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科尔的悲壮辩护
说起史蒂芬·科尔（Stephen Cole）和他的新作《科学的制造》（初版于1992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悲壮”这个词。这倒不是说史蒂芬在写这本书时就充满了悲壮感，按我的理解，那时他心中涌流的还主要是一种责任意识——一种对科学社会学发展走向的焦虑。我说的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主要有两件事，让史蒂芬产生了悲壮情绪。一件事是1995年出版的《科学和技术研究手册》，主编者拒绝在其中列入讨论科学中的社会分层问题的内容。这个研究领域是史蒂芬和他的长兄乔纳森在70年代共同开辟的，其合著《科学中的社会分层》（1973年）更使“科尔兄弟”在社会学界大大出了名。从那时到现在，在一些著名的社会学期刊，比如《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经常可以看到有关研究成果发表。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其成果却不能收入《科学和技术研究手册》这部专业文集，成为其中的一章。由于《手册》系由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4S学会）主持出版，带有专业年鉴和教科书性质，史蒂芬曾为此“屈尊”写信与该文集的编辑联系，但未收到回信。另一件事就是他的《科学的制造》这本新作，在他看来无疑是对欧洲建构主义者的当头棒喝或至少也是极为严肃和严重的诘问，却未引起对手的预期反应，哪怕是批评性的回应。该书出版后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只有已到美国工作的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和夏平（Steven Shapin）分别在《泰晤士文学增刊》和《科学》上发表了短评，公认为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核心期刊的《科学的社会研究》甚至连一条书讯都没有。如果说《手册》不收入科学分层研究是这个领域不那么新鲜和有趣了，那么《科学的制造》却没有这个问题。该书直接讨论科学的社会建构问题，不仅触及目前的学术热点，而且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并举，颇具纲领性意味。这本书在科学社会学核心群中受到冷遇，只能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默顿学派在主流科学社会学中已经失去了重要性。
史蒂芬·科尔生于1941年，是著名社会学家默顿的主要学生之一，也是科学社会学默顿学派目前尚且活跃的少数人之一。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前后，史蒂芬与他的同侪们一起目睹了他们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纲领由兴而衰的戏剧性变化。70年代以前，默顿学派的科学体制社会学是惟一可行且在社会学界有影响的研究纲领；而在这之后，欧洲新兴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纲领成功替代了默顿纲领的主导地位。在理论上，新兴的研究范式主张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内容进行社会学分析，并把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对传统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功能主义社会学提出质疑和批判。在实践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开展了一系列微观发生学进路的经验研究，特别是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及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迅速在元科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史蒂芬的《科学的制造》中有一段话可以看成他对这种兴衰继替结果的观察，他说：“今天主导科学社会学的是起先被叫做‘相对主义的建构论’，而现在被统称为‘社会建构论’的进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英国的巴瑞·巴恩斯、戴维·布鲁尔、哈里·科林斯、米歇尔·马尔凯和斯蒂夫·伍尔加，法国的布鲁诺·拉都尔，以及德国的克诺尔-谢廷娜。”（英文本，pp.4-5，以下仅注页码）他并且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深有体会地发表评论说：“社会建构论[目前]不仅是一种智力运动，一种研究科学的方式，而且是一个利益群体。这个群体试图为其成员或追随者垄断各种奖励，排斥给那些对他们的信条提出任何质疑的人以承认。”
我一直认为，就60年代前后西方学术文化发生的普遍变革来看，奠基于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传统之上的默顿派科学社会学的衰落完全是无法避免的。史蒂芬在上述文章中则认为，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并非建构主义本身的力量，而是美国社会学界对新的知识社会学纲领采取了不应有的漠视态度。科学建构论的主要实践者都声称是社会学家，但社会学家对他们的工作却几乎没有提出过有力的批评。按他的分析，首先，许多美国社会学家出于政治原因而不喜欢所谓“默顿派”，他们愿意看到任何能够有力挑战默顿对这个专业长期霸权控制的学派兴起。其次，许多人把建构主义看成是对自然科学的攻击，因而合意地看到长期小视人文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其偶像和权威地位受到无情的颠覆。以上两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多少是出于一种看笑话的幸灾乐祸心理。但是第三，大部分美国社会学家缺乏欧洲建构论者所受的那种哲学训练，他们或者对建构论者的工作不真正理解，或者是担心卷入他们没有优势的哲学论争，因而采取了消极沉默的不作为策略。还有第四点也很重要，即默顿本人不喜欢争论，对后起的社会建构论从未发表过公开评论。这不免使他的学派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最后，直到80年代中期，建构主义一直被当成是欧洲现象，对美国的科学社会学（使用定量方法研究传统项目）不会产生重要影响。大部分美国科学社会学家认为他们的主要兴趣在社会学上，科学只是他们可供选择的研究场点之一；而欧洲建构论者却把主要兴趣集中于科学，很多时候不大考虑更为一般的社会学问题。
据我所知，史蒂芬的分析并不完全准确。在建构主义兴起的70和80年代，默顿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本-戴维、朱克曼、巴伯、斯托勒、加斯顿、甚至默顿本人，都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批评过科学知识社会学。但是从结果看来，他们似乎未能有效阻止建构主义纲领的扩张。有些当初极力反对建构论的人，比如默顿的关门弟子托马斯·吉尔林，甚至皈依到对方阵营中去了。及至90年代初，本-戴维早已英年早逝，默顿本人垂垂老矣，他的那些早期弟子也多近老耄之年，能够代表默顿学派做最后抗争的看来只有科尔兄弟等人了。《科学的制造》一书的出版，正好像是史蒂芬卧薪尝胆多年之后提出的不负众望之作。这本书一如他的其他作品，写得行云流水、赏心悦目，完全不像建构主义者的作品生僻晦涩。如果不了解上面提到的特定背景，你大概会把作者想象成一个故作老成的新手。但只要字里行间地仔细阅读，就不难发现，这位默顿的忠实弟子是如何强压郁闷做陇上之行的。在貌似激烈的批判背后，史蒂芬已经对建构主义作了重大让步，不惜把自己称作实在论的建构主义者。他甚至提出科学社会学的未来发展，相对论的建构主义与实在论的建构主义应该携起手来：“我希望在未来，建构主义的进路与更为传统的科学社会学进路两者有更多的综合。”（p.238）
当然，建构主义者和默顿主义者都清楚，相对论与实在论是无法折中的。你不能认为自然界既是客观实在又是主观建构，你也不能说它对科学的认识内容既有影响又无影响，除非你会变戏法。在整个思想史上，还不曾有过试图超越或折衷两种完全对立的哲学立场而不归于失败的。史蒂芬的确像是要变戏法，因为他批评建构主义者经常以“非此即彼”的态度看待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知识的影响。他自己的观点则是两种因素都起作用，只不过在不同情况下（比如他说的“核心知识”与“前沿知识”），它们的作用有大有小罢了。但明眼人不会受骗，史蒂芬绕来绕去实际上在运用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是守住实在论的最后防线，看看“建构主义纲领离开相对主义会有多少维持下来”（p.238）。因此毫不奇怪，真正的建构主义者冷落了史蒂芬，而史蒂芬本人也在耐心等待无果后，直接投身到格罗斯、列维特等科学家领导的“反反科学运动”中去了。尽管如此，他留下的这本《科学的制造》及其中提出的若干建设性的构想，对不那么激进而又关心科学社会学未来的学者来说，仍然具有巨大魅力。
应该说，史蒂芬虽然悲壮，但并不孤独。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年7月19日
赵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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