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一则：陆建德谈文学理论
[前言：现在各大学英语系研究生课程分两大类：文学与语言学。语言学不用说，是一种科学；而文学研究呢，也风行科学化，其表现就是各种文学理论，尤其是从西方拿来的理论，甚嚣尘上，占据了课堂、学术期刊、研讨会、图书馆。据我所知，中文系里的外国文学研究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
陆建德先生的两则随笔对这一现象作了明晰客观的评述，摘录以供各位同仁参考。
原书页码标注在方括号内]
陆建德，《麻雀啁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
明 智
——非理论的智慧
一九八六年，在哈佛大学纪念建校三百五十周年的盛典上，一位贵宾应邀致词时说，优秀的大学要造就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更应培养笃诚忠良的人。这话不是凭空而来。去年一位从美国来访的英文教授在北海静心斋一边品茗，一边感喟：在太平洋彼岸的大学，若称某同事人“好”，往往指他在鼠窜或恶性竞争（rat race）中进取的锋刃不够坚利，并无褒扬之意。这现象在崇尚成功与腾达的美国社会不足为怪。以坦荡真挚的人品赢得世人尊敬的爱因斯坦对导致才德分离的专业化教育颇多微词。身为科学家他深知科学的昌盛可能只带来精神的贫乏和人伦的衰败，所以他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
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不轻易附和人的约翰逊博士对此会大加赞许。他在评论弥尔顿时指出，慎思明辨和公平正义是超越时空的美德，“我们永远是讲道义的人，我们只因机遇才成为几何学家。”[154]
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点出了明智——非理论的智慧——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和人文教育的特色。为诗作文犹如做人，贵在立诚不欺（“修辞立其诚”）。但是如何识别无病呻吟却至为艰难。维特根斯坦认为不患色盲的人关于颜色的意见不难统一，要就感情表现是否真诚达到共识谈何容易。可以说某人矫情作伪，不过拿不出确凿证据。这方面难有“内行的鉴定”，但是有的人感觉锐利，判断较好。正确的诊断一般来自谙于人情者。维特根斯坦写道：
这知识能学吗？能学；有的人能。但不是 [163]
通过上一门课程。而是通过“经验”。——一个人能在这方面为人师吗？当然能。他时不时给学生合适的提示——这方面的“学”与“教”就是如此。——一个人渐渐获致的不是一种技术；他学习正确的判断。也有规则，但不成体系，不像计算规则。只有经验丰富者才能适当运用。
最难的就是精确地、不加伪饰地把这不确定性诉诸文字。[164]
（《尼各马科伦理学》，亚理士多德著，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十一月版）
附录：
文学理论：凤凰还是九头鸟？
近几十年来，英美大学里文学理论的锣鼓不 [167]
绝于耳。六十年代末，英国一些年轻左翼人士在重实践批评的传统里察觉到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反动性，他们要以理论为武器一扫密布英文系的阴霾。那是风云激荡的日子，“幸福啊，活在那黎明之中，年轻人更是如进天堂！”（华兹华斯诗句）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有的理论家（如克里斯多弗•诺里斯）依然在追查抵制理论者的家谱，发现他们的祖宗曾有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劣迹。文学理论被当作带来祥瑞之气的凤凰，它使千百年来懵懵懂懂过日子的人们突然耳聪目明。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也有不少人在怀疑，那吉禽长得怎么像只九头鸟？且不论理论是文学研究盛世的曙光还是捉弄人的海市蜃楼，它以各种形式存在是没人能否定的事实。最近，《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邀请了一些世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就当代文学理论的得失各抒己见。（详见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五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牛津大学的特里•伊格尔顿。伊格尔顿在牛津开设批评理论课程，还著有理论和批评著作多部，但是他显然不再把理论视为对经验主义的积极挑战。他在《话语和迪斯科》 [168]
