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种玉米和多反抗经济学
1890年，当玛丽·利斯在堪萨斯州作巡回竞选演说时，她恳请农民们“少种玉米，多反抗”。从那以后，农民们便依此行事直至今日。在19世纪末，他们的活动采取了政治运动的形式，目的在于：扩大货币供给，他们感觉到货币将会使农产品的价格增加得比其他产品的价格更快；引入用以降低运输农产品运费的铁路价格规则；控制垄断，他们认为垄断将会使他们产品的成本下降。
当20世纪初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时，农民们坚持种植他们的玉米，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幅度地扩大了他们的生产，以对飞涨的价格做出反应。战后欧洲国家对所有进入他们国境的农产品均课以高额税收。伴随着其他因素，这一限制使美国农民可以卖出的玉米数量减少了。
20年代农产品价格显著下降，农民的组织开始将他们的问题看作是一个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他们采用难以计数的共同努力以限制生产，但是这些努力失败了(除了在少数特殊作物，比如烟草的案例中，相对较少数量的生产者使得互利协议更为现实可行)。
多数作物是在竞争条件下生产，也就是说，很大数量的销售者(和购买者)在对待一种商品时是无差别的(一位农民的玉米与另一位农民的玉米是相同的)，因而不可能使生产者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可是20年代由自愿合作未能做成的事情，却在30年代通过政府的指令完成了。一项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的计划在那时形成，并且保持原封不动地延续到几年前。我们很乐意对价格支持计划在其运作时的结果作一考察。
我们可以首先用考察实施价格支持之前的农产品市场的方式，以便最为清楚地看出其结果。在这个竞争市场中，大量的农民供应某种商品——我们将以花生来做例子，单个的农民们在不同价格上供给的数量总和构成了一种商品的总供给图表。每一农民仅供给总量中的一小部分，他无法影响该产品的价格。如果他提高自己的价格，任何希望购买花生的人可以很容易地以市场出清价格或者均衡价格从其他人那里购买。再者没有哪个农民肯在低于市场出清价格的价位上出售，因为他可以在市场出清价位上卖出他生产的所有产品。所以，农民卖出的每一单位产品价格相同。最后(边际)那一单位的价格与所有其他单位售出的价格完全相同。
该农民将继续生产花生直至某一点，在此点上，如果再多生产一个单位，其生产成本就会超出所接受的价格。每个农民面临着同样的生产决策，应注意的是，价格越高，农民会引致附加单位的更高成本，并且仍然有利可图。同样，价格越高，所有农民加在一起会生产得更多。但是同样，单个农民无法影响价格。也就是说，每个农民将以在市场出清价格上(它与他的生产成本加上正常利润相等)出售花生的方式而告终。
每个农民能够卖出其花生的价格，取决于人们在购买它的时候感觉如何，并且取决于他们的偏好、收入和替代商品的价格。一般而论，食品的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是相当迟钝的，因为没有可以取代食品的相近商品。花生的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更明显，因为可以获得替代商品。即便如此，花生的价格需要采取大幅度的削减，才能使得人们的购买比通常多得多。相反，单位价格的提高也并不会使人们的购买少得多(花生的需求是相对的价格无弹性)。这一情况对生产花生的农民来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农业生产和产出的成本每年可以有较大的变化，在众多因素中，天气的变化十分重要。在好的年份里，生产规模可以相对较大。但由于花生的需求是相对无弹性的，农民们将不得不大幅度地削减他们花生作物的价格，如果他们想要全部卖出的话，他们甚至不得不在该年承受某些损失。当生产规模在某一年因为灾害的缘故而相对较小时，相反的情形就出现。
总而言之，短期的花生市场竞争导致该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且导致生产者的利润变化。
那么现在通常的价格支持计划进行得怎样？政府用什么来决定构成“公平价格”。这一关键性决定的公式就是：农民在历史上因购买所支付的价格，与他们所接受的在“好”年景里他们作物的价格之间的比率。鉴于此价格高于本应普遍通行的价格(均衡价格)水平上，政府如何才能使这一仲裁价格“粘住”？政府同意在此价值(平价)上购买花生，在历史上，政府不是储存花生，便是以通行价格在世界市场(与国内市场相对)出售它们。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价格经常是低于支持价格的，所以政府承受了“损失”。例如在1975年，非食用“榨取类”花生(用于榨油)的支持价格为每吨394美元，而世界市场价格是每吨216美元。于是其结果为，美国政府每年向种植花生的农民提供1000万到2亿美元的补贴。
