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权包含着被害人的起诉权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只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代理行使公共权力。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也不例外，是属于人民的，当然，也是属于被害人的。在社会的起初阶段，追诉犯罪完全是被害人的个人的事情，存在过同态复仇和血族复仇的现象。前者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简单报复，后者则是“以全体氏族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一种漫无边际，不受限制的报复。”（《法律的起源》第130页）都了原始社会的晚期，出现了赎罪的方法，在一部分严重冲突事件的处理中，替代了野蛮的报复。我国的《尚书·舜典》中记载：“金作赎刑”。这样的赎刑，甚至在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后的一个时期，也还存在。《吕刑》中也有“贯罚百锾”的说法，《秦简》中有赎鲸、赎耐、赎迁等规定。但是，统治者渐渐发现，犯罪并不像先前所认识的那样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一种严重危害了统治秩序的犯罪。于是，国家就必然要主动干预这个行为，通过公力救济的途径，来代替被害人的报复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不是以阶级对抗为主要矛盾的阶段时，国家的权力才真正起到了质的变化，成为了人民大众的权力，是维护人民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权力。只有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公诉权，才是全面反映了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的正义的权力。
现代文明国家中的公民，在保留了民事和行政上的诉权外，基本上将那些针对严重损害了自己生命、财产和民主权利的个人诉权，交有由国家的公诉机关行使。因此，从法律形式上讲，公诉权是一种专属权，只有检察机关方能拥有。但从根本上看，从渊源上分析，公诉权的所有者并不是国家，而是团体的公民和受犯罪侵犯的个人。这样的权力，是不能从抽象的国家权力演绎出来的，而是对现实民众权利的概括和集中。关于这个观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上看出来。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审查案件中，必须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这些工作，目的是为了维护被害人的诉权。第一百四十五条还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 在这里，我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当检察机关放弃了对案件的公诉，被害人则可以恢复自己已经委托出去的个人的追诉劝，径直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而自诉案件的存在，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国家的公诉权，不过是被害人自诉权让渡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公诉权是建立在自诉权基础上的，公诉权只是国家权力介入自诉权后而形成的。而一当国家权力退出自诉的领域，刑事诉权就马上还原成了被害人的追诉权利。
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公诉人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在当好国家利益代表的同时，还必须自觉扮演好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代言人。必须深入细致地向被害人了解案情，认真耐心地听取他们对案件的起诉意见。以为公诉人只是代表国家利益的，而不代表刑事诉讼重要的当事人被害人的利益，是对检察权渊源的无知，更是对人民委托权力的曲解。在实践中，也就不能自觉地履行好公诉职能。当然，不将这样的认识庸俗化，以为检察官不就成了单纯的当事人。在当代，无论哪一个国家，检察官都不是被害人的当事人一方。作为承担着法律监督重任的国家机关，更不是被害人利益的片面维护者。公诉人作为被害人的代言人，是建立在被害人与国家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即反映的是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样的利益，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捍卫这样的利益，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关于如何行使好包含着被害人诉权的公诉权，实践中，我们可以进行很多探索。这样的探索，将极大地推进公诉权的全面履行。比如，有的检察机关规定，在案件审理结束后，向被害人征求对起诉书草稿的意见，包括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进行必要的探讨和解释，努力确保起诉书准确地表述事实和正确地适用法律。当然，如果涉及到保密性的问题，不能向被害人透露。起诉书的制定，征求被害人的意见，必将十分有利于公诉职能的切实履行。
总之，公诉权是以被害人的诉权为基础的，包含了他们的诉讼权利。因此，从这点上讲，公诉权也是被害人的一种权利。所以，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公诉人必须自觉树立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意识，确保他们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在整个公诉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很好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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