一文里承认，文学理论自身没有值得炫耀之处，因为它未必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当今资本主义已经渗透到艺术界的角角落落，大家生活在心智的交易所里，一大堆包装好的信息从四面八方袭来。符号学的研究者成了工商界急欲罗致的人才，而那些以后现代主义自我标榜的货色无非是智力上的消费主义者而已。伊格尔顿和他的前辈、对理论有所保留乃至怀疑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和历史学家E•P•汤普森一样，指出政治上的失败和无能使西方理论家逃到语言游戏里寻找替代性的发泄，尤其是北美那些患有瘫痪症的左翼力量更把无穷无尽的精力投入话语迷信。如果说现代派的精英文化对商业化尚有抵抗的能力，后现代主义则染上了沙漠赌城拉斯维加斯的风习，与消费商业文化同流合污。伊格尔顿指出，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是最多元的，它不知餍足地扩展疆界，置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于自己的绝对统治之下。面对如此情景，左派批评理论若不与政治实践相结合永远是苍白无力的。
当今英美大学里文化研究十分流行，伊格尔顿对它不敢寄予厚望。在这一方面，曾以解构批评著称的美国理论家米勒与伊格尔顿立场相似， [169]
是出发点有所不同。仿佛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米勒面对种种文学、文化理论的新走向不得不采取守势。他认为新兴的文化多元理论、少数话语、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都假定上下文（即与文本text相对的context）具有解释或决定的功用。正由于这些和解构主义原则相对立的预设，作者又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巴尔特宣布“作者之死”未免过于草率。随着文化身分[份]意识和对话精神的增强，主体、自我这类曾被解构的观念又成为讨论的话题，而一度被否定的模仿说和表征说也重现了生机。米勒警告说，如果在文化研究和少数话语研究里对模仿说和描述性方式不加怀疑，那么原来是有威胁性的异文化的“他性”（otherness）在理论上就是能被理解、“翻译”并占有的，而普遍性的“文化”观念将成为剥夺他者差异的交易所。米勒表示，世界上有不同的、难以界说的善，它们往往是难以通约的，大学不是同化一切文化的场所。要了解各种文化的冲动固然可贵，但有必要告诫自己，异文化的他性和别人的他性一样，可能是无法知晓的。对异文化的知识可能是对它们的暴力行为。需要尊重异文化，尊重不是知识的陈述，而是言语行为，是誓约：“是，我 [170]
尊重它。我尊重它的他性。我要让那他性长存于世。”米勒在此不是暗中承认那他性具有某种无法解而消之的本质吗？
伊格尔顿和米勒这两位理论大家对理论的态度比较暧昧。“新声”（New Accents）丛书的主编特伦斯•霍克斯则肯定了理论的兴起。他说六、七十年代以来，英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些人士不愿唯阿诺德和艾略特的批评传统的马首是瞻，他们和大西洋彼岸的同行一道，以进口法国的革命理论求解放。霍克斯指出，理论是无处不在的，否定理论者并非没有一套潜在的理论原则。当今理论存在被神秘化的危险，过度强调理论使得法语化的套语行话充斥于批评杂志。同时，和在美国的流行理论相比，英国的革命思想滞后严重，几乎沦落到反动的地步。他的结论是，六十年代以后输入的理论和“共同追求真知灼见”（艾略特语）以及“保护民族遗产”的口号比较起来毒害要小得多。曾编辑过《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以后》文论集的约翰•斯德洛克与霍克斯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文学理论和生活风马牛不相及。对文本比较主观的、出于某一理论立场的阐释可能会走极端，但是它们不仅不会对文本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而且还 [171]
以独特的方式大大丰富了文学批评。
八十年代中期，剑桥学者格雷厄姆•赫夫对霍克斯着力推广的理论不以为然，霍克斯辩解道，赫夫身处古老的大学，校图书馆的古籍、手稿汗牛充栋，研究条件优越，他怎能理解一般院校英文系教师（包括霍克斯本人）的苦衷？他们把精力投入相对不需要很多原始资料的理论研究及介绍应是情理中事。笔者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像福柯这样的理论家就长于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清理他理论的头绪。但是美国读者反应理论的代表人物斯坦利•费什确曾表示他的理论研究和图书馆关系不大。极有建树的美国学者杰罗姆•麦甘（他也可以被称为新历史主义者）在理论前景的讨论中感叹道，费什曾告诉他，他不需要图书馆，而麦甘相信，他本人工作中碰到的（归根结缔是理论上的）问题在图书馆外无法设想，要解决更无从谈起。麦甘自称不搞理论，但一直关心理论。六十年代中期他撰写了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基础的博士论文，这方面的训练使他尤其重视事实和历史（以及他们的形成过程），因为只有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知识以后才能有效地运用理论。在文学理论日渐红火的岁月里，他埋头编辑拜伦的作品。作为一位公认的出色 [172]
