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早稻田古书掘出市（东京书市买书记之三）
虽然昨天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BIG BOX古书感谢市”上刚刚搜寻过书籍，但今天这里另有一场书市开张，于是又赶到这里。本来这头一天是想赶上一早儿的开场，无奈上午要去办些正经事，直到中午才腾出时间，赶到地方时，已经日过当午了。东京的书市常年连绵不断，多不胜数，这几天就另外还有两场，要是想场场不拉，就是丢掉职业专门到处乱跑也跑不过来，因为有时一天之内会在不同的地方同时举办好几场。我也不想像这样一场场连着赶下去，精力、财力都不允许，只是近日无风无雨，不冷不热，天气很适宜出行，就适当多看两处；过不了多久，就会进入雨湿闷热的季节，对于我这个来自中国北极地区的北佬来说，是最吃不消的折磨，自然要有更多时间留在室内，守着空调，安心读书做正经事。书市的名称叫“早稻田古书掘出市”。“古书”一般就是泛指“旧书”，日本人更多是用“古本”的说法，不一定真“古”；“掘出”在这里大致相当于中国书友间常用的“捡漏儿”，也有让你独具法眼来寻觅发现宝物的意思，或许翻译成“淘金”会与原意更贴切一些，只不过是书商招惹人的把戏而已。书市设在早稻田大学正门前的空场上。也幸亏是来逛书市，我才弄明白早稻田大学的校门是开向何方。
尽管书市就摆设在大学门口，买书的人也并不很多，只是在最边上卖百元一册文库本的地方，聚集的大学生才稍微多一些，但也绝谈不上拥挤。日本人对这种书市显然司空见惯，根本不受它“掘出”招牌的蛊惑。在这里做旧书生意，实在很不容易，哪里会像中国近些年来那样火爆。
场内总共也不过十来个摊位，一个多钟头时间，已经足够仔细地看了个遍，“掘出”品虽然没有看到，可也找到一堆自己中意的书籍。人生无几，买书不能不越来越有所收敛，这两天已经买到不少书，邮寄也是笔很重的负担，挑选时便愈加尽量限制为专业用功的便宜书籍。
放大一点儿专业的概念，不管看懂看不懂，把中国史都视作自己所从属的行道，从古向今叙说，涉及年代最早的是白川静著《甲骨文の世界——古代殷王朝の構造》（《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王朝之构造》）。这是收在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丛书里的文库本，售价600日元。原来的定价虽然也只有700日元，但这是1973年的印本，现在《东洋文库》新出这样一本书籍，标价通常已涨到在2，000日元上下。日本文库本的装帧，大多力求简省，以降低成本，因为文库本本来就是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出版物。不过，平凡社出版的这套《东洋文库》，却是一反这种常规，布面、精装、纸函，除了开本和字体较小之外，其它都一如彼国出版的学术研究专著，相应地定价也就比普通文库本要高出很多。
《东洋文库》这种设计，是在竞争激烈的日本出版市场上使出的独特招数，而这也是基于它独到的内容定位。出版者应该是想通过这种形式，扩大文史学术研究著述的发行范围，推出一套能有较多人承受得起的东方学术经典读物。
对于商朝的历史，传世文献的记载极为有限，甚至不足以复原其轮廓，依据甲骨文资料对殷商历史做全面的综合性论述，应当说始自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白川静此书即是沿承陈梦家这一路数。作为后继的著述，作者当然会依据更多新的材料，并且也提出有新的问题和不同于以往的看法。除了描述自己所复原的殷商社会结构体系之外，白川静还想将这部著述写成认识甲骨文与殷商历史的入门书籍，这一点决定了其篇幅要比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简省，文字叙述也更平易，所涉及的内容同时也更为集中。对于甲骨文和殷商史实在隔膜，不过随手翻检一下，感觉至少在这后一点上，这部书是很成功的。与此书相匹配，白川氏先前已经出版过一部《金文の世界——殷周社會史》（《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也是收在《东洋文库》丛书里面。
驹井和爱的《中國考古學研究》，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出版于1952年，由东京世界社印行。所收论文涉及的年代，从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朝，但绝大部分都是战国秦汉以后的内容，所以我把它放在白川静讲甲骨文的书籍后面来介绍。
驹井和爱是日本老一辈著名考古学家，文学博士，这本书虽然书名叫作“考古学研究”，实际内容却与当今中国考古学者的研究方法不大相同。当年日本这些考古学者的研究，除了西洋的现代田野方法之外，大多都还同时承续有中国传统金石器物之学的研究路数，注重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擅长文献考订，不像现在新中国培养的大多数考古学者，有的人甚至一提起历史文献记载，就连连摆手说“老古书记的那玩意儿还有准儿”，以为只有现从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才算数，甚至哪怕是古人挖出来的也不行，因而所做研究，往往只是就器物论器物，与历史活动常有很大的隔膜和距离。