为了避免大大的过剩，1941年政府允许最大限量为1600万英亩的土地用于花生种植。然而从那时起每英亩的产量增加了3倍，并且分配的限量也并末降下来。更有甚者，大量的“非法”花生—根据最初的分配计划不被官方所许可的土地上所种植的花生，已经在过去几年中种了下去。既然可以在支持价格的价位上出售花生，并以此方式获得每吨165美元的毛利，那么某些农民以“非法”方式种植花生便不足为奇了。
于是价格支持意味着两件事：首先，对于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来说，意味着较高的价格，这些产品的固定(平价)价格超出了原本有可能通行的价格；其次，更多的政府资源(纳税人的钱)花费在农业上，而这些钱原本有可能花费在其他方面。
如果价格支持与种植土地的限制确实增加了农民的财富，那么就会有动力促使更多的企业家开辟新的农场，以分享利润。这曾是种植烟草的农民所碰到的，三十多年以前，他们围绕着这个难题，寻找到一种立法的方式，即向50万名种植者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分配种植烟草的权利。从那时起，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用于烟草生产。因为对在未经许可的土地上种植烟草征收了75％的禁止性税收。
获得许可的土地所有者因而被赋予烟草种植的垄断地位。如果今天你要购买这样的土地，你还期望能像垄断者那样赚钱吗？如果你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你会感到惊讶，该土地的价格很早以前就已经升至仅能为新的所有者带来具有竞争性收益宰的水平。赚到钱的人是那些烟草种植许可证的最初拥有者，他们每英亩收获1500至3000美元(以现值计算为4000至8000美元)的利润。同样的分析可以用于价格支持生效之后的农业土地所有者们。某项研究这样总结道：“价格支持计划纯利润的大部分已经被资本化。并渗入到土地的价值中。”
鉴于控制烟草少产的计划也包括对每一个土地所有者可以拿出多少烟叶来出售，以及在何种价位上可以出售的限制，其结果即为：有比原本有可能提供的数量更少的烟草供给；出现比原本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有可能通行的价格更高的烟草价格；烟草产品随之出现的较高价格。
这个分析取决于这些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如果人们吸用或多或少相同数量的香烟和雪茄烟，不管价格的相对较小的变动(即如果烟草产品面临需求弹性)，那么较高的价格只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将被奉献给烟草制品，而较少地用于其他事情。鉴于情况似乎如此，烟草计划因而产生了从吸烟者到烟草种植许可证最初拥有者的收入转移。
1972年和1973年，政府官员、与此相关的外行们以及许多职业经济学家宣称，世界已经进入—个永久性食品短缺的纪元。然而，目前的农业形势与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形极为相似。也就是说，政府不得不定期努力消除“过剩”的黄油和奶酪。政府不得同意种植食用树的农民有关对进口糖的数量加以更多限制的要求，政府还得去处理牢骚满腹的花生种植者们的游说，他们要求政府的价格补贴不得减少。到了1981年底，未售出的过剩玉米己达5000公斤。当然，有关农产品永久性短缺的概念未能流行。
一个对农产品无限制的市场会产生均衡价格，在此点上，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相等。这样一种价格支持体系将导致过多的供给数量，即如果价格支持的价位高于市场出情价格，以及如果有某些手段来处理“过剩”产品的话。较为典型的是，政府已经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购买了“过剩”的农产品。只有当世界价格超出了价格支持的价位，过剩才会消失，如同在1973年出现过的那样。从农业部门历史中所要吸取的教训是，消费者与生产者均对非均衡状况作出反应：即相对较高的价格，无论是由市场力量或是政府干预所引起的，总是促使生产者更多地生产，消费者更少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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