校勘家，麦甘碰到很多有理论意义的具体困难，可惜这类难题完全不能由“搞”理论的人来解决，“因为这些人一般学识不够，且不懂‘理论的贫困’”（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E•P•汤普森所著的书名）。麦甘爱理论但又时时为理论担忧。“回到历史”的口号是理论的赐与，它促成了目前英美书目学、编校和文本研究上的中兴，这中兴反过来告诉理论，文学研究的阶梯正是从这类著作开始的。可是理论家对这些领域的近况所知极少，而且漠不关心。从麦甘的观点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理论不能以独立自足来自寻乐趣，它必须从属于文学。这正是一些参与讨论的学者想要着重指出的。
瑟日兰、奥尔特和约翰•贝利等人还注意到，由于理论在文学系已有喧宾夺主之势，有的研究生作品读得不多，他们毕业留校后可开的课程较少，现在能同时讲乔叟、莎士比亚和乔伊斯的多面手已濒临绝迹。理论家却自以为比教学生读《贝奥武甫》、《失乐园》的老师更了不起；他们把理论研究变为一条捷径，它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大权在握、独领风骚的感觉。另一问题是有的理 [173]
论家像鹦鹉学舌般搬弄他们自己也不甚明白的公式教条，并提出“清晰是法西斯压迫的一种形式”作为托词。与此相关的是他们不愿用日常语言来玷污理论术语的纯洁性，企图以外人不解的话语系统突出自己的优越性和特权。理论正在沦为学院里的一种古怪癖好。
妇女对理论界的现状有何见解？英美女权批评创始人之一伊莱恩•肖沃尔特把理论分为“我的理论”和高深的正宗理论。她写道，她是六十年代的研究生，是细读式的批评使她与书本亲近。“我从书架间出来时衣服上沾了书上的积尘，就和从花园里出来的苔丝姑娘一样。”（失去天真或纯洁何尝不是乐事！）但是时过境迁，到了九十年代，潜心读书的精神已经大不如前，以致文学研究的入门之途不是图书馆，而是会议厅。肖沃尔特肯定了女权理论、性别批评理论及其旁支同性恋文学理论对文学研究的贡献，对正宗理论（拉冈、德•曼和德理达的学说）则不敢恭维。她觉得正宗理论用语艰涩，变得和经院派的拉丁文一样令人窒息，它那套预先设定的术语禁锢一切思想，而真正成功的理论家必须有自己的声音。肖沃尔特对理论想象力的前景不大乐观，另一位美国著名学 [174]
者帕格利亚持类似观点，但是她的言辞之激烈在学术讨论中是极为罕见的。她开门见山地宣称，批评理论已像被巨蟒缠住的拉奥孔一样，奄奄一息。帕格利亚也是六十年代末的研究生，她当时在耶鲁决意要把艺术从学究和道学家手中解救出来。在七十年代，对艺术没有感情、对语言缺乏敏感的平庸学者把批评理论当作晋身之阶，他们装腔作势，以左派自居而又平步青云。帕格利亚迫切地感到，艺术应回到酒神的怀抱。她说，名牌大学的学生目前对人类文明丰碑的了解少得可怜，教育的重点应在帮助学生阅读原著。当今的文学理论大而无当，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就像一只河马学跳舞，笨拙沉重，处处出错。理论家们使整整一代年轻人丧失了欣赏艺术的能力，面对这灾难性的局面，热爱艺术，尊重学术的人应该为捍卫理想敢作[做]敢为。帕格利亚的短文是这样结束的：“我痛恨批评理论：它是精英的心智游戏，扼杀了教授和学生的灵魂。”
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严重，因为理论毕竟远不能决定或操纵创作。如果女性创作实践是无法理论化的（法国当代女作家西克苏如果[是]说），男性创作呢？英国诗人彼得•波特和小说家、评论家约 [175]
西普维奇在他们的短文里都表示，作家基本上不受批评理论的影响。约西普维奇颇有信心地写道，“好的作家和好的读者都远离这一片[理论的]喧嚣，继续他们的创作和阅读，乐此不疲。”
当代批评理论五花八门，它究竟是凤凰还是九头鸟现在恐怕还难以判断。虽然有的否定价值观念的“后结构主义者”无法解释为什么《红楼梦》比一九九四年北京电话簿更值得一读，理论热还不会因此降温。最近，多伦多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相继推出《当代文学理论百科辞典》和《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英国诗人、批评家唐纳德•戴维在评论后者时无可奈何地写道，“这部书有如此旺盛的欲望，如此高昂的兴致，实在叫人沮丧。”但是，当今一部书的真正评论者还是万能的市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以半个版面登载了《指南》的广告，这就是当代批评理论在生意上可喜前景的缩影。
校园里锣鼓喧天。[176] 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的启蒙下开始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带有很大的启蒙色彩,我们的文学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路,创作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来源多来自西方.当代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延续,更是如此.所以,研究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根本无法越过西方的文艺理论，不是你情不情愿的事. 我们的文学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路?