这部《中國考古學研究》收录的论文，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直接的野外调查发掘，主要都是对各种古器物以及古城址的研究，原版初印，品相整洁，1，000元，虽然算不上特别便宜，但也很值得买下一读。富有学术蕴藉的著述，即使当初的观点今天已经明确得到修正，也永远不会丧失其阅读价值；况且对学术问题的认识，常常需要循环往复，有些现在觉得需要修正的观点，再过若干年之后，说不定又会重新回改过来，类似的情况，在学术史上已经屡见不鲜。
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上个世纪曾经持续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则和中国一样，早已归于沉寂，以至于我协助佐竹靖彦先生编辑的《中国史学》，每当轮到经济史专号的时候，佐竹先生都要为组织日本学者的稿件感到有些困难。在这里我找到两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作，一部是井村薰雄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の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研究》），东京西荻书店1950年初版，600日元；另一部是清水泰次著《中国近世社会经济史》，东京西野书店1950年初版，400日元。前者研究战国以前的古代社会经济；后者名为“近世”，实际只是研究明代。这两部书都是正经的学术专著，而且品相完好，触手如新，连外面套的纸函都整整齐齐，乃是出自同一个人的藏书，这样的价格，当然是很便宜。不过，即使是在专业学术书店里也不会卖的太贵，这是因为这一类题目在日本已经基本无人过问。
老一辈日本汉学家几乎无不渊雅弘博，当今一代学人则与中国古代文史学界的普遍情况相同，多是从入道时起抱定某个题目就一直研究到老，除此之外，基本不闻不问。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毕竟不像中国那样众多，由于最初选择题目时就会尽量避免相互冲突，各做各的，彼此自可井水不犯河水。不能相与切磋，每个人的结论和观点是否得当，以及认识水平的深浅高下，就很不容易及时得到评判。若是研究视角变化不大，某些问题随着总体研究进展的逐渐深入，或许还会重新得到审视。可是，同中国特别是中国台湾的情况相似，当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颇有一批前沿学者越来越快地在追从美国日新月异的风尚。这样一来，即使是完全相同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一经转换，也会使所针对的问题彻底改头换面，根本不需要再与过去既有的认识对话，需要的只是及时变换为更新颖入时的方法而已，学术就这样一路狂飚猛进。
我是从理科半路出家混入历史研究领域来的，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人文训练，严重缺乏人文思维，因而，对此总是感到有些迷惑。自然科学的每一部分和每一个问题，是像盖房子累砖头一样叠加在一起的，每一块砖都有特定的作用，也都不可替代。因而，哪怕学术之家已经建成高不可攀的摩天大楼，你也不能随意将某一块垫在底下的砖抽调，弃置不顾。我理解，历史等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在具体研究中的差异，在于每一块砖都不容易一下子码放稳当，而正因为如此，恰恰应该比自然科学增加更多回头夯实加固的工序。也就是说，除了真的是所谓“伪问题”之外，作为学科整体构成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都经常需要重新研究，需要反复不断地讨论，才能逐渐得到更加确定和完满的结论。从这一意义上讲，匆忙寻觅一个新视角或是慌张奔向一个新问题，也许并不像自然科学中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假说那样重要，更加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很好地论证每一个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幸好日本学者做研究一向极为虔诚，论证问题肯花力气，自己尚且能够对自己负责，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弱前面提到的弊病）。
在我看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无论如何也应该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项核心内容，而学术界已有的研究，还远远不会终结对相关问题的探讨，特别是在某一问题成为热门课题的时候，往往越热越容易因从众效应而形成普遍的视觉盲点，看不到一些显而易见的误区，从而迷失于绝路歧途。喧嚣过后，冷眼端详，有时说不定能看出一些新的门道。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同样是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畴，虽然著述很多，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受到非学术成分的影响太重，因而，存在着更多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买下这两本几乎无人过问的书籍，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在这两部书中，井村薰雄的书，带有浓重的授课讲义色彩，论述的形式也颇为怪异，通篇使用体、用、相的概念，来论述自然、劳动力和资本这些生产力要素。读书最怕作者论述平庸，奇奇怪怪的想法，虽然免不了离奇荒唐，有时却可以在常人意想不到处给人以启发。清水泰次的《中國近世社會經濟史》则堪称难得的佳作，作者行文酣畅，通篇论述宛若一气呵成，咄咄逼人，其观点有多少可议之处尽可姑且置而不论，学术书的论述能写得这样精彩，就很让人敬佩。
