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学术圈的混浊以及重读布坎南时所感到的羞愧
以下内容节选自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一书第一篇第2章，在这一章中，布坎南详细讲述了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建公共选择中心、发起新政治经济学运动的经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在当时凯恩斯主义主导整个经济学界的时候，布坎南等人是如何捍卫自由市场精神的。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两点：1、学术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才能得到发展，看看大陆的学术圈充斥着人的斗争，而没有学术竞争，就知道为什么大陆的社会科学如此落后；2、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是如此宝贵，布坎南等人即使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拒绝跟风，而是独立思考，独立研究，事实证明，凯恩斯主义最终不过是成为学说史上的一员，自由市场经济在哈耶克、布坎南、科斯、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卢卡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经受住了凯恩斯主义的打压，并战胜它。看看现在大陆的学术圈，那些无论自称是政府干预主义者还是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其中很多人都各怀心思，各有目的，利字当头，也就没有了纯净的学术的气味，不同旗帜下的很多学者每天忙忙碌碌地寻求成名和逐利的捷径。重读布坎南，一声叹息.......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一书第一篇第2章节选
1957年，反自由社会主义者（见第1章）在学术界中处于优势。我指的是那些从意识形态上主张由国家对一切经济事务实行仁爱领导的人（在法语中有个更恰当的词：dirigistes，即统制经济论者）。而在1957年从凯恩斯学说在大学里被接受的程度衡量，凯恩斯学说“对本题的偏离”——这是借用利兰德·耶格尔（Leland Yeager）的一个贴切的措词——仍在加速。那时候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还未完全渗入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战后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也还没被人们真正认识。在学术界里，统制经济论者占居支配地位，统治着我们的生活。他们控制了各系主要课程的设置；决定着人们的聘任、聘期和提升；审批出版他支配备主要基金会的资金使用，而那些基金会当时已偏离了捐款设立者之初衷。
当我和沃伦·纳特于1956年底1957年初进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弗吉尼上州独特历史对学府的影响，弗吉尼亚大学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学术环境。在斯内夫利（T．R．Suavely）的领导下，受大卫·麦科德·赖特（David McCord Wright）和拉特利奇·瓦伊宁（Rutledge Vining）的富于想像力的思想之影响，弗吉尼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设置已经与众不同。我们宣称的目的就是要更明确地努力反击1957年前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派势头，而对次大学当局并非是消积地加以接受（几乎可以肯定，表达此种目的的任何言论在当时美国大部分主要大学都会立即遭到反对 ）我至今仍能生动地回忆起我同当时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威廉·杜伦（William Duren）以及当时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科尔盖特’达登（Coigate Darden）那次会面的情景。当我有些犹豫地提出我和沃伦打算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学中心的想法时，得到的简单回答是“干吧”。既获许可，我们的热情便逐渐高涨，终于建立起这样一个中心。
在我和沃伦共同起草的第一本关于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小册子里，我们陈述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希望维护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学者团体”。我们几乎没料到，在当时知识界和学术界那种氛围中，“个人自由”这个词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个主要基金会的官员公开告知我们，小册子所宣称的要明确鼓励那些信奉个人自由的学者，是“特别令人不愉快的”，并指出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的目的清楚地反映出一种既定的思想倾向。就因为宣布目的是要研究关于自由社会的问题，我们被置身于明显的怀疑之下。
回顾以往，我可以认识到，以为理论辩论就可以有效地反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但我们还是进行过这种辩论，并且我仍然欣赏在我给我们的主要论敌克米特·戈顿（Kermit Gordon）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我无条件地拒绝承认或相信，我们这样一个计划在最细小方面也违背了杰弗逊精神。这个计划之所以是独一无的，只在于它要考察自由人们对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并以为人们能公开、充分和自由地讨论一切问题。
但是，详述这一切需用很大篇幅面这在本章是不相宜的。
因此，我还是放弃作这种论述，只简要地说明我们建立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的想法。我们当时头脑里设想的计划有什么不同？我和沃伦·纳特想使弗吉尼亚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具有何种特点呢？
首先，我们关心的是正在日益发展的对经济学基础的忽视。我和沃伦·纳特都是芝加哥经济学家，而且是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劳埃德·明兹（Lioyd Mints）和阿伦·迪拉克特（Aaron Director）一代人培养出来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在我们看来，经济学的基础不是数学形式，而是价格理论，并且是应用于真正的现实问题的价格理论。经济组织和市场过程成为注意的焦点，通过价格机制运行的经济组织的活动成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正是这种隐藏在被亚当·斯密称为“法律和制度”的社会结构之中的东西。因此，在我们看来问题很简单，政治经济学不过意味着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原来位置的返归。我们看到除了芝加哥大学之外，别的高等学府经济学课程设置所忽视的正是这种经济学的基础。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公开并无歉意地承认，驱使我们的动力在于我们坚信、如果这些基础受到忽视，一个个人赖以保持其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支持。我们坚信，对价格制度的理解会为整代人对自由制度的支持提供一条最好的道路。我们并不觉得有必要为此进行直接的思想论战。理解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性质的。我和沃伦成为经济学家时还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见第1章）。我们经历的“转变”是通过对市场过程的理解而进行自我启蒙的结果，并且我们还将这种经历变成我们的同事和学生的见解。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观点唯有对那些对经济学无知的人才有明显的说服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启蒙将来的研究生，帮助他们达到与我们相等的理解水平，培养出了解经济学的正确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然后通过经济学家们透彻的分析引导另外几代人达到自我启蒙。也许当时我的表述不如我现在说的这样直接了当，但我们的目的就是如此明白。我现在承认、对于50年代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反自由主义思想，我们的目的确是具有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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