以什么为指标？
怎么听起来像在谈工业呀，呵呵。 解放前的文学理论比较丰富，各种外国的流派都被引入了中国，创作上也是大家迭出，基本上各种西方理论都有了中国版的实践，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坚持中国古典的文学理论，也有不错的成绩；
解放后在思想领域独尊马哲，文学方面也照搬前苏联的创作、批评模式。结果是，西方的东西没有学、古典的东西没有继承，苏联的东西现在又放弃了，于是，一个巨大的断裂局面出现了。
现在的文学基本是混乱与空白的阶段。
导致这个的原因可能是没有连续发展过程，而突然断裂。文学在商品经济的突然打击下又不可能修复这个裂痕，因为真正的文学很难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没有人搞，想搞的人却没有话语权。现阶段可能是春秋之后中国文学史上最差的一个阶段了。连清朝都不如，好歹清朝还有半部《红楼梦》。
因此，文学上没有耐读的东西，不是抄袭就是文化速食，哪个有了话语权，哪个就是“大师”！
倒是网络上，不时出现一些好的小品，不知什么时候能发展成潮流。
谢谢诸位的点评。
还想提醒一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还是要分开来看。作家很少理会文学理论。即使关心理论，也往往是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等。而且他们的理论，往往似是而非，如哈代的“内在意志力”。而文学理论则是文学批评家手中的工具，他们靠这个混饭吃，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等。 引用第3楼hmlcwz于2007-06-28 02:31发表的 :
解放前的文学理论比较丰富，各种外国的流派都被引入了中国，创作上也是大家迭出，基本上各种西方理论都有了中国版的实践
.......
解放前，也就是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已经走向没落，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还未崛起，女性主义虽有一些声音，但其壮大却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至于中国，五四以后引进了西方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三四十年代苏联和东欧的革命文学在中国左翼作家里大行其道，但西方当时最盛行的现代主义诸流派在中国几乎没有影响，其理论也几乎无人提及，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只有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对意识流做了一点粗浅的尝试，谈不上成功，也少有人关注。说“解放前的文学理论比较丰富，各种外国的流派都被引入了中国”，这很不准确，甚至可以说出入很大。“创作上大家迭出”，这个说法也是见仁见智，有的学者就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空白。我个人认为说空白是太夸张了，鲁迅、李劼人、老舍（部分小说）、沈从文（部分散文）等人的创作我还是很佩服的，特别是鲁迅，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但说“大家迭出”，也肯定言过其实了。总体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不高，与同时期欧、美、日的文学成就比，就更是囊中羞涩了。至于“各种西方理论都有了中国版的实践”，前面已经说了，当时中国引进的基本上是西方近代文学理论和苏东革命文学，轰轰烈烈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中国版几乎看不到。
真正把西方所有的文学理论和流派都拿来学习尝试一遍的时期是一九七九年后的所谓“新时期”，中国的先锋文学在十年左右（1980-1989）的时间里把西方近一百年的东西都玩了一遍，不过这个进程被八九年的事件中断了。
这也就是一楼所说的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路”。 楼上专家之论，我很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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