接下来这本清水光盛著《支那社會の研究》（《中国社会研究》），所论述的问题，现今在中国倒依然还是比较热门，不过这已是历时多年以后的第二个轮回，与清水光盛最初刊印这部书的1939年并不能直接联系到一起，而且具体的方法也已经大异其趣。我买到的不是初版，而是岩波书店1941年印行的第三版，不过作者似乎也没有新的修订。本书并不是社会学调查分析式的研究，而是对时间范围很不明确的“旧支那”整个社会形态的综合论述，既使用一部分清代以及清代以前的典籍，也引述有当时学者的社会学调查资料，还有一部分作者本人的实际考察，论述范围既包括有国家的权力体制，也包括有城市与乡村的民众自治组织，还涉及到家族形态问题。700日元一大厚本，总是值得买下，留作需要时参考。
我更喜欢读过时的老派著述，但同样也很愿意读新派的研究。在这里买到的一部上田信著《傳統中國——<盆地><宗族>にみる明清時代》（《传统中国——由盆地和宗族所见之明清时代》，东京讲谈社1995年初版，500日元），就是用所谓“历史系统”的方法，试图通过浙江诸暨盆地内的宗族和社会状况，来反映明清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形态特征。相对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研究者与背离我们远去的历史必定要越来越隔膜，中国人也是如此，外国人更加严重。在我看来，有些新研究方法的出现和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阅读者都同样严重存在着这样的隔膜，所以才不得不采用一些新的手段，来突破认知的障碍。其实，作者在自序里彷佛也谈到了与这相近的意思。大致翻看一下，感到作者的努力是颇为成功的，实现了他想来理解并描述中国社会的初衷，是部值得一读的好书。不过，中国人千万不要去竞相模仿，这样的研究，假若一被国人克隆复制，恐怕就一点点意思也没有了。
漥田文三的《支那外交通史》（《中国外交通史》），是篇幅500多页的大本，1，000日元，并不算贵，在专业书店里，要卖四五千日元。此书虽说名为“外交通史”，实际上只是讲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外交。作者漥田文三说自己对历史完全是门外汉，只是因为长期从事外交职业，鉴于当时日本只有以日本为本位的日中关系研究而对中国自身的外交缺乏全面了解，才动笔撰写此书，因此，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一位日本外交官眼中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不知道这是不是第一部通论中国外交史的专著）。翻看一下，倒真的与历史学家的著述不同，全书对所依据的文献没有一句说明，只是叙述（他是外务省的官员，而且曾被派驻中国，当然一定会利用日本的外交档案）。
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学家，通常是指研究历史，其实写历史和研究历史有很大区别，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是研究历史。这部书初版于1928年9月，我买到的是同年十月的印本，却已是第四版了，可见它在当时迅速流行的程度。漥田文三在书中说，直到庚子事变，列国公使困居笼城奄奄待毙，非借重日本增派兵力已无法解救的时候，欧美诸国才真正承认日本的列强地位。一个国家由弱国转变成为世界强国，需要从各个方面做出努力，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像漥田文三这样来写中国的外交史，并且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买书我最看重的还是史料。没有想到在书市边缘专卖文库本的“百元均一”书摊儿上，竟然找到一本很有用的史料，是苏格兰人Dugald Christie著述、矢内原忠雄日译的《奉天三十年》（英文原名为Thirty Years in Moukden.1833-1913.岩波书店，1938年版，上下两册，200日元）一书。作者Christie于1883年至1922年长达将近四十年时间，在中国辽宁沈阳作布道医师（Medical Missionary），边行医，边传教，身为当地名医，接触到各个方面很多事情，本书是他在这里居住满三十年时所记述的一些经历，后来由她的妻子编纂成书。Christie自己说这部书既不是历史，也不是自传，不是中国东北的风土记，还不是传教历程的编年实录，只是轻轻地触碰的过去，是过去留下的一帧照片。实际上是分成一个一个专题的社会记录和叙述，对近现代东北地方史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
