來監督，要不怎么說三權分立好呢。
另外樓上的nopattern朋友所說的話真是不敢茍同，不管經濟發展成什么樣，歷史系永遠是冷門，還就是要政府撥款養著，這就是包老師所說的“史学衰微，一大原因是不能盈利。但一个泱泱大国，总得有人去研究不赢利的史学。国家作为一个社会的组织者，有责任来合理调配各方面的资源，给史学以生存的空间。”至於要歷史學要轉變要活潑之類的，說句不好聽的，完全是外行話。 古史学界也要效法当今被大用的法学，以致出现周叶中式的人物，将法学与司法界这对老头儿子羞辱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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