属于现代史史料性质的书籍，在这里还买到有“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研究部”编纂的《現代支那講座》（第二讲）一书（东京岩松堂书店1939年初版，500日元）。“东亚同文书院”设在上海，在日本侵华期间，很大程度上成为直接服务于在华军事行动的日本文化机构，这本讲座的内容，也是直接为日军了解中国的情况提供资料。我买到的这本书，上面贴有“帝国生命调查课”的标签，还盖有“调查课之印”图章，知战时也是被情报部门用作参考。全书分为政治、法治、外交三篇，由相关专家，分别介绍和研究中国相关的问题。其中政治篇包括租界区域、国民党和共产党各个方面的情况；法治篇逐一分析民国政府的基本法、刑事法、民事法以及司法制度；外交篇分别讲解国民政府的外交和各地日伪政权的所谓外交，以及各国对华外交政策等问题。这些内容对专门的研究，当然都很有用处，一般人随便翻阅，也能从中吸收很多知识。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有条件时，都要尽可能多读一些这类当时的文献，得到的感受，同只读现今学者的研究论著是大不相同的。
属于当代史料的《中印境界問題》，是中国外文出版社1962年初版发行的日文书籍，大概可以算作是中国政府白皮书性质的文献（装帧是用灰白色纸皮），汇编中印边界冲突时中国政府的文件、官方报纸社论以及相关地图等，我特别喜欢有十几幅大张地图折叠插在书里。本来我早已买过这部书的中文原本，只是不知放在哪里，前一段时间想看怎么也找不到，正好在这里看到的日文本也不算贵（500日元），印制又显然要比中文本考究许多，便顺手将其买下。
艺术史是中国大陆近年很热门的研究题目。除了变换传统的考古学或古器物之学研究的名目这一实质意义之外，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历史学研究者来说，说句很失恭敬的调侃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与上天入地寻觅新材料的学术取向有关。要想在当代学林中取得“预流”的地位，最好兼有新方法与新材料之长，不得已时也起码要能擅有其一。第一等新材料，应该是从地下刚刚挖出来的；退而求其次者，要是从海外图书馆、博物馆或是寺院教堂古堡山庄珍藏秘扃的书籍古物当中独具慧眼重新“发现”的；实在没办法了，也要找一些研究同一领域问题的前贤谁也不曾引述列举过的材料，总之，一定要新奇。我就亲耳听到某名教授说，别人请他审读文章，凡是谈论老问题特别是有名家研究过的问题而又没有什么特别新材料者，不需要看就可以判定：绝对不会有任何新的见解，统统刷掉。在我国，前人研究一般历史问题，看书的显然要比看画的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画书太贵，吾国学者买不起所致，而不是这些人呆傻得竟不知道看画也能对研究有所帮助），因而，现在便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尽量看别人没怎么看的画，避免看别人早已看过的书。
调侃归调侃，不论是过去以古物本身的演变为对象的纯艺术史研究，还是现在仅仅将古代实物遗存作为史料对其历史内涵所做的解读性研究，只要不过分强调其新奇性，像做所有传统研究一样，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就都很有必要而且必定大有可为。自己因为完全不懂，方便时也买一两本入门书随便看看。
这次在这里先是找到一部美国学者Michael Sullivan著、新藤武弘译《中國美術史》（英文原名为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与前文提到过的岩村忍著《東洋史の散步》列在同一套东京新潮社刊行的《新潮选书》丛书里，于1973年出版（300日元）。由于完全懵然无知，翻看一下并没有看出所以然来。作者Michael Sullivan自言，此书本是写给西方那些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的读者，用于一般阅读。本书在1961时的最初版本，名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Art，由此来看，Michael Sullivan此语或许并不完全是自谦之词。至1966年再版时，其书始改用现在的名称，而日文译本所依据的底本，乃是1973年始基本修订完毕的最新版本。有意思的是这个最新修订本的英文母语本，当时还没有正式出版，译者使用的是作者提供的手稿（译者是作者的学生，所以有这样的条件）。我相信修订的英文本正式出版时，作者一定还会有所更改。因此，这个日文译本，会有一些大多数译本通常所不具备的独特版本价值。
作者Michael Sullivan和译者新藤武弘在后记里都讲到，起初Michael Sullivan 对于将这部写给西方人的书翻译介绍给对中国古代美术具有深厚理解的日本读者，本来很有顾虑。针对作者这一顾虑，出版方新潮社告诉Michael Sullivan，正是基于日本读者对西洋人独到眼光的浓厚兴趣，他们才决定出版此书；Michael Sullivan亦闻此意向始同意出版日文版本。新潮社对读者心理的分析很有道理，随意翻开一看，就能够清楚体会一种很熟悉的分析视角，这就是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普遍使用过的以西方为参照背景对比分析中国特点的手法。不过，这也是西洋人研究中国问题时很自然地要采用的老套路，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往往只是在于对所研究问题认识的程度是否足以支撑其做出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对比而已。
同类书还买了半部铃木敬等著《東洋美術史要說》（东京吉川弘文馆1957年版）。原书分上、下两卷，因只残存下卷一册，故仅标价500日元。剩存的下卷包括中国和朝鲜部分，还附有一点儿“西域”的内容。上图下文，一看版式就知道是最普通的大众读物，除了便宜，还看好它收录有很多收藏在日本的美术品图片，这应该是日本此类读物有别于中国的特色。
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一般通论性书籍，在“百元均一”的文库本书摊子上，还买到有薮内清著《中国の數學》（《中国的数学》，东京岩波书店1974年初版《岩波新书》丛书本，100日元）。内容确实只是很一般的通论，但叙述明快，还是比看中国的同类书籍感觉要顺畅一些。在国内的整个中国科技史领域内，数学史的研究，与天文学史的研究一样，与其它学科史相比较而言，是处于高水平的前列，薮内清研究中国科技史最主要的专长，也是古代天文学史和数学史，这部书综合了中日两国的研究成果，有些具体问题是薮内氏自己的研究结论。
薮内清在本书的序论部分论述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总体认识时，特别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的官僚性特点。薮内氏指出，征收租赋、治水灌溉、天文观测与历法制作、地图测量这些都是官僚分内的管理性事务，而自从汉代以后，这些官僚又基本上都是从读书的儒生中选拔，所以，中国古代数学基本上都是由这样一些读书人来从事研究的，这是中国古代数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绝对没有单纯从事研究的数学专家和从民众中产生出来的数学家，但这样的数学人才，越向前追溯越为稀少，后代虽然略有增加，但也只不过是宋末到元明两朝之间的一时性现象，而且这些人大多数同样具有很好的儒学教养。显而易见，中国数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具有密切联系，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中走出了独自的发展道路。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中国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基本上一直没有脱离科学技术自身演绎体系的研究范畴，殊少关注科学技术发展与具体社会环境的联系，薮内氏谈到的这些，自然颇有道理，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基于与西方数学史的简单对比，并没有真正切入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譬如官僚管理租赋征收对数学知识发展的影响问题，儒生出身的官员，通常并不直接处理这些钱粮俗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将其委诸下吏之手，而这些吏役的出身和实际社会地位，与州县大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官僚与算术之学的关系，显然并不那么简单。又比如薮内氏虽然设专门一章，论述了民间数学的发展问题，但主要论述的是宋末至元明间的情况，对中国数学发展史上非常关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基本没有怎么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进一步研究，若是能够将古代的学术，真正还原为当时人生活中的学术，而不只是停留为西方科学技术史年表旁的参照系列，将会为全面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提供更大助益。
逛一趟书市，总应该有那么一两部能让你连续兴奋一段时间的书籍。在这一场书市上买到的最令我兴奋的书籍，是石田幹之助的名著《歐美に於ける支那研究》（《欧美各国的中国研究》）。能够将研究状况的概述写成名著，必须是像石田氏这样的名家。这部书如同日本学者许多学术著述一样，实际上是汇集一组专题论文的文集，其中也有几篇文章，不属于书名所能涵盖的主体内容，但同样与其具有比较密切关系。譬如《我國における西域史の研究》（《我国的西域史研究》）一文，就是论述日本的西域史研究状况而非欧美；又如《アラビア探險の回顧》（《阿拉伯探险的回顾》）和《南海諸國に關する支那史料》（《有关南海诸国的中国史料》这两篇文章，也与欧美的中国研究没有直接关系。
这本书是石田幹之助著作当中我最为渴求的一种，初版发行于1942年6月，这次买到的是1943年12月的第三版，价格1，000日元，算是相当便宜。前些年在有一家旧书店里，曾见到标价一万多日元，因钱少且嫌贵没有买，但这应该是此书在日本市场上比较通行的价位。在这次书市的另一家摊位上，还见到有几本石田幹之助著作集的零本，是最先出版的前四册，标价3，000日元虽然也不算贵，但翻看了一下，随笔性议论文章比较多，既然已经得此精华上品，就不妨先暂且放过，以后在书市上或许还可以找到更便宜的来买。去年就曾经在东京的一场书市上，买到与此开本装帧都很类似的江上波夫著作集的前四册零本，当时只花了两千日元。
此本卷首印有第二版前言，交待说实际需要补充订正的内容，改不胜改，只好姑且仅仅改正初版个别误书误植的错字。第三版连这样的说明也没有，很可能连文字都没有顾及修订。当时东亚战火正酣，原因很容易想像。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状况的综述性著述，这部书中有很多内容可能会显得比较陈旧，但这只是针对研究相关专门问题的需求而言，而我想读这本书主要是将其用作史料解题性著述，因为书中介绍的很多早期的所谓“研究”，现在已经成为记录和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文献资料，从这一角度看，也就基本上不存在过时的问题，更应当被视作一部经典性论述。再说战后以来欧美各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较诸以往，情趣迥异，因此，今天来读石田幹之助这部书，似乎并不是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更应该是入不入时的问题。
专业研究之外，属于为补课学习外国史常识的而购买的书籍，有伊藤贞夫等编《西洋古代史研究入門》（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初版，800日元）和山崎元一著《古代インドの文明と社會》（《古代印度的文明与社会》，东京中央公论社《世界の歷史》系列丛书零种，450日元）。这两部书不仅是要买来瞎看，还完完全全是瞎买，特别是其中《西洋古代史研究入門》一书，并不是写给我这样知识一片空白的外行人看的，而是以初入此道的专业学者为读者对象，所以讲的都是各个专题面临的问题、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
我胡乱买书，是因为脑子里常有一些胡乱的想法。我以为学习了解某些粗浅常识的最佳途径，并不一定都是专家们为你这种“棒槌”量身打造的普及读物，试着去看看专家自己看的书，有时说不定也会有不错的效果。曾听到有朋友说，中国历史学界普遍推崇的大学问家张政烺，在给学生授课时，每讲到一个问题，都要拍着硕大的脑门说，问题很复杂，实在讲不清楚。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没有一个问题能有明确的说法，弄得仰慕其大名的学生，始则诧异不已，随之则无不大失所望。其实真正进入研究状态而接近其深层面目的时候，我们对历史问题所能得出的现有认识，正像张政烺所讲的这样，大多都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并不像中学教科书里所讲的那样确切无疑。阅读这本《西洋古代史研究入門》所能得到的好处，就是能够知道通俗常识背后存在着的问题。
同样属于外国历史范畴的书，还买下有两本翻译的西洋城市史研究著述，一部是比利时人Henri Pirenne著、今来陆郎译《西洋中世都市發達史——都市の起源と商業の復活》（《西洋中世纪都市发展史——都市的起源与商业的复活》，东京白扬社1943年初版，英文原名为Medieval Cities,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300日元）；另一部是英国学者Arthur Korn著、星野芳久译《都市形成の歷史》（《都市形成的历史》，英文原名为History Builds the Town，1953年初版，400日元）。前者出自作者法语讲演稿的英译，据云是作者研究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的结晶之作；后者据称是以侧重都市产生的整体社会背景而见长。买这种书一是开阔眼界，二是想给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作一般参考。
在书堆里来回转，多多少少也总会买些随便看热闹的书。在百元一册的文库本里，买下一本木原启吉著《歷史的環境》（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印《岩波新书》初版本）。书的内容是讲我们中国所说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文化遗产保护在现实生活中固然重要，但只是民众的社会意识引导和政府合理对策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上升成为一门学科，国内某些大学里设置不止一个专门的教授，更属荒唐。
拉拉杂杂谈了这么多枯燥乏味的学术性书籍，能让普通藏书爱好者感些兴趣的收获，可能只有最后这一本草野正名著《圖書館の歷史》（《图书馆的历史》，东京学芸图书株式会社1975年第三次修订初版本，600日元）。书大体上分为前后两编，前编讲西洋图书馆史，后编讲日本图书馆史，缺点是不像日本其它这类通论性著述，必然要讲上一通中国的情况，作为与西洋的对比；不过优点也正在这里，能腾出篇幅多写一些我们不够熟悉的事情，特别是日本的情况，对于了解古代典籍在日本的传承脉络，很有帮助，需要从从容容地细读。
作者提供，象牙塔网络发布
http://www.wangf.net/vbb/showthread.php?s=e211c751f00a3e3a1b82af8e082ee072&threadid=23010
辛先生在文中对中国考古学者提出脱离文献的批评，似乎是历史学者的普遍看法，当年我们学秦汉史时，试图找出能很好地结合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资料的学者，大家都只提出了陈直与俞伟超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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